建立农民社会保障规章制度管理──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docx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
一、“三农”问题的难点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1.计划生育成就巨大，但农村人口增长依然过快，数量过多。
我国每年增长人口1500万至1600万，大部分在农村。从生育理论上说，
2.1至2.3之间的生育率，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我国目前的人口数据生育率为1.8。但
绝对增长数量显然与增长率不相符，而且据我近20年来经常在农村的随机调查看，极少见到独生子女户，大多是生育2个孩子，三个四个的也不少，生五六个以至七八个的也不稀罕。2004年，我在山东农村见到4个孩子的农家妇女也才不到40岁，据她说，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计划生育罚款只交很少的钱。2004年我在山西农村调查的几个人口三四万规模的乡镇，独生子女户约在100户左右，其中一部分还是因疾病等多种原因，并非自愿独生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大体是1的比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在河北农村常年资助读书的女孩，她家里3个女孩，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是很多的。
2.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夫妇共同进城，计划生育城市社区不管，农村难管，多胎超生相当普遍。每次全国人口普查都有上百万出生后为躲罚款不报户口的所谓“黑孩子”出现。
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生一个女孩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生男孩则不可以再生第二个。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个十分不妥当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没男孩，多生几个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会氛围。实际上鼓励了没男孩户多生。
4.计划生育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许多基层乡镇计划生育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工资靠计划生育罚款支付，超生罚款多，这些工作人员工资才有着落，如没有超生的，则这些工作人员工资都成了问题，这种机制造成鼓励多生的内在动力。这又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这种情况如不是真正深入实际，很难了解清楚。现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对各种重要数据等是保密的，调查相当困难。
以上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导致农村人口过快过多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又带来如下后果：
1.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很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的细碎。人均土地少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为包产到户改革时，全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有很好的指导，而由农民自己分地，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当时的集体生产队耕地有多少块，户均就有多少块，如果引导得好，农民就会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每户分一二块地，而不是全国农村平均每户耕地约8块，每块约一亩。农民会在土地面积上找均衡。户均耕地太少使农业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过细碎使农业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积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力水平难以进步。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演进的历史。
2.农民增收主要靠进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亿农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动，却难以离开农村落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总量并没减少，反而增加。同时，耕地没增加却减少了约3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市场经济搞了多年，耕地这种生产资料并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不许买卖。土地承包法千呼万唤才出来，但仍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常年大面积撂荒，种“应付田”。这种状况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也没根本转变，只是有所缓解，新华社记者在湖北等地农村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已把农民工城乡大流动看成了常态，其实这是不合理城乡关系下的畸形状态。多年来的主流认识是把人均仅一亩多的耕地让近10亿农民拿在手里，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个“大负担”，由此可以省去财政一大块开支。按这种思路，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只能继续存在到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有人说：2003年“非典”期间，在城市的近亿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否则在城市谁给发工资。这就是说农村要荒芜上亿亩耕地，以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农村种地。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有人种了，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没人种，但不是由于没有人有能力种，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们不能种。那么除了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间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外，实际上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仍然等于零。因为制度的人为因素可以得到调整，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们就能种好的。
因此，当城里人觉得不给农民社会保障省心省力省钱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代价就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大量增长。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