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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学习相对论

题记：横学成“岭”侧成“峰”，难易乐厌各不同；不识用脑真面目，只缘思在“言（或题）”海中。

曾几何时，“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2009年11月，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这句震聋发聩的口号，又成为了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
还有，在 中国青年报 上，曾经刊登过作家童大焕所写的《放弃高考未必不是明智选择》，该文中说：“学校的知识和分数，只是人生中知识的极小部分，对于人素质、潜能的培养和衡量，非常有限。但另一面，成绩是对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精神状态的最好检验与小结。为什么同样的学习过程，人与人之间成绩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异？人的学习能力有什么不同，如何改善自己的学习？……这些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思考，也都应该是教育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内容。”童大焕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的。可是，这似乎是广大师生不愿直面而又在尽力回避的问题。如果按照童大焕的思路追问下去，我们又该如何去研究和思考呢？
下面我们就来创建和运用“用脑学习相对论”，来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似乎还是“悬而未决”的教学难题。

一

首先，我们一谈起相对论，很容易就会想起是由爱因斯坦所创立的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本理论，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所提出来的相对论仅仅局限于物理学上。我们不应该就此思而却步，还要积极地去拓展“相对论”的应用范畴，充实“相对论”的思想内涵。
对于学生而言，在考试升学时，明显存在着“分数相对论”；在教学的过程，也就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用脑学习相对论”。
我们知道，在学校里，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分数不仅是学生的命根,还是教师的法宝,也是父母的期望。于是，很容易就会产生出以分数论英雄，以分数排座位，以分数被校“择”。可以说，广大师生都在“唯分数是从”。其实，这些都是在不自觉地运用了最简单最明了的相对论——分数相对论。不过，分数相对论，尽管简单明确，却有很大的弊端，也有很大的“漏洞”，又有很大的“盲区”；也很容易让老师变得“麻木不仁”、“穷于应付”，只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当今的教学中，也正如蒋多多所说，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之所以如此，主要就是因为对于某个学生来说，只有他的学习成绩才被认为具有相对性，而他的学习能力却被认成了“绝对性”。 不仅如此，对于学生而言，学习能力也应当具有相对性——用脑学习相对论。
其实，在考试升学的过程中，把学生的（头脑等）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总和，通过分数的多少来标明出来，是最直观，最简捷的评估方式。对学生来说，这种把各方面的素质“抽象”成分数，以便通过数字化进行排序的分数相对论，也是最简单最机械的用脑学习相对论。从广义上讲，用脑学习相对论包括分数相对论；从狭义上讲，用脑学习相对论有别于分数相对论——用脑学习相对论，不仅重视结果，也注重过程,更注重去探寻科学用脑；而分数相对论似乎只注重结果，不大重视过程,更不大重视去寻求科学用脑。
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应用分数相对论，更要运行用脑学习相对论——一般从根本上来讲，在用脑学习时，一个学生的大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力度越强劲、速度越快捷和对象越正确及其目标越远大，他的学习能力相对越强、学习效率相对也就越高。
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这里所提出的用脑学习相对论，是基于笔者在《试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一文中所论证的一个思想观点而提出来的——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别，是由于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效率（力度*速度）和对象的不同而造成的！它是以人的意识对信息所反映的广度、深度、精度和角度为衡量的标准。它包括信息的意识化与意识的信息化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在表现形式是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之间相互转化的力度，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的意识对语言、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之间相互转化的速度。

二

首先，我们来搞明白一个问题：我们用脑学习的过程，为什么就是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进行相互转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来粗略地了解一下信息和意识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对信息而言，人们围绕信息的定义所出现的流行说法已不下百种，在这里就举几个比较典型、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信息是事物之间的差异；（二）信息是作用于人类感觉器官的东西；（三）信息是收信者事先所不知道的报导；（四）信息就是信号；（五）信息是加工知识的原材料；（六）信息就是消息；（七）信息就是知识；（八）信息是被反映的变异度；等等。
在现代社会里，“信息”这个词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说，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信息产业部、信息工程学院……似乎不管是什么，只要同“信息”结合在一起，就立即显得时髦而神秘。在实践的过程，由于人们在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信息奇妙的用处后，就赋予了各种各样形象的比喻：管理工作者说“信息就是办法”；企业家说“信息就是资本”；地质工作者说“信息就是资源”；科技工作者说“信息就是速度”。可见，信息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然而，无论信息多么重要，它只有在人意识的作用下才可能变成办法、资本、资源，才能提高工作速度。凡是个人能够感知到的信息，只有能通过人的意识“解码”后才可能被自己的意识直接利用。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除了在睡觉外，我们的头脑时刻都在感受着外界或自身所发出的信息，比如，言语、文字、景象和知识。不管“语言”如洪流般“泛滥”在我们的耳边，“文字”像群山般“堆聚”在我们的眼前，还是我们眼前的其它情景。这些信息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还不是我们的（直接）意识。
对意识而言，在高中阶段，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意识是人脑所特有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但这并没有完全揭示出意识的内涵。哲学家任恢忠在《物质·意识·场》一书中指出，对人类而言，个人的意识就是经过大脑筛选、加工、综合后映现出来的信息；意识源于信息，又高于信息；意识的产生与形成，就是信息意识化的过程；人的意识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调节、控制自己的思考和行动的功能。
可见，意识与信息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此说来，在用脑学习时，信息与意识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是不是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人的意识不但具有主观能动性，还有一定的客观局限性。尽管人意识的作用是非常的强大，我们只要通过自己的经历经验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不难察觉到自己意识的局限性：一、受语言的牵制、纠缠；二、受障碍物的限制、阻挡；三、受时间、空间的阻隔；四、还受光线的影响；五、也受经历经验、实践的制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着人的意识对信息摄取、筛选和加工的程度。正是由于人的意识具有诸多的局限性，才导致我们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首先需要突破个人意识的局限性，然后才能更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意识才需要不停地与信息之间进行着相互地转换。
当然了，我们在用脑学习时，也就是在进行着信息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转化。—一下面就来探讨一下学习的基本过程。我们在学习知识时，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的过程，一是“学”的过程，它是对知识理解、模仿和识记的过程；二是“习”的过程，它是对所学知识演练、运用的过程。其中，第一个过程就是对知识的吸收，也即是理解和吸取社会经验，因此，个人要想理解知识，吸取社会经验，就必须先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想、思索和总结，形成个人经验，然后通过个人经验才能理解知识、消化社会经验，这主要是个人信息意识化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对知识的利用，个人主要通过对所理解的知识、获取的社会经验进行演练、应用，目的在于检验自己对知识吸收的效果，检查自己是否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知识，是否能够掌握和灵活地运用社会经验，这主要是个人意识信息化的过程。可见，在用脑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就是在对信息与意识之间进行着相互地转化。
因此，我们用脑学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进行相互转化的过程。

三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了解清楚，我们的大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对象。它不仅包括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的事物，还包含个人在思考或行动时作为目标的事物，有些时候也代指目标。国内学者唐震在《接受与选择》一书中，就把对象看成是围绕着人的、被人用来接受或选择的特定事物。不过，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时代、环境、自身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效率。
我们在用脑学习时，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对象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智力类型。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心智的架构》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7个不同的范畴：
第一种，语言智力，即我们读、写和用词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作家、诗人和演说家身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第二种，逻辑或数学智力，即我们推理和计算的能力。这在科学家、数学家、律师、法官身上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第三种，音乐智力；在作曲家、指挥和一流的音乐家身上有着明显的高度发展。
第四种，空间或视觉智力：建筑师、雕塑家、画家、航海家和飞行员所使用的那种能力。
第五种，运动智力或身体智力：在运动员、舞蹈家、体操运动员身上有很高程度的发展。
第六种，人际智力：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是销售人员、鼓动家和谈判人员应有的能力。
第七种，内在智力或内省能力。洞察能力，了解自己的能力。
其实，这至少7种类型的智力，主要就是由于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对象的不同所造成的。一般来说，在每一种类型的智力发展的过程中，人脑对信息与意识相互转化的效率，决定着个人智力发展的程度。
另外，如果我们在用脑学习时，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对象，能够逐渐地形成目标尤其是远大的目标时，就会相对地提高人脑对信息与意识相互转化的效率。
爱因斯坦说，在一个崇高的目标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列夫·托尔斯泰也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王小平说，杰出人才与平庸之辈，最根本的差别，不在于天赋，也不在于机遇，而在于有无目标。我们知道，不同的目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说，目标有多大的价值，是否高尚远大。目标越是高远，在现实目标的过程中，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效率相对越高。正如高尔基所说：“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反过来，人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效率越高，相对越容易发觉目标、树立目标和实现目标。

四

下面我们再来弄明白一个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之间区别与联系。
我们认为，相对论，基于矛盾论而又高于矛盾论。相对论，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在实践中的具体展现和应用。
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其中，两一，即对立统一或对立合一，对立统一即为矛盾。而我们说的相对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让矛盾的双方“突展”开来，进行“审判”的过程。
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在反映事物的过程中，只有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才能使意识更好地发挥自觉能动的作用。钱钟书在《论快乐》一文中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因为人的智慧，只有在发现和解决矛盾中，才能被体现出来。我们要想拥有智慧，当然就得先学会发现或“构建”矛盾。如果不能发现或“构建”矛盾，自己的意识将会是“无的放矢”，不能准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机制，最终将会沦为“英雄无用武之地”。
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发现或“构建”矛盾呢？
科学家在研究机械运动时，为了描述一个物体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需要选择一个参照的物体，而被选择作为标准的另一物体，被称为参考系。其实，人们不仅仅在研究机械运动时需要选择参考系，人们在认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为了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也得首先需要选择“参考系”——在古代战争中，盾牌就是选取长矛为“参考系”才得以产生的，它是对付长矛的产物。选择“参考系”，目的就在于让所研究的对象在意识当中有所对立和有所统一，能够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掌管对立。如果在研究机械运动时，不选取参考系，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就不能确定，也就不能准确地定位物体的运动状态，最终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所以说，在认识客观事物时，选取“参考系”，就是为了便于发现和“构建”矛盾，让自己的意识在矛盾中反映，在对立统一中发挥自觉能动性。只有选取“参考系”，才可能让自己的意识利用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去提出疑问并解决问题；发现着未知事物，不断地形成着创新意识，产生出智慧的火花。因此，只有让自己的意识处于矛盾化的状态之中，才能准确而细致地去反映和把握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行规律。
其中，我们在发现或“构建”矛盾的过程中，去选择“参考系”，也就是为了进行着“相对论”。
总之，不管是相对论，还是矛盾论，都在告诉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一定要在对比中观察，在比较中觉悟。

五

在“相对论”和“矛盾论”的启示下，我们会更清楚，只有对比，才能鉴别；只有比较，才具说服力。
在《鲁班学艺》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老师傅接着问：“一件手艺，有的人3个月就能学会，有的人得3年才能学会。学3个月和学3年，有什么不同？”鲁班想了想才回答：“学3个月的，手艺扎根眼在里；学三年的，手艺扎根于心里。老师傅又轻轻地点了一下点。”同一样手艺，在学习时，扎根在心里与在眼里，只是“生根”的位置不同，学习方式的不同，居然能够造成学习所花费的时间相差悬殊两年零九个月！这两年零九个月，对手艺扎根在眼里的人来说，不知道还可以去学多少样手艺，掌握多少知识呢？这就是用脑学习的巨大差别。
下面再来看看，在学习上，王小平与赵南学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是，王小平在十五岁刚上高一时，萌生了一个想法：从小学到高中，学校一个学期翻天覆地才学十来本书，自己一个月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在学校学那么一点东西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实在太不值得！不如退学。她在全班排名第一（比第二名高出70多分）的情况下，毅然放弃了人人向往上大学的美好前程，而走上了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而赵南学,在上小学时，一，二、三年级各留一级，学习还是很差劲，到了十五岁时，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呢。
让人感到更为惊讶的是，在2001年，王小平就出版了第三本奇书《第二次宣言》，而赵南学还在上着高中一年级呢。
二是，王小平在《本领恐慌》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是在门门功课优秀、全班第一情况下主动退学的。我之所以退学，不是因为吃不了，而是因为吃不饱，我不能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采取原地踏步的办法耽误自己。”而对赵南学来说，恰恰与王小平相反：门门功课都不怎么好，可以说是吃不饱，胃口小，嚼不烂，难下咽；感觉着学习既费时又费力，低效高时。
三是，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过一篇名为《战胜“本领恐慌”的女孩》，该文章中说，王小平总这样跟人解释：“我不是退学后自学，我是退学做研究，我采取的是研究式学习。”而赵南学，在高中时，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也在不停地苦思冥想，也在试着做研究；可是，越研究，学习效率越低，让他困惑不已。后来，他在无可奈何中逃避了高考之际，跑到了市里一家书店里买了好几本书，其中就有王小平所著的《出发与智慧同行》一书。从这本书中，他才知道了王小平的传奇经历，也觉察到了自己与王小平在用脑学习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可见，王小平的学习能力极强，学习效率极高；她的阅读速度极快，思维极为敏捷，记性极好；学习对她而言，可以说极为多、快、好、省。
与她相反的是，赵南学的学习能力极弱，学习效率极低；他的阅读速度极慢，思维极为迟钝，记性极差；学习对他而言，可以说极为少、慢、差、费。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用脑学习上,他们俩可以说是天渊之别。

六

既然上文已经说到了“分数相对论”，我们就不能不提及有着“中国第一考”之称的高考。因为高考是“分数相对论”的产物。而高考又“衍生”出了应试教育。
一般来说，通过高考升学时，学生基本上都是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被择优录取的，几乎是“单考定终身”。对（升学）考试而言，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特定的题量，然后通过各科分数的累计，来评判学习的成效和“跃迁”的级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不自觉地考察着学生的大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效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在“分数相对论”的支配下，又有一些学生在通过高考这个“独木桥”的前前后后，“演绎”出的可叹可思的人物故事。
其一，“考魔”——蒋多多 , 河南南阳人。她是2006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当年的高考中，她把对目前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满，写在了各科试卷主观题的空白处，并将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且所有试卷均用双色笔答题，希望各科成绩都被判为零分，以引起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关注。结果，她的文综科目被判为零分，总分114分，她也因为这一事件成为2006年高考的新闻人物。
在上学的时候，蒋多多曾经是优生，刚进高二时的成绩在70多名同学中位居第九，之后，沉迷于写作的她成绩直线下滑，进入“差生”行列。她用46本作业本写的《魂断北京城》、《梦断鹊桥》、《天凉好个秋》等小说，大约共有30多万字。
她说，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很多课文都是节选的，老师也是模式化的授课，而且我最受不了老师时刻要求大家向高考看齐；现在的教育完全是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输送的是一个模型的人才。
其二，“考霸”——张非，四川南充人。他从2003年起3次参加高考，先后被北大、清华录取，又因迷恋网络导致多门课程成绩不合格而被两度退学。2007年高考，他再次以高分考入清华。许多媒体称他为“考霸”。
张非从小就住在香山小学校内。那时候，学校内和他年龄相仿的教师子女并不多。没有玩伴，张非就去翻他父亲的书柜，把其中的藏书都看了个遍。书看腻了，他就去看蚂蚁搬家。父母也逐渐意识到了张非的性格有些孤僻，但他们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其三，“考狂”——曹湘凡，湖南汉寿人。他真是个高考狂人，在二十年内，曾经参加过13次高考。就此人送外号“高考王”。也被人戏称为“当代范进”、“高考钉子户”。他却把自己称为“贩卖高考知识的零售商”。
1987年，曹湘凡从汉寿二中文科班毕业，当年首次参加了高考，没想到只考了397分，离最低录取线还差60多分。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名落孙山的感觉。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他都参加了高考，但无一例外地落榜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使曹湘凡丧失信心，直到2007年，他陆陆续续参加了12次高考，他的分数都过了大专线，这其中，有两次他也曾经考上过大学，但都因为对学校不满意而放弃了。
在这些年备考的过程中，曹湘凡参加高考的目的逐渐发生了变化。曹湘凡说：“参加高考，是为了调研，为了做家教时更有经验了。”由于他的高考经验无人能及，接受过辅导的学生，成绩进步明显，曹湘凡在高三学生家长中逐渐有了良好的口碑。很多学生家长都慕名来找他请教。白天他要去不同的地方给那些需要上门授课的学生讲课，晚上他又要在自己的家里复习。虽然自己总是落榜，但是经过曹湘凡辅导的很多学生都考上了大学，他说，这也算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曹湘凡可谓“桃李满长沙”。他在自身参加高考的同时，也辅导了许多高三学生。曹湘凡说：“我最早辅导的那个学生，考上了湖南大学金融系，如今在一家银行的支行做行长。”
对此，曹湘凡被问过很多类似的问题：“你高考成绩不突出，凭什么家长会让你来辅导他们的孩子？”他答道：“这好比教练员跟运动员的关系。比如刘翔的教练肯定没有刘翔跑得快。”
其四，“考牛”——蔡伟，辽宁人。他仅有高中学历，却凭着对古文字浓厚的研究兴趣的多年坚持，从一名蹬“神牛”的三轮车夫，跃过高考，又连跳了两级，最终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2009年3月，来自北大、复旦等名校的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三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请求特批蔡伟报考博士，很快得到许可。而蔡伟也不负厚望，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
幼年时，蔡伟在临描书帖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了高中，他的语文成绩在学校中已是出类拔萃，当时学校里的语文老师遇到生僻字都会找上他。不过，他偏科情况很严重，数学、英语成绩糟糕。高中毕业后，他没能考上大学，就进入当地一家橡胶厂做胶管工人，三年后，这家厂倒闭了；为了生计，十几年来又摆过小摊、蹬过三轮车。
“让自己的梦想持之以恒。”蔡伟还说，“自己在古文字上可能有点天赋，但更多的是靠研读。在高中毕业后的20年社会生活中，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虽然从来没有想象过，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去考博士，但努力竟然改变了现实。”
其五，“记忆王”——吴天胜，广东廉江人。他曾经从一个记忆不好的“差生”，一举成为两项吉尼斯纪录保持者的“世界记忆大师”,中国第一位世界记忆冠军。
吴天胜在上大学后，由于记性差不好，第一学期竟有三门功课“亮红灯”。但他并没有委靡不振，而是奋发图强，最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世界记忆冠军。
吴天胜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踏入校门后，学习成绩一直徘徊在班级中下游水平，语文、英语等更是常常不及格。中考时，吴天胜考不上任何一所高中，复读一年才上了廉江二中。高考时，原以为没有希望上大学的他，意外被 茂名学院 录取。
由于底子差，加上记性不好，大学一年级时，吴天胜的学习成绩差强人意，表现平平。不想继续做“差生”的他，决定向自己的弱项“记忆差”挑战。
一天，吴天胜偶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则新闻，了解到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做脑力运动。没想到，这则简讯改变了他的命运，为其今后发展开拓了绿洲。
从那开始，吴天胜就迷上了脑力运动，开始进行提高记忆力的训练。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参加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举行的记忆王大赛，打败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赢取了人生中第一个第一名。
继后，吴天胜挑战记灯泡和记数字这两项吉尼斯世界记录，并获得成功。
2007年10月9日晚，吴天胜参加素有“大脑运动的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脑力锦标赛，在众多世界选手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世界记忆冠军，也是亚洲唯一一名拿到“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在校学生。
他有一个心愿：让更多中国人的大脑“富”起来。
其六，“ 80后 的领军人物”——韩寒，上海市人。2010年1月，韩寒当选为“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2010年4月，韩寒又入选美国《 时代周刊 》“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韩寒，在初中时，就开始有文章发表，并作为体育特长生升入上海市松江二中。高一时（1999年），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被报道后引发社会关于素质教育政策及“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他发表的首部小说是一部反映上海初三学生生活的小说《三重门》。通过这部小说的发行，他进一步在中国其他地区成名。该书至今累计发行200万册，中国近20年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在留级后，再次挂科七门，并最终在高一退学。
韩寒说，数学就是做，不断地做，做到你考试的时候发现试卷上所有的题目都做过，就行了。
其七，“中国最成功的作家”——郭敬明，四川自贡人。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 Pop 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报道了郭敬明，该报道评价他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他在新浪网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联合举办的“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被提名为“人气最旺的作家”之一，与大家王蒙、海岩排在一起，让不少文学前辈望尘莫及。
当年，是《幻城》，让郭敬明一炮走红。这部作品给新世纪的中国同人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他也成为新时期同人作家的领军人物，媒体报道他在名气和势力上已盖过了前几年的新锐 韩寒 和 郁秀 ，但关于他创作《幻城》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郭敬明曾说，2002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高考临近的那段日子，学校经常考试，学习上的紧张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了释放自己，寻找到一分自由和轻松，他幻想一些东西来写，通过写一些东西来解除心中的烦闷，《幻城》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天晚上他吃完饭后从20：00钟开始动笔，一直写到22：00，仅仅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全文，约两万字。当他写完时，心底感到从未有过那么一种轻松和兴奋，但他没有急于将文章打印出来。而是将它存放起来，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之中。
……
唉，从蒋多多到王小平，从曹湘凡到张非，从蔡伟到吴天胜，从韩寒到郭敬明，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地都与高考有着某些“刻骨铭心”的关联。他们都是在用脑学习中的某个点上似乎达到了一种极值，也都曾被媒体争相报道过和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不过，在用脑学习上，尽管他们所展现的内容，各有秋千，大不相同，还是给应试教育掴了一记记响亮的耳光；他们似乎也只是被认成了个别现象，不够具有代表性；尽管他们也都是些个例，还是能够让我们在研读过他们的人生“机理”后去“撇开”个别现象，“剔除”外在因素的影响，来寻求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东西。
其中，在用脑学习上，“考霸”张非与“考狂”曹湘凡之间的巨大差别，不亚于王小平与赵南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禁要问，同样都是参加高考，张非三番二次考取名校如“探囊取物”，而曹湘凡却屡考难中。他们俩为什么也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还有，吴天胜为何能够从“差生”变成“记忆王”？……这些问题不能不令人去深思一番。
文学理论家说：“形象大于思想。”诗歌鉴赏中又有“形象大于思维”之说。所谓“形象大于思维”，是指读者因作者所塑造的形象生动而超越了作者原先所设定的思维框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产生了自己个性化的新想法。可见，形象大于思想或思维，是指读者与作者的意识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不对等性——在个人的意识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着形象与思想或思维之间的不对等性和不协调性呢？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文学诗歌之中，也应该推而广之，寻求它的普遍性。
不错，形象大于思想或思维，换言之，思想或思维小于形象，都在表明着形象与思想或思维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不对等性。这其实又是由于语言成为了人际间相互传递信息的“使者”，让形象与思想或思维之间相互产生了“落差”所造成的。又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还是概念及其具体形象的标记——可以说，语言作为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主要中介，把信息“规划”得支离破碎，把形象“瓜分”得“千零万散”，也就容易让个人的意识变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因此，在现实生活、学习、阅读和思考当中，就会容易造成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还有思想、及其思维这六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等性和形成着一定的“落差”。如果这六者之间，能够尽量对等起来，更能够对立统一起来，力争消除“落差”，并在脑海里形成快速高效地相互转化的机制，是不是就可以像王小平、张非等用脑学习的达人那样让学习变得容易高效起来？
在上文中提到，曹湘凡被问过很多类似的问题：“你高考成绩不突出，凭什么家长会让你来辅导他的孩子？”他答道：“这好比教练员跟运动员的关系。比如刘翔的教练肯定没有刘翔跑得快。”曹湘凡的这种回答，虽然貌似很好，也很合理，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像似在“诡辩”。我们知道，曹湘凡既然参加过十来次高考，肯定也想考上一所如意的大学，那么，他把自己称为“贩卖高考知识的零售商”，也一定会向自己“贩卖”最好的高考“秘笈”，可是，自己总结的高考“秘笈”在自己的脑海里总不大奏效，却能在别人的脑海里奏些效，是何道理？——对于曹湘凡“屡战屡败”的“尴尬”来说，主要是不是由于他从小就没能去科学用脑而形成了“思想或思维小于形象”的“落差”所造成的恶果？而对于他可以胜任辅导他的“同学”并且“青出于蓝”，主要是不是由于曹湘凡的“屡败屡战”，就会形成“经验大似学问”，也就出现了“思想或思维大于形象”的“落差”所造成的结果？
培根 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也有人说，区别成功人士和普通人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者喜欢读书！我们如果拥有了很强的阅读能力，是不是就更容易喜欢读书，也就更容易取得成功？——我们可以知道，王小平，张非，韩寒和郭敬明，他们四位能够在学习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从小都很喜欢读书，具有很强的阅读能力，也都有过大量的阅读，非常容易地就能接收藏到很多的“珍贵的货物”。其中之一的王小平在《出发与智慧同行》一书中就写道：“说到底就是因为我的大量阅读。如果我没有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兴趣，我就不会走上这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一句话：我的人生，因阅读习惯而改变。”于是我们进几步推而广之，是不是就可以说，在用脑学习时，在自己意识中，越是能够让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这四者之间进行相互快速地转换的学生，他的阅读能力相对越强；相反，越是不清楚让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这四者之间进行相互快速地转换的学生，他的阅读能力就相对越弱？
还有，韩寒在《语文的问题》一文中说过：“语文从教会人认字之后就完全是一个束缚人的想象力的课程。”蒋多多也说，学生的想象力在学校教育中被彻底摧毁了;郭敬明在《我上高二了》一文中又说，……其实高中的老师才该叫“教书的，因为他们只是教书而已。从这些言论中，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领略到吴天胜从“差生”变成“记忆王”的外在原因？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的老师只管教书，教完了书就算完事，却不管学生的“砍刀”是钝还是利，有没有“金刚钻”，就一味的让学生“砍柴”，为学生招揽“瓷器活”。老师们怎么不主动地去帮助学生“磨磨刀”，铸就“金刚钻”？ ——如果以电脑类比人脑，那么，我们知道，对于电脑来说，无论是硬件，还是操作系统软件，都被更过几次新，升过几次级了。在现行的教学当中，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每学习一门课程，基本上只是相当于在学生的大脑里安装、运行和设计一套应用软件的程序而已。不错，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学生所学的“应用软件“在不断主动地更新升级。可是，对于我们学生的大脑而言，无论是”硬件“，还是操作系统软件，却几乎都没有主动地被更过一次新，升过一次级。我们也知道，学生不仅要学习“应用软件”，更应该学习“操作系统软件”，还应该学习如何改良扩充自己大脑的“硬件”。难道想让学生自主完成如何安装、运行、设计、扩充自己的大脑的“硬件”和“操作系统软件”吗？这个更重要更艰难的任务却要靠学生自己去探索，去自主完成。这也难怪吴天胜年纪轻轻，就能成为“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专家”了？——我们如果也想让更多学生的大脑“富”起来，是不是有必要去改良升级学生大脑的“软硬件”？
另外，王小平还说，有了目标，内心的力量才会找到方向；有了目标，才有积累；有了积累，才有优势；有了优势，才有突破。无论是王小平本人，还是吴天胜，他们的巨大成功，都是由于目标不断“制导”的结果。墨翟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考霸”张非将自己沉迷网络就归咎于生活中奋斗的目标太少，在他看来这也是自己最大的缺点。我们也知道，兴趣“诱导”目标。被海内外誉为“500年一遇的钢琴天才”的郎朗说过：“成功最重要的是兴趣”。蒋多多说，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落到实处。而蔡伟通过自己的实践恰好就证实了这句话的内涵——他就是在对古文字有着强烈兴趣的牵引下，坚持了多年，创造出了从高中毕业生直接“跃迁”为博士研究生的奇迹！
噢，横学成“岭”侧成“峰”，难易乐厌各不同；不识用脑真面目，只缘思在“言（或题）”海中！
一般从根本上来说，在用脑学习时，一个学生的大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相互转化的力度越强劲、速度越快捷和对象越正确及其目标越远大，他的学习能力相对越强、学习效率相对也就越高。

七

当然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去进行用脑上的相对而论，就如同手握一面“魔镜”，可以把学习中存在着的根本问题，映照得“原形毕露”，也就很容易产生出强烈的学习危机感。
在《本领恐慌》一书中说，面对本领恐慌，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但，绝不是传统学习，传统学习不但不能克服本领恐慌，而且正是产生本领恐慌根源。不错，正如本书中所说，真正的学习，应当是修炼式学习;我们的学习不仅要包括获取知识和技能，还要包括人格和个性优化，更要包括修身和自治。不过，本领恐慌，也正是由于学习危机所引发的。
那么，面对学习危机，我们又该怎么办？出路又在何方呢？——唯有的出路，就是正思，正言，正脑。
在《第二次宣言》一书中说，人正，世界正；心正，人自正；欲正人心，必先正文化，正观念。那么，欲正文化，正观念呢？——必先正信息，正环境，欲正信息，正环境，必先正教育；欲正教育，必先正教学，正高考；欲正教学，正高考，必先正师，正学，正目标；欲正师，正学，正目标，必先正习惯，正兴趣，正方法；欲正习惯，必先正行为，欲正兴趣，必先正心态，欲正方法，必先正世界观；欲正世界观，必先正思，正言，正脑，最后，力求一正则百正。
如何去正教育？必要优化教学结构，改良教学方向，不断地去找准教学的“重心”。
如何去正高考？必要牵好“牛鼻子”，点对“指挥棒”。
如何去正师？必要让老师从经师向人师转变。不断地去帮助学生修正行为，修正目标，修正观念，修正兴趣，修正方法，修正用脑，修正一切需要扶正的“现象”。力争做到“教是为了达到不教”的目的。
如何去正学？必要让学生弃经师，求人师；变革和优化学习系统中的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从以知识为中心的应试学习向以能力为中心的素质学习进行转变；变小学习为大学习；变局部变革为整体变革。这也正是《本领恐慌》一书中所倡导的。
如何去正目标？必要心存远大的志向，通过寻求科学用脑去不断地提高学习效率，来化危为机，作为一个“奠基性”的目标。
如何去正行？必要修炼心脑眼耳口鼻手身；修炼心志，修炼品性，修炼智慧，修炼能力和修炼体能。
如何去正心态？必要具有“聚焦”注意力去专心致志的心态；认清自己人七情六欲的现状，努力把自身七情六欲的反作用力转换成正作用力。去实现心能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如何去正世界观？必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力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地反映并反作用于客观事物，而且能够在矛盾中反映，在对立统一中发挥着巨大能动作用。对此，我们要想学以致用，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转变。我们知道，这些理念极其普遍，极其抽象，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所存在的形式，所具有的共性，也是所必须遵循规律。因此，它们才能作为我们进行反思和自省的理论依据，去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在参照中践行。
在参照实行的过程中，看看自己的意识，是怎样反映客观事物，是不是爱到了言语的干扰甚至于束缚？是否明确了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相互指引，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反映客观事物时，是清晰、细地进行的，还是借助于言语而笼统模糊地进行的？能不能利用活生生的形象整体去把握现实？是否深切地认识到了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学习时，能否分清自身矛盾的主次，认清事物发展的原因、状态和趋势；是否重视因果关系，整体去把握，按用脑规律去学习。
如何去正思？必要树立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自由自在的思考和学习，并不断地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设计。
如何去正言？必要认清语言的构造和作用，力争摆脱语言对自己意识那不必要的干扰甚至于束缚，清楚语言只是概念的标记，思维的工具，人际间相互传递信息的“使者”；明确自己的意识需要对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之间进行快速高效的相互转化。
如何去正脑？必要养成科学合理的用脑习惯，建立健全自己的大脑对信息与意识之间进行相互转化的机制。
以前，赵南学经过不懈的探索，最终找到了自己产生学习危机的根源，当然也就探寻到了造成自己与王小平之间在用脑学习上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她的意识对言语、词句与它们所标记的概念及其具体形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