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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精神 引领前行

浙江，从来不缺故事。从“钱塘自古繁华”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书写下一段段历史传奇，也在精进图强的历史步伐和开拓创新的创造活动中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基因、涵育了能量充盈的文化精神。
　　“文化基因形成于长期的历史过程、内化于文化传统之中，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外化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精神。有时某些基因会表现得特别明显。”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野研究员表示，特色鲜明的浙江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支撑、推动、引领着浙江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勇精进，书写了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浙江故事。
　　内涵丰富的浙江文化
　　在陈野看来，浙江的文化传统内涵非常丰富。例如，于谦、张煌言、葛云飞、秋瑾等先贤谱写了浙江历史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爱国主题和品格情操；被誉为中国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近代以来龚自珍的变革启蒙思想、鲁迅的社会批评精神，让浙江文化闪烁着“批判自觉、创新开拓”的理性智慧；面对大自然发出的一次次挑战，浙江人民在发展中改造自然、在改造中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彰显了“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文情怀。
　　而兼具内陆与海洋文明则是浙江文化传统的另一大特色，由此孕育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浙江人生活在山海并利的环境里，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熏陶，既具有“内陆文化中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点，又有海洋文化中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胆气”。
　　“我国古代早期对外交流以贸易为主，浙江生产的茶叶、丝绸、青瓷等物品成为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物质载体，从而带动了人与文化的交流。”陈野分析，这也成为外部世界认知中国文化以及浙江文化不断兼容并蓄、更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陈野认为，“求真务实、经世致用”“义利双行、达观通变”“澄怀观道、现实关切”和“知行合一、事上磨练”，是浙江文化中特色鲜明的几个方面。
　　陈野说，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的本质内核。求真务实包括科学求真和思想求真。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东汉王充、南宋陈亮、晚清章太炎等人的主张，则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思想。这种筑基于“实”字之上的经世致用理念，是浙江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义利双行现在常和浙商联结在一起。确实，这一商业伦理观念给浙江人带来了达观通变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市场行为。”陈野说，义利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宋代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义利双行，“义”和“利”由此成为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熏陶下，浙江人的商业活动重视用“道义”规范经营生产行为，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传统，哺育出许多誉满海内外的老字号、老品牌。这些现象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变革，相对于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形态的传统自然经济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
　　浙江是一块洋溢着文学才情、艺术灵性的土地，涌现出骆宾王、陆游、赵孟頫、徐渭、李渔、吴昌硕、郁达夫等文学艺术大家，彰显出浙江文学艺术的深厚内涵。陈野说，浙江的文学艺术创作既扎根生活沃土，直面人生、关照现实；又才情横溢，精研细作，为中国文艺传统奉献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
　　“而以上的文化传统内涵都和‘知行合一’的哲思关联密切。”陈野说，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强调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正确认知的最终确立，须付诸实践的检验。同时，个体的“知”只有通过与社会事物的复杂关系展开，通过实践检验其“致良知”的进展与效果，也即“事上磨练”，才是真“良知”。由此，方能从道德范畴的“修身”出发，逐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陈野告诉记者，“知行合一”是浙江文化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因此也是最高、最抽象、最具有概括力的思考。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省上下共同参与，曾经于2000年、2005年两次提炼“浙江精神”，从深厚的地域传统和文化基因中探寻当代浙江发展走在前列的动力源泉。
　　陈野回忆，1978年到上世纪末，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省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处于全国前列，创造出“真富、民富、不露富”的“浙江现象”。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还是国家投入等方面都没有优势的浙江，能够取得如此发展成就的奥秘，就在于浙江的地域历史传统及其赋予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
　　2000年，我省首次提炼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陈野说：“这16个字集中概括了浙江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迸发出来的集体创业精神。改革开放将人们从长期的计划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浙江民间和传统中蕴含的那种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创业、善于发展商机的特别适应于参与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得到充分激活和释放，千家万户齐创业、千山万水闯市场，对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2005年，我省经济发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走在前列的良好态势，但在市场规范、产业结构、资源要素、生态环境、劳动者素质和知识水平、贫富差距等方面出现了先发地区先行遇到的“成长烦恼”。“省委及时发现并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主题，开始实施‘发挥八大优势、推进八项举措’，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八八战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主持，在原有浙江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图强精神，以此规范和引领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陈野说，这说明我省充分认识到并发挥了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导向性作用。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陈野认为，2000年版的“浙江精神”，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语境，提炼时更多关注的是浙东学派倡导的“义利双行”“工商皆本”等要素；而2005年版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则更为客观、全面地综合了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浙江文化传统的整体风貌，比如对遵循规律、和美与共等的关注和强调，是对浙江文化精神的准确传承。
　　“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原动力。”陈野说，对浙江文化基因和浙江精神的这两次讨论、提炼，足以说明文化软实力之于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浙江文化的传承弘扬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建设，浙江的文化建设一路前行。传承浙江优质文化基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陈野眼里，是当代浙江文化发展取得成效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省当代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核心价值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务实’这个文化基因都体现得很充分。”陈野告诉记者，我省各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上，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例如评选老百姓身边的“最美现象”、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在民俗礼仪节庆等乡土活动中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近年来，浙江首创的农村文化礼堂已在我省乡村“生根发芽”。文化礼堂旨在建设当代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和当代乡村的“精神文化地标”。“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承地，乡村文明中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秩序和规范、经验与智慧、品格和精神。其中的优秀元素，正是建设文化礼堂的宝贵资源，在文化礼堂的活动开展中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野说，目前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理论宣传、社科普及、媒体传播、政府推动等方面。她认为，以2000年以来的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来看，我省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制度化架构，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2005年实施的文化研究工程中的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名人研究、历史文献整理，则是社科理论界对浙江历史文化系统的深入研究。在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方面，省社科院近年撰写出版的八卷本《浙江历史人文读本》，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陈野表示，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化领域的自身建设中，更相关于一个区域的整体社会发展。传承浙江优质文化基因、融会时代新知、弘扬优秀文化精神、推动浙江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具有紧密内在关联的认识逻辑和实践路径。历史已经证明了文化的社会治理价值，也将继续演绎文化精神不可限量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