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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野火读后感材料
在布迪厄看来，新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在于，前者是和全球经济，以及一种殖民方式媾和在一起的思潮。“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是一场在知识分子参与，媒体摇旗呐喊，人民群众思维懒惰下的共谋。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应该做好守夜人的指令下让国家日益虚弱，而自由主义经济的胜利者跨国公司取代了主权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在自由主义经济表面的平等下，是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的猝不及防。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老殖民者瓜分世界、分而治之的新殖民方式——“合而治之”，而全球化正是这种合而治之阴谋的合法化口号，只是我们听得多了，谎言重复了一千遍，以为全球化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于贝克和吉登斯，布迪厄还认为作为现代性另一面的风险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方式，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灵活剥削”。
关于本书的三个标题。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为了一个欧洲社会。仅仅三个标题即已展示了一个具有国际主义传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的形象，而随便翻开一页都足以打破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同谋”（这同样是一个来自布尔迪厄的概念）所希望让我们相信的欧洲，即一个充分就业的、民主的、“和谐”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形象来自金融资本笼罩下的国际传媒力量的塑造，惟其出自塑造，所以必非真实，布尔迪厄以来自马克思的那种伟大的社会学家的批判性传统刺穿了市场的欧洲的内里，并构建了社会的欧洲的未来图景。
即使欧洲与中国有着如此的的差异性，但却从布尔迪厄那里感受到了相同的紧张感，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在无约束的金融资本的欲望的压迫下，所感受到的那种共同的紧张感，对布尔迪厄时代的欧洲来说，这种压迫还是蔓延的野火，而在当下的中国，则是明火执仗。作为市场的国家（anationalmarket）窃取了国家的权威，并自命为权威的逻辑起点，为了社会的国家（etatsocial）尚任重道远。
市场可以作恶，国家也可以作恶，正如它们同时也可以致善。
当所谓新自由主义过度发展的时候，反市场化、反全球化是有其正当性的。但是，常见的却是矫枉过正的言论，充满道德义愤，而没有仔细考察事物本身极其复杂的逻辑。正确的选择也许永远在于市场力量、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某种均衡。真正的思考者不能总是不自觉地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并止步于此。
揣摩起来，觉得许多苦难或者罪恶都与人世间的某种“不平衡”有关（虽然功能主义者赋予不平等和不均衡以某种正功能），而某种自然力量会推动财富（或资源）在不平衡的地点之间流动，趋近新的均衡。
这种流动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如果大江大海，就容易产生大浪，小池塘里就只会是小小的波澜。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是有好处的，产业转移，优势互补。但是，这样一个大流通对社会各个方面形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不同群体在这个剧烈变迁中得失不一，抗衡能力不一，总体的增长可能伴随着某些社会成员的彻底破产，形成无法忍受的社会危机。欧洲的问题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
如果这个流动在速度和量上太大，掀起的波澜是如此巨大，社会就会继续依赖国籍、户籍等制度的隔离作用，造起堤坝，保护坝内的平稳生活。关税、各国独立货币、海关、户籍等等，都是在造围墙，保证自己对内部事务的可控程度，减少全球市场的大海掀起的波澜冲垮整个社会。
因此，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大流通与小隔离都有它的道理。
书中所述法国人的痛苦似乎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不得不分担落后国家长期承受的痛苦，面对他们的低成本竞争。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发展中地区的国民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由奢入俭难，这个痛苦的过程恐怕不可避免。
不喜欢左派的调调，不喜欢他们的姿态——或许他们彼此也不喜欢。有时候我想，左派针对的或许并非右派，而是大众——要么唤起他们，要么背叛他们，要么怜悯他们，要么唾弃他们。右派似乎是另一种人，他们既讨厌左派，也讨厌大众，于是姿态更优雅。
唯一喜欢左派的时刻，是当他们绝望时。绝望，于是疏离。远离大众，就离乌托邦更近些。
不喜欢河清为这本书所作的按语。挤占了想象的空间。喜欢的是这篇《沙粒》。贴出来，重新读读，“绝望的乐观”：绝望，还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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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
布尔迪厄
如果我说今天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签订国际协议的政治家，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有意无意促助了文化和精神的沦落，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出版商、电影制片人、批评家、发行商、广播电视频道负责人，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如果我说所有这些人与市场的愚蠢力量合作、并参与其成功，人们会说我夸张。
然而——
如果我现在提醒，要制止这部恶魔的机器，希望寄托在那些对文化、艺术、文学事物拥有某些权力的人身上，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和以各自的方式，给这场很润滑的随大流同谋游戏里掺一些沙粒，哪怕起很小的作用，如果我补充说，那些有幸在telerama杂志工作的人（不必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位）处于有利位置去掺沙粒，为了信念和传统，人们也许会例外地说我是绝望地乐观。
然而""
巴黎，2000年9月
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布迪厄与乔姆斯基的形象差异显而易见——在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体制招了安，只有布迪厄站了出来——他的这种悲情形象，也不免为其带来了“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誉。但我个人觉得，对布迪厄的悲情形象陡然增色的是他的这本小书《遏止野火》。
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布迪厄的这本小书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河清所著的《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一书中，就附译了十几篇《遏止野火》里的小文章。四年后的今天，国内学界环境亦有不少变化，河清再次将这本小书完整译出，虽有他所说的“考虑到《遏止野火》的完整性”，但更为切实的用心，却是为了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遭到质疑的同时，奉上颇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布迪厄的观点。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占据主流地位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
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要“削减国家的功能”，崇尚个人竞争，国家管得越少越好，即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当推“新自由主义传教士”诺齐克鼓吹最力。然而殊不知，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集团、大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西方国家给企业减税，少管社会闲事，对其他国家则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对本国民族企业的保护，而给西方跨国公司以“国民待遇”，正是为了利于它们毫无障碍地在世界范围内吸取民脂民膏。
对于新自由主义否定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功能，布迪厄清醒地指出，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国家退化的过程”，那些宣扬“最小限度国家”的知识分子集体是在匆匆葬送公共利益。而在英国和法国，则是由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们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实质则是给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
为此，布迪厄反复强调，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的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至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的口号，也是“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者”有目的、有意识长期宣传的结果，“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西方强国“合而治之”的策略——为的是使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以便在经济上控制全球。这些力量不仅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真正企业——例如美国商会联合会（ＡＭＣＨＡＭ）——的集中组织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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