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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主要成就和个人评价

主要成就
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杜牧是晚唐写七言绝句的能手。前人论七绝，盛唐推王昌龄、李白。中唐推李益、刘禹锡。晚唐则举杜牧和李商隐。
著名著作有《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
杜牧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
人物评价
《唐才子传》：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
《宣和书谱》：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
刘熙载：其诗“雄姿英发”。细读杜牧，人如其诗，个性张扬，如鹤舞长空，俊朗飘逸。
胡震亨：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画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
董其昌：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
叶奕苞：牧之书蒲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宗伯（董其昌）云：颜、柳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 
晚唐宦官专权，党争延续，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如蚁穴溃堤，大唐危在旦夕。杜牧死后数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再过五十年，江山易帜。“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杜牧的才能，被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杜牧将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春满人间。
王叔苹的《诗人杜牧》认为“牧之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受了点荀子的影响”，“杜牧也觉得人是虚伪的，生下来就有恶报”，“所以主张戡平这乱世，只有用兵征伐”，但“杜牧对于政治的见解，不主张全用法治，主以人情参以法律来治天下”。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就分析了杜牧“热烈的襟怀”：“杜牧对国家，对人民，都有无限的希望，满腔的热诚，只想恳诚地供献给国家，给人民”，同时也看出了杜牧思想中“矛盾的两方面”，杜牧一生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的思想，而都是时时刻刻在转变之中。“杜牧毕竟是积极的成分多，而消极的成分少，所以应该是初由积极而消极，继而是消极中的积极，杜牧的思想，也是在这公式中不住的变换着。”
五六十年代以后，学界注重研究杜牧对待现实、对人民的态度。如缪钺的《论晚唐诗人杜牧》“杜牧虽出身于高门世族的家庭，但已深染新兴进士阶级的风气，因此杜牧的思想就不至于那么保守；同时，因为杜牧性情耿介刚直，不能逢迎权贵，不肯经营财利，所以仕宦不很得意，经济也不很富裕。这就使杜牧与当时统治者有相当的距离，能揭发时政腐败而同情民生疾苦，在思想中具有进步性。”但文章又指出，“杜牧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也表示相当的同情，但是在当时是不会主张农民起义的。杜牧主张朝廷改善政治，削平藩镇，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就杜牧的阶级出身及当时历史情况来说，应当肯定这种思想的进步性。”杜牧思想的进步性还在于杜牧对佛教的意见。杜牧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及依附人口都编入农籍，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收入，减轻每个农民的担负。
王西平、张田所著的《杜牧评传》在介绍杜牧生平思想时，突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抱负，论析了他重兵，知兵，善于用兵，而重兵又恰恰是为了去兵的观点。吴在庆的《杜牧论稿》也论及杜牧的政治思想，认为杜牧既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社会弊端，以济时救国为己任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同情民生疾苦、爱护百姓的诗人。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牧思想的探讨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葛晓音的《杜牧和他的诗歌》就深入探讨了杜牧的思想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葛晓音认为，杜牧与其他晚唐诗人不一样，杜牧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还充满信心，存在着很乐观的幻想，这种理想的依据主要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中兴”给他的幻觉，同时诗人所经历的文、武、宣三朝暂时稳定的局面也给了杜牧这种希望。杜牧以为既逢“明主”，就有可能实现恢复贞观之治的理想。杜牧理想的中心内容是“扫洒”“腥膻”和“凶狠”，收复“燕赵”和“河湟”。杜牧对政治的信心还与杜牧对皇帝的幻想有关。出于这种幻想，杜牧对朝廷所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政绩都有强烈的反应。尽管杜牧对皇帝的颂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歌颂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但在晚唐大多数士大夫醉生梦死、悲观颓废的当时，杜牧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较为难能可贵的。文章还分析了杜牧与李商隐对待甘露事变的不同态度，作者认为，杜牧之所以对甘露事变后宦官造成的政治恐怖只字不提，反而称作“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主要是因为杜牧迫于当时宦官的势焰而畏惧退缩所致。作者最后总结道，“杜牧作为这一代优秀诗人之一，在暮霭沉沉的晚唐诗坛上投下了最后一道理想的光辉。如果说李商隐诗的感伤色彩反映了唐亡以前人们所普遍感到的没落情绪，那么杜牧的豪壮气概则反映了唐亡前夕回光返照阶段某些有志之士企图挽回国运的幻想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