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术与解牛术陈先达.doc

“屠龙”术还是“解牛”术
陈先达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也是唯有哲学需要经常面对的问题。很少有人问医学有什么用，因为医生能治病，医学包含着医术。也很少有人问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有什么用，因为它们都能转化为技术。在自然科学中学与术是统一的，并称为科技。有人认为哲学无用，因为它无一技之长、一专之能，有学而无术。针对这种见解，我们无妨重温一下《庄子》一书中关于“屠龙”与“解牛”的两则寓言。
　　《庄子·列御寇》中讲道：“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屠龙术大而无用，因为天下既无龙可屠，又无人真有屠龙之术。《庄子·养生主》记载：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不仅“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而且被解之牛 “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就此来看，与朱泙的屠龙术相比，庖丁的解牛术更为高明、非常有用。为什么？因为庖丁明白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解牛，懂得解牛的规律——熟悉牛的骨骼结构，有好的工具——“刀刃若新发于硎”，而且谨慎小心——“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不搞主观主义，一切按照规律办，因此技巧高超，臻于极境。庖丁的解牛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有道有技，以技传道，以道引技，可谓道技合一。
　　有的人认为哲学无用，是把哲学视为屠龙术。确实，如果哲学成为假大空，不面对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只是空谈“哲理”，岂不是大而无用的屠龙术吗？一些人把哲学家视为谈玄论道、逞口舌之辩的禅谈家，似乎哲学家都应该是一些脱离实际的人物；如果关注现实，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就缺少哲学味。这个印象可能源自个别哲学家，但不适用于大多数哲学家，更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凡称为“学”，必有所长、所专，否则何以成学？学与术是不可分的，无一用之学，岂能妄称为“学”？哲学有用，因为哲学并不是有学无术，而是有学有术。但这种术不是屠龙之术，而是解牛之术。我们应善于掌握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转化为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面对现实、分析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作为解牛之术。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同志所著的《论持久战》，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中日矛盾，对双方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条分缕析，指出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科学地预见到抗战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结论。其分析之精、判断之准，确如庖丁解牛，臻于妙境。毛泽东同志曾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臭的马克思主义，一类是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脱离实际变为屠龙术，就属于前者；而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实际应用，就是解牛术，属于后者。
　　哲学是有用、能用的，但只有在用中才能显示作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器”之用：无一技之长，而有万技之长；无一专之能，而有万专之能。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犹如手握解牛刀的庖丁，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待解之牛，按照对象自身的规律办事。这样，我们无论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会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