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社会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doc

我国历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

【关键词】 疫病；古代政府；医学发展；防治

【摘  要】 疫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无时不刻威胁着我们祖先的生活和生命安全。直到医学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疫病造成的恐惧和苦难。我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很早以前就有了同疫病做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长期艰苦不懈的探索中，我们的祖先不断发现治疗疾病和控制传染的办法，无论是医家还是政府，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了解历史，能够为当前有效预防和控制SARS的再次出现提供借鉴和帮助。

疫病是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传染性疾病。在上古时代，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当时的人们无法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就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所致。《释名》云：“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2]（卷一，释天第一）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有关疫情的文字记载。河南商丘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有卜问商王是否染病，和这种病是否会蔓延的卜辞，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等，出现了“疾年”一词。[3]（第324 页）这些可以算做是我国有关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一   疫病爆发及其原因
我国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国度，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共有大小疫病流行年份20余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40多年。到了明清时期，疫病的爆发次数有了惊人的增长，在明朝统治的275年里，疫病流行年份猛增至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爆发；清代更是高达 134次，平均每年0.502次。见下表：

朝    代              统治时间        有疫情年份        爆发频率（次／年）
东汉                   195                        20                  0.103
三国至南北朝     368                        40                  0.109
明朝                   275                        118                 0.429
清朝                   267                        134                 0.502
        表1 各朝疫病爆发频率表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传染病的发生不仅在频率上有所增加，而且造成的损失和传播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即便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跨地区的大疫情也时有发生。[7]（第3页）
疫病给我国的先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口的大量死亡，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也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2年）三吴地区在旱灾过后，爆发了一场影响巨大，前所未有的传染病。独孤及在《吊道殣文》中说：这场大疫过后“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 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8]（卷三九四）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 两浙路（今江苏、浙江一带）发生疫病，“只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9]（卷一〇，五六页）到了明代，对流行性传染病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从万历年开始，鼠疫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流行，湖广、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区相继流行。崇祯十六年，北京周边地区开始出现鼠疫，并很快在京师蔓延。崇祯十五年、十七年，江苏吴江县曾两次流行鼠疫。据《吴江县志》记载：这种病“口中喷血即死”，并造成了大范围的传染，出现了“全家或一巷民相枕藉死”的情况。[10]（卷四十，第三三页）
即便是疫情过后，死亡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社会，影响至为恶劣深远。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人口的死亡，势必会造成土地荒芜、商业流通停滞，从而使繁华殆尽，社会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疫病的流行对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许多次疫病，都是在战争期间军队中爆发的，甚至有时疫病成为了左右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死亡的威胁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恐惧的阴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难以磨灭，使人们的心理变得十分脆弱。
从疫病爆发的性质来看，疫病可以分作原发性和伴生性。原发性是指由疾病本身引起的灾害，是由于疾病流行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伴生性主要是指伴随其他灾害爆发或是由于战争原因所引起的疫病流行。与其他自然灾害有所不同，疫病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自然的和社会的。
首先，就原发性疫病而言，物候异常是疾病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历史上疫病发作的规律来看，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都与物候发生巨大变化有关。公元 1－3世纪的东汉时期、12世纪的宋金元时期，以及明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公元16－17世纪，是我国历史上地理环境突变和气候变迁异常剧烈的几个时期。[21]（第366－378页）日本学者田茂树在《世界社会史》中说：“在东汉末代，中国有11年间继续流行凶猛的疫病……在那医术还不发达的时代， 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22]（第366－367页）12世纪，在物候变迁的影响下，疫病发生十分频繁，影响也至为深远。仅天兴元年， 即公元1232年的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卷一七，第三八七页）16－17世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寒冷期。正值明万历、崇祯到清康熙年间，从上述明清疫病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正是鼠疫、霍乱等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其次，伴生性疫病发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他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人口流动，造成人口密集，使卫生及生存条件急剧恶化，从而导致疫病的爆发。我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幅员辽阔，气候种类繁多。以季风性气候为主，冬夏温差大，气候变化无常。加之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壳运动十分活跃，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邓云特先生评价说：“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综计历代史籍中所有灾荒之记载，其情形之严重与频数之繁多，殊堪咋舌。而前代统计调查之不完备，记录遗漏者，其数当犹不少。 然即就现有之文字记录而言，几已填满史册，不忍附加矣。”[1]（第1页）灾害频仍，导致传染性疾病的不断爆发。
其三，社会原因造成的疫病流行也属于伴生性的情况。从我国历史上的传染病的爆发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乱频仍，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的动荡期，疫病爆发明显高于政治清明，社会发展的安定期。因此可以说，战乱和社会的不稳定，也是疫病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  政府的预防措施
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他们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 到了晚近时期，我国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辩证体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研究疫病的名家，他们著书立说，把自己的理论相医学界、民间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推广和普及，使祖国医学对传染病的治疗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除了专业医务人员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古代政府在不断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得力的防治疫病的措施。疫病由于具有流行性、群发性、连发性、危害大、频率高等特点，因此，防疫救灾工作的统一协调措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一）重视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防止疫病的发生
注意环境保护，对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进行保护。通过法律手段，对不合时宜的烧荒、侵占山野陂湖以及竭泽而渔等行为进行约束。[]（唐律疏议杂律）
为了预防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视人员聚集的地方的卫生状况。秦汉时期，在城市中，政府规定垃圾处理的地点和方法；为了防止路面扬尘，汉灵帝时还制造出专门的洒水工具“翻车”和“渴乌”，“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清扫街道之费。”[]（《后汉书?张让传》）隋唐时期政府已经十分注意城市环境卫生，隋末长安城树木成荫，唐代更是多次下诏种植树木，并有专人负责。北宋时期，政府还注意到了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状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免牢狱疾疫流行。景德三年（1006）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徒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 [24]（刑法五之六）
此外，掩埋尸体，也是加强卫生，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部落爆发疫病，“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先后相属”。唐太宗立刻派出使者，在长城以南分道巡察，发现突厥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到了宋代，掩埋尸体不仅是在灾害爆发时政府的重要措施，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日常工作，并在各地开辟了专门收埋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场——漏泽园。
（二）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学校
鉴于疫病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并创办医科学校。我国历史上官立医科学校首创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3年），北方的北魏也有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在中央设太医署，太医署既是医疗机构又是医学校管理机构。医学校共有医学、针学、 按摩学、咒禁学四个专业，培养出了大批的具有医学知识的学生，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对普及医学知识防治疫病流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7]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24] （职官三六之九七）并且设置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到了北宋中后期，每当开封府疫病爆发，“太医局熟药所即其家诊视，给散汤药”，“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医人巡门俵散。”[]南宋政府更是将其推广到地方，由诸路提举常平司专门管理。[]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太医署等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和政府服务的，而到了宋代，中央医疗人员已深入到了京城的寻常百姓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政府在地方设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和学生。据吐鲁番文书记载，在西北边陲地区的乡村里，都设有医学生。玄宗岱宗时期，唐政府又多次规定了人户数目和医学生数目的比例。宋代以后，地方州县医学校的设置更加普遍和规范。宋代在“京府及上中州职医助教各一名，京府节镇十人，余三十七 人，万户县三人，每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余县二人。”各州县医学省负责保管政府颁发的医学书籍，如有人想借去传抄，医学生还必须负责帮助正确抄写。到了 明清时期，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遣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
（三）大力宣传普及医学知识，破除淫祠迷信
出于救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我国古代政府逐渐意识到推广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时期开始，政府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唐玄宗时，下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不久又颁布玄宗亲制的《广济方》。到了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从分利用这一科学技术的 进步，大量刊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初年，赵匡胤就下诏改编《唐本草》，增加了155种新药，取名《开宝本草》。太宗时校订了一大批前代的医书，并且编纂了《太平圣惠方》。仁宗时，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医学书籍的校正医书局，推动了宋朝医学知识的普及。北宋末年，在徽宗的主持下，政府颁布了《圣济总录》和《和剂局方》，作为当时设立的官药局配药的依据。后经不断的修订和增补，南宋时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于各地。明清以后，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推广，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明显增多，如：专门研究痘疹的《痘疹心法》、《痘疹金镜录》，研究瘟疫的《瘟疫论》，研究麻风病的《解围元薮》、《疠疡机要》，研究疟疾的《瘴疟指南》、《痎疟论疏》等等。传播医学知识已经不完全是政府行为，医疗治病的观念已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各级地方官吏还积极配合政府宣传医药知识，破除巫谶迷信。据《东斋记事》记载：宋仁宗时，“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加 婢疫染相枕藉，他婢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之，则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宋初，李惟清为涪陵尉时，“民尚淫祀，疾病不疗治，听命于巫。惟清始至，禽大巫笞之，民以为必及祸。他日，又加箠焉，民之不神。然后教以医药， 稍变其风俗。” 另据《宋史》记载：周湛通判戎州时，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
（四）妥善解决流民问题，控制伴生性疫病的发生
我国人民比较早地认识到了伴生性疫病的爆发原因和危害，水旱灾害过后，经常会爆发菌痢、霍乱、血吸虫病、呼吸道传染病等疫病；地震、蝗灾之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也经常会伴生疫病。灾害爆发后，流民增多，由于古代生产力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赈济主要在城市中进行。为了生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造成了城市人口骤然增多。人口聚居，缺乏充足的、洁净的饮用水，垃圾和排泄物远远超出了城市卫生的承受能力，饥疫导致传染病的爆发。北宋时曾巩在评论开仓 赈济时说：“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又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元丰类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古代政府不断探索，分散人口，掩埋尸体，努力防止灾害的发生。
以宋代为例，宋代时已经开始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进行分片轮流发放食物，根据受灾的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将受灾地区进行划分，并依照耆的大小，或五耆七耆，或十耆为一区，分别派官进行管理。
选遣的标准是“据耆分合用官员数，出逐县正官外，请于见任并前资寄居及文学助教、长史等官员内，须是拣择有行止、清廉干当、素不作过犯官员。”并且，要调查 “所差官员的籍贯”，根据籍贯“将县分交互差委”。在派出官员的官牒上，填写 “官员职位、姓名、所管耆分去处” 等项目，以便监督。
区域责任分配完毕后，各区官员开始普查本区情况，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受灾人户，对未受灾户也要进行调查。一来，可以抄劄到受灾人户的人数，所居住的位置，并给予证明该户是受灾民户的凭证——历子，作为日后领取赈救粮米的凭证；二来，可以对未受灾的不同等户的人家进行征敛，作为劝分的依据，规定出各等户人家缴纳赈灾粮食的数量。“仓廪所收，簿书有数。流民不绝，济赡难周。欲尽救灾，必须众力。”由于各地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各异，灾害程度不同，征收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在各个区域内，主事官员对各耆进行分组发放。“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两耆，逐耆并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从头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将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两耆，亦须每日一次支遍，逐次并支五日口食。”为了避免“亲故颜情，不肯尽公”的情况出现，支散粮食也须根据所遣官员的籍贯，交互差委支散。
对流民问题也采取分散安置的办法，尽量把灾民分散到城市附近的农村，既便于赈济，又可以防止疫病的爆发。

三 政府救疫措施
（一）借祈祷、巫术安定民心，从思想上控制疫区人员流动

（二）派遣医官送医送药
大疫发生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唐文宗大和六年，自剑南到浙西，江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疫情发生，文宗下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赈济，事毕条疏奏来。”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并将 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中央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的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果的确是人多病患，可以设法以太 医局选派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划分地区进行诊治。开封府官员要负责合药，并每日支取疫病人食钱，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支取。等到患病人稀少后，其事才能结 束。”明初，王恺为中书省都事，朱元璋任命他在衢州总管军民大事。由于元末的战乱，衢州地区饥疫不断，王恺开仓放粮，修惠济局，救治了无数病人。
（三）
古人也懂得了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以切断传染源的道理。唐代以前就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病人坊”，据唐朝和尚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病人坊内收养麻风 病人，男女别坊，分开管理。唐代改名为悲田养病坊，兼收治其他病人，成为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式的收容所。到了宋代，更名为安济坊，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这些 病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这些措施一支延续到明清时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代后期，人工免疫法开始出现，对 天花已经广泛采用了种痘法。清代，政府对外国传染病的传入有所警惕，对海港内进入的外来船舶实行检疫制度。

应该看到，由于生产力和医学科学水平的低下，先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识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确切的治疗方法，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传染和流行。但是，他 们在长期的抗灾救疫中积累了丰富的对付传染病的科学知识。现在，尽管人类抵御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毕竟没有能够彻底消灭传染病。在新的传染病种类 不断被发现的情况下，古人遗留下来的这些知识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为我们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