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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侯反了没有
《史记·淮阴侯列传〉教学札记》中，作者曹茂昌老师确信：韩信确实反了，但由于国人英雄情结与忠君情结的影响，导致历代学者为之辩诬，这些辩诬者的分析与立论虽有见地，但存在逻辑破绽。曹老师的论文对我国民族文化心理鞭辟入里，然而，作者的韩信“ 畔逆” 说法，我以为值得商榷。
自古与君王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危难之时，“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其内心的真实诉求；海晏河清之际，见到胸怀安邦定国韬略者，则仿佛“芒刺在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谋逆是最好的罪在不赦的借口，“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韩信自然难逃功臣宿将的宿命。君主诛杀无罪的功臣，可惜为无损皇帝“圣德无违”的华冕，还得背上莫须有的罪名。
韩信究竟反没有反？与曹老师持相同观点的有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卷六《浮词》中以为：“淮阴初在仄微，堕也无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他断定韩信是造逆之徒，其死于妇人之手乃罪有应得。曹老师也以为：其谋反是有心理依据的，韩信很在乎权势，淮阴家居时谋反，正是因为既得利益没有了，心中不平。
人的行为虽有不可预测性，但环境与性格决定一个人重大行为的主导方向。纵观韩信生平，他似乎追求权势。但细考其行为，他的追求也尽止乎功名。他仗剑从项梁，数以策干项羽，不用，亡楚归汉；为汉治粟都尉，仍觉难展其才，又逃离汉。群雄蜂起之际，项羽、刘邦、陈涉之辈俱具问鼎之志，韩信先依附楚，再依附汉，追求的是从龙得风，附骥致千里，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他以为帝位非其所求——“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如其真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因时乘便，取代高祖并非难事。汉六年时，“（汉）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韩信）”，有人诬告韩信谋反。高祖计划巡云梦，诱捕韩信。韩信也识破其阴谋，料到有非常之变，韩信如真的罔顾恩义，贪图帝位，只需将计就计，反趁皇帝准备不足，擒拿送上门来的高祖，天下可一鼓而定。可见，主张韩信因为对权势的欲望而造反的依据不足。
曹老师以为“讨封齐王，也许是想反的试探”依据，这一点也值得商榷。韩追求的是功名，在他拜为大将军时，就对刘邦剖析楚王：“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坦言有功当赏，平赵之后，“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既然韩信灭赵王国，请求立张耳为王，怎能说灭齐时请求立自己为齐王时，就成了试图谋反的依据呢？
更为重要的是韩信是一个重道德的人。虽小节可能有失，但他知恩图报，“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他忠诚不二， 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时，韩信谢曰：“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考验韩信忠诚，在辩士蒯通的劝诱中达到顶峰：
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
韩信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绞尽脑汁，反复的冲击韩信的道德底线。蒯生当世活生生的事实相劝，“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常山杀成安君泜水之南，……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同时以从汉的危险警告韩信，“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姚永概言之：“反复曲尽，不厌其详，所以见信不反于此时，则后之反乃妄致之辞耳。”（《慎宜轩笔记》卷四）当时，夺取天下只在他的转念之间，但韩信坚守传统的士大夫信念，忠于汉王。有如此性格基础的人，怎么会造反呢？
韩信的超群的忍性，也无法让人相信因利益受损而冲动造反。因冲动而造反的心理基础是理性控制的缺乏，但恰恰相反，韩信的忍耐人人皆知，传世的“胯下之辱”可谓奇谈，韩信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并在王楚时，还拜辱之者为中尉。汉王也是屡次逼他：夺其赵军，袭夺其齐地，欲借游云梦而擒之。这些时候，危境已萌，韩信只要不忠，或者不忍，早已举兵向汉，问鼎中原了。
司马迁评价韩信“伐功矜能”，这通常会被当成谋反的心理依据。其实，虽然被降为淮阴侯时，韩信怨形于色，“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这种怨望并不会导致谋反，此时之怨，反而说明韩信甘心雌伏，无意谋反。因为以韩信的智慧，如果真的想造反，怎会沾沾自喜于“臣多多益善耳”，启人疑心，所以这只是其韬光养晦之举，是他的忍性的另一种表现。
韩信超群的智术权谋，否定环境逼反了韩信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将韩信列为兵家权谋类。对于权谋，班固的解释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其为兵家之上乘，这也大致反映了韩信用兵的一些特点。韩信足智多谋，胸藏韬略，他在每战之前都进行严密侦察，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了如指掌，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筹胜算，确定战法，进行周密的部署，既战则有章有法，处处主动，必获全胜。他或暗度陈仓，或背水一战，或十面埋伏，不论是以寡击众，还是以众击寡，均是以智取胜，处处显示出军事权谋家的本色。这样一个军事权谋家，能察知天运机变，贬为淮阴侯之后，韩信无兵无权，成了没牙没爪的老虎，以韩信的智慧，他根本不可能反。要等到没有机会之时去背上“躬为逆上，名隶恶徒”的罪名？
能成为韩信谋反铁证的是《淮阴侯列传》的一段记载：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备受历代学者质疑。曹老师以为这些质疑有逻辑上的破绽，他相信：“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之言是可靠的，这种全能视角的细节描写，属于密室政治，如同《史记》中其他的文学描写、心理刻画“断不是拘泥者所能理解的”。但只要我们揣其情，度其理，这段文字的真实性是经不起理性的审视。运用全能视角不受时空限制，但不能由此而断定全能视角展现的内容就是真实的。例如此段文字，它只能出自作者的揣度，或者这样的记载纯属汉朝廷狱的文献。《史记》中，司马迁在追求真实的同时，用浓郁文学色彩营造强烈的传奇色彩，但并非所有的传奇都是真实的存在，殷、周先祖的降世传说，或可说展现母系氏族的痕迹，高祖的身世传奇“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那个时代的人或许能相信其真实性，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相信这种话，就不可理喻了。
这段话如或出自汉朝廷狱的文献，同样是指使人诬告诸侯王谋反，汉廷对彭越是“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论如法”反复审理，这倒可以留下审讯记录。但是，汉廷根本就没有审讯韩信，“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吕后畏之如虎，根本不敢审问，立马就斩，怎么能弄出个韩信与陈豨携手密谈的审讯记录。而“诈诏赦诸官徒奴”这种诈诏之事只能是权相权宦之事，一个落魄的黜侯谁相信其诈诏；“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这更是蛇足之举；部署已定，陈豨已反，何需“待豨报”。可见，这纯系子虚乌有。
叶适说：“迁责韩信不学谦让，伐功矜能，至于夷灭，信虽不足以知此，然当受此则矣。”（《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史记》）这是对《史记》的误解。《史记》中作者追溯任务命运的根源时，除有“误入宿命论的歧途”（见徐兴海、金鹰真、尚永亮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外，似乎与前文偶有对立之处。如彭越部将劝其反，“梁王不听，称病”，落了个“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高祖赦后，又被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这明显是一宗锻炼而成的冤狱。但是，司马迁却说“怀叛逆之意，乃败”，这只能是作者对汉室冤案的曲笔反讽。同样，太史公评淮阴侯时说“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看似批评韩信不该反，其实是点明淮阴侯畔逆的时机，质疑其是否真的已反。这由于在汉代《淮阴侯列传》属于当代史实的文字，作者在某些地方不得不宛转含蓄，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直露说出。比如武涉、蒯通劝韩信反的两段文字，共一千三百余言，占了整篇《淮阴侯列传》的四分之一，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中说：“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辩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
金锡龄的话是对淮阴侯结局的最佳评论：“尝读《史记》，至《淮阴侯列传》论，窃怪丈夫患无才，而淮阴竟以才死，且冒不韪之名，不禁为之掩卷三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