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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要恒温

——读《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元月推出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书，我愿意将此书的问世，看做是中国语文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今天当然也可以指责半个世纪之前乃至更早的“语文问题”，但那都是站在今天的视角去苛求前人，而前人当时，是没有觉得存在什么“问题”的。我们的祖辈父辈，我们自己从小学到中学，大多数人都觉得语文课是最可爱的课，语文书是最可爱的书，语文老师是最可爱的老师。我本人1990年开始，先后到北京市两所著名的重点高中担任了3年语文老师，才发现，语文“出事儿”了。教材与现实严重脱节，应试化的教育严重阻隔了学生跟语文之间的心灵交流。我在担任了一个高三尖子班的语文教师并受到学生们疯狂拥戴的时候，我才得知，在我之前，他们轰走了7位语文老师。
所以后来，当我以一名北大教师的身份重新关注语文问题时，我主编了一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里边的文章大多是“炮轰”型的，因为非炮轰无以打开坚冰。今天看来，那些文章不乏偏激，而那本书也遭受了极左势力的围攻。但是随后几年，语文必须改革，就成了从中南海到每个教室人人皆知的顺天应人的大趋势。一切领域的真正麻烦，都是从“咸与维新”开始的。人人都赞成改革，没有人再反驳我们对语文的批判，这才是考验我们真知灼见的时候。于是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有主张完全取消文言文的，有主张拿掉鲁迅换成周作人的，有主张中国文章全部是专制思想，应该全部代之以美国自由民主文本的，还有主张高考只考作文或者根本不考语文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极左变成了极右。正是在这样的甚嚣尘上中，北大于2004年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温儒敏老师亲自挂帅，再次肩起了北京大学对中国语文义不容辞的责任。
尽管温老师总是谦虚地自称“敲边鼓”，但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6年来，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搞调研、抓课题、编教材、促教学，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语文的改革事业，陆俭明、何九盈、周先慎、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高远东、吴晓东、杜晓勤、姜涛、孔庆东等一大批实力型学者加盟到语文工作的队伍中来，对全国产生了具有核心作用的影响力。研究所被北京大学评为优秀科研单位，温儒敏老师目前担任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他还亲自指导博士生写出了优秀的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在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中，温儒敏先生形成了自己不盲动、不冷漠，稳健务实的语文教育理念，我称之为“恒温”主义。
温儒敏先生认为，语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而是人文教育。他针对那种把语文课等同于文学课的说法，提出语文教学不能以培养文人、培养作家为目标。他认为讲素质教育不能太空，其中也应当包含“生计能力”培养，素质教育是整体性的，提高了生计、生活能力，也是素质之一种。这与我所讲的“农村孩子会爬树、会摸鱼，也是一种素质”的思想不谋而合。针对写作训练中偏重文笔的现象，温儒敏提出作文教学重在文通字顺，有一定的思考内涵，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语文教学过于偏重修辞、文采，培养出来的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不见得好。这可以说是我们中文系老师感同身受的，有些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文采绚烂、口若悬河，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脑子里一团浆糊，这就不能说他的“语文好”。
北大老师基本上都是“大语文观”的主张者，温儒敏老师也从中学语文教育涉及到大学语文和文学教育等问题，提出要把学生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语文胃口给重新调试过来。这当然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工作，倘若操之过急，恐怕又会在极左极右之间往复奔波。我一向认为批判要尖锐，操作要慎重，改革事业跟革命事业不同，必须“高声喊，小心走”，才能防止投机，事半功倍。以此来阐释温儒敏老师的“恒温”主义，可能会有几分得其神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