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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评论的理论与方法

钟兴麒

　　方志评论是以方志事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思维与表述活动，它是全部方志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志评论的重点是志书评论，它滞后于方志编纂实践，而又给予后继的方志编纂实践以巨大影响。志书评论主要有两个作用，它是方志编纂实践的一种反思，有助于方志界积累经验，形成理论认识，进一步促进志书质量的提高；它是方志文化的一种弘扬，能够帮助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方志的价值，增强志书的社会效益。现在，方志评论文章日渐增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精彩之笔。也杂有曲意吹捧的滥调陈词，难以实现方志评论的功能目的。必须加强对方志评论的研究，把它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促进方志事业的繁荣和志书质量的提高。
　　一、方志评论的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
　　当今方志界大都认同以观点正确、资料完备、特点突出、体例完善、文风端正作为衡量志书质量的标准，许多评论文章就是以此为准绳而撰写出来的，除了少数几篇以外，大多给人以一种空泛之感。究其原因，这与方志评论的理论指导不力颇有关系。上述用来衡量志书质量的标准，属于一般资料性著作所共有的质量要求，未能抓住志书的个性特点，难以充当志书评论的指导性原则。有必要从方志编纂实际出发，正确阐明方志评论的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努力提高评论文章的理论色彩。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既是编纂方志的指导原则，又是评论方志的政治标准。方志编纂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志书评论也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评论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作出切中肯綮的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坚持以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历史和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与这种观念相一致的观察方法是：“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1)方志就是要记述以人为主体的区域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方志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既要反对只注意“僵死事实的搜集”的经验主义倾向，又要反对凭空想像的唯心主义倾向。历代名志，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实用价值高，读起来耐人寻味。但是，也有一些“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荒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2)从而违背了方志学是一门真正实证的科学的主旨。所谓“胥吏案牍，荒秽失裁”，就是只限于“僵死事实的搜集”。“景物题咏，浮华无实”，所提供的信息模糊而不具体。现今某些志书也有资料堆砌之嫌，没有用区域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这根主线来组织和编排资料；有的志书套用固定的编目框架，塞进本区域的资料，也难以反映区域发展的实际进程；有的志书夹杂一些不是从材料引伸出来的空泛议论，或录入不真实的史料。这都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来加以克服的弊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评论，就找到了方志评论的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的结合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一部志书的政治观点必须符合党的方针和路线，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区域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现在一些方志对政治部类的记述显得有些薄弱，方志评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主要课题加以研究，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力求在志书中真实地反映区域政治活动及其与各项事业的关联性。
　　方志评论的学术标准是由方志的基本属性所规定。方志是记述区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资料性著作，方志评论应该抓住区域发展这个重点进行分析研究。判定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主要依据，就是看它是否通过资料的编排而理出了区域发展的基本线索。举凡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要研究其起始状况和发展过程，要把其兴衰起伏的转折点记述清楚。为此，必须记述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这根主线，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管理制度的变化，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组成因素之一，其处置是否得当，往往给区域发展以巨大影响。当然，方志评论还要顾及方志编纂其他方面，诸如方志篇目设置是否合理，记述方法是否恰当，收录资料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准确，行文是否严谨、生动、活泼，这些都是方志评论的对象，要把方志编纂的实践经验系统化，逐渐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方志编纂的实践，丰富和发展方志学这门真正实证的科学。
　　方志评论还有一个弘扬方志文化和扩大志书社会效益的作用。要向社会各界做好志书评介，使社会各界了解志书，使用志书，密切方志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
　　二、志书的价值取向与评论的角度选择
　　志书是记述区域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资料性著作，由于各区域既有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方志评论不能套用一个模式。对同一部志书，由于评论者价值取向的差异，可能作出很不一致的评价。为了提高评论的科学性，必须从方志属性出发，确定志书的价值取向，以校正评论者的评论角度。历代著名方志学家，根据方志是资料性著作这一属性，他们撰写评论文章，首先注重资料的完备与真实。司马光评宋敏求的《河南志》，肯定其优点是详备清晰。“凡其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桀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3)梁启超认为“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尽管方志之通患在芜杂，仍可“供吾侪披沙拣金之恁藉，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4)谭其骧说：“地方志既然是记述一地情况的资料全书，应做到理清一地事物发展之基本脉胳。”(5)方志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彰明区域分化发展之迹，方志评论就要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其意蕴。萧雄才评《远安县志·水利卷》，首先指出一些新编县志水利篇的历史资料贫乏，实地调查资料不足，然后肯定《远安县志·水利卷》用800字无标题小序，从总体上勾勒出远安县水利事业特点，概述今昔巨变，大势大端，一目了然。记述“引水”第一子目“八大河水(引水渠)”，编者没有罗列材料，把八大工程平起平坐，一一横分竖写，而是把握关键，抓住事物兴衰起伏的发展线索，把八个工程中具有开端性、有转折意义的、能彰明因果的、揭示规律的资料串联起来，从而写出了穿山凿渠，几经兴废、艰难曲折的动态过程。(6)毛永富评《枝江县志》，开头就说：“当人们重新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各级决策机构调整发展思路的重要时刻，一部可资借鉴和启迪的方志新篇——《枝江县志》出版问世了。”整个评论都是围绕枝江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个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而展开，概括《枝江县志》为人们提供“降龙伏虎，治水安民”；“强农固本，稳建基础”；“加工拓展，兴工富县”等区域发展的主要信息。(7)
　　诚然，方志的价值取向历来就不一致，除上述重视区域发展的方志观念外，有人宣扬方志的政教作用，有人执着方志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影响。明朝何义渊《正统广昌县志序》说：“是志也，不可视之为山经地理之书，其关于风化也大矣。”他阐明“四境之内，山高而秀丽，水深而清洁，不产奇花异物，浑沦磅礴之气，独钟于人。以故人皆质直有气，好自卓立，虽贫苦幼弱，未尝屈伏依傍于人。”暂且不论其把性格与环境联在一起是否可取，评论者重视志书的政教作用的写作意图是十分明显的。王之诰为李辅《全辽志》作序，从国家全局分析辽宁的重要地位，“究观地形，民俗之异，宜仰溯祖宗建置之深意，则今日辽左之于国家，其所系轻重与其固圉绥怀之策，盖可睹矣。”此外，不同种类的志书，如山志、水志，其价值取向也不同于行政区域志，黄山是中国一大名胜，《黄山志》主要是为旅游业服务，陈元方在《‘黄山志’稿读后》一文中特意强调文采的重要性。他说：“苏州有个寒山寺，不是因为唐代诗人张继的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出名么？！还有大家熟知的兰亭，它自古为浙东名胜，但它之所以闻名中外，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则无疑是同大书法家王羲之所撰写的《兰亭集序》有关。”意在说明“胜山佳水，非文莫传，横岭侧峰，非文莫状。”可见方志的记述对象不同，价值取向有异，评论的侧重点就不一样。行政区域志虽也要有文采，却不如旅游志那样讲究了。但是，就象《黄山志》仍应注意记述该区域的兴衰起伏。方志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为区域发展服务，方志评论要围绕这个主旨而各有侧重地做文章，就能把评论搞得生动活泼而富有成效
　　三、方志评论文章的写作
　　方志评论是整个方志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方志评论文章的写作，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兼顾全面；既有宏观的总体审察，以把握其趋势，又有微观的具体分析，不放过其疵瑕。要从全方位多角度撰写各类评论文章，考志体源流而评其工拙，察编撰者优劣而溯其师承，探记述方法而明其奥义，搜反馈信息而详其社会效益，录修撰史事而存其故实。提高方志评论的质量，关键在于加强评论者自身修养，扳起面孔训人不好，应酬讨好也无益。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志书作科学的分析研究，从而作出恰当而公正的评价。
　　为了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方志评论学，要认真借鉴前人的经验。章学诚是古代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方志评论方面也留下一笔值得注意的遗产。梁滨久总结章学诚的方志评论文章的写作，有两种形式：一是对某一志书进行的专文评论；二是在论述某一问题时联系古今志书加以评论。其特点有三：一是把对某方志的评论纳入到方志发展史观的总体评价中，二是以史书的标尺来衡量志书优劣，三是偏重于体例文辞。(8)尽管章学诚在总体观照中得出志书‘今不如昔’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其比较分析的方法还有用处。他偏重于体例文辞，“给人以斤斤于细枝末节之感，”但这是评论资料性著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应该舍弃它。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对记述事项是否详备真实的评论。人们常用横不缺项，竖不断线作为衡量志书资料是否齐备的标准，但具体运用这个标准时，只有用是否理清了区域发展主要转折过程的原则来衡量，才能比较符合实际地作出是否“缺”和“断”的判定。所谓“不缺项”，并不等于细大不捐和包罗无遗；“不断线”，也不就是一笔笔编年次月的流水帐。方志只能记述区域发展的基本情况，只有把“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标准放在反映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判定是否缺项断线的客观依据。方志评论文章的写作要坚持以区域发展的总体视角，认真分析志书资料真实性，编纂科学性，记述动态性和语言表达的美学原则等方面的成败得失。
　　撰写方志评论文章，必须首先了解所评志书的编撰情况，对该志书记述对象的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并认真阅读志书。这就是孟子所说“知其人”、“论其世”。(9)评论志书，不了解志书编撰情况，不弄清其记述对象的基本情势，就是无的放矢。为了把评论写得深刻有力，一定要细心揣摩编者的意图，设身处地为编者着想，反复比较怎样布局行文更好。切不可随意而论，乱加指点。修志有“地近易核”之说，评论志书也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注意组织本地人士参与志书评论，这是纠正舛误的有效办法。
　　方志评论，不拘一格。可点评，可长论，可详加校勘，可钩玄提要。梁启超评余绍宋《龙游县志》，运用比较的方法，以之与章学诚方志体例一一对照，不但讲清了余绍宋的编撰优点，而且使读者了解民国方志较之清代方志有很大进步，缴世忠《河北三部县志之比较》一文，把三河、霸县、井陉三部志书加以对比评述，指出各自优劣，使评论富有启发性。林衍经评《谓南县志》，肯定《谓南县志》在体例结构、资料取舍、行文表达等方面的成功之着，又指出部分章节设置过于细碎松散、资料残缺不全或抵牾重复，还有某些常识性错误。(10)褒扬时满腔热情，指谬时严肃认真，有利于发扬成绩，弥补不足，对编者和读者都有裨益。李永白评《崇庆县志》，不作泛泛之谈，着重阐明崇庆县志办公室对入志资料进行认真核实。有个别单位印发材料，提出该县烈士张露萍不是出生在崇庆县，父亲是军阀余安民。县志办同志为此进行一次彻底调查，最后证实张露萍确是出生在崇庆城内公保府，她父亲不是余安民，而是一个贫苦的教书先生，母亲曹天荣是一个勤劳的家庭妇女，烈士有四姐妹，她排行第四，她的三姐曹一平尚健在，退休前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评论赞扬这种调查做得好，存真求实是修志同仁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11)为了提高方志评论的质量，精选若干篇好评论，细心加以揣摩，吸取其养分，将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2)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3)司马光《河南志序》载《司马温公文集》卷66
　　(4)梁启超《饮水室专集·清代学者整理的旧学之总成绩三》
　　(5)谭其骧《‘上海通志’应追朔事物的发端》，载《上海修志向导》1992年第2期
　　(6)萧雄才《信今传后的成功之作》载《湖北方志》1991年第3期
　　(7)毛永富《社会主义颂·治县启示录》载《湖北方志》1991年第3期
　　(8)梁滨久《章学诚的方志评论》，载李建英、杨俊科主编《中国地方志探论》
　　(9)《孟子·万章》
　　(10)林衍经《试评新编‘渭南县志’的成就和缺失》载《陕西地方志》1988年第3期
　　(11)李永白《对新编‘崇庆县志’的评估》载《四川地方志》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