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docx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的发展是有起有伏的，或说有周期性，尤其是商业和市场的发展。论者谓中国商业史上有三次繁荣期。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头中断。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1] 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近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等理论。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规律则有普遍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惟因数据不足，难详究。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研究。在我国，则除近现代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周期性研究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但因史料不足，常是从最敏感的商业和市场入手。如厄什()、阿倍()等对中世纪欧洲农业长周期的研究就是用市场价格和贸易状况论证的。 16世纪是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物价革命，市场繁荣，财富积累，引起社会大变革。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在中国，16世纪即明正德至万历前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颇大发展，已为史学界公认。实则，这种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某些具有近代化倾向的变革，并出现启蒙思潮。 这正是它不同于秦汉、宋代两次商业繁荣之处。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并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深佩其论。但是，我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着，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是有未足。
我最早感触这个问题，是在70年代末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时候，该卷是讲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间记载颇多。但天启以后(进入17世纪)却极罕见，有些萌芽事例竟无下文，到乾隆时始再现，中间有段空白。无从解释，我就把这些无下文的事例移到清代有关行业一并叙述去了。 这实在是一种逃避的办法。
1981年，莱登汉学家宋汉理来访，承示所着《十六世纪中国商人和商业》 ，谈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论点。当时我正准备写《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 已明见17世纪中期市场的萧条，到1711年康熙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才转入繁荣。但我不愿套用西方经济史中“17世纪危机”的说法， 就在该文中以“明盛世”即嘉靖万历为准。后来我在写《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时又是以“清盛世”即乾隆嘉庆为准，从而把17世纪避开了。这实际是可耻的。
本文论16与17世纪市场，可说为补前愆。我在前两文中是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来考察市场的。近年来，时贤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步步深入，远远超过了拙作，我自不当掠人之美。因而本文改从人口、物价、财政、商税、白银问题几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为节约篇幅，删除叙事，以分析为主。
二、市场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近代社会渊源的看法有由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趋势。例如，过去十分重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今则强调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乃是市场扩大和它所引起的诸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有人认为，若无17世纪危机，工业革命还会更早到来。其实，马克思早有类此看法。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市场扩大导致工场手工业的振兴，最后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商业是指批发商或贩运贸易，不是那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即零售业。[11] 1969年，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种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12] 其所谓专业商人，亦即马克思“纯商人”之意。
此皆指西欧。我国直到20世纪前期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但我认为，在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因而，本文所探讨的也不是那种历史上常见的《东京梦华录》式的市场繁荣，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变动的商业活动。
这首先就会令人想到徽商的兴起。有段常被引用的歙县的记述：弘治间，“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一片自然经济景象。“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开始市场化。“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资爰有属，产自无恒”。开始社会分化。到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记载成书时，分化加剧，“贫者(指农)既不能致富，少者(指商)反可以制多”，弄成“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13]
从中可见，歙县商人的发展是16世纪开始的，到60年代已改变社会结构。这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徽州。如1488年成书的《休宁县志》即有“民不力田，而多货殖”之说。反之，徽州府“嘉靖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廓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到明末才反过来，“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14]
研究徽商的着作极多，但甚少究其盛衰之迹。或谓他们“三百年称雄于东南半壁”，这是不可能的，再强也不可能300年不变。亦有人暗示说，1617年盐实行纲法后徽商有衰退倾向，但未证实。17世纪扬州一带的记载大量转为“绮谷锦绣”、“侈靡相高”之类。这倒有点启发。侈靡益甚往往是衰退之兆；欧洲17世纪危机的描述亦如此。
明代市场繁荣有远早于16世纪者，即两京和苏州。南京永乐初，北京成化间，人口即达百万[15] ，这主要是政治原因。苏州洪武时人口即达47万，商业繁荣，但不过是恢复旧观而已。[16] 苏州地区的社会分化，据何良俊观察，还是嘉靖以来四五十年间事。这时“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去农”而依附于乡宦、官府者更5倍、10倍于前。[17] 苏州地区从事长距离贩运的商人即所谓洞庭商人，其兴起约与徽商同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谣。但他们是出生于产业发达之区，贩运以太湖土产和在各地设肆为主，“纯商人”性质逊于徽商。又据傅衣凌说，他们在嘉靖以后就趋于衰落了。[18]
伯仲徽商的山西、陕西商人始于洪武初的开中法。但开中是一种特殊的贸易行为，离“纯商人”尚远。1492年开中折色后，纳银户部的边商可称“半商人”，以扬州为基地的内商则与徽商等同了。因而，他们也是16世纪的产物。进入17世纪即万历后期，“秦晋间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19] ，扬州的山西商，尤其是陕西商衰落了。18世纪即乾隆时期，山西商人再度鼎盛，纵横南北；陕西商人则在四川有较大发展。惟山、陕商人对他们祖籍社会分化的作用甚小，即使在平阳、泽潞、三原，也仍是完全的传统社会。
16世纪市场有两地应注意者，即江西与山东。
江西在明初是个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在十三布政使司中税粮额居首位，人口仅次于浙江，常是“直(江苏、安徽)浙赣”并称，“百工技艺之人……江右为伙，浙直次之”。[20] 社会分化，外出之人也是“惟江右尤甚”。[21] 嘉靖时，江西“岁额给路引九万五千二百张”[22] ，大约是各省最多的(路引主要给城镇商民)。江右商人，数量可敌徽商，“天下推纤樯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江右多贫者”。[23] 原来江西在宋、元已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无大进展，17世纪衰退以后，就相对落后了，从表一可见。到18世纪，富庶称“江南”，已不包括江西。
表一 江西、山东经济地位比较
占全国人口比重|占全国田赋比重
|江西|山东 |江西|山东
1393||||
1578||||
1661||||
1767||||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04、259、345、387。
与江西相反，山东原属落后地区，16世纪有较快发展。其发展得力于南北贸易。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临清成为仓储和转运重镇；宣德建钞关，为七大关之首；弘治年间升为州，成为北方最大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中心。济宁、绛县亦因运河而繁荣。至于所谓山东商人，清代始盛，然社会变迁亦早有迹可寻。如绛县，“弘正以前，人情简朴，务稼穑”，嘉隆以来，“民弃本业，好游惰”。[24] 博平县，天顺成化时“尤淳且厚”，嘉靖中则“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25] 17世纪，临清市场衰落，许檀辑有资料如表二。有人据以论曰，“临清直到乾隆时期尚未恢复到明朝临清之鼎盛”。[26] 许檀所示，亦见于明户部尚书赵世卿疏，赵并云，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只30余家矣。[27]
表二 山东临清市场的盛衰
——|1573－1620年|1749年
布 店|73家|各街俱有
缎 店|32家|7－8家
杂货店|65家|不详
瓷器店|20余家|减半
纸 店|24家|5－6家
辽东货店|大店13家|今无
盐 行|除公店外10余家|近不及半
典 当|100余家|16－17家
客 店|大小数百家|减半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原列1573—1620年间不详者三业经删去。
16世纪尚有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勃兴，均属海商，更具“纯商人”性质，其作用将于第七节述之。海商于17世纪40年代急剧衰退，至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

　　三、人 口
多数学者同意何炳棣看法，即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调查6 054万比较可信，并把1600年作为明代人口最高峰。由于这期间人口统计不实，只好假定这期间人口是直线增长的。惟汪士信提出在宣德至正德约百年间有个人口停滞时期，但仅是根据邱浚的一段提倡人口增殖的议论，无数据佐证。[28] 不过，从本文下面关于市场的分析看，这个想法值得注意。至于1600年高峰的估计，何炳棣作亿，珀金斯作亿—亿[29] ，汪士信作亿，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作亿。
困难在17世纪。17世纪前期无任何可用数据，后期只有赋役单位“丁”数。如以最后5年(1730—1734年)的丁数与最早5年(1741—1745年)的口数比，则一丁合口。这样，1652年(顺治九年)的1 448万丁合8775万人。[30] 时疮痍未复，可视为人口最低谷，即比明代高峰减少27％。别家估计亦有减少35％以至40％者。[31]
经历农民起义和明清之间的战争，人口减少是肯定的，但减少多少尚有斟酌。战争伤亡常被夸大。[32] 1652年之统计过低。一则时两广、云贵尚为李定国、孙可望所据，更不论郑氏台湾。二则明后期即有大量移民，战争中又有大量难民，他们在流动中不能入册，即定居后亦需相当长时期才被编户口。因而，人口最低谷不会是八九千万，当在1亿左右，即减少不足20％。
人口增减与经济盛衰互为因果，欧洲17世纪亦出现人口下降和停滞，并被视为17世纪危机的标志之一。时亦有法国宗教战争、德国三十年战争等大规模战争，但论者更注意的是饥馑和瘟疫。17世纪欧洲各地的谷物收获率普遍下降。[33] 有人说，17世纪全球气温下降了2℃—3℃，被称为“路易十四小冰期”。我国学者研究，长江下游有三个冷暖周期，1650—1710年适为冷期。[34] 从《明史·五行志一及三》可见，16世纪下半叶比之上半叶水旱灾年份减少，而到17世纪上半叶陡增。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研究长江中游，提出“中国水利周期论”，17世纪正在两个周期的低谷。又着《政治危机、管理危机、水利危机和人口危机：17世纪长江中游的衰退》[35]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人口数量，还表现为人口行为。刘翠溶根据族谱分析，指出17世纪中叶以前的生育率较低，以后则稳定于近代水平。又明代人口集中江南的程度大于清代，而明代长子出生时的父亲年龄南方高于北方。[36] 这就可能影响17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青年化程度)。上述诸论，都与战争无关。总之，人口问题须从更多的社会经济方面考虑，不能专注于战争。
我还想赘言，战争会造成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破坏，但未必影响市场繁荣。显着之例莫过于太平天国战争，长达15年，人口损失2 000多万，而市场并未萧瑟。茶出口一直增长，丝出口增长更快。战争最激烈的南京、苏州，人口减少过半。而大军一过，南京“城中设立五大行，自出买办奇货藏”；“城外直如五都市，外小负贩时相从”。苏州更是“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生意繁盛，较平时数倍”。[37] 在上海，还因人口阜聚，出现了大批新的市镇。[38] 盖战时政府巨额支出，居民流动亦倾出家资，购买力膨胀引起市场战时繁荣，乃属常见。
四、物 价
明初厉行钞法，屡禁用金银交易(1375、1397、1403年)，甚至禁用铜钱(1394年)，而宝钞到永乐初已贬值90％。货币改革大体从宣德年间起，银两成为计价标准。本文对价格的考察亦自兹始。
(一)田 价
徽州遗有颇完全的田地买卖文契，惜已分散。兹据已刊行的能计出亩银价的卖田契(不包括卖地契)并参用时贤已整理出的成果，按25年(1/4世纪)分期平均，列入表三。[39] 徽州未受洪武重赋江南政策及明末战乱影响，未见弃田而走的现象，其田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三 16、17世纪徽州田价
年份|文契件数|田价：两／亩
1426－1450|10|
1451－1475|11|
1476－1500|4|
1501－1525|15|
1526－1550|11|
1551－1575|17|
1576－1600|17|
1601－1625|23|
1526－1661|20|
1662－1722|98|
表三见明前期徽州田价坚挺，百年间升到6倍，当是经济发展、富户和商人投资土地的反映。此后长期稳定于12两余的水平，未能再扬，似是受土地边际报酬的限制。可注意的是16世纪下半叶田价有半个世纪的下跌，跌幅达40％，这需寻求解释。至于1662年以后的下跌，则是当时物价的一般趋势。
其他各地田价、地价都无法作出长期序列，不合本文要求。李文治辑有各省学田的货币租率李文治：《明清时代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18—424。，从中可推算出12省34个府州县的学田田价，惟多只一二年数字，从略。
(二)米 价
表四 16、17世纪的米价
年 份|常年数*|年|灾|年|平均* *
1426-1450|6||1||
1451-1475|10||7||
1476-1500|9||6||
1501-1525|8||9||
1526-1550|6||9||
1551-1575|6||6||
1576-1600|8||6||
1601-1625|6||8||
1626-1643|—|—|—|—|(11年)
1644-1650|—|—|—|—|
1651-1675|—|—|—|—|
1676-1700|—|—|—|—|
1701-0725|—|—|—|—|
* 指有记录的年数。1644年入清代后，有逐年估计数。
* * 按常年3、灾年1的比率加权计算。
研究明代米价者已有多家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1967年第8卷第1期；《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新亚学报》1970年第9卷第2期。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0年版，页348—355。汪士信：《明代的粮食运销途径与价格变动趋势》。叶世昌：《论大明宝钞》，均见《平准学刊》第4辑下册，1989年。，兹将各家资料互为补充，列入表四。明米价有官价、市价。大约嘉靖以前官价常制约市价，嘉靖后反是，官价资料较实，但不合本文要求，表四用市价；惟嘉靖后市价资料太少，亦酌取税粮、漕粮折色价。表四明代资料共185个数据，按年平均，再分常年、灾年入表。因见各地变动趋势大体一致，差值亦不大，或者零售市价已含地区差价，故以年系之。表见灾年年数甚伙，因有些记载是因灾才作。兹以常年3、灾年1之比率求得最后一栏的平均价。
表四见明代米价稳步上升，百年约增1倍。不像徽州田价那样猛烈，也不像田价那样似乎有个边际(极限)。这是合理的，表明粮食尚有增产潜力。至于1626年后的高涨，自是战乱造成。事实上，战争激烈地方米价达4—5两，山东一度达24两(未采入)。这时已无法分常年灾年了。
进入清代，研究米价者更多。本文讲17世纪，各省报价制度尚未建立，资料主要在上海、苏州，因此，表四取王业键所作有逐年估计的两地系列[40] ，亦便于与下列棉、布价对照。这期间，米价大幅度下降，下面再谈。
需注意者，在16世纪下半叶米价也有半个世纪的下降期，只是下降幅度没有徽州田价那样大而已。这时政治腐败，以及所谓倭祸，都不应造成物价下降。那么，这种现象似可归之货币上的原因：一个世纪的商业和市场较大发展中，货币供应量不足了。这种周期性的货币短缺，历史上亦常见。今天人们惧怕通货膨胀，而在金属币时代并非如此。古人怀念五铢钱，不仅因其质量好，而且数量足，百多年铸了“二百八十亿万”。而唐大历以后出现的市场危机，即因铸钱成本太高，各监不肯多铸(每年不超过10万缗)，以至“钱重货轻”，物价下降。这在明代就不是缺钱，而是缺银了。下文将专论银的问题。
(三)棉、布、绢价
朱元璋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思想，几乎要家家“三自给”，但绝对是行不通的。明代是棉业大发展代，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仅次于粮和盐的棉货大市场。宣德时税布13万匹，正德增至万匹。[41] 布不是按户、而是按粮田亩数征，并且，那时北方还“昧于织”，只好“吉贝则泛舟而鬻南，布则泛舟而鬻北”，棉的商品率大约比清代还大。徐光启还点明，“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42]
遗憾的是，我们收集到的明代棉和布价资料太少，且多是折交租赋的官价，无法证明徐光启的指示。这些资料不能作出序列，为节约篇幅，免列表。大体上，15到16世纪，棉价由每担5两增至7两，布价则因官价控制，一直在每匹—两水平。
到进入17世纪和进入清代后，棉和布价资料多起来了，但仅限于上海一带。这种资料可以观察到较长期物价下降的走势，而这种观察最好用图，因亦免列表，而与上述米价一起制成图一。
该图一看就知道是在市场危机情况下的价格形态，好像一个商人在那里挣扎，到17世纪末才松了口气。棉价，尤其布价因无逐年价，不像米价活泼，其实也是波动很厉害的。官价管高不管低，故此时是自由市场。又据《历年记》，石米和担棉的价格，1649年都是两左右，即1∶1，而1669年变为1∶2，1687年变为1∶4。从经济发展说，这是一种倒退现象，也反映市场危机。
上海米、棉、布价格
米价据前引王业键文，用逐年估计数。棉价、布价据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四)、(五)》；姚廷遴：《历年记》；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2页。棉有23个年的价，布有13个年的价。
可能由于棉、布的替代作用，明代丝、绢的生产无大发展。从下面表五亦见，明廷所征布激增，绢则递减，嘉靖后大量加派，而所增有限。大约明代丝绸出口活跃，国内市场并不很大。又明代绢的货币作用大于布，绢及折绢税目不下10种，官俸、赏赉均用绢。我所得绢价26项，亦不能作成序列，免列表。所见绢的官价与市价几无差别，地区间亦少差别。大约洪武年间所定绢价颇高，每匹两，宣德后降至—两，正统时升至两，成化、弘治年间波动，嘉靖、万历时稳定于两，崇祯战起，高至1两。

　　注释
[1] 胡平：《中国商业百科全书》(总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2章，《革命中的农业》。
我对此有两篇发言，见张海峰等主编《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5—6；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7—10。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又见《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39—140。
　Merchants and Commerce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Institum Sinologicum Lugduno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辑，1983年。
认为欧洲16世纪是黄金时代，而17世纪则发生“普遍危机”，几乎成为西方史学界共识。又以危机主要由于世界贸易衰退引起，亦有人称之为“世界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代史学家对此有所批判，但主要认为各国情况不同，并不根本否定危机存在。参见奇波拉主编(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第2卷，《十六和十七世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尤其见《导言》，页5—6。
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59—61。
[11] 《资本论》第3卷，页320、347。
[12]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页25、32。晚近兴起的以诺斯()为首的制度学派，强调产权界线和交易费用，也是这种观点，见所着《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3] 万历《歙县志》卷四，《风土》。
[14]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引赵吉士语。
[15]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96。
[16]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按所记，元至元二十七年即有万人。
[17]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杂抄》卷三。
[18]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02。主要指西洞庭。东洞庭商人后来活跃于上海的钱庄、银行和做洋行买办，则是另一“潮”了。
[19] 万历《歙志·货殖》。其他情况均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山西、陕西商人的衰落亦与1617年盐的纲法有关。
[20]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21]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22]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一，《赋书》、《课程》。
[23]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24] 乾隆《绛县志》卷一，《地理》，引外史氏语。
[25] 康熙《博平县志》卷五，《民风》。
[26] 郑克晟、冯尔康文，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162。
[27] 《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丙子。
[28] 汪士信：《明代人口问题》，《平准学刊》第1辑，1985年。邱浚的议论见《大学衍义补》。
[29]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3—4，第二章。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页288。有径估2亿者，见Shu_yuen YimFamine Relief Statistics as a Guide to the Population of Sixteenth China，Ch‘ing_shih Wen_
[30] 丁、口数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48—249、251。
[31] Kang ChaoMan and Land in Chinese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32] 当时记载尚有民族感情掺入，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均所不免。亦有阶级偏见，我做学生时，我师郑天挺言，有人将张献忠在各地杀人的记载统加起来，恰为4亿。
[33] 有详细统计，见奇波拉主编(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第2卷附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4] 《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81年版，页71—77。我未见原书，引自前人着作。
[35] Pierre-Étienne Will“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Laprovince du Hubei du XVIe au XIXe siècles”，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 d‘Extrêm_“Crise Politiquecrise des encadrementscrise hydraulique et crise demographique:la basse con joncture dans le bassin central du Yangzi au XVIIe siècle”en　et　labours de Cluny à la revolution verte:technique et populationParis1985.
[36] 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台北中央研究院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版，页30；《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版，页88。
[3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540、542、545—546。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99。该书有“太平天国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影响”一节，认为“有许多资料足以证明彼时商业贸易仍然发展”，页80。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文契，见《明清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31—168。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文契见同资料丛编第一辑，1988年版，以清代为主，我以彭超《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价格》一文所整理的分时期的平均价格加权补入，该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又补入休宁胡氏买田契资料，见前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页63。
[40] Yeh_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8-1935，in　and　History in Economic
[41] 此指赋布，不包括课和商税的折色布，不同于表五。
[42]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