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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模式的文化渊源——台湾的案例分析

摘要：美国学者彼得·伯格不同意用现代化的西方“范式”来解释东亚“模式”，但也不认为东亚“模式”就是无法输出的“文化经验”，是一种不成其为“经济模式”的“文化模式”。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但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对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关切，从社会政治变项和文化变项加以研讨，力图探寻东亚未来发展的道路和前景。他同样关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他对“东亚模式”进行个案研究，为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模式；文化变项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长期从事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研究。对东亚现代化尤其关注。他自称“长久以来，我的研究重心始终是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关注东亚，是由于“研究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会将注意力放在东亚”，东亚是“今天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关注理由。彼得·伯格认为他对东亚现代化问题关注的焦点是：“东亚或特别是台湾，能不能作为一个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学习的发展模型？以及在这个模型里文化因素是不是很重要？”[1]
一、东亚经验：呼唤现代化解释的“范式”转换
彼得·伯格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正值西方支配全球的时期。因此西方科学家解释当今所谓“现代化”的现象时，就很自然地以欧洲和北美作为他们探讨的范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初期的现代化理论。
我们到也不该过分指责他们是“种族中心主义”。毕竟，现代化的确曾是西方的产物，也的确是从西方扩张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但是，今天，“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已经不再适宜了”。当代社会至少已经出现三种现代化类型：“高度发展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主义”；“战后在东亚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而证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过时”的巨大“控制实验”正是“东亚的发展模式”。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包括逐渐崭露头角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几个国家，这些地方惊人的经济表现，已经激起全世界各地人们的注目。这种经济成就也促使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里的人去讨论所谓“东亚的发展模式”。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案例”？
彼得·伯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与西方比较，着实是很突出的、独特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例子”。东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经济特征，高成长率持续了多年，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它也出现了收入不均减轻的情形。经济学家称为“反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高成长率通常总是带来收入不均的提高，到了后期才会趋向平缓。“台湾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子”。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全部人民在物质生活上都获得了相当惊人的改善。
第二，政府在模式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主动的作用。东亚当然有资本主义，但却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其经济计划都特别着重于出口导向。
第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低度发展”的福利国家，即便是日本也不例外。并且有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储蓄率，这两者可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事实。
三、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文化”也应该被视为“变项”
“即便是死硬派的经济学家，也不至于以为东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是在真空里存在的。”
它们与若干独特的文化、社会特征息息相关。如有非常强的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高度的集体团结感存在于家庭和家庭以外的一些群体中；对教育赋予相当高的声誉，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强的动机；有着严厉甚而可说是近乎残忍的考选规范和制度，完全建立在“成绩表现”主义之上，并且从早年就开始用这套考试办法去择定社会的精英分子。“我想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多少也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当然，经济学家往往称为“人力资源”。但值得质疑的是东亚的社会文化特征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关联度到底如何？
伯格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保证这种“比较利益”能够持续到未来。文化的特质通常会因为适应新情境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长期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因此，把文化视为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是错误的。
四、质疑个人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
各派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一直假定“个人主义”的兴起曾是“现代化反应”的一部分。伯格认为，如果把范围限制在西方，这并没有什么大错误。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最早的孕育阶段。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快肥沃的土地以滋养现代化的许多成分和元素，譬如说，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产生。当现代性一旦产生后，个人主义就会侵蚀传统中比较集体取向的社区和制度，把个人完全交给他自己。因而助长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和社会心理现象。西方现代化说明了其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现代化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个人主义，并且还相当成功地把个人主义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少现代化理论，如美国的帕森斯，就纷纷假定个人主义与现代化的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而且还是其整合的一部分。
但是摆在面前的东亚模式，却使得这种假设变得“模糊不清”。在东亚，即使是在最现代化的部门里，仍然可以目睹一种集体团结和纪律的价值。有关东亚社会里年轻人朝向个人主义的证据仍然不足，也无法让人完全信服。东亚是否已经创造出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呢？如果是，那么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不可避免和内在的，而必须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再作诠释。
　　五、“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何在？
现代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韦伯的着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仍然可以作为探索这种关系时的重要参考依据。韦伯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结论是，亚洲的文化及宗教传统远远不合宜现代化。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说韦伯错了，但“为什么他会错？他忽视了什么？”换句话说，“韦伯言说”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韦伯其实并没有论断亚洲不可以移植现代化，也没有说明亚洲现代化不可以在西方的冲击下生出现代化的反应，恰恰相反，韦伯是相当程度地认为亚洲能够现代化的，尤其是中国。不过不是西方的内生现代化，而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亚洲式现代化反应。
亚洲在现代化反应的过程中是否也会产生亚洲的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亚洲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有其文化的根基，尤其是宗教和伦理的根源？彼得·伯格认为，“目前我们对这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我仍然乐意提出一些探索的方向”。
六、“后儒家假说”的挑战
彼得·伯格认为，所谓“后儒家思想假说”在美国的东亚和中国研究学界相当流行。何谓“后儒家思想假说”，简单地说，指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彼得·伯格强调说，探讨儒家教育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分布，固然对这个假说的概念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使用的概念是“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也持这种看法。
伯格表示，我深深相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这个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譬如说对人世间的积极态度；讲究纪律和自求多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和节俭的重视，以及对稳定家庭生活的强烈关切等，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
七、如何分梳影响东亚发展的文化传统？
彼得·伯格不认为儒家思想是东亚唯一的传统，他也主张对其他的东亚文化传统加以探究，以检视人对自然、对世俗的工作及其生活目标等的态度，是否也受到这些传统的有意或无意的影响。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东亚佛教。东亚佛教与南亚佛教有很大的差异。“当佛教越过喜马拉雅传到中国时，曾有很大的改变。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为‘否定世界’的性格，一变而为‘肯定世界’的性格。”彼得·伯格认为“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人心灵的成就”。东亚的佛教在面对社会实体时，其本质与印度人的心灵赫然正是两种对立的极端。确切地说，“接受世界”或“适应世界”的涵义在印度大乘佛教中是可找到一些的，但一直将救赎置于今生今世的却只有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大乘佛教的国家或地区。
另外，东亚的道教和神道教的传统对经济伦理和工作态度的影响也应该关注。
八、何处追寻亚洲“现代性”的“精神”？
在追寻亚洲“现代性”的“精神”时，彼得·伯格呼吁关注民俗宗教。“大传统”，包括儒家和大乘佛教，都深深根植于人民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底层里，包括认知和情绪的层次。果若如此。是否我们寻找的“今世观”，如积极和实用主义等的根源，就在这些“底层”或“小传统”里，而不是在“大传统”里。
九、东亚真的能够提供一个“模式”吗？
不论是第三世界，还是西方国家，能否学习东亚发展的经验？
伯格认为，虽然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无论如何总是可以从不同的社会学到一点东西。但问题是在呈现一个整合的发展策略时，东亚真的能够提供一个“模式”吗？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看待东亚经济成就中的文化因素？在这里，伯格以台湾为例，提出有两个可能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台湾的经济成功是因为在台湾居住的是中华民族，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华文化模式在塑造中国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说法可以称为“文化论”。另一个假说是：认为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与文化无关，最重要的还是特殊的经济政策及其条件，与他们是否是中国人没有多大的关系。这种假设被称为“制度论”。如果“制度论”是对的，台湾经济模式就可以输出，但如果“文化论”是对的，那这种模式输出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
彼得·伯格承认，“我不仅无法确定哪个假设是对的，同时我自己也仍在两者之间徘徊。”或许，“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10]
十、东亚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吗？——社会政治变项的制约
没有人会对东亚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加以怀疑，但是，这些成就能够持续到未来吗？如果可以，到底又可以持续多久呢？在这里，伯格认为，“明显地，这将受到一些与两个假设无关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譬如说，这个区域仍然可以继续免于战乱吗？国际经济体系会继续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吗？西方政府的贸易政策会出现重大变化吗？等等。
而且，如果像“文化论”所强调的，文化对可持续发展有其重要性，那么如何有效地维护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而不使其在外来文化的感染下发生蜕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更具有个人主义性格，而比其长辈较少具备集体取向的性格。但伯格发出疑问：这是态度的大变动？还是只不过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个过渡现象？[11]
结语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不同意用现代化的西方“范式”来解释东亚“模式”，但也不认为东亚“模式”就是无法输出的“文化经验”，是一种不成其为“经济模式”的“文化模式”。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但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对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关切，从社会政治变项和文化变项加以研讨，力图探寻东亚未来发展的道路和前景。他同样关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他对“东亚模式”进行个案研究，为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发展。
　　[1]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还可以参考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也收录了彼得·伯格的这篇文章。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10]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
[11] 参考[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