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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内容提要】本文对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因素，包括“对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馆藏丰富’与‘收藏优化’的两难选择”、“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缺乏现有联系支持”以及“理论研究的脱节”等，作了阐述。
【摘  要  题】档案鉴定
【关  键  词】档案价值鉴定/主观因素/影响探讨
【  正  文】
　　从特征上考察，档案价值鉴定就是一项深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以价值评价为核心的鉴别工作。因而，分析我国影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本身有效开展的因素，首先应该从主观因素分析着手，就显得非常自然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是无形的，然而它的影响结果却是实在的、可以显示的。在主观方面对于档案价值鉴定起障碍性影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一、对于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
　　欧美国家档案管理的核心，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此前，来源原则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是档案管理的重点与核心。而此后，档案价值鉴定逐渐代替了档案整理，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档案学研究也逐渐把重心放在档案价值鉴定，以及有关的档案优化问题研究上了。如原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1992年来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演时就曾指出，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统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居第一。（注：陈兆：《必须狠抓档案保存价值的鉴定工作》，《兰台世界》1999年第2期。）这种工作重点转移，是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转移，也是档案工作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欧美国家这种观念的变化，以及对档案管理核心地位的重新认定，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方面的反映，有着相当的滞后性。
　　在我国，以往的档案管理学教材中，鉴定环节跟其他环节一样，被割裂了流程性、连续性，而跟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一起，被视为档案工作的八个环节之一。只是到了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中，将“档案价值的鉴定”挪到了第一章，而且在教材的“导论”中，强调了鉴定环节的重要性，指出：“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收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之中，是档案管理中最具决定性意义（决定档案存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注：邓绍兴、陈智为主编：《档案管理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也有人指出：“鉴定工作不仅决定了档案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存在于档案业务的其他环节之中。”（注：葛荷英编著：《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中国档案出版社20XX年版，第154页。）这种变动是一种理论进步，也体现出认识上的进步。
　　但是，总体相比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运用的文件管理、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等有关精简文件的概念与方法，以及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档案优化措施，我们的认识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滞后的。
　　　　　　二、“馆藏丰富”与“馆藏优化”的两难选择
　　　　（一）关于“丰富馆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部门关于馆藏建设的声音，几乎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口号，那就是——“丰富馆藏”。我国以“丰富馆藏”为原则指导档案馆藏建设是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的。其一是我国的馆藏总量少，与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其二是档案馆新建库房有一定的空余度。我国的档案馆库房建设有两个阶段：60年代各级档案馆建立之初，档案数量少，库房相对空闲。90年代，档案馆兴起第二个扩建高潮，许多档案馆纷纷建立起新馆，如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都另建新馆，大量地（市）、县（区）级档案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大扩展了库房。旧馆加新馆，档案库房也相对空余。因而，库房的相对空闲，给档案部门一些同志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于鉴定的认识不足，主张慎行存毁鉴定，这种情绪近年来还有表现。
　　因而，丰富馆藏的影响，在我国说不上根深蒂固，但甚至是一个短时期难以挥去的档案情结。
　　　　（二）优化馆藏在我国的艰难操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界把优化馆藏作为档案馆室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然而，跟国外的档案优化政策相比，我国的这一战略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
　　首先，从时间观念上看，我国的优化思想，整整落后于国外30年，优化观念意识是需要时间建立和培养的，因而，这一点我国尚有待时日。对于现在馆藏进行档案优化的直接方法是加快销毁鉴定。显然，这与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的“重于收藏轻于鉴定”，尤其是轻于存毁鉴定的习惯不符。
　　其次，对于优化，我国没有相应的方法与标准。档案优化，在国际档案界研究由来已久，为此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如比例鉴定法、选样保存法、限制档案移交机关和控制进馆文件范围等方法，普遍运用在欧美国家的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效益，积累了许多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些方法与标准，尤其是量化的方法与标准，在我国尚在探索之中。
　　第三，我国缺乏相应的文件管理机制。文件管理机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文件的精简机制，文件管理的效率机制。而这种精简、这种效率，就是通过及时、有效的鉴定措施实现的。
　　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在文件管理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文件管理观念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界只论文书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教育中，也只有文书学。显然，文书工作与文书学，与文件管理与文件管理理论，两者之间有着目的性上的差异。我国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关注的是文件拟写、运转、办理、积累、立卷与归档。研究重点是如何正确运用文种、拟写文件、遵循行文规则，而文件的立卷、归档视作为介于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共同环节。因而，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并不特别注重研究如何通过鉴定、处置，达到精简文件目的的问题。
　　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不能深入人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国外档案学家眼中，具有标志“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里程碑”（注：（阿根廷）曼努埃尔·巴斯克斯：《文件生命周期研究》，科尔多瓦大学1987年出版。）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兆＠①开始把这一理论介绍到我国档案界，其后有不少学者对其加以进一步研究。然而，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研究的情况看，虽然有许多研究者表示赞同，但它远不是一种被档案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认为无意义的有之，认为我国已有相同理论的有之。总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成了一种颇有争议的理论，自然就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作用了。
　　三是文件中心尚在成长之中。进行文件管理的主体是文件中心，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文件中心，以承担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管。而我国对于文件中心历经长时间却未得普遍认可。从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1988年建立以来，相
当时间内出不了第二家，而且档案界还不断有建立文件中心的质疑之声，一直到2000年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十五”计划》，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建立文件中心，才把关于是否需要建立文件中心的争议划上句号。但总体看来，我国要普及文件中心，还有待时日。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心中对于文件的管理，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否则档案室和档案馆出现的问题，也将会蔓延到文件中心。
　　　　　　三、几种观念——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
　　　　（一）关于“精华说”、“财富说”。
　　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尤其是存毁鉴定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出于“精华说”、“财富说”的影响。
　　我国档案学有关教材中，一直灌输有这种观念，对日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是文件的精华”。有人指出这种整体认识存在缺陷，（注：姜之茂：《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四）——制约因素分析》，《档案学通讯》20XX年第4期。）我们长期以来注重档案的安全保管，是这种“精华说”、“财富说”影响的结果。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有些文件是精华，而有些文件则不是。为此我们就会研究何种文件有永久保存价值，何种文件只有一定价值。
　　　　（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承受风险之后，具有获得利益的可能。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比，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差错；二是工作难度大。怕出差错，是档案价值鉴定过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而造成了求稳的心理。正如王传宇指出的，在鉴定中，档案人员“首先是怕错”，因为“同其它各项档案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档案‘命运’。挤在库房里，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但是一旦鉴定错了，处置失误，则不可挽回，责任重大；这不仅是具体档案人员[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