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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界定及战略分析

　　论文关键词：公共服务中心　武汉　战略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指出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是武汉的历史机遇，然后分析了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界定，最后指出武汉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战略定位：处理好市场经营主体与软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关系，处理好武汉市与大小圈的关系，处理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中共武汉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提出“将武汉打造成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吸引全国人民来汉就学、就医和娱乐”。笔者认为这是武汉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信号，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逻辑必然，是武汉崛起的现实要求，也是转换政府职能，优化投资环境的有效举措。温家宝总理指出，“武汉是中部地区的龙头城市，有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商贸条件和科教实力，在中部崛起中起着带头作用，应该乘势而上，必将前程似锦”。这是中央对武汉的期望，是武汉龙头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从武汉市服务业的现实情况看。武汉市在中部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如表1)，近几年武汉市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加上国家、地方政策的支持，现在正是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良好时机。
　　一、如何界定中部公共服务中心
　　第一个关键词“公共(物品)”。对于公共服务的理解方面，大部分认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理解为是一种公共的行政服务。实际上，公共服务包括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娱乐三种物品的供给有别于完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付费后。才可以进行消费，所以使得此种物品的供给具有排他性，因此是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如表2所示)
　　从理论上看，准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是可行的，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指出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有效地供给某些公共物品。科斯也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中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物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
　　实践中，虽然改革开放30年，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政府仍然垄断着很多领域，地方行政权力不恰当地挤压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此外，行政力量推动的嫁接式的市场化改革制度使得政府在治理模式上存在着很多冲突和不协调，这对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是一个挑战。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效率的损失，必须通过市场化和第三部门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弥补政府的不足。
　　因此，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应该由政府和民间来共同构建。这种共同构建的核心就是市场化。实质就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与激励的调节。美国之所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在于具有强大的市场，英国、日本之所以崛起无不是国际市场的拓展。在国内，中部与沿海经济水平的差异就是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总而言之，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关键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明确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不光是政府，更是市场，我们必须努力开拓这个市场。
　　第二个关键词“服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证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2008年武汉市人均GDP为7235美元。依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武汉市处于工业化阶段的高级期。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以及向后工业化的过渡，产生了制造业对服务的大量引致需求。
　　武汉作为“中部战略支点”、“中部龙头城市”，其基本职能应
　　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必须处理好市场经营主体与软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关系，武汉市与大小圈的关系，及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1　处理好市场经营主体与软环境的关系
　　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不仅是进行产业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也是从制造业单兵作战向制造业、服务业齐头并举的战略调整，从而起到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的经济辐射方式。此外，公共服务中心的建立也是改善投资软环境的有效措施，使来汉投资、创业的软环境更优。所以，打造中部服务中心不仅是拓展新产业、新功能，也是完善服务环境的有效手段。

　　但是，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才能使服务内部化转变为服务外部化，带来服务活动独立化。从表面上看，服务活动内部化是社会分工程度的低下，但其背后，是没有处理好市场经营主体与软环境的关系。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市城市税费较重，与政府打交道时间过长，加上通关天数与东南地区相比差距还较大，因此软环境亟需改进。
　　软环境欠佳，主要原因是行业的行政性保护，造成竞争不足，从而产生行政性垄断利润，使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这影响了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有效性服务供给不足。因此，武汉要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吸引全国人民来汉就学、就医和娱乐，必须突破体制性障碍，提高市场化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现代服务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减少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增强间接的宏观调控能力，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
　　2　处理好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由于教育、医疗卫生等产业是准公共物品，它们既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也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一方面承载着政府的责任与公共产业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具有追求利润的商业性特征。从其承载的社会效益来说。必须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平性、质量和效率。从对利润的追求来说，我们需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动员多种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引人竞争机制，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合作的多元化模式。
　　因此，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必须处理好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关系，也就是要重视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的责任，而私人物品的提供则是民间资本的机遇，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为此，打造公共服务中心，一方面要认识到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的责任，对医疗卫生、教育等产业的公益性、社会性必须强调：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医疗卫生、教育等产业的商品属性，而这些产业的商品属性则是民间资本的机遇。
　　3　处理好武汉市与大小圈的关系
　　(1)大圈——中部五省形成的四大城市群(如表4所示)。中部五省四大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呈竞争态势，各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拟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当我们打造中部崛起的支点时。河南提出要成为中部崛起的“脊梁”，湖南认为自己是“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安徽明确提出“东向发展”战略，江西提出了“对接长珠闽，融人全球化”的方针。中部这种“区块割据，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破碎的中部、“各怀鬼胎”的五省，难以构建出一个区域共同市场中心。
　　(2)小圈——武汉与周边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当前武汉城市圈发展呈1大8小的态势。与武汉相比，其他8城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阶段都相对滞后。因此，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成熟期经济和成长期经济的博弈。根据“智猪博弈”理论，武汉城市圈应该选择适度均衡发展道路，也就是学会当“大猪”，自己行动起来，让“小猪”搭便车。只有帮助周边的8个城市发展，武汉才能发展。只有大市场，才有大武汉。
　　(3)处理大小圈关系，武汉自身发展是关键。我们应该树立信心加快发展步伐，赢得话语权。武汉处于中部的最高梯度。具有对中部五省的“涓滴效应”。武汉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实至名归，但如何成为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区域共同市场中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注重相互合作，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特色品牌，打造出新的医疗、休闲服务项目。此外，中部崛起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过程，按专家意见30％内是缓慢发展阶段，30-70％是快速发展阶段；70％以上是稳定发展阶段，当前，武汉在60％以上，是快速发展期。我们要抓住城镇化发展中的市场商机。
　　4　处理好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如表6所示，当前武汉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体系过“重”过“粗”，我们现在言必称“武钢”、“武重”等“武”字头企业，对服务业相对重视不够。武汉市第三产业比重用了30年才从25％到50％，1998至2008这10年时间增长不到3％。二是民营经济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为全省创造了70％的GDP、60％的税收和76％的出口，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沈阳民营经济税收比重也已经达到51，7％。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
　　(1)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当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引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话语权。10亿美元的软件与IT外包出口所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制造业200亿美元的来料加工出口，但两者所消耗的资源、占用的土地却有天壤之别。同时，发展服务业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为此，我们要注意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处理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2)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在服务经济发展中，除了最终服务消费需求的增长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服务需求就是与工业化高度发展相联系的中间服务投入增加。国际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发展以及向后工业化的过渡，产生了制造业对服务的大量的引致需求，这就是金融服务。为此，金融是武汉发展的命脉。当前，中央已经把上海定位为中国金融中心，而中部没有金融中心。我们要争取政策发展民间中小型银行。
　　(3)要注意产业政策的调整。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一是处理好产业的转入与转出的问题。应当根据水桶理论与反水桶理论，进一步分析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结构，制定“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增强公共服务中心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二是要处理好不同产业的聚散关系。产业特性不同。其发展模式也不一样，有些产业需要集聚，不聚集就不能形成竞争力，有些产业需要扩散，不扩散就不能形成市场。
　　(4)抓住机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在服务经济发展存在较大潜力的条件下，如果服务供给条件不变，那么其发展路径只能是线性的，至多不过是其发展速率有所不同而已。但我们看到，沿海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趋势正呈现出服务供给条件的根本性变化。因此我们要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做好准备。深圳的外迁企业的60％在省内搬迁，30％左右是跨省搬迁，在跨省搬迁排在第一位的是江苏省，排在第二位的是广西、浙江和湖南。湖北只排在第三梯队。这说明武汉和武汉城市圈的辐射力不强，而这也是我市打造公共服务中心的一大软肋。
　　三、结论
　　武汉市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持续研究的问题。武汉市打造中部公共服务中心的出发点在于要化解当前武汉市面临的金融危机。在于加快武汉市两型社会的建设，在于促进东部沿海向湖北省的产业转移；医疗服务中心、教育服务中心和休闲服务中心是重要的切人点；关键点是要理清政府、市场与企业各自的角色定位，充分实现市场化供给与调节；其关联点在于处理好市场经营主体和软环境的关系，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关，系，武汉市与大小圈的关系，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