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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人正在错过一场革命吗？环顾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的崛起不仅在重塑全球的贸易格局，还在改变着世界的金融、制造业格局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这种局面自然应该引发探索性的争论。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争论仅限于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在美投资意图的抱怨。这更像是在开列一份“麻烦”清单，而不是在对一场结构性变革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评估。有些抱怨是正当的。但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抱怨上，即使确有抱怨的理由，也有可能犯下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
中国正在向世界打开大门，将自己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较富裕邻国的金融和科技实力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正式的“亚盟”正在快速形成，这一深度整合的亚洲经济在GDP总量方面已不输美国，而人口却是美国的6倍，它既有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和金融优势，也具备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优势。这一强有力的竞争性挑战是无法依靠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惩罚性关税和禁止中国在美投资来应对的。相反，美国需要做出战略性回应，即对美国依赖消费和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反思，解决我们自身在竞争力方面的不足，重塑我们对待与亚洲的贸易及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态度。
没有哪个国家是天生有权领导世界的。中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说，中国清朝的皇帝们曾统治着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掌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GDP。中国在历史上不乏创新精神，这里曾经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火药、印刷品以及文官制度。但清朝的皇帝们却一味沉迷于中国在历史上的辉煌，他们认为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地位是自然而然和永恒不变的。当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欧洲的外交官和商人们来到中国时，他们在中国皇帝眼里根本无足轻重。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仅仅几十年后，欧洲人就凭借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策略统治了亚洲。清王朝因此颜面扫地，其众多附庸国自然也是树倒猢狲散。此后中国在衰败和巨变中苦苦挣扎了近两个世纪。
美国未来的前景当然不会这样黯淡，但我们也确实面临着实质性挑战。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有一个世纪。但那些在幅员和经济发展潜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国家如果有决心是可以赶上美国的，而我们却依然沉缅于过往的辉煌。中国经济的规模自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两倍，现在仍然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时有可能赶上美国。中国也在科技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它不断投资兴建港口、沿海道路体系、电信网络、研发中心和大学。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这些努力已经有了回报，中国先是实现了从出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向出口重工业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变，现在它又开始扮演起金融家和对外投资者的角色。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中国在大方向上走对了；它的邻国既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在从中国的成功中受益；而我们却未能与中国一道前进。请考虑以下三种趋势：
──亚洲经济正在形成合力。虽然美国国内围绕外包问题正在争论不休，但投资中国的实际上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去年吸引的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中国商务部(CommerceMinistry)2003年的统计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每年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了大约2万家“生产型工厂”。这些汇聚了中国的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和亚洲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资金，从而使亚洲的整体实力得到了加强。中国现在的打算是，通过与东盟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或许还有日本签署特惠性质的贸易协议，进一步推广这种合作共荣的关系。而美国迄今为止对此的回应仅仅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或许一年后还会与泰国签订类似协议。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有被削弱的危险。
──亚洲的人力资本状况正在改善。中国政府每年新创办约200个研究中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增长三倍，达到2,000万人。学生们纷纷选择艰深的学科。电脑系统政策设计委员会(ComputerSystemsPolicyProject)指出，中国的大学现在每年培养20万名工程师，日本的大学每年培养10万名工程师，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规模较小经济体每年培养的工程师加起来也差不多有10万。而美国现在本土出生的工科毕业生却比20年前要少。美国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只有6万人。目前美国在发放签证方面新实施的限制性规定损害了美国从海外引进人才以弥补国内工程师不足的能力，这些规定增加了熟练工人、科学家和优秀学生移民美国的难度。自911事件发生以来，外国人来美就读研究生的申请量下降了30%。
──亚洲人正在积攒财力。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达40%。韩国、台湾、香港和日本的储蓄率也都无一例外地处于高水平。而美国人却在借钱过日子。2001年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已下降到193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相当于GDP的1%至2%。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消费和购物热潮，而为我们提供资金支持的则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美国人在花钱上的大手大脚推高了我们的经常项目赤字，加大了美国的外债负担。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美国经济连续两年强劲增长，但美国人仍普遍感到紧张不安。他们有理由如此。
当然，亚洲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间的大国关系不好处理。亚洲人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老化。中国尤其面临着金融体系不健全、环境压力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困面广以及法治基础不牢固等问题。而美国仍然有很多优势，从充满活力的政治制度到质量优良的大学，从完备的环保和知识产权政策到在医药和生命科学方面所独具的优势，不一而足。但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自身的弱点，我们的长处可能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必须拿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下面试着列出几个应优先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降低全球金融和贸易出现失衡的危险。美国储蓄和出口太少，而靠借贷进行的消费却太多。亚洲的储蓄率则太高，这导致了在房地产和出口行业上的过度投资。这种模式对美国和亚洲均蕴含着危险。由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超过了GDP的6%，并且依赖外国资金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美国面临爆发金融危机和长期债务不断增加的危险。而亚洲方面，其不断增加的美元储备则面临着贬值的危险，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太过依赖美国人的消费意愿。由于美国和亚洲对造成这种失衡局面均负有责任，因此在降低这些风险方面双方也应合作才是。中国需要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美国需要减少贸易赤字并增加个人储蓄，而日本和韩国则需要在市场自由化方面进行持续的努力。
──其次，美国要保持自己在科技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就需苦练内功。为此，美国的税收政策需要将重点转到鼓励创新上来。公共投资的重点必须转到促进高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政府和民间都应该增加研发支出，特别是在物理学和信息科学方面的支出。30年来，联邦政府在基础科学(生命科学除外)方面的实际支出一直停滞不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一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了37%。为了使国内的专业人才得到补充，美国政府还必须反思其签证政策。外国学生申请来美读研究生的待批期应该缩短，在签发工作签证方面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应放宽限制。美国的小学和初中还应更注重科学技术教育。
──第三，必须保持美国在太平洋经济圈所处的中心地位。美国与新加坡已经签署且与泰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只是个开始，但却具有重要意义。不管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起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取得何种结果，美国都应该继续致力于与东盟主要国家、日本和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强化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可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亚洲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也应该改变自己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方式。就美国而言，通过国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争论的方式而定期关注一下中国是不够的。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WTO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除此之外，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该国在亚洲整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国还必须与中国和亚洲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这就不仅需要对美国的现行政策进行反思，还要对全球性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改革八国集团(G-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出口国、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外汇储备全球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G-8成员国，而不仅是该集团偶尔邀请的访客。韩国的经济规模足以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媲美，它也应该成为G-8成员国。IMF在向成员国分配缴费额度方面也存在问题。该机构的资金只有3%来自中国，这一出资比例仅与加拿大相当，较比利时也高不了多少。这与中国应对全球金融体系所负的责任是远远不相适应的。APEC也应肩负起新的使命，即重新举起在太平洋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贸易的大旗，并解决各方共同关心的四个长期性问题──能源、气候变化、老龄化和财政问题。
不过在这之前还需要先迈出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美国政府、国会、商界和公众都要认识到，美国正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性挑战，而我们不能将这一挑战归咎于其他国家被低估的货币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现实情况是美国面临的竞争更激烈了，而我们必须适应这一局面。两百年前中国的皇帝们失败了，美国要想成功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