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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文人风骨刍议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人;风骨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看法，一般的理解无非是事君以忠，敢于直言犯谏，宁死不屈；或是改朝换代之际，决不仕于新王朝等等。《辞海》、《南史·宋武帝纪》等对“风骨的阐述，只是“风骨”的表面意义，或是文人风骨中某一方面的表现形式而已，并不能以点盖面。要想全面深入分析、解释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内涵，就必须将其与中国的文学以及绘画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明白其中的真正意义。
　　对于“风骨”一词，仅从字面去分析，其实是较容易理解的。按《辞海》解释：“风骨，品格，骨气。《南史·宋武帝纪》：‘风骨奇伟。’《新唐书·赵彦昭传》：‘少豪迈，风骨秀爽。’”当然，这也只解释了“风骨”的表面意义。若仅以此意义来诠释中国文人之风骨，则未免流于肤浅了。
　　下面我们不妨先从文学作品之“风骨”谈起。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此句如何理解呢？宗白华先生解释说：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这同歌唱艺术中讲究“咬文行腔”一样。咬字是骨，即结言端直；行腔是风，即意气骏爽，动人情感。有学者认为“刘勰论‘风骨’是从儒家传统的‘风教’思想出发的，就是要求文章起一种鼓动、讽谏、教化的作用”。即如文章开头所说“斯乃化感之本源”。有了风骨，文章就有了感化的力量。也就是说，文章之“风”，侧重于情，即作者的主观情感；文章之“骨”，侧重于理，来自作者充实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活动。
　　通过以上之分析，我们对“风骨”一词应该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了。那么，再通过文艺审美之“风骨”来论述中国传统文人之风骨。
　　“风”侧重于“情”，用之于人，也即是说一个人的气质，风度。而“骨”侧重于“理”，用之于人，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在的思想内容和逻辑思维活动。这大致相当于孔子论君子之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所谓文人之风骨，则应主要从其外在之气质风度以及其内在思想行为来论之。《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是儒家文人“修身正心”的最基本要求，其概括为五个字就是：温、良、恭、俭、让，同时也是文士之风的一种体现。
　　从外在之气质风度上来说，古代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儒雅、温和、朴素等。从历代所留传之画迹看，文人们大都白衣青帽，或扶杖信步于竹林山溪之旁；或临窗苦读；或卧听山林之风等等。如孙位之《高逸图》中所画“竹林七贤”，山涛、王戎、刘伶、阮籍之形象。而钱选《扶醉图》所画陶渊明醉酒之态，十分细致的表现了文人潇洒不羁之情态。苏轼在其《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亦有描写周瑜儒将之风姿：“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何其潇洒！元世祖忽必烈初见赵孟兆页，“惊为神仙中人”。元仁宗更是总结出赵子昂有七美：“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日失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七也。”此虽为评赵孟兆页之语，但以中国传统文人之总体风度来看，除了其中之“帝王苗裔”以及涉及长相的“状貌昳丽”外，其他五点对于文人修养来说都是必备的，只是在程度上有高下之分而已。
　　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上，儒家更提倡“安贫乐道”。《论语·里仁》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同样是在说文士之品操。刘禹锡的《陋室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从君子之居所——陋室上歌颂文人安贫而乐道之风度。在元以后的文人山水画中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画中一改前代之亭台楼阁，而多写茅屋草舍，其间或有文人逸士谈书论诗，听琴赏月。当然，这一方面是山水笔墨发展更趋于成熟的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人崇尚“安贫乐道”思想之潜意识中的自觉体现。

　　从内在思想行为上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文人大都时刻抱有强烈的用世之心。赵孟兆页曾言：“士少学之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但如遭逢难为之政，遇昏庸之主，而秉性刚直之士，为权奸佞臣所排挤。那么，这些身怀治国济世之志的文人士大夫们，恐怕也只能感时之不遇，空多惆怅了。楚大夫屈原的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尽显其悲悯苍生而又无能为力之苦。范仲淹亦发出儒家士人悲天悯人之慨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更是道尽历代多少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之心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于文人来说，强硬的反抗既已无补于事，无力回天，倒不如采取无言之抵抗，即隐而不仕。因为“隐”也是一种抗争和不妥协之形式，即如老子所言“柔弱胜刚强”之理。因此，历代有为之士在不得已之时，大都归隐于山林了。东晋之陶渊明亦“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宁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自己适心惬意的隐士生活。唐之李太白空有满腹才学和治国之大志，却整日只能作一些“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霜”之词句供杨贵妃玩赏取乐，几乎沦为皇家权贵之御用俳优。因此，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挂冠飘然而去。至于像一些前朝遗民文士，则更是存不屈之志而终老山林。如钱选、八大、髡残等等，都是文人不屈风骨之体现。
　　总之，中国文人之风骨主要就表现在以上所论的这几个方面。无论从其外在之气质风度，抑或是从其内在之思想精神来看，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道释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也正是中国悠久而博大的历史文化，才造就了具有中国鲜明民族特色的文人风骨和文人精神。
　　[参考文献]
　　[1]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