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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法律信仰的当代意义

　　摘 要：法律信仰是一种民众发自内心的主动的从法、护法精神,即一种对法的虔诚的信仰,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恰恰缺乏这一动力支撑，从这一角度论述了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提出了构建法律信仰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信仰;和谐社会;法治；当代意义
　　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而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是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法治,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有和谐的法治，而法律信仰所体现的正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一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这就更能突显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1 什么是法律信仰
　　信仰一词在《辞海》中是这样被解释的:“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准则,” 法律信仰是指基于主体通过对法 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的守法的升华。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公式来演示服从法律与信仰法律的关系：认同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即公众在对法律价值作出认同之后就会去服从法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又满足了主体内心的需要从而在主体内心中产生了对法律的信仰,相应的法律信仰一旦生成又会促使主体更加自觉得服从法律,爱护法律,恰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因此,服从法律与法律信仰的耦合,就存在于这种排除外力强制的主体内心自觉的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之中。
　　2 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以“惊人的速度颁行了一大批法规” 这种“快速推进”型的立法实践不仅标志着“无法可依”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中国法治化的“硬件”设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雏型的形成。但与此同时,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法律情感及对法律的信仰的培养却被忽视了,从而不可避免地拉大了本己存在的法治的物质,制度、技术成分与法治的意识,观念、价值成分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由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从法理上看，法律自古至今都有工具化作用，不管对法律如何美言，法律都表现为对社会生活控制的一面。法律是理性化选择的结果，是理性化的规则，是对世俗生活的秩序化安排，现实生活的冷酷处理。诗意般的人生无法通过信仰法律来实现。法律追求的确定性、具体性，是历史与理性的结果，是日常的俗世生活的践行。法律不具有超越时空性、超验性、彼岸性的特点。信仰恰恰是某种意义上理性的拒绝，超验的情感依附。法律从其价值上来讲，法律的正当性无法自我证明，也就是法律的善恶、法律的正当性不在法律其自身，而在法律之外的诸如正义等依据，但正义等判断性依据也无法在一个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达成“正义”共识，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也无法为所有的人们信仰。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没有使人们产生信仰法律的内在基因,相反伦理道德却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之上的,人们更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面纱中生活,社会秩序游离于法律之外,靠血缘、亲缘关系结成。如王亚南先生所释:“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替代法治。”正因如此,人们更倾向于伦理亲情,对伦理道德以外的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人们排斥法律,厌恶法律使得法律丧失了其应有的至上性与权威性。在这样情形下对法的信仰便无从谈起。
　　最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
　　3 如何构建当代法律信仰
　　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因此，在构筑我们现代法律制度的时候，“不仅没有溶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刻就陷入到了不可能摆脱的精神困境里。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乐于为之献身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时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仰这种法律。”［5］这就是摆在我们正在前行的现代法治道路上一块亟待清理的绊脚石。培养法律信仰，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任重道远。
　　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法治观念，为树立法律信仰创造条件。
　　法律信仰是一种境界，它以法律认知为前提，人们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的强化是法律信仰得以树立的基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人们法律意识的主要手段，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特色，经过“四五”普法，人们的法治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行政机关也逐步树立了依法行政的观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然是“路途遥遥”，因此，我们应该把法制宣传教育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真正从内心树立起法律至上的信念，为树立法律信仰创造条件。
　　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
　　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
　　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法律信仰在当代社会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决非一日之工，它是传统法律意识转变的过程，是人的法律理念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土壤，民主政治是关键，文化教育是根本，这一艰难历程的完成，从根本上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它们必将孕育出所需的法律理念、文化和制度。但自然演进长期性使人们不得不思索突破口何在？如何建构公民的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除了要从立法、执法、守法等环节逐步完善，健全和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外，还必须让公民自身权利意识和法意识的成长。因此，培养我们对法律的信仰，是我们当代社会法治进程中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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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伯尔曼.法律和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