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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唐诗杂论》有感

　　万丈高楼，幸有人起
　　——重读《唐诗杂论》有感
　　原创： 写游学报告的云云  欢里
　　一、作者简介
　　本书出版于20XX年，系以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选刊》为底本，增补了数篇文字作为附录。其著者闻一多先生，具有集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于一身的“三重身份”。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先生对唐代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二、内容介绍
　　《唐诗杂论》，侧重在于唐诗。所谓唐，自然表明是一个时代；而诗，是一个时代的诗歌风貌。文中并没有逐篇地分析某位诗人的诗歌，整本书的特点在一个“整”字，从整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入手，由时代切入诗人的人格特征。它不能被称之为诗论，而更像是史论。
　　初唐诗显然是闻一多先生叙述的重点，从唐初五十年“类书式”的诗，从五代因袭而来的宫体诗风，唐诗开创期的变革着四杰，短短几十年，唐诗的文化风气极大地转变。这其中的诗人都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包含在整个时代内，他们是时代的诗人。
　　《类书与诗》从唐初的文学被学术同化讲起，引出六朝时期的类书与初唐诗作比，初唐诗的构成程序正如类书的进化。唐太宗对堆砌式的文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畸形的文学的形成。
　　《宫体诗的自赎》讲述宫体诗发萌至转变，最后完成自救的过程。宫体诗是梁简文帝时期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闻一多先生批评宫体诗是“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庾信的北渡本应拯救宫体诗，但原本热性的北人也被逐渐影响。到唐太宗宴驾，宫体诗仍然兴盛。直到卢照邻、骆宾王的“一声霹雳”，刘希夷“回返常态”的复归于正，再到张若虚“不亢不卑，冲融和易”的《春江花月夜》，宫体诗的百年罪恶终于被赎清了。
　　闻一多先生在《四杰》中指出，所谓的唐诗“四杰”文学徽号，无论从年龄、性格、友谊集团，还是诗歌创作形式、时代使命来看，这种并称其实是不妥当的。卢照邻、骆宾王年龄较长，性格“浮躁”，擅长七言歌行，与刘希夷、张若虚一脉相承，是宫体诗的改造者。杨炯和王勃则较为沉静，诗作契合，专工五律，是“律变”的完成者，与沈佺期、宋之问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
　　盛唐和中唐，则是诗人的时代。孟浩然和杜甫是盛唐的两个典型，贾岛则不仅仅是晚唐的代表诗人。他们造就了一个阶段的唐诗风貌。
　　《孟浩然》从“颀而长，峭而瘦”的孟浩然画作入手，写孟浩然始终仅仅“临渊羡鱼”的隐士一生，表现在他诗歌中只一“淡”字，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同时也指出孟浩然的诗作虽有质高之句，但数量太少。
　　《杜甫》一篇，闻一多先生想塑造的并不是“诗圣”杜甫，而是讲述杜甫的一生：他家族的高尚品德，他早慧和血缘里的自傲，他郊游齐赵时的快意。最最有意思的是杜甫与李白的郊游。李白之于杜甫，恰如孟浩然之于李白。我一直认为天才式的李白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偶像，而闻一多先生的分析颇为有趣。先生认为杜甫与李白的交友，最初是倾心于李白“谪仙人”的风貌，而这种狂热逐渐冷却后，杜甫骨子里还是忧国忧民的那个少陵野老，他与天然出世的李白并不是一路人。他所忧愁的不是生命，而是现实。至于山东一聚后，两人又如何，先生在此戛然而止。
　　《贾岛》，贾岛以佛为基，以儒为形，在晚唐的一隅描摹荒凉清冷的万物，自成阴霾、峭硬的情调。神奇的是，审美仿佛一个轮回，“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贾岛也就成了唐以后各个时代共同的贾岛。
　　本书还有一些零散的附录，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英译李太白诗》等文，在此不作过多说明。
　　三、感想与评价
　　并不是第一遍读这本书，初读时对唐朝的脉络并不了解，就如牛嚼牡丹生吞了下去，一些宫廷诗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对此书的初印象也只觉得行文风格如余光中先生般大开大合，文字随性转换，形散了，我也并没有抓到它的神。
　　而近来，看过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和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后，我又重读了一遍《唐诗杂论》，才发现此书其实立了一个大框架。中国史学史的课上，听老师讲陈寅恪先生时，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了。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的根基上搭好了框架，就像宫殿已经搭好了梁柱，只待后人再补上零散的外壳和内部装饰。在最后看附录陈子昂时，闻一多先生点了几个点，列出了材料，只是没来得及写，这种感觉愈发浓厚。
　　尽管如此，重读此书，仍有不少收获。
　　（一）想象与固化：文学记忆中的诗人形象
　　《孟浩然》开篇即对孟浩然画像的描述：“颀而长，削而瘦，长白袍”。这源于李洎的题识，闻一多先生对此赞叹不已：“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削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而这种形象，是孟浩然本人吗？或许是，《孟浩然集》编者王士源在序文里介绍孟浩然“骨貌淑清，丰神俊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形容的“精朗奇素”一致，李白也写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一切描述，不正是白袍帽靴的布衣形象吗？而更直观的感受，是从他的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身影，那“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那“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他的诗是淡的，他给人的感觉也是风神散朗。
　　十有九人当如其诗，或人就是诗，这话不假。我于9月份写过一篇日记：
　　“今天看文学史的时候，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定格的形象。
　　就很奇怪，所有人都是从学步儿童一直到耄耋之年。
　　但比如李白，就是三十来岁白衣立于船头的模样，无论如何都有年少人的狷介和生气；杜甫则是四十出头的老者，每条皱纹都写满了对国家局势的担忧；韦庄、温八叉，不知道长相怎样，总是被花间派词人朦胧的柔光虚化了。就像总觉得姜夔、杜牧一直是与桥边红药赏二十四桥明月的年少风流，韩愈隐藏在儒学正统谏迎佛骨下藏不住的长剑倚太行之昂扬正气，谢灵运字句之间不加雕琢就自带上位者的超脱随意，真的诗为心声，就算孟郊贾岛苦饰雕琢，还是掩不住地流露局促穷酸。
　　诗人创造了诗，历史大浪淘沙后留下的诗又反过来塑造了诗人的形象，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诗人在不同人的印象里不尽相同，但依然会具有共性。造成这些共性的，一是史书对他们外貌的记载，二是他们在诗歌里的样子。这必是这些已有意象加以配合，才能想象出诗人。画家、雕刻家正是将这种抽象的概念翻译成具体的意象，才表现于作品。而具体的意象才能让平凡人移情于物，将无处安放、模模糊糊的想象投射到作品上。诗人的形象就此被固化。
　　所以，虽然杜甫在语文课本上的画像并不是杜甫本人，我依然会觉得他符合一部分的杜甫，甚至很多人认为他就是杜甫，他的眼中眺望的是万里山河破碎。
　　（二）求同与存异：以数字并称的徽号
　　初唐四杰，名次记载不一，最为人熟知的顺序为“王杨卢骆”。
　　从历史记载来看，此称呼在唐代就已得到极大的认可。《新唐书·文苑上·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记载：“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为‘王、杨、卢、骆’，号‘四杰’。”《旧唐书·裴行俭传》亦提到四杰“并以文章见称”，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为休”。何为“当时体”？现代人多理解为诗歌，但根据以上历史记载，四杰并称应兼指诗文，偏重文章。但无论如何，“四杰”并称似乎是毫无异议的文学徽号，张志烈先生在《初唐四杰年谱》指出：“‘四杰’之称，必为四人并世且才名埒敌之时即已出现。”
　　但是闻一多先生第一次对“四杰”的徽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一徽号就文赋而言是足以成立的，就时代使命而言，也大致适用。但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
　　闻一多先生认为在人和诗两方面，四杰天然分为两派。首先是性格上的不同，卢、骆年长单浮躁，王、杨年轻但较沉静。正是因为诗人气质上的个体差异，两派采用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式来传达内在情感。一是诗歌形式的不同，卢、骆擅长铺张扬厉的七言歌赋。与卢、骆相比，王、杨要年轻许多，他们完全是在新体诗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为了跻身朝廷，他们会自觉选择向沈佺期、宋之问这类文学主流创作团体的文风靠近，所以五律是王、杨创作的首选。
　　二是两派的诗歌使命实则不同。“王勃修正了宫廷风格，但从未远离这一风格，也从未像卢照邻那样，至少在某些诗篇中与宫廷诗实行彻底的决裂。”卢、骆的歌行可以算宫体诗的救赎，他们将市井的放纵带入诗中，“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他们与写做《代悲白头吟》的刘希夷算作一派，为宫体诗注入新的风格，但深刻程度远不如刘希夷。王杨的五律是对诗词格律的定型，他们开拓的是台阁体的境界，与沈佺期、宋之问一脉相承。
　　1957年，刘开扬先生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篇《论初唐四杰及其诗》，对闻一多先生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刘开扬先生认为年龄和性格不足以区分某个文学并称，而闻一多先生强行区分两派文学上的异处，也是不可取的，卢骆《折杨柳》、《在狱咏蝉》、《梅花落》等五律，都有可取之处；，王勃的《采莲曲》、《登高台》等，也是很成功的七律。“四杰除了写作七言歌行（只有杨炯没有七言传下来），还都在五言律诗方面为后来的建立者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基础。”四杰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对立的局面，表现改造齐梁诗的倾向。
　　且不论闻一多先生观点的对错及其他学者对此观点的辩驳，单单是提出这一质疑，便如盘古劈开混沌，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文学史上的数字并称不在少数：西汉的“汉赋四杰”；魏晋南北朝的“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隋唐五代的“文章四友”、“大历十才子”；宋代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永嘉四灵”、“中兴四大诗人；金元时的”中州三杰“、”元曲四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三袁“、”吴下三冯“、”吴中四杰“；清代的”江左三大家“、”桐城三祖“；等等。
　　诚然，王国维曾经提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并称恰恰是所谓”一代文学“的代表，为我们分析前朝文学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轨迹，而从古至今的人们也乐此不疲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并称。
　　应该说，将诗人放在整个时代中，放在时代的文学浪潮中，去研究数位文人共同的创作趋势及对当时文坛产生的影响，是正确的。数字类的文学并称，或是依据生活所在地，或是用姓名中国共产党同的字，或是依据其创作文体，或是划分其创作风格，看似有一定的根据。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旦一位文人被放在了并称的徽号中，尤其是带数字的徽号，其某一共性特质必然被凸显出来，而个性化的创作被有意忽略了。一位文人或许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当他们组成了文人群，往往会得到充分的关注。问题在于，一方面，文人的知名度由群体规模而提高；另一方面，历朝历代的人们对文人群的共性反复强调，形成印象固化，对其不同之点大多选择漠视，文人群中的文人不过千人一面罢了，文人的个性化何在？如此，反而掩盖了文人，妨碍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
　　诗人是群体中的人，亦是个体的人。对于这点，或许是时代的面纱太过朦胧，当代人往往比后代人更清晰地看到文人群体中的个人色彩。建安七子可以说是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七个作家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秉性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其创作个性也不尽一样。首倡”七子“之说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阐述了他们的”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扬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可惜在后世文学研究中，”建安七子“的形象，基本是一样的面孔。
　　前朝的徽号，多是由于文学创作风格的相似，而历史越是往后，数字徽号更是毫无根据，仅仅是一个符号。南宋诗人徐照、徐巩、翁卷、赵师秀因都是浙江永嘉人，又因其字中皆有”灵“字，便并称”永嘉四灵“；明代林鸿、王恭等十人仅因为都是福建人氏而并称”闽中十子“；清代江西魏祥、魏禧、魏礼因兄弟关系而并称”宁都三魏“。除了表达对其知名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试问这样的并称有何意义？他们究竟在创作内容抑或是艺术形式上有什么共同之处，亦无从考察。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徽号本是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文学发展流变规律，但文学并称愈益成为标新立异、划地为牢的象征，以至有的文学并称本身也失去了面目，只留下一个符号。
　　闻一多先生对四杰并称的质疑，如醍醐灌顶。日后看到一个文学并称，不应只看到文人相同的一面，对其个性化创作也要给予充分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方能思考，此类文学并称是否妥当？
　　四、总结
　　虽然闻一多先生在此书中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认可，也存在许多缺陷，但依旧震撼我心。
　　”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那种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　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这些缺点比成千人的德行对我们更为有用“。
　　PS：这学期本来要写的是游学报告，因为一些原因没来得及去，就写了读书笔记代替。谷老师居然表扬我这篇写得很认真诶，实在是受宠若惊，其实是在元旦假期速成的……虽然之前确实很认真地看了好几遍这本书，还看了相关的书，不过写文章真是会无心插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