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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
　　摘 要：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界多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并侧重从文化传统角度指出造成这一系列差别的原因。但研究领域只局限在儿童文学中的叙事文体方面，其他体裁如儿童诗歌和寓言等则鲜有问津。并且，多数作家在评论时只注重对原因的分析，很少指出突破局限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 中西儿童教学 差异 比较研究 

　　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Vol 19，（2）. 
　　［2］［9］田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杜隽.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Vol 21，（4）. 
　　［4］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5］冯昀.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比较.安徽文学，2009，（11）. 
　　［6］金莉莉.一个童话叙事牧师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3）. 
　　［7］李红叶.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2）. 
　　［8］孙大公.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丽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0］陈虹.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6）. 
　　［11］王松鹤.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2］［13］朱自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社会科学战线，1996，（1）. 
　　［14］王小浩.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 
　　［15］黄诗海，郑芷芳.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文教资料，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