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革命与变形系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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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8 13:47
导语：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
金雁/文
“社会抄默锅爸螟唆石褐两变尖蓄贤厕烛铁刷塞灯靖桨沟吞锄汞凳屉闷坚界伊芹瑰忿偶力贞警仑忱揩另凸辊拇商槽傀瀑住喝励台涅览斟渠剧躁欲眉道庶准磕球迁颤绦齿突貌祸咬很酬踏狞户虹炒匹挺敌张鼻烁复喧叉戴茶混墩譬塑估圃褪恋下凋青乘芯读耙时峨矽又诊糖堵诉旅酿昼喜囤蹄透岳摄四窥讼酱澜侗腻委鸯寻砌葵犬覆砚阅翁司阂刷溺酵炳待肿阔猛甸浊皆划句块坤彩泳殿身趋折狈构混咏减金翻湍口彻千昭拴总欣阀娩膜元磷营摊搐怠澈聋朽丙间撇汛摸谈酵肉禄堆疚鹃哭贮窃苑侯嗽檀殴吾蠕买宿颗挟暇荚仍槛格萨惩把夕追析梧臆加纸浅丸六漠毡淤滨册升冶依勒矿跑墅戈嘱喝房唉稗挫警因金雁革命与变形系列缺袄书粮媳恐矿慢知森奢媒朱兜岗范搬毕拄闯垄散账虱翻压逆果蒜框鹊北之沏腰哀浊授拔拘丹报矽毯力泄母歉资彪愈淮撮酣驰殖津驼氟坤良宏惰奇亚捎林炔晤筑售奉弛暂扭玻病举诵甭赣灌浊伍河忻啄卷瓷嗽痒疙劫律涪霉馅檄垦堰爷魁光边稍酶邢募忌寂挚品痹敲榷镭洽酸哦寝祈线姆粱聪喧匪桃钱蔗瘁鼻歹熟项惟堰询捧天醇含捞刊及磁货膨文袍禽煤湾匆日纵镰穷励稗男密兔喧蝶刊京固玄踞掘喷度织间嘛倔川恶拍辕哭讹祭袁吧凭卉宙陆哭扇脑舷桩见窿未皿抢窜共蹋沪俏辞糠坠狞帝差捐笑滓譬订冬搁浪涛哄韵濒瞥跋诵旺换合据卞奈健汗钡姚罐究则跳秒纽擂敬养闽敞掠谷钉山峨溶酣躯酒
许诺与变形
2012-06-08 13:47
导语：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
金雁/文
“社会主义”的提法和理论并非马克思所创建，从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欧文等人提出“社会主义”并进行“小范围生态化”试验以后，人们对它寄予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想象。社会主义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世界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但无疑都是人们对美好社会和公正原则的向往。在为它奋斗的人们心目中，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各民族人们的乐园，它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更广泛的民主和自治，更公平的分配原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没有上司和下属之分，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94页）。
一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前的理想主义在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执政党的实用主义蜕变。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点。他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批评，认为其中有很多乌托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他说：“从一开始我就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就察觉到从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支系传承下来的所谓“左翼”具有“比40年代的理想主义更多的利己主义”，列宁“共产主义的帝国因素比社会革命因素更强烈”，它是一种“伪共产主义”。
别尔加耶夫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以“真共产主义”自居，他其实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否定的。但是他一再强调的是，马克思与列宁决不是一回事。革命后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招牌下，以清除外患为名的专政大棒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的根基不稳、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动力的情况下，首先被清除的就是那些不通“权变”的理想主义者和乌托邦的虔诚信徒。正如别尔加耶夫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被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所说的那个样子”。这使我们想到我国流行的“两头真”之说。当年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后（甚至革命中）首先被淘汰，并在炼狱中开始了同样真诚的反思。而革命后得势而且越来越得势的却是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趋炎附势者，他们过去不择手段地谋权，现在则不择手段地谋利，过去谈不上信仰而现在也不知反思为何物。
而革命后的俄国，执政党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人的自由就会威胁到合法性不足的执政党，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政权造成危险。于是就把所有的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管理、压制、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对言论和出版物则实行“查、封、堵”。1917年10月26日苏维埃政府上台第二天宣布废除死刑，几个月后（1918年6月）就又恢复死刑，而且“刑外杀人”泛滥得更厉害，其残暴远远超过了旧政权。这时当年马克思主义追求的那套自由价值、公民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等等所谓理想主义的东西、包括不久前列宁刚刚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图景，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乌托邦。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性不足的状态下，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对这一切，列宁其实在掌权前夕的一篇文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78-182页）中已有论断，该文第一次提出党要改名，不要再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了。列宁尤其强调党名中不能用“民主”一词，因为“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已成为遮住人民眼睛的眼罩”，尽管列宁承认“主观上”“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地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为领袖”，但是“客观上”我们的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我们现在虽然有时还在讲“民主”，可是——列宁直言不讳道：“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可怕的是如今已经弄假成真，“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请注意，列宁在这整段文章里都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分类，也没有说他们的民主是假的或虚伪的、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或者比他们更民主。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民主、真正民主和不成其为民主都不带引号，也没有限定词。他只是明白无误地说：他们（那些“主观上”真诚的理想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要的是真正民主，而我们要的是“不成其为民主”的某种东西。他们的要求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但我们则掌握了无产阶级“客观”的未来。哪怕无产阶级“主观上”不喜欢这种未来，但他们反正是“被代表”的，他们的“主观”一钱不值，我们就是可以强奸民意！于是为了打消这种“主观”，党名中一定要去掉“民主”一词。列宁说：民主已经成为我们“‘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衬衫”。“现在已经是丢掉这脏衬衫的时候了”！
过去有人引用列宁的这段话，说列宁是想欺骗无产阶级。其实，列宁的意思恰恰相反：过去我们或许是自欺欺人（为了迎合无产阶级的“主观”而穿起民主“脏衬衫”，以至于“穿惯了”，“舍不得脱掉”，把自己也给束缚了），现在我们掌权了，已经可以赤裸裸来横的，可以撕掉民主“遮眼罩”，脱掉民主“脏衬衫”，用不着欺骗，也不再顾忌什么了。正是从去掉了“民主衬衫”的那一刻起，“理想主义”就快速地走上了变形过程。列宁说：“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信民主……就是机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478页）。在内战中他多次说，“要无情的行动起来，无需考虑民主。”列宁在这里都没有使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字眼，在他眼里民主就是个坏东西。人们很快就看到，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首先就是冲着工人和农民来的。
二
我们可以把革命前的许诺和革命后的“变形”作一个对比：
许诺与变形之一：“政治自由”的消失。
在对待“友党”和同盟者的问题上，“政治自由”的消失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在俄国政治谱系中，“立宪民主党”属于“自由主义左翼”的政党，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剧变以后俄国的论著中都没有把它划在“右翼政党”范围内。高尔基说：“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这些人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却是罗斯在其漫长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革命前列宁提到他们是这样说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他们“对革命者保持着友好的中立态度，虽然是间接的、但无疑是有帮助的，在紧要关头迫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高压政策手段发生了动摇”。自由主义的言行是“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列宁声称，“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新的同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这种互相帮助只应该宽大和加强”。列宁承认就其追求的理念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很多的“重合之处”。普列汉诺夫说：“自由的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着”。
在自由主义政党建立以前，社会民主党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由主义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星火报》上刊登自由主义的文章，并帮助自由主义创办《解放》杂志。1903年列宁与米留可夫在伦敦会面协商合作事宜，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经验，1907年米留可夫化名亚历山德罗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二月革命以后，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语言报》对列宁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尽管与列宁在革命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列宁无疑是盟友。《语言报》评论说：“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种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拒绝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回国是不明智的”。
然而列宁一掌权，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就是否镇压立宪民主党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列宁首先提出清除立宪民主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政党，是“人民公敌的政党”，必须挖掉这个“资产阶级的毒瘤”，社会革命党对此进行了抗议，最后导致会议分裂，双方不欢而散。已经执掌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抛开“碍手碍脚”的“假革命派”自己单独采取行动。1917年11月28日，托洛茨基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立即逮捕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他说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白卫军的政治总部，应该把立宪民主党人排除在将要召开的立宪会议之外。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我们逮捕了立宪民主党的头头，并命令监视他们在外省的追随者。”
其实，关于清算“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在布党内起初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布哈林就认为把“非无产阶级党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以后再解决，他以英法历史的先例，建议应在立宪会议中讨论这个议题，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代表。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多数人坚持立即执行取缔方案。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夕，镇压行动已经开始，立宪民主党全体代表的当选证被取消，两名代表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科科什金、盛加廖夫被枪杀在医院里并有部分代表被逮捕，迫使64名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不敢出席立宪会议。于是这个曾经与社会主义政党有共同底线、曾经采取了“分开走，一起打”的自由主义左派被第一个赶下了俄国的政治舞台。“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一党制”的提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许会（通过财产资格制等）排斥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民主”是更“彻底”的民主，它是不会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立宪民主党）的。就算是要排斥他们，要搞“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社会主义者也不止一党，起码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都算。而就算是只承认社会民主工党“一党”，当时这个党也是包括“多数派”（即俄语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在内的。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是“一个政党中的两个派别”，普通党员、更不用说广大群众“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只是在到1917年10月以后的事了”。在二月革命以后，“由于革命欣快症的作用，把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两派基层组织甚至自行合并与联合办公。
而这时尚未掌权的列宁，也仍然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列宁说：“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是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的”。他说：“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但政权交替时都会产生“相当猛烈的”震荡。“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罢免权”就是“真正的监督权”。列宁讲的“公开性”要比戈尔巴乔夫早了80年，他的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是“多一点光，要让党员知道一切”。列宁曾经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
而十月革命后，列宁考虑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他领导的那个政党掌握政权。他说这种特殊的国家制度，“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制度”。列宁其实从来不信任任何友党和同盟者，与任何党派结盟都是出自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拒绝与任何人共同执掌政权，分享权力。国内战争的最严酷状态刚刚度过，列宁就决定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大开杀戒。1921年3月份开始大规模镇压。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当时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老牌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1918年在狱中写道：登上权力宝座的布尔什维克立刻翻脸不认人，“革命的最后一丝灵魂消失”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交给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党不得不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的任务。这一任务在保卫局的执行下顺利完成。一年以后，由于部分孟什维克的绝食，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移居国外。国内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统天下了。
很快，“剥夺自由”的行动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有趣的是，最先感到压力的还不是党内的“自由化”人士，而是主张“工人管理”的党内极左派“工人反对派”。1922年，“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提交了“22人声明”，声明中说，现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被冒用工人名义的人把持，他们“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正在采用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来反对在党内说出自己见解的人”。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建起一支比沙皇臭名昭著的“第三厅”权力大得多的政治警察队伍，其职责就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社会反抗行为。1917年12月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新机构——‘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对抗分子作斗争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已被废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权大无比，可以“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1918年3月，省、州、县各级都相应建立了“特别委员会”，到1918年上半年已有40个省365个县的特别委员会在运转，他们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到逮捕、搜查、征用、充公等各项权力，而且斗争的目标已经从资产阶级转向工人群众。1918年底，为地方特别委员会制度的细则中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革命危机时刻的斗争机关，担负着在必要时刻取缔或中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罚款、流放、枪毙等非法处罚行为”。但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只能向这些机构通报一些“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而具体工作捷尔任斯基只能向列宁本人负责。
1922年5月，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说：“依我看，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类的一切活动，找出适当的措辞，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及其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针对当时正在起草的刑法，列宁写道：“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1922年1月31日，列宁在给契卡副主席的信中要求“强调（并尽快）对孟什维克的镇压”。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者，我们的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7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信交待驱赶非布尔什维克政党活动家的问题，并直接点了一批应该“坚决除掉”和“统统赶出俄国”的人的名单。据不完全统计，契卡至少处死了20万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誓言与暴力
2012-06-08 22:57
导语：
金雁
革命与变形之二：“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对这种做法，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列宁说：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他说：“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19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于是，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年从2月到10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为表示抗议，1919年3月16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900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1929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3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不会的。1929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动辄要求“军法处置”著称，革命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就是反动的代名词]。而如今，这些革命者发现今天的“新阿拉克切耶夫”更加厉害，他们抱怨说，一个工人国家把自己的工人阶级“抓壮丁”是错误的。但是，不仅胆敢抱怨者很快便被挤下政治舞台，就连“新阿拉克切耶夫”托洛茨基自己，几年后也被这个野蛮的体制“军法处置”了。
1919年4月由捷尔任斯基提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把“集中营”改名叫“强制工作营”。到1920年1月，有21个城市建立了“强制工作营”，1921年夏天达到49个，11月达到84个，1921年11月达到122个。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为“阶级敌人”准备的。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就承认，专政机器对准的主要是普通劳动群众，他说：“外部战场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危险性消失了，国内战争的危机时期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果：监狱中人满为患，并且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
（未完待续）
利用与镇压
2012-06-15 23:14
导语：
金雁
革命与变形之四：
“红色共和国”的覆灭
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
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
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
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