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临床发展的前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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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 临床 发展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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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西医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其历史发展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影响,形成了两个不同理论体系各自进行发展。 第一阶段(1949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内科形成和逐渐发展阶段。发展和组织队伍,逐渐开展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诊治内科疾病,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1949年以前,中医饱经风霜,倍受压抑,几乎濒于灭亡的边缘。新中国建立伊始,首要任务就是继承,尔后方能谈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明确规定:“中医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单方秘方,并为医学院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同时组织了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批示卫生部“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西学中”逐渐形成了高潮;中医学习西医也蔚然成风。至1958年第一批“西学中”班结业,第一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诞生,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工作的广泛开展,在人员及其素质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临床主要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找出辨证和治疗的规律,提高临床疗效。如1954年河北石家庄根据乙脑发于夏暑,以热为主要症状之一等特点,中医辨之为“暑热”,用白虎汤加茵为主治疗,取得了100%的有效率。此后北京、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均有大量的报导,病死率控制在10%左右。包头治疗肺脓疡16例,根据不同的辨证分型而用加味阴理荣汤,肺疡汤、紫苑合剂及桔梗白散,结果13例治愈,1例好转、1例无效。根据脾肾辨证用药规律,用健脾温肾法为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25例,有效率达68%。钩端螺旋体病中医辨为湿热和寒湿证而用甘露消毒丹或三仁汤为主治疗,观察115例,治愈率达92.2%,死亡率为1.8%。其它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炎、上消化道出血、痢疾、疟疾以及流感等运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疗效。 在广泛收集单方验方(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1958年冬至1960年的全国“采风”运动)和整理有价值的病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理论方面研究的报导这期间相对较少,集中表现在对中医理论的验证和对八纲的初步认识上。上海医科大学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现:现代医学认为全然不同的6种疫病(如支气管哮喘、无排卵型功能性子宫出血、冠心病等),可以同样用补肾的方法提高疗效,从而验证了中医“异病同治”的科学性。有人通过实验从病理生理的角度提出:八纲是机体对致病因素典型反应的概括,其中阴阳分别是机体机能或热量不足或过剩的表现;寒热分别以热量不足或过剩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虚实分别以机能不足或亢进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表里分别是不伴有或伴有机能或能量代谢深刻障碍的反应状态。寒证可见神经功能处于抑制状态,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基础代谢率低下;热证可见高级神经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基础代谢率升高;虚证可见神经功能低落或抑制,副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非保护性),基础代谢率降低;实证可见一般神经功能较好或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异常上升,基础代谢值增高。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可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发展的停滞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整个中西医结合内科来说进展缓慢,但并不排除某些局部取的了一定的成就。这期间研究的较多的疾病主要有呼吸系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疾病、血液病、泌尿系疾病等。以某些病种的大量临床实践,重视单方、复方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效方药以及理论研究逐步得以开展为其基本特点。呼吸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慢性支气管炎最活跃,其中又以天津、北京、福建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1)通过多学科、多指标方法、根据数理统计原理,评选国内最有代表性的若干方案,认为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方案较为合理,实现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计量诊断。 (2)用标实和本虚的相互作用——恶性病理循环导致迁延不愈,解释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发展规律,由肺气虚→脾阳虚→肾阳虚,是一个肺气肿逐渐加重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累及到逐步及以及明显累及心血管及全身各系统的过程;是一个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性腺、甲状腺等内分泌功能逐渐低下的过程。 (3)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急则治标,热痰治以清热化痰、佐以治血;寒痰治以温化寒痰,佐以活血,现察1481例,总有效率为95.48%,临床控制率62.73%;缓则治本,肺气虚治以补肺益气,佐以活血;脾阳虚治以健脾燥湿,理气活血;肾阳虚治以温阳补肾,纳气活血。临床治疗470例,治愈率为21.06%,巩固为17.23%,稳定为29.15%,显著高于未固本治疗组。 (4)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探讨标证和本证和病理实质及其相互关系。热痰主要是细菌性炎症,也有变态反应和病毒感染、植物神功能失调,以交感神经功能亢进或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同时亢进为多见;寒痰特征为分泌亢进,且常掩盖了炎症的变化,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类型多以副交感神经偏亢为主。 (5)从“证”的研究入手,先探讨了诊断学的中西医结合;在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的指导下,研究论治规律,提高了临床疗效,进行探讨治疗学上的中西医结合。 总之,这段时期对某些内科疾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提高了疗效,研究了一批疗效较好的单方单药;理论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但病种研究较局限,理论研究既不深入也不广泛。 第三阶段(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可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内科的繁荣昌盛时期。研究病种广泛,诊断和疗效评定逐步规范化,医药并重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是临床和实验研究相结合,是本段时期的基本特点。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病种日益广泛,几乎涉及到了内科的各种疾病。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了研究协作,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统一的辨证分型和疗效评定标准,使诊断规范化、疗效客观化,同时总结出了不少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方药,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根据1979年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制定的辨证分型标准,通过1487例分型治疗近期疗效的观察,认为此方案较为实用,总有效率为95.48%,明显高于不分型对照组。按全国分型标准治疗急性发作期心脏病909例,总有效率80%以上,病死率在8%左右,比单纯西药14%的病死率低。 1980年我国学者讨论制订了冠心病辨证诊断参考标准,现已广泛在全国采用。冠心病的治法除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温通宣痹继续受到重视外,根据其本虚标实的特点,一些单位提出了益气活血、扶正固本等法则。1983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脾胃学组制订了关于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经全国20个省市45个医疗单位和科研单位3000多例胃脘痛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符合临床实际。1986年又制订了胃脘痛的疗效评定标准。由北京中医医院牵头,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有关专家成立了急症胃痛协作组,1985年制订急症胃痛的分型和疗效评定标准,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研制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方药为气滞胃痛冲剂、虚寒胃痛冲剂、温中止痛口服液、理气止痛口服液等,现已广泛用于临床。 慢性胃炎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89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订了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分型和疗效标准。有人用复方参芪健中冲剂治萎缩性胃炎脾虚气滞证94例,用参梅养胃冲剂治萎缩性胃炎胃阴不足证81例,临床有效率91%,显效45%以上,病理有效率60%以上。1986年全国第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会议上,讨论制订了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辨证分型试行方案以及慢性肾功能不全(简称肾衰)中医辨证分型参考意见。 中医药治疗肾病的效果不断提高;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完全缓解率为28.8-45.4%,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显效率约10.9-13.2%,急性肾小球肾炎近期治疗率为67.3-74.5%。上海曙光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人复发性及难治性原发性肾病综合征235例,近期疗效为:复发组完全缓解在肾病为88.5%,在肾炎肾病为50%;难治组完全缓解在肾病为75.4%,在肾炎肾病为39.7%。 此外,灌肠疗法治肾衰受到重视,丰富了治疗学内容。用中药结肠灌液Ⅰ号(大黄、红花,治疗急性肾衰97例,治愈87例,病死率为9.3%,与人工肾随机对照,两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所需天数均无明显差异。 中风病的研究,这段时期成绩显著,1983年中医内科学会中风学组召开的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上制订了中风病的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同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风协作组,从1983年7月到1986年12月采用清热化痰、活血开窍法,选择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134例,另设烟酸对照组,结果清开灵治疗脑血栓形成111例、显效率48.6%,总有效率81.1%,所显高于烟酸组。用化痰通腑法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158例,总有效率83.3%。中西药合用治疗中风病显示了优势,在用西药(低右)同时使用中药辨证处方,治疗缺血性中风77例,显效53例(68.5%),单纯中药治疗43例,显效16例(37.2%),二者差异明显。 1984年卫生部组成了血证急症协作组,制订了统一的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吐血、黑便相当于西医的上消化道出血等,这段时期研制的针对性较强的专方主要有血宁冲剂、柴地合剂等单味药的研究则以大黄和明矾的研究最为深入。1984年卫生部中医司又成立了热病协作组(包括南、北方协作组),南方协作组制订了中西医结合诊断高热和疗效评定标准,研制了九个系列单剂量微型口服剂即清热灵、降热宝、解毒通淋、清气解毒、解毒通腑、利胆解毒、抗病毒、清瘟解毒、毒必除。试用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成人肺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肾盂肾炎、流行性出血热等均有明显疗效;北方协作组在制订了风温病的辨证和疗效标准后也研制了一条列有效方药。 其它如厥脱证、痹证等在这段时期都有了统一的诊断分型标准,临床效果令人瞩目。值的一提的是:有些疾病如慢性肝炎、血液病、出血热等病,辨证分型虽未统一,但总的来看都向着简单完用的分型方向发展,随证用方,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有人认为再障系肾虚所致,临床宜补肾为主。补肾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3000例,有效率85.4%,缓解治愈率为40-50%。 医药并重方面,继续重视单方单药的研究,发现了一批活性较强的新结构成份;为适应临床需要,对古方今方进行剂型改变是本段时期的基本特点。 中医药的传统制剂主要是汤、丸、散、膏、丹、酒、露、胶、曲、茶、烟等,近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临床的需要,剂型的改进和新剂型的研制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片剂、胶囊和微型胶囊剂外,还有注射液、冲剂、糖浆、口眼安瓿、袋泡剂、泡腾片、乳针剂、气雾剂、含服剂、滴丸、栓剂等40余种剂型。其中的注射液剂型的研制较有代表性。因以往中药制剂主要是口服给药,但口服给药往往作用缓慢,而且对于一些危重病人汤药难进体积容积过大不易吸收,使临床运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随着近年来对急症的重视,注射液剂型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国厥脱证(休克)协作组参照回阳救逆之古方“参附汤”与“回阳汤”的主要组成,取红参、附子、青皮三味药,用薄层扫描法控制其人参皂甙,乌药总碱,对羟福林含量,制成参附青注射液,用来治疗邪毒内陷所致的厥脱证(相当于感染性休克)。设立西药多巴胺与阿拉明作对照组。参附青组104例,显效50例,有效率为84.6%;其中中重度77例,有效率80.5%。西药阿拉明、多巴胺组31例,显效10例,有效11例,有效率67.7%;其中中重度27例,有效率55.5%。统计数据表明:参附青注射液对中重度的病证疗效明显高于西药多巴胺,阿拉明组。此项成果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进步甲级奖。其它为根据“参附汤”研制的参附注射液、据“生脉散”研制的生脉注射液、据“参冬饮”研究的参麦注射液,用于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休克皆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重庆中医研究所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成“清热解毒针”静脉给药,治疗肺炎等6种感染性病的高热112例、结果疗效并不逊于青、链霉素联合用药的相同病种的对照组。 这段时期,大量的活性单体从中药中分离出来,如青蒿素、棉酚、丹参酮、联苯双脂、异靛甲等。其中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首先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青蒿素、是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药物后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对抗氯喹型疟疾、凶险疟疾、脑型疟疾的治疗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按国际标准研制的青蒿毒栓,注射用青蒿琥酯、蒿甲醚注射液,具有高效速效低毒、与氯喹无高交抗药性以及使用方便等特点。作为一类新药已分别于1986年和1987年通过国家新药审批,其临床研究达到了WHO对抗疟新药的各项研究技术要求。 与内科疾病相关理论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活跃,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成绩显著。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流行病学的调查、“证”实质的深入探讨以及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等三方面内容。活血化瘀类药物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血液流变学、血液动力学、病理生理学、生物化学等方面。活血化瘀类药具有较广泛的药理效应,可改善心功能,改善血液高凝状态、提高纤溶活性、防止血小板聚集、降低血脂含量,改善微循环,作用于胶原组织,影响炎症过程等作用规律。此类药物用于冠心病,肝病、肾病、急腹症、脑栓塞等均具有较好疗效。清热解毒类药物的研究由早年偏重子抑菌试验深入到了对机体的全面影响。这段时期的研究表明,此类药物除具有解毒、清热、抗炎外,还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调节交感神经—肾上腺功能,改善微环循,保护实质器质等作用。例如大黄牡丹皮汤、白虎汤,六神丸等均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二、外科 (一)第一阶段: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 1960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报告了对急腹症等外科疾病采用了西医辨病、中西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综合疗法,将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对大量的病例进行分析总结。 六十年代中期,在大量临床实践及初步总结,肯定疗效的基础上,摸索出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手术与手术疗法的适用症,以应用中药、针灸等的经验,在原来西医辨病(诊断)的基础上,结合中医数千年传统的诊疗方法就一般外科感染、急腹症、乳腺病、烧伤、肛门直肠疾病等病症运用中西医的方法结合进行研究,如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通塞脉1号溶合了温经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养阴补气、调和营卫的治疗方法,又如根据激素周期分泌变化与冲任血海有先冲盈后疏泄的“月盈则亏”样的周期性改变,提出了与传统的疏肝解郁不同的调和冲任法治疗乳腺疾病。在认识到烧伤,尤其是大面积烧伤并发败血症是疾病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感染是治愈烧伤的主要障碍的基础上,提出及时有效地控制创面感染是提高烧伤治愈的关键,并通过抗生素与清热解毒中药制成合剂进行治疗,使烧伤患者的败血症发生率较一般处理为低,实验证明对常见感染有较强的抑菌作用。还认为烧伤是火热之邪损伤机体,与温病较为相似,早期宜清热解毒,中期宜清热生津,后期应补养气血为主,兼以调理脾胃。应用针灸治疗方面,选择了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第一期作为治疗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针灸能迅速减轻疼痛,使腹肌松软,精神安定,肠鸣音,排气排便较快恢复。在外科手术时,亦广泛开展了针灸麻醉的研究。 (二)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临床上进一步深入实践,并着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阶段。 由于临床上已积累了较为成熟并经得起重复验证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办学习班的形式,得以在全国普及推广,这又反过来促进中西医结合外科的发展。结合临床研究并以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初步提出了一些指导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的新的观点与原则,并对外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存在的部分难点象阑尾炎复发,胆道排石不彻底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包括外科疾病病因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在古方应用方面,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剂型改良,并通过临床药理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如用古方生脉饮制成注射液治疗感染性休克,克服了传统剂型对于危重患者的服用不便、不能及时抢救的缺点,还发现生脉饮注射液有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对IgE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细胞免疫有促进作用,还能增强人体对缺氧的耐受力,对正常人与荷瘤动物的网状内皮系统均有明显的激活作用,能减轻内毒素对机体的毒性,激发肾上腺皮质功能,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及增强心肌细胞的收宿等作用。 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发掘、整理、提高中医药的方法,弥补了中医的一些缺陷,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针刺麻醉在外科手术中的广泛使用,扩大了手术范围,特别是对于老年、体弱,和心、肾、肝等脏器功能差,以及对麻药过敏而不宜采用麻醉的患者,针刺麻醉显示了其安全,有效的优点;上述中生理扰乱轻,术后并发症少,康复早,还能节约大量的麻醉药品,具有独特的优点。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基础结合的逐渐加深,中西医结合治疗外科疾病的水平不断提高,方法日益增多,形式多样,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中西医结合药物注射治疗内痔的基础上,根据中医“酸可收敛,涩可固脱”的理论,以五倍子、明矾为主制成了“消痔灵”注射液,将内痔注射术分四步操作,提高了临床疗效,且在防止复发方面有积极作用。通塞脉片的基础实验证实该药有抗凝溶栓、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机能,抗变态反应等作用,临床疗效明显提高,氦-氖激光照射穴位,治疗急性乳腺炎、鹿角胶注射液治疗乳腺癌、重度烧伤时创面全部中药复方喷洒或外涂使其形成药痂,中药外用能抑制绿脓杆菌生长。 (三)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 在急腹症的研究中,中医的“六腑以通为用”治法,经实验证明:通里攻下方药能调整胃肠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因此通里攻下成为治疗急腹症的主要方法,且对于辨证与辨病结合分期,更为客观与便于治疗,肛门直肠疾病研究发扬了中医治疗痛苦少,疗程短、操作简便,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医学切开引流挂线技术予以改进,临床效果颇佳。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下肢溃疡、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乳腺疾病、血管瘤、淋巴结结核、骨与关节结核、败血症等病症,以西医的抗生素、手术疗法治疗局部病变部位,以中医的手法,内服及外用药并举,既调整了机体的功能又直接对病患部位起作用,避免了手术后人体机能降低,对抗生素发生耐药性的副作用,又缩短了疗程,降低了复发率。 三、肛肠科 (一)痔疮 注射法治痔的进展用注射疗法治疗内痔、混合痔: 1977年史兆岐制成“消痔灵”注射液后,把痔注射疗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改变了以往的注射法,推行“4步注射法”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疗效,并获得“神奇的药”的赞誉,屡获国内外金奖。这种疗法在治疗史上再一次走出国门。 枯痔疗法治痔的进展: 这是一古老的传统疗法,枯痔散、枯痔钉有含砒和不含砒两种。前者建国初期使用较多,但因毒性较大,屡有砒中毒病例发生,后多改为无砒制剂。1980年以后枯痔疗法应用的报道已日见减少。 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治疗外痔、部分混合痔多采用手术方法。手术种类繁多,结扎法,结扎 明矾压缩法目前仍有报道,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对大型痔核可用两针一线结扎法,外痔的治疗方法以切除为主。环形混合痔的手术治疗比较复杂,李兴等对13例进行了环形痔切除术效果满意。胡阶林用肛管成型术治疗环状结缔组织外痔34例12取得较好疗效。段素贤等用外切内扎半闭锁法治疗环形痔据报道效果良好。 非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七十年代上海长海医院喻德洪、衡水芮恒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沈阳沈河边痔瘘医院、浙江医科大学第一附属一院痔科、哈尔滨第三医院分别制成套扎器。这些套扎器各有特点;上海长海医院的套扎器小巧玲珑,为单圈附加吸引器型。芮恒祥的第四代吸引器为5圈连发,机身内自带负压吸引和照明装置,配有三种长度吸扎管,不但套扎内痔核,也可在乙状结肠镜下套扎较高位的息肉。其他几种,结构简单、合理,具有一定适用性。近年来又有套扎器报道,说明这种疗法不需麻醉、简便、痛苦小、脱落彻底、并发症少、疗效可靠,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 (二)肛瘘 肛瘘常由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或其它原因形成。从穿越肛门括约肌的部位,侵犯肛门周围组织范围的大小,内外口的多少,分为单纯性肛瘘和复杂性肛瘘。由内外口的存在、缺如又分完全瘘或盲瘘。 在五十年代大多数著作中,对肛瘘的发病原因认识是比较简单的,对解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到六十~七十年代就有了较大的进步,标志着肛瘘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在肛瘘诊断、命名方面开始脱离传统“象形”命名或“症状”命名范畴,而改用了更加符合病理变化过程及解剖学标志的命名法。治疗方面在五十年代多沿用传统的中医疗法,挂线多用“药线”配以铅锤,切开多用“弯刀”,自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更进一步强调处理内口的重要性,认为内口处理正确与否是肛瘘治疗成败的关键。挂线所用的材料质地由“药线”改为“橡皮线”。因具有如下优点,所以这一改革对肛瘘的挂线治疗可称为一次大胆改革。1、制线的过程更加简单,不需再用药物反复地煎、煮、浸、泡、风干丝线;2、来源更加广泛,几乎可以随处可取;3、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免除了“紧线”的过程,患者的痛苦减少,疗程缩短。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在先人经验基础上吸收新的医学理论知识,产生了切开治疗肛瘘的原因,克服了以往切开的盲目性,减少了肛门失禁的发生率。 在治疗方法方面,也更加多样化。切开挂线法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这一有效疗法已载入多种学术著作,在临床上取得良好效果。 (三)直肠脱垂 中医对脱肛的认识已经很久了,“脱属大肠气四虚而兼湿热,有久痢气血虚而脱者,有因中气虚而脱者,有因肾虚而脱者”。之后本病的病因一直未脱离“虚、痢”二字。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痔瘘专著仍沿袭“虚、痢”说,在治疗上以补益为主,常用补中益气汤。六十年代对本病的认识是在继承中医病因传统认识的同时吸收了现代医学知识,丰富了对本病的了解。在治疗上除用补益剂外,还采用了胶布固定法、13%明矾液注射法等。七十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8%明矾液注射法、明矾甘油注射法、脱肛液注射法等以明矾为主的注射治疗法相继出现,并取得较好疗效。在手术方面,粘膜短缩术,瘢痕支持固定法,肛门环缩术配合中药内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疗效更加显著。八十年代史兆岐用他发明的“消痔灵”(1∶1浓度)治疗直肠脱垂效果良好。九十年代治疗直肠脱垂的非手术疗法仍以注射法为主。注射剂的配方主要成份仍是明矾,这标志着注射疗法治疗直肠脱垂已臻完善。 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成立虽时间不久,但在这一学科中中西医结合工作起步却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现代解剖、药理、医疗器械等传入我国起,中医的痔瘘科就很快地吸收了其先进知识、与之结合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如挂线术从“药线”改成“橡皮线”,注射疗法治疗痔的广泛应用,及现代诊断方法的采纳、中西药联合使用等都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在肛肠科的体现。 四、妇产科 上海1958年首先认为,中医脏腑学说中有关肾上通于脑,下连冲任而系胞宫,调节女子一生的生殖生理活动的肾主生殖的论述,与现代医学的生殖生理功能,由中枢神经—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反馈调节有类似之处,应用补肾为主的治疗法则,对生殖功能障碍性疾病进行系统观察,1962年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至八十年代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应用补肾治疗功能失调性月经病、闭经、多囊卵巢、不孕症、经前期紧张证、更年期综合症等疾病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就其机理进行探讨。 生殖内分泌水平与肾阴阳辨证关系的研究,发现对月经失调的肾虚患者检测其尿雌激素总量与血中E2、FSH,结果显示肾阴虚者,FSH与雌激素水平均偏高,肾阳虚者均偏低,如席汉氏综合征两种激素均偏低,临床表现为阳虚,而更年期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阴虚,但FSH分泌亢进而雌激素水平却极度低落,揭示肾阴阳虚证在性腺轴功能上不能以雌激素的高低而分,主要与垂体功能和反馈作用有关。补肾治疗对垂体卵巢功能的调节,实验证明是多元性、双向性调节作用。补肾对下丘脑—垂体功能的调节,曾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周围血中FSH、LH、E与T在补肾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结果揭示补肾药可能作用于下丘脑,调整GnRH分泌作用。 性腺功能与肾上腺皮质、甲状腺功能有密切联系,它们的内分泌功能都是受下丘脑通过垂体前叶调控的,而肾上腺、甲状腺病变能影响性腺功能。如有人将大鼠的甲状腺或肾上腺切除后,使其卵巢HCG/LH受体明显下降,用补肾中药可使其受体功能恢复,说明补肾中药能通过机体反应性,提高卵巢对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纠正切除肾上腺或甲状腺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低下的补偿作用,提示肾上腺皮质或甲状腺功能低下,也可以从肾论治。以上研究,初步揭示了“肾主生殖”的实质,是指“下丘脑—垂体”轴及其所属的三个靶腺轴神经内分泌功能而言。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对女性生殖功能神经内分泌调节,尤其是对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催乳素(PRL)的调节,阿片肽—儿茶酚胺系统和各神经递质在性轴调节中的作用的临床积实验研究,已初步看到了苗头。例如有研究发现绝经后更年期综合证患者血浆β-内啡肽和5羟色胺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经中药甲蓉片治疗后能回升至正常水平。电针促排卵的研究表明,电针后手指皮温上升,血β—内啡肽类免疫活动物质(β—EPIS)下降,偏低的血FSH、LH脉冲频率上升,则促排卵,排卵率可达54.4-81.5%。提示电针促排卵是通过调节植物神经系统之交感神经活动和调节下丘脑、垂体对β-BEIS释放而起作用。最新报告,根据临床用针刺促排卵效果好,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枢机制,用推挽灌流方法,直接观察电针对清醒雌兔下丘脑GnRH释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刺可促进下丘脑内侧基底核GnRH释放。以上研究说明补肾中药和针刺还可通过脑内神经递质和阿片肽物质为介导,对生殖功能起调节作用,针刺还可促进下且脑GnRH释放,这说明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殖调节机制发展到中枢神经系统积下丘脑的水平。 1958年山西省首创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根据中医辨证,宫外孕系瘀血内停,气机阻滞所致少腹血瘀症,以活血化瘀及消症为法则,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拟定Ⅰ、Ⅱ号方剂,分别用于不同类型的宫外孕,积累了一千条例的治疗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出非手术治疗各种类型宫外孕的规律,非手术率占同期宫外孕病人的90%左右。并观察到患者服药后血浆纤维蛋白溶解酶和胶原酶的活性显著升高,为探讨其机理,进行了动物实验,观察到丹参、桃仁、赤芍、三棱、莪术等药物,可使家兔腹腔内造成的凝血块分解及吸收作用增快,全血粘度降低,红细胞和血小板电泳速度加速,说明这些药物能改善微循环,促进局部病灶吸收,为散瘀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非手术治疗宫外孕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的从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措施,或配合针灸。七十年代用天花粉段灭异位胚胎,同时用中药活血化瘀,治愈率达95%。八十年代开始用中药加天花粉或MTX治疗,由于二药均有较强的杀灭存活滋养细胞作用,而且又可互补,从而将疗效提高到98.92%。还有用Ru486合并中药治疗早期宫外孕14例,成功12例。引用先进技术和仪器,将宫外孕诊断和治疗水平又提高到了新高度,如对包块型宫外孕,用活血化瘀治疗前后,以盆腔电阻抗微分图观察血液变化及治疗效果。最新报告对高疑宫外孕患者,经腹腔镜检查确认以及用宫外孕Ⅰ、Ⅱ号治愈后应用,提供了明确的治疗指证,准确的诊断不仅能达到筛选病例的作用,还能观察病程及治疗效果。还有报告用腹腔镜确诊后于异位妊娠的局部注射MTX,以及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加减,急性期过后外用定痛膏或子宫丸,其结果是,治疗组血中HCG下降转阴、腹痛及包块消失,住院天数,保留生育机能等均优于对照组。 为了进一步了解天花粉对滋养叶细胞杀伤力及保守治疗后患例输卵管是否得到保留通畅,与手术组作比较,观察结果,天花粉组对胚胎的杀伤力,可以与手术切除病灶相比拟,杀伤力强能代替手术,保守治疗成功者,卵管通畅为70%。有研究结果表明,中药加天花粉治疗宫外孕,不仅效果与MTX相近,而且治疗时间短,又无肝功能障碍粒细胞减少等。毒性反应,对该药无过敏反应者可作为首选药。 有报道对子宫内异症患者检查血液中免疫反应项目及环核苷酸之值,阴道涂片查激情素水平,发现肝郁瘀阻型的免疫反应有亢进现象,脾虚型的环核苷酸明显降低,对其治疗,以活血化瘀为原则,对脾胃虚弱者采用保留灌肠及测封方法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有效率达93.61%。 近几年来,中西结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均有很大进展,浙江建立人子宫内膜细胞(HEC)离体实验模型,并观察了醋酸棉酚(G)、孕酮(P)、丹那唑(D);GnRH类似物对离体子宫内膜的影响。结果表明;G、P、D对EC的DNA合成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G对雌二醇受体和孕酮受体有直接抑制作用,论证了我国首创用手治疗内异症的酚类化合物G,对HEC存在特异的抑制作用,与该药引起HEC超微结构广泛损害有关。 南京建立了子宫内异症的动物模型,并发现补气活血化瘀药物对防治用症有一定作用。上海研究提出,以生大黄为主“化瘀通腑”法治疗,并从血液流变学和免疫学方面进一步证实“化瘀通腑”法,能降低血液粘、浓、聚状态,改变局部血循环,从而又助于异位内膜出血吸收和症状的改善,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作用。上海介绍了内异症以活血化瘀治疗,治疗前后运用脉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双侧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测定,结果:治疗后子宫动脉血流量及平均流速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近来南京报告化瘀消症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表明,本治法不仅改善临床症状和卵巢功能,还观察到抗宫内膜抗体和异位病灶转归有关,提示本治法能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抗宫内膜抗体的测定可作为一项诊断及评定疗效为重要指标。上海报告用雷公藤多甙、与三苯氧胺和活血化瘀中药治疗,有效率为78.9%,雷公藤多甙有降低体内E-2使子宫内膜萎缩,三苯氧胺有较强抗雌激素作用,使巢体激素降低,子宫内膜萎缩,两者合用效果更好,加用活血化瘀药,使症状减轻,提高治疗有效率。 上海报告子宫内膜异位症性周期β-EP变化及中药内异方对其的影响,结果揭示:①内异症患者的痛经与经期、黄体期β—EP水平低有关。②β—EP低于正常可能与内异症患者免疫功能缺陷有一定联系。③中药内异方通过提高患者的β—EP,从而得以解痛,并增强NK细胞活性,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子宫内异症的中西结合研究对其病理机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已达到国内外领先的水平。 对不孕症的治疗方法:采用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则,对排卵功能障碍所致的月经病和不孕症,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以补肾为主的人工周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还有用单纯中药或针刺治疗,中西药或针药联用。观察疗效是按第二届全国中医结合妇产科学术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分析,都设有西药组双盲对照,使之疗效更可靠,科学性更强。河北等地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继发闭径、月经稀发149例,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高于单纯中药或西药治疗组。认为此法治疗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协同发挥调节性轴功能,促使排卵功能恢复,疗效高。在治疗法则上,不断有新的探索,如上海应用补肾活轿、滋阴降火法加乙芪酚治疗高促性腺素闭经6例,不仅都出现双相型BB7的月径周期,其中二例无反应卵巢综合证,治疗后妊娠。武汉在补肾药基础上加服单位大黄粉吞服,促提卵率提高到72.89%。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黄体功能不全的排卵障碍也是引起不孕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报道以舒肝清热、理气通络的中药坤宝Ⅲ号治疗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者,发现有89.3%的患者血PRL升高,揭示PRL升高可能为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的重要病理生理变化之一,经治疗后血PRL下降,对E2有双向调节作用。高泌乳素血症所致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山东介绍属肝气不舒、肝经郁热、黄体不健者用清肝解郁法之丹栀逍遥散加减,对闭径泌乳、无排卵、月经稀发则选用六味地黄、五子衍宗丸和和二仙汤加减。合肥用中药及大量维生素B6及炒麦芽均取得一定疗效。上海最新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溢乳性不乳29例,分中药组及中药加溴隐停组,辨证分成气虚血瘀与肝郁气滞两型,治疗均已妊娠,则知单独中药治疗相对较适合于较轻的溢乳症或高泌乳素血症的患者。多地报道均发现经前期紧张综合征可有黄体功能不全、不孕症且不伴发PRL升高,用疏肝解郁治疗均有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毒病,取得一定成绩。在中医治疗方面虽各具特色,但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辨证分型论治,根据报道资料说明各医院对本病的分型治法大同小异,基本是阴虚肝旺型用六味地黄汤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脾虚肝旺以天麻钩藤饮合四苓散加减;气滞湿阻以天仙藤散或茯苓导水汤为主;脾肾阳虚型以真武汤合全生白术散为主。一类用协定处方治疗,如用养血熄风汤、止抽散、当归芍药散等,对重症患者多同时加用解痉、扩容、降压、镇静等西药,必要时引产终止妊娠。妊高征的基本病变是全身小血管痉挛,微循环障碍、血流不畅,重度患者并有血容量减少及血液浓缩现象,在血液流变学方面有一定变化,患者常有舌质紫黯或紫点班块,舌下静脉曲张等现象,都提示有血瘀存在,血液流变性指标,随病情加重而增设,故用活血化瘀及解痉药剂静滴治疗后,各项指标均较对照组显著改善,有效率可达975%。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例中,常加用丹参配合其他药物,静脉注射,效果显著,丹参属活血化瘀药,能改善微循环,并能抑制凝血功能和激活纤溶功能,对改善妊高征的病理变化,值得进一步探讨。对妊高征后遗症的处理,有报道亦用中医辨证论治,皆优于对照组,提示系统的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可促进后遗症早期恢复,也减少了后遗症的残留率。 对妊高征的发生机理,最近有报告用放射免疫法测定32例正常孕妇,43例妊娠高征孕妇的血清肾素(PRA)及血管紧张素Ⅱ(ATⅡ)的含量,同时测定14例妊高征孕妇血清血栓素B2(TXB2)含量。结果提示:妊高征发展开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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