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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经验教训和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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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经验教训和伟大意义

摘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政治前提。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式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因此，“一化三改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首先从建国初期历史背景的角度分析了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以陕西省农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等为例，讨论一化三改的主要成就。最终总结得出一化三改造的伟大意义、经验教训。

关键词 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必然性 经验教训 伟大意义

一．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背景）
建国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诸多困难和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一时期提出过渡？为何选择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化？又为何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本文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出发，纵向上分析历史发展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促成作用，横向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必要条件，尝试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1.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的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张将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此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取得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1.2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10~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还没有到时候。
不过，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认为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2) 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3) 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些任务的成就，都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共中央对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3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过渡认识发生了变化：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在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主要有两点原因：
1)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成为必要。
2)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如周恩来所说，“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天加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已经开始。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4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就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那么，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
从当时的世界历史来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有两条道路，各有国家作为范本。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如美国、日本及许多欧洲国家；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苏联。然而中国近代历史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尽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产生，但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选择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极有可能使新中国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同时，如果在经济上依赖外国，中国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丧失，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苏联也在此之前取得了巨大成功，证明了这种尝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最好的选择。
1.5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为何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毕竟是一个大国，国营工业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大型工业建设。
2) 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虽然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它们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资金也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有限。为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因此必须对这些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 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改之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但个体农户耕地少，经营规模小，生产工具不足。由于当时中国农业离机械化还有一定距离时，将农民们组织起来搞农业生产合作化，就是短时间内花钱最少实现最大增长的一条道路。
4)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封锁，只有苏联可以援助中国。这样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二．一化三改造的成果与伟大意义
2.1 一化三改造的成果
以陕西省农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等为例，讨论一化三改的主要成就。
1） 农业――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
陕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历程。1956-1957年，陕西农业合作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高级社迅速发展，在发展数量和吸收人员上出现“井喷”的现象。1957年1月,陕西各地完成农业高级社的转化,共建成高级社3250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27%。

陕西农业合作提高了农牧副业产量、产值
1956年,陕西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1.35亿元(以1952年不变价计算),其中农作物种植业12.14亿元,林业0.17亿元,牧业2.55亿元,副业6.49亿元。比1949年农业总产值高出9.37亿元,其中农作物种植业高出4.79亿元,林业高出0.14亿元,牧业高出0.99亿元,副业增长3.45亿元。”农业各项产值有了明显增长,仅副业就增长了一倍还多。
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主体虽然局限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但是,也对陕西农村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落后的农业生产;二是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三是转变了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四是改变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五是形成了新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六是改变了陕西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薄弱局面。

2） 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荣毅仁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变化的政治时局，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充满疑虑，荣毅仁也是其中一员。在与中共的领导人接触过程中，荣毅仁感受到新政府的善意，也意识到公私合营将是大势所趋，于是，1954年9月，申新集团宣布进行公私合营，荣家积淀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荣毅仁作为上海工商业界公私合营的发起人，也被陈毅和周恩来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后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他，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他劝许多心痛自己家业的资本家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做，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荣毅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同时实现了对自己的改造，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2.2 一化三改造的伟大意义
1）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从1953年到1956年的4年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
2）避免了社会动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一场涉及到亿万人民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大变革，它不仅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的顺利实现，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
3）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
三．一化三改造的经验教训
3.1一化三改造的成功经验
1） 坚持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并确定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思路。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社会主义改造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力求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2） 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形式上采取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逐步过渡。这种渐进的方式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切身体会到组织的好处，避免出现一些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组织形式上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
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过渡，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了在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
总的来说，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以一种缓和的态度，尽可能避免了改造过程中可能的冲突，使得这场社会变革不仅没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3）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造
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性质。对其进行改造，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坚持用和平的方法，不仅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2一化三改造的失误与教训
1） 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盲目求纯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一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由于理论上片面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提出要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要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等，忽视以至否认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基本上建立起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最终也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出来。

2）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
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缺乏深入研究。依靠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然而，史实证明苏联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也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由国家下达指令计划。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起了无所不包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以致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3）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照搬苏联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方针很大程度上以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为蓝本。长期以来，我们不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学习苏联，以致形成了某些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而且连实现过渡所需要的大概时间也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经验规定的。另外，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同样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盲目追求集中和统一经营，忽视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难以发挥社员个人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致使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十分突出，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参考文献
荣毅仁
陕西省（西安市）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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