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doc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

【论文摘要】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古典戏剧 “大团圆”结局 原因

【Abstract】
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

目 录
引言 1
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
（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
（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
（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
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3
（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
（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
（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
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5
（一）、封建统治阶级对戏剧作品的严密监控。 5
（二）、戏剧作家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局限 5
四、中国古典戏剧本身具有的文学功能也促使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 6
（一）、文学具有心理补偿的功能 6
（二）、中国古典戏剧具有消遣娱乐的作用 6
（三）、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迎合大众的市民文学 7
结束语 8
注释： 9
参考文献： 9
致 谢 10

·引言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戏剧中尤为明显。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说：“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1]”这句话正事针对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这一特点提出的。
中国古典戏剧在经历了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宋金杂剧、院本、诸宫调的漫长演变后，至元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对剧本结局的处理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大团圆”的创作模式。“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何谓“大团圆”结局，就是指在中国古典戏剧中，有一个“曲终奏雅”的形式，即在戏剧发展的最后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无论主人公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和挫折，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胜恶、好胜坏、美胜丑，男的中状元、荣登榜首、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女的诰封命妇、夫妻团聚，而坏人必遭惩罚，明正典刑、玉帝严办、冥王用刑等等。这正是晚明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提出的“团圆之趣”。他在《闲情偶记》中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大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角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2]”
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借助明君或清官之力，昭怨和解。如《窦娥冤》的沉冤昭雪。二是借助鬼魂、梦境、仙境以圆现实之遗憾。如《牡丹亭》的鬼魂幽会。三是依靠科举及第，奉旨成婚。如《莺莺传》的金榜题名，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古典戏剧的一般形式，具有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格，他符合作家、读者和观众共同的心理需要，因而比起其它文学艺术更具有中国作风。那么，为什么会产生 “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中国古典戏剧产生“大团圆”结局的原因。

·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符合中国人对和谐、完美、圆满的特殊喜爱。一般说来，中国人比较喜欢和谐完美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喜欢剧烈的冲突，对和谐、宁静、温情而美满的生活，抱有天真而固执的信念。例如，月圆时的欢喜，月缺时的悲伤。中国人的艺术追求，要达到一种心灵的和谐与满足。宏观世界是不幸的、痛苦的，对一切喜欢圆满的中国人来说，那是难以接受的。每当故事讲完，必须使故事达到一个理想的结局才满意。如果不能实现，即使在幻想中，也必须完成这一步。如《长生殿》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死后在月宫团圆。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感到和谐与满足。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大团圆”结局的思想根源。

·（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3]”，乐观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这种乐观精神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折射到戏剧文学中则集中表现在“大团圆”结局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这些远古神话记载着原始先民与自然搏斗求存的经历，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乐观精神的源头。困难终将解决，难关终将度过，人定胜天的信念使得先人们在与自然斗争时从不屈服，勇往直前。《易·序卦》中说到：“家道穷必乘，故受之以睽。睽者，乘也。乘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4]”正是因为坚信“物不可以终难”，才使得国人养成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胸襟与气魄。血液里流淌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国民，创作的戏剧自然也是乐观的。否极泰来、遇难成祥的情节在戏剧中成为主流。主人公在戏剧中历经千辛万苦，受尽百般折磨，这些磨难终将过去，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好的归宿，因为他们血液里流淌着乐观主义精神。正如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5]”，王国维所概括的这三种“大团圆”结构模式几乎成了中国成熟的古典戏剧创作的普遍形态，作家通过其艺术的加工，竭力体现着中国人的乐天精神。

·（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经过长期积淀而成的，它对古代戏剧的剧情安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原始的条件下，收成如何，全取决于上天的恩赐，所以，在初民的潜意识里，苍天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对上天充满了敬畏。《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6]”而古人认为天是圆的，《易经》记载：“乾为天，为圆。[7]”这种对天的崇拜引起了对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再者，先民发现不论是农作物的生长，还是日月的更迭，甚至是四季的往复，都在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性的圆形变化。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严格按照气候规律生产才能获得丰收成为先民朴素的理性认识。这些都顺理成章地使先祖产生了“崇圆”的思想。人们认为“圆”象征着美满、完美。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中说到：“言圆非与方对之圜，乃是圆全无缺陷也。[8]”表明了中华民族将“圆”视作审美理想的完美精神，最高追求。同时，圆是曲线的，象征着柔和、和谐、平衡，“圆”与“和”是相通的，于是，尚圆的思想逐渐形成。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努力追求一个圆满的结局，这就是我们民族尚圆的共同心理趋势，也就是凡事都要善始善终。因此，戏剧家在安排情节的结局时会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既符合传统的尚圆思想，又是戏剧家对观众的一个圆满交待。中国古典悲剧的情节结构苦乐相错，悲喜交融，顺境逆境相互对转，递成圆形，这也构成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情感结构以及情节结构最为显著的特征。戏剧的结尾一般停留在体现“乐”和“圆”的大团圆上。

·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作用对我国古代文学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中”就是正，就是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中和”的意思是人和事物都要和谐、适中、均衡有序，不能极端。显然，儒家认为人和万物相处的最佳状态就是“中和”的状态，只要实行“中和”之道，万物就能达到和谐的境界，世界就会平衡有序。“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而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郑玄也在《毛诗序》中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10]”的审美追求，强调对立面的均衡统一与和谐。这种以“中和”为美的思想观念渗透到戏剧中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而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理智对情感进行节制和引导，强调悲和喜的因素相互渗透，戏剧家在安排结局时就不能一味地宣泄悲愁，要给人看到一线光明，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大团圆”作为结尾，形成悲中有喜、哀而不伤、矛盾调和的和美结局，达到高度和谐。如高明的《琵琶记》中考中状元、入赘牛丞相府的蔡伯喈：撇下美貌新妻感情上不能割舍，不要糟糠旧妻良心上又不安。最后是新妻旧妻都要，这样既满足了情爱需要，良心也得到了安慰，达到情爱与道德的心理平衡。蔡伯喈也被皇帝封为中郎将，两个妻子被封为郡夫人。蔡伯喈的功名、官场、美女、家庭无不美满。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正是儒家“中和”之美的完满体现。中国古典戏剧往往用结局的喜乐因素来调和前面的悲苦因素，讲究“冷热相济”“苦乐相错”，使观众的悲哀感、压抑感得以化解，从而达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理想效果。

·（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核心是“无为”、“无欲”、“无事”、“好静”，听天由命的大团圆，则正好与无事相吻合。道家思想不正视现实人生，倡导人们超脱社会，摆脱世事的羁绊，怡情悦性于自然山水之间，隐姓埋名于田园风光之中。这种安时处顺、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实际上回避了悲剧的核心——事物的矛盾冲突与人的抗争。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道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对道的信仰自然成为天神崇拜的依据。现实的悲苦可以在神仙世界里扭转，仙境是美的，成仙是乐的，具体到戏剧中，主人公最终“得道成仙”成了必然的选择和结局。道教宣扬的神仙，是长生不老，法力无边，能圆满解决人间一切矛盾的。所以，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要不以为意，人生是短暂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不足惜。而人一旦得道成仙便可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娇红记》的申纯和王娇娘死后，上天做了金童玉女，“二人辞世，即归仙道。朝暮相随，乐胜人间。此身虽死，可以无限。”[11]《长生殿》的唐明皇和杨贵妃死后也到月宫团圆，永为夫妇。生前办不到的，死后顺利办到。道教这种死比生好，天宫比人间幸福的教义，对芸芸众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好的憧憬。由此中国人的大团圆心理，又垒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东汉末年，佛教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其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对中国戏剧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佛教大力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论，由于对残酷现实不满而又无力反抗，普遍民众大都信奉这种可以暂时麻醉自我、缓解心灵痛苦的说法。善恶有报的观念便成为古代戏剧作家安排先悲后喜结构的哲理依据之一，使他们认为剧中的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恶人必将受到严惩。如《窦娥冤》中的恶人张驴儿被“千刀万剐”，昏君被撤职杖笞，赛卢医被充军，窦娥冤案昭雪；《精忠旗》中秦桧被厉鬼惊吓而死，死后被“打入阿鼻地狱，叫他万劫不得脱离苦趣”，而岳飞一家则俱得封荫。两剧结局皆显示出善恶昭彰，报应不爽。所谓“作善降之百祥，作恶降之百秧[12]”。另外，佛教把人生苦难的社会原因归结为个体生命的本质，它所宣扬的出世论和涅槃说彻底否弃生命，弃绝尘世人生，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解脱。这些反映在戏剧观念上，便出现了解脱苦难的空幻性大团圆结局方式，如《祝英台》的化蝶。再者，佛教认为，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夫妻离合，情人恩怨，也是前生注定的。李慧娘与裴生有“夙缘”，柳梦梅与杜丽娘也有“姻缘之分”，申纯与王娇娘是金童云女下凡历劫，连贾宝玉与林黛玉也是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感情。在佛教思想中，遭际、婚姻、生死，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由神佛掌握着，不可强求。在儒道的基础上，佛教把中国人“大团圆”的心理建造成一座金光灿烂的迷宫。

·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一）封建统治阶级对戏剧作品的严密监控。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统治者除了政治统治之外，也特别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与监视，通过禁止或提倡某类戏剧的措施，使戏剧符合统治者的统治教化要求。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成熟，正值我国封建统治如日中天的时期。元朝，“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13]”。明代统治者也同样意识到戏剧对百姓的巨大影响，丝毫不敢放松民间搬演的戏剧作出规定。明洪武二十二年的榜文明文规定：“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究治。[14]”面对如此严酷的刑法，文人们在进行戏剧编写时，无不小心谨慎，思虑再三。而反映现实不平的悲剧必然会描写一些社会的阴暗，世事不公，如果把握不好批判现实的尺度，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皆大欢喜、和乐融融的结局必然成为戏剧家解决矛盾冲突的首选。这是戏剧家所处的政治环境使然。

·（二）戏剧作家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局限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影响作用是无法估计的。尽管戏剧家也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高度是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的，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们却仍然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封建伦理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古典戏剧的创作者都是当时地位低下的书会文人们。作为文人，他们本身就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即使，抨击了封建社会黑暗，批评了封建礼教不合理，也绝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封建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说明戏剧中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剧情发展到结局，他们也无法解决悲剧冲突，只能把解决悲剧冲突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英雄、神怪力量等偶然因素上，于是安排了“大团圆”结局，这种“大团圆”实际成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这是戏剧家所处的时代环境限制的结果。

·四、中国古典戏剧本身具有的文学功能也促使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

·（一）文学具有心理补偿的功能

弗洛伊德说过：“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作家和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15]”所以，当作家的现实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有借助文学艺术创作来补偿心理的倾向。我国传统戏剧兴起的时期，正是文人们颇不受重视的元朝。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是仕进之路被阻断之后的悲愤、惆怅、失落和彷徨，生活的贫困，精神的苦闷，理想的破裂，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是这样，作为那个时代的弃儿，他们仍然做着乌托邦式的功名富贵梦。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唯有到戏剧艺术的王国里抒发苦闷，寻求理想，自我慰藉，来个“假中求真”。“八娼九儒十丐”，本应“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不得的文人，将现实生活中的坎坷、窘迫，以及由此衍生的郁愤不平灌输入“嘲弄风月”的杂剧中，通过在作品中描绘出一幅幅“团圆”景象来抒发愤懑，宣泄积聚的痛苦，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平衡。王骥德的《曲律》记载：“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多以有用之才，寓于歌声，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16]”戏剧成了文人们的精神家园，现实理想成了镜花水月，他们只能在戏剧创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在感到悲苦万分之时，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以期得到心理补偿，使内心得到一些平衡，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

·（二）中国古典戏剧具有消遣娱乐的作用

中国人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看戏动机，也是促成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人眼中，戏剧并不是什么高雅的文学，只是一种供大家娱乐消遣的市民文学。清乾隆时李调元《剧话序》：“剧者何？戏也。[17]”显然，李氏认为中国的“剧”只不过是“戏”而已。明李贽《焚书·杂说》认为：“杂戏、院本，游戏之上乘也。[18]”戏剧不受观众文化水平的限制，即使不识字的妇孺，也能受到戏剧艺术的感染，心为之动，情为之移，产生一种娱乐享受。中国戏剧的作用的为观众娱乐的，观众怀着一种轻松心情去欣赏的。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明清之时，权力高度集中，平民百姓地位低下，生活中充满了愁苦和艰辛。老百姓整天生活在被无奈和痛苦所包围的赤裸裸的现实中，他们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享受，需要的是轻松、愉快的消遣，他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世界来摆脱现实的苦难和困扰，而“大团圆”的结局正符合他们的审美需要和精神享受。假如把赤裸裸的现实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舞台上，那么它只能是生活的再现，只会让多灾多难的普通百姓更加沉浸在痛苦的煎熬之中，这样，戏剧就失去了它娱乐的功能。如果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可以冲淡生活中的悲哀，我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在戏剧中寻找暂时的安宁呢？观众沉浸在“大团圆”结局的喜悦中，仿佛也让自己置身于幸福、胜利的喜悦气氛中，感到愉快、惬意，分享了剧中主人公的胜利与幸福，使自己暂时忘记生活中的苦难，找到精神的避风港，能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带来了轻松愉悦的心情，带来了美好的憧憬和心灵的慰藉。人们在欣赏戏剧时，不仅要听故事，更希望能得到消遣娱乐，能得到一种精神满足，需要从戏剧中求得情感的自由和正义的胜利。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戏剧使正义和自由获得了形式上的胜利，绘制出民众心目中理想世界的图景，体现出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突显出戏剧的消遣娱乐功能，观众正是通过结局的“大团圆”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迎合大众的市民文学

古典戏剧是在宋元时期为适应市民生活娱乐需求而产生的市民文学，与古典诗文等正统文学不同，它是应景应需而作，在勾栏教坊频繁演出，拥有大量市民观众，因此，戏剧要得到发展必须满足观众的意志愿望，迎合广大市民的审美趣味。那么，广大市民希望在戏剧中看到什么呢？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在战争纷扰、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困苦中，冷酷的现实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恐惧和不安，他们最期盼的是团圆美满和轻松愉悦；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势力使得广大市民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人间正义和公平自由的强烈渴望，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尖锐矛盾只能通过戏剧说唱中的大团圆来加以调和。因此，那些寄寓美好理想，表现伸张正义、复仇雪恨、封妻荫子、否极泰来、飞升仙界、爱情圆满等一类的作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钟爱。而戏剧作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让人们的梦想在幻想中得以实现，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胜利与喜悦，才能招徕观众。于是，戏剧必然会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在结尾缀上一条“大团圆”的尾巴，最终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来赢取观众渴盼美好的心态。

·结束语

诚然，以“大团圆”结局做结尾的众多作品中,确实有些宣扬折中调和，道德教化,自欺欺人的意图,存在着为求“团圆”生拼硬凑, 破坏作品结构的作品。但是，我们不能抹煞所有“大团圆”结局作品的艺术性。我们难道仅仅因为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就否认《窦娥冤》、《赵氏孤儿》这样优秀的作品吗?不能。在这样一种团圆情节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文化环境中, 作家个人跳不出整个民族的思想藩篱，必然会创造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并长期流传,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在戏剧中，坏人受到惩罚,就是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对受难者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好人得到胜利,又是中国人善良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释：
[1]黄天沂。论《汉宫秋》的悲剧艺术[J]。红河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安徽戏曲网。团圆之趣，趣味无穷——论戏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3]刘衍青。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底蕴[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23卷第2期。
[4]孙益敏。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考察[J]。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
[5] 刘衍青。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底蕴[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23卷第2期。
[6]国学网•国学入门。论语•泰伯第八。
[7]百度文库。易经。
[8]杜奋嘉。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心理基质[J]。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
[9] 国学网•国学入门。礼记•中庸第三一。
[10] 中国文学网。《诗序》考。
[11] 宋远。娇红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69页。
[12]刘洪生。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价值[J]。戏剧文学。2007年第8期。
[13]吴宪贞。元代戏剧的圆满之趣及其美学阐释[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24卷第4期。
[14]张正学。从南戏、传奇、元杂剧到明清南杂剧[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5]冯文楼。“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第37卷第4期。
[16]郑传寅。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学解读[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4年5月，第25卷第2期。
[17]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方式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中国文学与文化）。1998年第5期。
[18]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方式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中国文学与文化）。199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
[2]《书立方》编委会编。四书五经[M]。重庆出版社。2010年4月。
[3] 明臧懋循。元曲选[M]。中华书局。1959年。
[4]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5]范丽敏。百年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检讨与展望[J]。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
[6]李修生，李真瑜。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重要路劲[J]。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7]张平。近十年元杂剧悲剧研究综述。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11年第4期。
[8]王俊。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J]。1996年第12卷第1期。
· 致 谢
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这篇论文写完，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障碍，都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度过了。在这里，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她对我提供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论文。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她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视野广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与无微不至、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令人如沐春风，倍感温馨。感谢她在百忙之中多次审阅我的论文，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许多中肯而且宝贵的意见，本文才得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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