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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禅位帝王境遇比较及原因分析
兼论时代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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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虽然中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不足以改变整个阶段的时代特征。政治局面的混乱、民族矛盾与融合的交织、儒学文化家族传承的消亡与玄学化等等，对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仅普通人，帝王也概莫能外。本文仅以这一时期的禅位帝王境遇比较为例，探讨政治文化的演变对于传统政治中的这一特殊群体的影响，透过其原因的分析，管窥那一时代的政治伦理。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禅位帝王；政治伦理
K235：A：1672-8653（2014）05-0019-0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谓的禅位帝王是指：王朝更迭时，迫于政治压力而禅位的帝王，即外禅者；一个王朝内部的禅位帝王，即所谓内禅者，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北周宣帝宇文赟等则不在此列；又如造成“都下为之久不食鱼”，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所疯狂杀戮的元魏宗室，虽有利于当时政治伦理的考察，但因非禅位帝王也不在此列。
一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
汉献帝刘协（公元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公元189-220年在位。
魏元帝曹奂（246-302年），公元260年-265年在位。
晋恭帝司马德文（386年-421年），公元419年-420年在位。
宋顺帝刘凖(公元467-479年)，公元477年-479年在位。
南齐和帝萧宝融（488年-502年5月2日），公元501年-502年在位。
梁敬帝萧方智（543年-558年），公元555年-557年在位。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524年-552年1月21日），公元534年-550年在位。
西魏恭帝元廓（537年-557年），公元554年-557年在位。
北周静帝宇文阐（573年-581年），公元579年-581年在位。
隋恭帝杨侑（605年-619年），公元617年-618年在位。共计10人，为简要说明其禅位后境遇状况并加以比较，兹列附表如下。
这张表格是按照所谓“正统”法则，即以中原王朝而先南后北顺序列出的，也基本上符合时间的先后顺序。通过这样一个表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这10位禅位帝王的不同遭遇，并能得出一些可供深思的问题。

先看他们在禅位后所获得的爵位，获得公爵的有四位，获得王爵的有六位。关于食邑的问题，根据记述这些帝王事迹的本纪来看，有四人的食邑明确指出是万户，而其他六人的则未予记录。我们只好按照所谓“常理”进行推论，无论是否有这样的给予他们的“食邑”，其生活待遇并不成其为重大问题，也并不与他们最终命运的走向有多大的必然联系。政治待遇问题，《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位”即指位秩、位阶，是贵族、官员位次的排序。所谓“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则表明受禅者对于禅位者的特殊礼遇；而车服、正朔、祭祀等礼法制度则是当时“主权”的象征。凡此种种，都是表明受禅者待禅位者以“不臣之礼”。与上述文字相似的“优遇”多次出现在禅位皇帝的本纪之中，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礼遇，并不能影响任何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然而，即便是这种象征性礼遇，也有打折扣的情况出现；如《晋书·卷十·帝纪第十》记载关于晋恭帝司马德文的相关记载，“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
最能体现禅位帝王境遇不同的，就是其个人命运的结局。因为，按照我国古代礼制，有“二王三恪”的说法，故中国历朝历代（明除外）都会对前代王室后裔给以封爵，称为二王后、三恪，给予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以示尊敬，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所谓“恪”，也即表尊敬之意。故而，在禅位帝王因各种原因死后，在其无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当朝皇帝也会从其旁系亲属中找一继承者，继续为当朝充当门面。（然而，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例外，如北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后杀之；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封西魏恭帝为宋公，后杀之。此后，不再为其立嗣。）所以，真正能够表现出禅位者境遇差异的，只能是其本人命运的结局而非其他。
而就上述10位禅位帝王来说，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命运的不同。汉献帝刘协，《后汉书》载：“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至于魏元帝曹奂,《三国志》载：“陈留王（曹奂）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另据裴注引《魏世谱》云：“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十人中，只有这两人实现了善终，另外八位帝王均是死于非命。加之史上第一位有可靠依据的中央王朝禅位者孺子婴，后来的唐哀帝李柷、后周恭帝柴宗训，凡十三位禅位帝王。关于孺子婴的结局，《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载：“莽篡位，以婴为定安公。汉既诛莽，更始时婴在长安，平陵方望等颇知天文，以为更始必败，婴本统当立者也，共起兵将婴至临泾，立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破杀婴云。”可以看出，孺子婴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虽然王莽将其禁锢，造成刘婴成人后不识六畜，知识面与幼儿无异，但毕竟未将其杀害。唐哀帝李柷 ，则是为朱温所杀（《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下·哀帝》：“全忠建国，奉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处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犹称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为全忠所害，时年十七，仍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至于后周恭帝柴宗训则在禅位后十三年去世，虽然年终二十岁，但其时去禅位已远，且其子得以承袭郑国公的爵位，故可视为善终。所以，在这十三位帝王中，只有前三位和最后一位禅位帝王没有受到受禅人的杀害，而中间的九位都无一例外的死于非命。从这张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表格，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命运是这10位帝王命运状况中的转折点；造就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自然是刘裕。
二
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杀害一事，为历代学者所诟病。宋王应麟评论:“魏之篡汉, 晋之篡魏, 山阳( 汉献帝刘协) 、陈留( 魏元帝曹奂) , 犹获考终, 乱贼之心, 犹未肆也。宋之篡晋, 踰年而拭零陵(晋恭帝司马德文) , 不知天道报施, 还自及也。齐梁以后, 皆袭其迹, 自刘裕始”。王夫之说:“恶莫烈于弑君。篡之相仍, 自曹氏而已然, 宋因之耳。弑则自宋倡之”。
所谓探讨原因，其重点自应放在发生转变的那一关键点上，也即刘裕杀司马德文一事上，关于这个原因的探究，祝总斌先生在《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一文中有精彩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祝先生在王夫之谓“宋武之篡也, 年已耄 不三载而殂, 自顾其子皆庸劣之才, 谢晦、傅亮之流抑诡险而无定情, 司马楚之兄弟方挟拓跋氏以临淮甸, 前此者桓玄不忍于安帝, 而二刘( 裕、毅) 、何(无忌) 、孟(昶) 挟之以兴, 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弥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的基础上，从门阀制度的演进、社会环境之各方力量的对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认为：汉献帝刘协和魏元帝曹奂之所以能获终考，乃是因为其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之中，行禅代事的曹氏与司马氏经过多年经营，早已获得了“民心”——士大夫的支持，这些禅位后的帝王对新的王朝几乎造不成有什么实在意义的威胁；而刘裕行禅代则不然，虽然他通过多次征伐，诛桓玄、定河洛等等积累了一定的资望，但东晋是门阀制度兴盛的朝代，刘裕本人出身低级士族，“本无术学”，为高级士族所鄙视，自然不可能真诚地拥戴他；况且，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讲，司马氏还有一定的力量，虽然他们大多逃到了北方。这可以归结成，既没有“群众基础”，又有现实威胁，这才是刘裕痛下杀手，“首行大逆”的症结所在。
关于天子的资格，我国自西周以降，便是以亲不以疏、以贵不以贤，；但同时，我国更有“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理念，杀掉正统的前朝君主，正好绝了“好事者”的希望，于是受禅人便可以“有德者”的身份得到“正统”的资格。
凡事有了先例，后来者便可“一如故事”。魏晋南北朝本就是乱世，人命不过是草芥，这些禅位帝王在新王朝统治者眼中，总是眼中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状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也有例外，关于萧宝融的结局，《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载：“戊辰，巴陵王（萧宝融）卒。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沈约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上颔之，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沈醉；伯禽就摺杀之。”所谓“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一个被废且被严密监控管制的前朝帝王，其个人能带来什么“实祸”？不过是怕有反对者，借尸还魂罢了，从这一点上，禅位帝王的身份注定了其命运的悲剧。
三
伦理，主要是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当然，本文只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不涉及人与自然间的伦理。然而，政治中有伦理吗？经过冷静的思考，我们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伦理，显然是收到社会环境演变的极大影响的。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其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仿佛。在这之前，秦汉作为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延续了四百多年，版图在扩大，政局基本上没有动荡，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完成了由多种思想并存到“定于一尊”的转变，汉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特质也逐渐形成。
但魏晋的开篇，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地方割据与走马灯式的大大小小“皇帝”的出现，使人们心中的权威的形象发生变化，甚至无所适从；少数民族的大量涌入，使得原有的单一民族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等等出现了新的形态；人种与政权的区分，更使得统一的意识形态模式发生巨变，南北方在思想上、文化上、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不一样的姿态。这样的种种变化更与政治生活内外交织、相互影响。时代政治影响政治伦理，而政治伦理显然也在影响着时代政治未来的演进。
对于权位名利的追逐，是永恒不变的时代主题。但凡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往往不再顾及其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在各个社会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再平衡作用。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强调整体利益至上，公利优先，这样的价值取向使儒家知识分子看重个人对整体的责任和义务,把“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这样的价值追求使得士人能够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自觉地挺身而出，做出一种表率。在魏晋以前，这样的情景，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很显然，这和两汉三百余年的儒学浸淫有着莫大的关联。
然而，在进入魏晋以后，由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不复存在，儒学的发展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姿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有德者受庆，掩有四方；无德者受殃，乃以死亡也。”“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等思想理论受到追捧，被广为利用，从而使这时期不管是少数民族的酋豪首领，还是汉民族的某些权臣、将帅，抑或是各皇室中的某个成员等都能借此称王称帝或篡权夺位。于是帝王这个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和权力便变得不是那么稳固和长久，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强权者所觊觎和抢夺。那么，所谓禅位帝王的命运悲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这一切成为当然的“故事”后，后来者“一如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包括“忠君”在内的传统政治伦理的没落相比，重视宗族利益的观念则大大地兴盛起来了。重视谱学、讲求礼仪、维护门第；强调“诫子”、“家训”等的宗族伦理普遍地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保全身家计，甚至对于子孙做官的品级、家庭财富的程度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从大一统时代的重视社会责任的公利，到这一时期的重视宗族及个人利益，乃至“无君”思想的出现，都是时代环境演进的结果，同样这样的伦理观念也在影响着当时乃至未来时代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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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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