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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五四郭沫若诗歌翻译研究

宋自容 程敏
摘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系统。翻译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受时代意识形态的操控。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及成就非凡的翻译家，其对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体现出“五四”这一特定社会时代下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制衡与规约。郭沫若的诗歌翻译，不仅顺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审美需求，更是参与和引领了“新文学”的构建，发挥了使其朝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的功用。
关键词：改写理论；意识形态；郭沫若；诗歌翻译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两者相互影响。”[1]社会系统主要通过赞助人和诗学规范来约束文学系统，赞助人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经济要素及地位等因素来鼓励或制约文学朝某一方向发展，因为翻译本质上是“为权力服务的”的改写活动。[2]出于对此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或抗争，译者会在其改写过程中选择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
一、意识形态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规约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领军人物，郭沫若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其翻译的诗歌作家作品包括泰戈尔，海涅，歌德，雪莱，莪默·枷亚谟，施笃谟，惠特曼等。1920-30年代的五四时期则是郭沫若翻译最为鼎盛的时期。
“五四”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旧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社会机制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狂飙碰撞下孕育发生。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各种外国新思想与新理论被介绍进了中国。翻译不仅承担起了“西学东进”的重大职责，更背负了改造文学旧体，建立文学新体的历史使命。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锋，义无反顾的举起了这面文化大旗。其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實践，其对作品与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无不体现了他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与呼应，甚至有意识的在通过其翻译活动引领当时文学新体的构建与发展。
郭沫若的诗歌翻译起于其留学日本期间，作家主要涉及泰戈尔，海涅，歌德，雪莱，莪默·枷亚谟，施笃谟，惠特曼等。为什么郭沫若会选择这些作家的作品来进行翻译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已基本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西化。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已在其土地上生根发芽，各式西方书籍也进入了日本的大学学堂。因而，出于学习需要而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及日语的郭沫若得以有机会大量阅读各类西洋书籍，并进而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名家的作品。从主观上讲则是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让郭沫若能与这些作品产生共鸣，从而产生翻译的冲动与欲望。
郭沫若最先接触的作家是泰戈尔。郭沫若大约在1915年春间第一次读到了泰戈尔的《新月集》。《新月集》的简单易懂及其所表现出的清新隽永不仅打破了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阅读障碍，其散文式的文体风格更是让郭沫若改变了建立在中国传统诗歌上的诗学观念，了解到诗原来是可以以无韵和口语的形式呈现的。当郭沫若接触到泰戈尔时，其个人生活正处于低潮期，精神郁闷，彷徨不已。具有“泛神”哲学思维的泰戈尔诗歌正好打破了其精神上的壁垒，为其提供了个人心灵和情感驰骋的空间，因而郭沫若能够与泰戈尔的诗歌产生极大的心理共鸣。
而1915年也正是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元年。旨在教育民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亟需打破文言文的桎梏，实现语言的通俗易懂。因而白话文成为了时代的抉择。在此社会洪流下，选译泰戈尔的诗并尝试采用白话文作为其翻译的文体无疑体现了郭沫若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的响应。同时，“新文化”运动提倡“人道”和“博爱”，泰戈尔的“爱的哲学”无疑能迎合当时读者的需求。因此对于需要卖诗谋生的郭沫若来说，选译泰戈尔的诗文无疑是一个明智的抉择。这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的，出于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的考虑，译者会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的作品进行翻译，以期得到赞助人的认可与肯定。[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如一把烈火，点燃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使自救，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结的郭沫若虽身处日本，但也感受到了这一宏伟运动所带来的震撼与冲击，并开始加入到这一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来。同年6月，他与好友成立了“夏社”，以笔为枪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惠特曼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了郭沫若的视野。“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与五四时代的暴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4]在惠特曼的诗歌中，郭沫找到了宣泄“个人郁积的喷火口”。[5]对惠特曼诗歌的翻译不仅让郭沫若感受到了其自我解放的狂放做派，更学习到了能冲破一切旧套束缚的自由诗体形式。“五四”时期，白话与新诗是启蒙民众的工具。但白话与新诗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任何先例可鉴，因而需要一个很长的探索过程。译诗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坛探索新诗形式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诗人们不仅可以在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还可以在翻译课程中学习与借鉴其诗歌形式，为新诗的创作做好积淀。郭沫若在翻译惠特曼《三叶集》时采用白话译诗不仅是其对译诗形式的一次有效尝试，更直接导致了其后期以雄浑奔放而著称的自由诗集-《女神》的诞生，从而不仅为新诗的发展树立了标杆与榜样，也奠定了郭沫若在诗坛的牢固地位。
1921年，创造社成立。同当时的其它文学社团一样，创造社的主要任务也是推广白话文，并将西方文学及文化思想介绍进中国。诗歌是他们翻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前后翻译的时代语境决定了那些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诗作更易引起译者的注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会在1920-30年间翻译大量雪莱和歌德的作品。作为英国统治阶级暴虐和腐败的坚定揭发者和反抗者，雪莱的诗歌创作充满了革命的精神。正如郭沫若在《雪莱诗选》的小序中所言：“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6]雪莱的诗歌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革命精神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翻译他的诗作既能迎合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诗歌受众的思想与精神需求，也能宣扬创造社所信奉的无产阶级主张。同理，郭沫若会翻译《浮士德》一书也是因为“少年歌德狂飙时代的精神，正适合与五四前后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境……”，[7]因为它们“同是由封建社会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8]
在新诗创建初期，中国诗坛在泰戈尔译诗及日本和歌俳句的影响下，小诗盛行。小诗单薄的内容及匮乏的诗歌形式使新诗流于空洞与浅白。在“作诗如作文”的胡适主义影响下，新诗的翻译与创作也不具备诗歌的美学感及诗性特质，无法满足人们对诗歌的审美要求。出于提升译者的伦理道德的目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五四时期最大的两个文学翻译社团-对诗歌翻译开始了文本对照式的翻译批评与论争。也正是出于对当时译诗质量的担忧及诗歌无韵律化给新诗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认识，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才会在刚刚“创作了‘狂飙突进的《女神》”，又“在翻译领域里折回‘绝句的严谨形式中”，[9]开始着手翻译具有绝句性质的《鲁拜集》。从内容上讲，鲁拜诗富含哲理性和反抗精神，能与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相呼应。从形式上讲，莪默伽亚谟的四行詩与中国古诗具有相似性。郭沫若在翻译《鲁拜集》时，讲究了严格的格律形式，并使用了极富诗性色彩的语言，使其译本更符合东方的传统的诗歌审美观念。《鲁拜集》的成功翻译不仅打击了当时诗歌翻译不顾及形式的不当行为，也改变了人们的译诗观念，促进了新诗的文体构建及多元化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对于译本及诗歌文体形式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大的功用性。它抑或是为是为了顺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实现某种特定的文学目的，抑或是为了推动文学朝某一特定方向发展。
二、结语
“五四”是汉语文学的转型期，而翻译文学对新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的构建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诗歌翻译不仅要起到引入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还承载了构建新的诗体与语言的重担。因此，为迎合普罗大众的精神和审美追求及满足当时的时代要求，译者在选择译本及文体时就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意识形态与时代精神。因为只有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精神的作品才更易获得赞助人的认同，更有利于译者取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地位，更利于让其作品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来。郭沫若的翻译活动无不体现出五四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语境对其翻译作品的制衡与规约。无论是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以及他在翻译时所选用的文体与语体，都表现出了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并成为了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5）.
[2]Bassnett，Susan&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C].London：Pinter，1990.
[3]朱晓玲.受制与挑战——译者与改写理论的两要素[J].外语研究，2010（01）.
[4]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A].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04.
[5]赵霞，李娟.郭沫若与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J].兰台世界，2013（01）.
[6]郭沫若.沫若译诗集[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132-133.
[7]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M].上海：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
[8]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郭沫若集外序跋集[M].上海图书馆文献资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83.
[9]熊辉.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构建[M].中国编译出版社，2013：61.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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