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2_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pdf

目录前言 直面全球经济“沙克尔顿时刻”第一章中国经济面临新挑战科技“铁幕”缓缓降下“双碳”倒逼产业变革抗疫、民生、经济：未来“对角线”第二章 看懂中国经济基本逻辑中国经济“自转”中国经济“公转”中国金融安全岛崛起第三章中国城市经济迭代升级城市竞争刮起“对标风”城市经济进入下半场城市经济2.0：扩功能还是造新城？城市数字化转型成败得失第四章破局地区经济“中等发展”“四大引擎”驱动区域经济区域经济：东强西弱，南高北低区域发展再平衡之道地区“中等发展”破局第五章园区经济瓶颈与突破产能过剩隐藏在园区内 园区公共服务平台迭代 实现“科技投行”角色转换 园区运营模式升级方向第六章产业经济断裂与重组全球“三链”陷入瘫痪东亚率先破局重组中国成东亚重组最大变量东亚经济“三链”未来版图 全球“三链”迭代重组第七章房地产分化与替代为何调控楼市？楼市进入分化时代谁能替代房地产？房地产重在自我创新第八章能源乱局、破局和变局能源乱局底层逻辑能源在破局交叉线上中国新能源未来空间未来能源革命真实画面第九章汽车大调整、大分化汽车业正“失去方向”城市与汽车痛苦中“勾兑”汽车业态变了新能源车路线分化新能源车凭体验胜出第十章 数字经济“格式化”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历史杠杆”企业数字化转型“四象限”算法重塑劳动关系人工智能最后一公里 哪些领域无法替代？第十一章城市商业新变局传统商业大变革前夜新消费、新动能城市生意怎么做？未来商业模式第十二章 人才与养老，前提变了城市为什么“抢人”？“抢人”：地方的“张良计”从“抢人才”到“换脑子”中国养老“第三条路”第十三章医疗产业破局之道医疗体系的三个“不可能三角”医改最高境界复合同体产业互联网率先突破医疗困境第十四章 企业在变局中迭代企业赚快钱时代结束无奈的“二八定律”以“战略”弯道超车后出海时代已至第十五章企业组织变革之路企业复式组织再造模块集成、功能叠加直线制、矩阵制、军团制、组合制第十六章企业家内心解惑为何企业频繁闹内江？企业成功之痒：宿命与歧途民企代际转型：人还是机制？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战略悖论第十七章 从市场经济到共同富裕“整顿”市场经济的时刻到了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什么？共同富裕“主战场”是社会经济 共同富裕需迈过四道坎第一早 中国经济面临新挑战伴随疫情演变，中国正陷入抗疫、民生、经济的“不可能 三角”；而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其合力将构成 未来“对角线”。科技“铁幕”缓缓降下科技领先一直是美国在全球的核心优势，也是美国霸权的 根基，中美争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美国对华“科技冷 战”，“科技脱钩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鹰派的最低纲领。2020 年10月，美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TIF)发布与中国竞 争：战略框架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威 胁。同年12月，美国众议院中美科技关系专家组发布如何应 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 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全面转轨的深层次缘由：一是中国“过多地 占据科技市场”；二是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到美国供应链安 全”；三是中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严重挤压美国企业生存空 间”；四是中国不断将前沿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会“影响美国 地缘政治安全”。拜登上台后，“科技脱钩中国”日益成为两党共识，整个 美国精英阶层都非常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 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由路径。2021年4月12日，美国总统 拜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 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19家公司高层 共同召开视频会议，重点讨论重塑美国半导体供应链，意图通 过联合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与 中国脱钩。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 倒性优势，通过了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提出的 2021年战略竞争法，旨在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开展全面 对抗。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又以24：4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 杨等人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不仅授权在5年内为美国基础 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更是将中国 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出台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 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致使两国科学界降下铁幕。从本质来 讲，近年来美国采取“科技脱钩中国”的战略抉择也算是“精 准施策”。在两国政治上“恐怖平衡”，产业结构、经济上“高度互补”的背景下，美国面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打压 中国也只能选择“断舍离”，抓住核心一一高科技，既能避免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能精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既然锚定高科技，“卡脖子”便顺理成章成为当下美国针 对中国的“杀手铜”。中科院指出，中国正面临35类重大科技 领域技术被“卡脖子”的现状。以光通信芯片为例，传输速率 在10G以下的低速芯片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但10G以上的高 速芯片仍全部依赖进口。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 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多个领域中，国产芯片 占有率几乎为零。再比如操作系统，谷歌与苹果几乎全面垄断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市场占有率达85.9%,苹果iOS为14.0%,其他系统仅占0.1虬即使是最后的0.1队基本也是微软 和黑莓。不过，被“卡脖子”的现状也并非无法突破。“科技 卡脖”的背后是多年来全球分工不断细化、中间贸易品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向上延伸、向下转出的结 果。中国在全球贸易模式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欧美国家 深度分工合作，且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以致 全球科技产业均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以此来看，“卡脖子”本 就存在悖论，遏制中国、与中国科技脱钩，一定意义上就是和 全球经济一体化脱钩，而美国霸权又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 上，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也做不到让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和 中国“割袍断义”。但即便如此，“科技脱钩中国”在短期内仍旧是美国的战 略核心。福卡智库认为，既然美国“兵临城下”，中国自当“见招拆招”，而两国博弈的“胜负之手”则在于左右国家科 技能力的“八大变量”。第一，产品复杂度与科技高难度。产品复杂度和科技门槛 内置了不可替代性，例如自行车上百个零部件，汽车几万个零 部件，航母几亿个零部件，每一个量级都代表了不同的科技段 位。以汽车制造为例，不仅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整车制造、发动机及变速箱工艺链条极其繁琐，且蕴含电池技术、高算力 芯片、自动驾驶、车载操作系统等智能科技工程。配合现代3D 打印技术，“超常规超常态人造材料”得以市场化，工程师能 够设计具有不同刚度、密度、重量、耐热性和耐化学性等性能 的汽车组件。第二，成形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按比较效益分工的世 界经济难以逆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业分散在各个国家，如 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布局就涉及几十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在比较 成本、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原则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从头做 到尾，它要在全球进行分工，寻找成本的洼地和利润的高地并 进行分包。而隐形企业、迷你型企业的出现让现代产业出现了 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有乔木、有灌木、有杂 草、有湿地。全球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即使美国占据全球产 业链制高点，控制部分关键技术，也依旧无法和世界经济的生 态相切割。第三，市场规模。现代科技产业较之工业经济时代更为依 赖“大国大市场”。一方面，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规模日益成为 快速铸就科技型企业的基石。不论是华为巨大的5G基站规模，阿里巴巴享有的由10亿网络用户汇聚形成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抑或特斯拉穿梭于中美两国给予的超大汽车市场，无不表明科 技型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均建立在超大国家、超大市场的条件之 上。另一方面，中美市场规模正在发生实质性的互换。中国庞 大的经济规模和稳健的消费市场较之美国更能为生产提供动 力，为新型科技的市场化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且中国多样化的 社会结构为现代科技的商业化提供了充分的试错机会。以移动 支付为例，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总额约13万亿美元，而 美国仅1000亿美元。第四，工业门类。就工业门类配套程度而言，中国虽全但 产业链定位偏低，美国偏态但处于产业链顶端。中国拥有41个 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 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全 球市场经济要素优化配置、产业链全球重新布局的背景下，美 国产业结构相对偏态。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制造，集中于产业链 中下游，重点参与加工和组装，如机械、化工、运输、装备制 造和消费品制造，而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电子、通信、医疗、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则具备很大优势。第五，基础科研。就科学理论范畴而言，尚处于“美强中 弱”的局面。中国基础科研薄弱，除了产业结构因素外，也存 在历史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美国，与中国 并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技术上就 得想办法引进、模仿，用市场换技术，以致基础科研、核心技 术研究被忽视。此外，中国高校行政化的特点就不利于基础科 研的突破，而美国则凭借高薪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吸引了全 球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大陆芯片制 造落后台湾5年以上，其背后就暗含了我们的基础科研薄弱的现 实，仅此变量就足以让我们在近年内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第六，举国体制。中美在现代科技发展轨迹上均采取了举 国体制，只不过“美国胜在少数领域的关键时刻，而中国全面 并且一以贯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形成与维系霸主 地位归功于自身的举国体制，且这一体制与其军事工业密切相 关，最成功的范例就是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 举国体制则更为全面和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通过举 国体制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成就“两弹一星”，这给中国 带来了稳定的“非对称性均衡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举 国体制的2.0版本，中国不仅成功处理了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次贷危机，更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 后，通过举国体制使得部分尖端核心技术得以独立研发、自主 可控，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创造条件。第七，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走火入魔，中国正在全面发力 资本杠杆。美国市场经济300年走到尽头，金融独大、投机成风 使金融脱离实体走上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异化出在全 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加之现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备兑权证等衍生工具大行其 道，其金融业豢养的快钱行业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空心化。相比 较而言，中国目前正全面发力资本杠杆撬动重大科技项目，以 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工智能为例，在资 本加持下，自2014年起，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平均股权投 资额呈现快速攀升趋势，规模已超6000万美元，而美国仅2000 万美元。第八，互联网赋能。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把控技术 端，中国则在应用端后来居上，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场景便 在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由美国构建，且美国掌握着互联网 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硬件和软件的 核心资源，如英特尔与AMD共同垄断桌面端C PU市场，Windows.iOS和安卓操作系统称霸桌面与移动平台。但在应用领域，中国 则凭借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应用市场规模后来居上超越美国。目 前，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几乎完全覆盖餐饮、出行、旅游、日 常购物等生活场景，且中国的移动支付也开始与人脸识别、人 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相结合，如百度刷脸登机、支付宝人脸支 付、微信停车场无感支付等。鉴于“八大变量”左右着中美两国科技发展的天平，在“科技脱钩中国”的大趋势下，中国在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及基本路径也逐渐清晰。其一，复式化的集成能力。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产品、技 术、资本、市场等综合变量融合的多维度竞争，“复式化”的 要素集成能力成为科技型企业的突破口。例如S paceX曾引入 Founders Fund Alphabet等知名投资机构近百亿美元的战略投 资，招募全球各国数学家、密码学家、生物医学系统工程师打 造产品，该企业能构建出“互联网+航天”的商业航天发展新业 态等都是基于其要素集成能力。其二，组织创新与组织变革。在当代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科技创新组织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运用新型研发 组织培育新兴产业和科创企业成为趋势。例如德国四大科研联 合会一一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 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这四大科研组织 不是仅做纯技术研究，且拥有应用研发、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 部门，同时还积极创建合作平台，与其他科研院所、大学和工 业界实行双聘制度，既鼓励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大学担任教 授，也鼓励大学教授为企业搞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领先世 界。其三，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 深入，打造产业集群与高度集成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将成为中国 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产业集群将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 供应商等有机连接形成产业生态，能实现技术自主，具备产业 护城河。例如“缺芯”问题，一来将从产业链层面出发，引导 上下游企业充分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二来从芯片设计的层面出 发，打破垄断，从芯片的处理器内核、软硬件配套到开发工具 等都要实现技术突破以及国产替代。其四，非对称赶超战略。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 科技创新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成为中国科技从“跟跑”变“并跑”甚至“领跑”的战略核心之一。当前，中美两国在左 右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知己知彼的情 况下，利用中国的举国体制、最大规模市场、最全工业配套等 独特优势，采取美国不擅长的战略战术，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将是在科技竞争中取胜的重要 路径。“双碳”倒逼产业变革全球变暖的恶果已经逼近爆发的临界点，倒逼全球“零碳 竞赛”的展开。2020年3月，欧洲理事会发布了“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方案,将应对疫情危机的7500亿欧元中的30%用于绿色 支出，与可持续增长战略相衔接，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 赖、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2020年9月，中 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 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将碳中和目标量化，英国、日本、韩国也陆续明确碳中和目标或时间表。2021年1月 20日，拜登签署17项行政令，其中包括让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截至2020年10月，全球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在21 世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究其原因，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高碳生产、高碳消费对全 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人类开始使用火，到工业 革命推动全球环境的变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从工 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到410ppm。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曾经代 表了人类的巨大进步。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大生产背后 大消费的不可持续性正在逐渐凸显。大规模制造同质化产品带 来了极高物质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大规模消费为其开辟市场。这时，技术进步带来的不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数量的产 品，而是用更多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人们的物质需 求并不会无限制地增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全球碳排放 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生态危机已经近在眼前。工业文明下的 发展逻辑往往仅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自 然”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生产也是建立在把生态系统中个别“有用”的链条抽取出来，结果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过敏和大规模传染病成全球最 大的健康杀手。亚当斯密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由 一个错误的信念所驱动，即物质财富带来幸福。这一欺骗，激 发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不断进步，也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事实上，在脱碳的大背景下，智能、绿色、低排放的增长路径 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共同选择。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而言，谁能 越早向零碳坚定转型，谁就能越早在全球生态产业发展和标准 制定上占据领先地位，在规模、成本、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形势逼人，打造净零碳经济却并非易事。一方面，老牌的 资源输出国已经习惯于“靠天吃饭”，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这 些国家必须放弃一部分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对于正努力实现工 业现代化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碳中和目标的提 出必然会增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另一方面，随 着石油需求见顶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下降，那些与化石燃料 时代相适配的管道、海洋平台、储存设施、发电厂、石化加工 厂等资产必然也将面临大面积搁浅。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挤压 下，地球的脱碳之路可谓阻力重重。但是，零碳转型给人类带 来的不仅是挑战，更是孕育生态经济的巨大机遇。绿色转型不 仅会带来巨量投资一一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 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更会 带来新一轮的GDP增长一一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 算，到2050年，绿色转型将有效地收回成本，并将带来累计超 过98万亿美元的收益。转型同时还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国 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称，截至2018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 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已达到1100万人次，到2050年，该领域的 就业岗位将至少增加到4200万个。落实碳中和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在产业头上。直观来 看，面对碳中和目标，首当其冲的是能源行业。根据B P世界 能源统计年鉴，能源行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碳排放。其 中，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9%,中国 的减排表现不仅影响本国，也影响世界。而要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意味着中国需要在2040年左右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幸运的是，可再 生能源在经济性上已基本等同化石能源，且未来仍有巨大的价 格下降空间。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装机中的份额已 达34.7%,其中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 的72虬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也呈大幅下滑趋势。就中国而言，依托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中国风电、光伏度电成本较10年 前分别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和煤电价格竞争，实现平价上网。中国政府在20172020年间已经授予了64吉瓦 时的无补贴可再生能源合同。未来，随着投资成本的回收和技 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而以光伏为 主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将打破发用二元结构，用户具备自发自用 的能力，用电成本将会再次大幅度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客观 上为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大的成本替代空间。进一步而言，如同当年的互联网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碳中和的目标也会再次“格式化”各行各业：从肮脏的到清洁 的、从高碳的到低碳的、从不安全的到安全的、从低效的到高 效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将从人与物之间扩展到人与 生态之间，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不仅为人们带来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也为新兴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契机。从生产来 看，碳中和将重置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在材料的选择上，生物 基材料将部分替代合成化学材料。例如，随着限塑具体期限和 产品目录的发布，玉米淀粉、环保纸替代塑料袋的趋势为生物 基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在生产方式上，利用菌种的 代谢产物，通过发酵工程进行生产的方式，将是降低环境污染 的重要解决方案。在排放的处理上，那些不能完全做到碳中和 的产业，例如火电、航运、水泥、冶金或是极度依靠电力的科 技巨头，则需要提前锁定低价绿电、直接投资绿色项目或是碳 交易实现占补平衡。从行业来看，碳中和正在颠覆人们现有的 衣食住行。就服装而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字显示，2020 年，全球生产了大约1000亿件衣物，而仅仅生产一条牛仔裤的 碳排放量就高达33.4千克，人们不仅买得多，丢得更多。现 在，玉米纤维、秸秆替代化学纤维已经成为量产服装、家居用 品的新材料。这种材料不仅易洗涤，且易降解，能满足人们的 个性化需求。就建筑而言，零碳建筑则会改变现有建筑的标准 和功能，不仅使建筑总体达到负碳排放，还能极大地扩展人们 的生活范围。例如，加拿大的可移动住宅B eehome采用单晶太阳 能屋顶，发电功率可达2000瓦，除了满足自用电能外，还能向 电网贡献部分清洁电力。在食物的生产上，规模化种养将逐步 取代散户种养，以提升氮肥和农药利用率，低排放蛋白质替代 部分肉的趋势也逐渐明显。例如，法国的昆虫蛋白质工厂 Ynsect由于可以提供负碳排放蛋白质，其在2020年底的C轮融资 已扩大到3.72亿美元，而植物汉堡肉则已经走入超市和快餐 店。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低碳交通和城际清洁运输已经成为 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碳中和的时代是一个重新审视回归“人 是自然界一分子”的时代。在生态红线制约下，碳中和将倒逼 所有行业的底线，是否符合碳中和将成为衡量各行各业未来是 否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标准。对于碳中和即将引发的产业变革，中国也可顺势而为，把 握机会，为实现弯道超车做好准备。过去，传统能源储量在世 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的能源储备也不足以支持如此 庞大的人口。但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地球上分布 是基本均匀的，传统能源的地缘政治因素被打破了，所有国家 被拉回同一条起跑线。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利已占全球57%以上，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15.6%)和日本(4.3%)o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面，中国已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能 源的成本优势，往往又会助力企业在产业链上获取更具弹性的 定价权，从而撬动更多资金和力量，助力企业打破发达国家在 石油逻辑下对于资本和资源的垄断。归根结底，碳中和是一项 长跑。想要赢到最后，中国每一个企业的转型至关重要，只有 将碳中和目标作为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的重要考量，才能找到 自身在新一轮生态经济转型中的位置。抗疫、民生、经济：未来“对角线”转眼间，新冠肺炎疫情步入第三个年头。疫情的反复，常 态化的防疫措施，一轮又一轮的封闭管控，让人们陷入了集体 焦虑和疲惫。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其一，自然惩罚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是大自然自我修正的过程。就算最终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人 类也不得不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二，企业利益论。2021年，辉瑞、莫德纳、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 ioNTech)这 三家医药企业赚翻了，卖疫苗约每秒入袋1000美元，每分钟获 利6.5万美元，每天赚9350万美元。基于此，有观点称美国在抗 击疫情上的不作为，就是要帮助辉瑞等美国企业牟利。其三，生物战争论，即认为这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疫情清零政策的故 意投毒。包括境外势力通过冷链“假装无意”投毒；成都海关 截获内含人体唾液棉签拭子的境外包裹；美国在乌克兰利用蝙 蝠研究冠状病毒如此种种，不免让人怀疑近来中国疫情反 复背后有美国暗中操弄的影子。无论网络言论如何，但共性都 是痛感疫情影响之深重，疫情到底还要多久才能过去？舆论归舆论，情绪归情绪，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追根 究底是当下抗疫、民生、经济陷入“不可能三角”，即三者无 法兼得。首先，若一味强调疫情防控、民生保障，以此限制人员流 动，带来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限。在防疫成本上，2021年，深 圳全年防疫支出135.7亿元，而且除了财政口径的防疫支出，深 圳医保体系全年累计上解新冠肺炎疫苗费用21.3亿元，医保基 金支付核酸检测费用12.52亿元；在经济成本上，近来深圳封城 的代价是每天近80亿元的GDP直接损失，这还不算封城消耗的物 资。更严重的则是经济下滑。2020年初全国范围内实施封控，代价是当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如今，据国内外五位经济学 家最新测算，若北上广深“封城”一个月，四市实际收入将减 少61%,全国实际收入将减少12%。202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 因中国内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再下调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 测，调降至4.2%。其次，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然后才考虑疫情 防控，那么大量人群或早或晚都会被感染，最终恐将付出惨痛 的生命代价。典型如美国、英国、韩国等国，轻视防疫，结果 是英国每13人中就有1人确诊；韩国大崩溃，曾单日（2022年3 月1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万例，全国40%医护感染。然 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医疗资源匮乏且老龄化 程度高，若不优先考虑抗疫，一旦疫情全面扩散带来“医疗挤 兑”，新冠肺炎患者中的重症和死亡人数将极其庞大。即便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诊率（14%）、死亡率（0.56%）来估算，若全国“躺平”，也会有1.97亿人感染，H0.3万人死亡。最后，若选择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可一旦稍有 疏漏或滞后以致突发失控，民生保障则极易陷入混乱。毕竟，既要疫情防控常态化，又要稳扎稳打抓好经济发展，本就极 难，近乎与时间赛跑，若慢了一拍便极易导致民生保障因突发 事件而失控混乱：在生活上，前有急重症患者无法就医或医治 不及时的悲剧，后有“最后一公里”运力不足而导致的买菜 难；在精神上，长期封闭在密闭环境中，人会承受严重的身心 压力，甚至在超出其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后崩溃。抗疫是为 了保民生，可若因抗疫出现各种次生灾害损害到民众的切身利 益，又显然背离了抗疫的初衷。显然，要达成“不可能三角”中的每一项目标，都需要作 出艰难的取舍一一或是经济代价，或是生命代价，或是民生混 乱。这不禁让人质疑，要知道，在疫情暴发的最初2年里，中国 通过严格的防控，不仅实现了生命损失最小化，而且有效实现 了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为成功的范例。而今为何又 难以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今 时不同往日”！过去3年来，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如今的奥 密克戎，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当下，虽然奥 密克戎仍是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但已与2020年初截然不同。一 是传播性。奥密克戎B A.2的小值是9.5（1个人可以传9.5个 人），而2020年初期这一数值在2.53.0之间；同时，代际之 间潜伏期也在缩短，基本3天可以传一代，若不加管控，10天就 可能传染上千人。二是危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4月12 日报告，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流行造成的死亡率高于德尔塔同 期；未接种疫苗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死亡率较高。在中国，基 于疫苗的大量推广，奥密克戎的危害性大大降低。更严峻的 是，从英国发现XE毒株，到韩国首现XL毒株，更厉害的毒株还 在急速“赶来”。可见，病毒在持续演变，我们自然无法简单 照搬2020年的经验，去管控2022年的疫情。以此看，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不亚于一场持久战，病毒持续变异，并在和人类的碰撞、拉锯中长期演化。正如恩 格斯所说，人们创造历史的结果可以看作各种意志和力量相互 作用的结果。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人们在创造历史的 活动中，各种意志和力量如同无数相互交错的力，形成无数个 平行四边形，产生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由此产生出的总合力。同 样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疫情演化并非单纯的因果 循环或非此即彼，也是多变量的合力系统驱动，才形成了现实 趋势，即所谓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而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四 条边，即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将是决定未来“对角线”的关键。一是硬约束。从新疫苗研发速度可能赶不 上病毒变异速度，到病毒传播速度远超核酸检测速度，奥密克 戎让香港、深圳、上海、长春相继沦陷，这意味着在变异传染 力面前，各地抗疫的差异已被“合并同类项”，须从国家大格 局来审视一一不发生系统性大面积疫情是底线，“动态清零”这个硬约束不能变。二是阶段性。在战争中，战略是集中统一 的，须坚决贯彻；战术是灵活的，须从实际出发。抗疫也是一 场战争，应对疫情也应具备阶段性特征。国家层面上，疫情前 半场，中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死亡率低，举国体制居功至伟；疫情后半场，体制效用难以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创新积极应 对，至少在抗疫过程中不能让经济波动过大，不然就会让一种 危机异化成另一种危机。策略层面上，在疫情流行初期阶段，通过大数据、流调等措施迅速有效控制感染者和密接人群，维 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主要目标，控制疫情是次要目标，应实 行点控、线控，及时清零；当疫情已蔓延，控制疫情就转化为 主要目标，只能牺牲暂时的、局部的正常生产生活，果断采取 更大范围的封控，尽快清零。三是均衡点。即政策在新型冠状 病毒变异与清零政策的碰撞中寻找均衡点。鉴于疫情仍未见 顶，考虑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庞大病例数据，意味着转运的 成本过高、对方舱医院需求压力太大、医疗资源紧缺，一旦超 越国家承受力，将倒逼政策层面在客观压力骤增的情况下调 整。毕竟政治的本质就是左平右衡，根据变化适时调整，寻找 新的均衡点。四是变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 良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但从根本上说，病毒的生物属性决定防 控标准，若生物属性发生变化，防控标准也将随之调整。如网 友调侃“几个筋疲力尽的医生护士，守着无数生龙活虎的无症 状感染者”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属性的转 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就出现了明显转变：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对病例实施分类 收治，轻型病例由收入医院变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调整新冠 肺炎患者出院标准，关键的C T标准值由过去的40降为国际标准 350病毒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于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空 间，考验人类，教训人类，也在改造人类。而今新冠肺炎疫情 是对人类社会实实在在的攻击，不仅考验我们的举全国、全民 之力，还考验我们在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统筹和平衡能 力。在抗疫的道路上，人类持续观察、思考、研判、选择，终 将在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的四个维度坐标中，加 速走出疫情的未来“对角线”。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经济 安身立命的企业，将不得不完成一场无法回避的凤凰涅槃。第一早 看懂中国经济基本逻辑经济与政策这两个互动双旋体在起作用，有时相生，有时 相克，因而政策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太会是一条直线，而是波动 的曲线。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蝴蝶效应不断展开，中国 经济必然受其影响，并对其作出回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中国经济“自转”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峰回路转背后有着看不见的 规律。具体而言，政策主要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调整。其一，经 济景气度。诸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 P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皆是衡量 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数据高低，政策的松与紧就会相 对明显地体现在金融（货币、信贷）政策上。其二，增长潜力 情况。GDP一旦偏离5%6%的区间，政策就要作相应调整，如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 的要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2年（与2019年相比）平均增长6.1%。除规模以上企业，中国还有 更多承载就业的中小企业，2021年12月PMI明显回落至46.5%,创16年以来同期新低，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围绕 中小企业，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 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三，经济结构状 况。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在于总量规模，还在于结构状况。如果 存在剪刀差，就存在发生经济体制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在市场 煤与计划电、一手房与二手房、PPI与C PI、国企与民企的绩效 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体制性问题 而产生，当反差太大让现有制度难以为继时，就会引发伤筋动 骨的改革。其四，社会稳定程度。稳定高于一切，稳定是一个 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上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此时，“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 大局。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其五，规划目标差距。如 果离规划目标尚有差距，就会加大政策力度。以上五大问题由 此共同构成政策变局的回归均线。进一步而言，政策围绕景气、潜力、结构、稳定、规划“自转”，并不断调整纠偏。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质一一左平 右衡，寻找均衡点。其一，纠偏是基于当前稳增长压力骤增的 客观环境，“稳”和“变”之间，天平稍向“稳”倾斜。其 二，纠偏是长期战略执行过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体现，是对 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三，长期 来看，纠偏绝不意味着开倒车，对应到投资上体现为“战术上 灵活调整（交易性机会）”与“战略上保持定力（趋势性机 会）”的叠加。其次，需要考虑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学 度，即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过程中的叠加连贯以及彼此对冲、前 后呼应，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单一的突进或调整。最后，还需考虑被调整“对象”的预期反应，类似美国20世纪70年代 的理性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趋于无 效，也就是说政策在实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当人们理性预 判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削弱政策的作 用。如“年终奖”税收优惠再延长2年，即是例证。经济周期有 自己的规律，而政策层面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经 济本身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政策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毕竟政策 调整主体与调整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当然，在不同阶段，政策波动调整的主轴会有所不同。了 解过去这些年政策变动的原因，那么未来政策又将如何变动？中国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反复提及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又将围绕新的更为深刻的四大问题波动。第一，对 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盖一切，更不能 走上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尤其在医疗、教育、地 产、金融等“特殊行业”必须保持边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秩序 着眼，收敛市场化、资本化，推进社会经济是未来政策调整的 主线之一。第二，完成国家终极统一。在很多人观念中，国家 统一只是台湾的回归，但还有一种统一是市场经济的“二次统 一”。如果说计划经济曾经一统中国，而当下市场经济却在地 区藩篱、行业屏障中存在差异。“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 内畅通流动。”第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2021年中国GDP为114万亿元，人均GDP为80976元，接近世 界银行拟定的高收入标准（12275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2021年中国GDP上调至16.86万亿美元，美国GDP有望达到22.94 万亿美元，中美GDP之比从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 73.5：100,成为近百年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在走向世界舞 台中央之时，中国将在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调整。第 四，百年变局真底牌。当工业经济走到环保的尽头，市场经济 走到最高阶段，未来已无路可走，两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依 赖的两大支柱被悉数抽去，百年变局骤然而至。中国体量太 大，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上率先变革。围绕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的政策调整已经展开，例如“双碳”目标。物理学家薛定谓曾言：“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 序，即燧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 熠，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端水平上，生命以负燧为 生。”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燧）会不断增大。对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目前基本是处于 烯增的耗散结构状态，但中国经济还在围绕世界经济“公 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缘，而“自转”质量的大幅 度提高将提高“公转”的稳定性。中国经济“公转”经济运行实践绝非国内单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 不仅受国内“五点一线”的牵掣，而且还受外部因素影响，围 绕世界经济“公转”。概括来讲，当下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过程中，有三大新增或变强的因素。一是美国的美钞和国债。美国靠着大肆举债才取得独立战 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借债建国”。之后200多年几乎每逢打仗 就发国债，可谓是“借债强国”。英国纵横世界几百年，也是 靠从荷兰借到更多的钱打荷兰，等抢了荷兰殖民地，就用殖民 地的钱还给荷兰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