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doc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
目
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作 者： xx
专 业： 历史学（师范）
指导教师： xx
完成日期： 201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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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大学毕业设计（论文）
摘 要
中世纪欧洲大学滥觞于11世纪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由教会许可设立，神学课程占有重要席位，教师与学生在形式上就是教会人员（拥有教士的特权），宗教性质凸显。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12世纪文艺复兴的浸润和东方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中世纪大学却成为宗教改革的阵地，新一代思想家和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人本主义的新思想和世俗化教育逐渐成为主流。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流变不仅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学术的自由化以及精神自由化，也翻开世界教育史上新的篇章。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欧洲，嬗变

ABSTRACT
Medieval European universities originated in Europe in the 11th century under Christian control, established by the Church permits.Theological subject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 the form of a church personnel (priests enjoyed the privilege),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the highlights. With the city's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filtration and oriental culture, medieval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religious position of reformation. A new generation of thinkers and talents come to the fore here. Ideas and secular humanism education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edieval universities not only promote the secular and liberal spirit of liberaliz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but also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education.
Key words: Middle Ages，University，Europe，Evolution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II
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诞生 1
1.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宗教因素 1
2.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经济因素 3
3.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政治因素 4
4.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文化因素 5
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8
1. 法学的复兴与发展 10
2. 医学的新发展 12
3. 神学的新变化 14
三、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历史意义 18
1. 大学打破教会的教育垄断格局 19
2. 促进学术生活的体制变革 19
3.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对后世影响深远 19
4. 创新精神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20
5.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20
参考文献 22
致 谢 24

24

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中世纪大学滥觞于11世纪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由教会许可设立，神学课程占有重要席位，教师与学生在形式上就是教会人员（拥有教士的特权），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然而经过发展演变，中世纪大学却成为宗教改革的阵地，新一代思想家和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人本主义的新思想和世俗化教育逐渐成为主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在12世纪的欧洲文化复兴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人性，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推广开来，这极大的促进欧洲的新觉醒， 它在打击教会权威和神学的神圣性方面, 起了极为巨大的积极作用。中世纪大学缘何有此嬗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之中，对当时称谓的“大学”，意思只是一定数量的、身份多元化的人们所集聚的场所，“大学”在那时的称呼—“公会群落（universitas vestra）”—的具体含义只是表达“你们全体”。而在技术范围内，“公会”意指一个正当的社团和法人。到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里，“公会”这一称谓才逐渐应用到教师团体或学生社群。但在大学出现的开始阶段，并没有任何绝对的称谓，“学者大学”“教师与学者”大学是当时最为流行的称呼。
到13世纪初期，学科研习所的称谓开始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于公会，学科研习所更加准确指代了抽象意义的学术机构。这逐渐成为了大学的最为科学的称谓。
而一个所谓的学科研习所，其本质就是一个囊括古今经典的高等学府，就其产生的形式而言其完全可以说是公众自发、出于法定程序以外的。而在13世纪，欧洲大陆便拥有了3所举世闻名的杰出研习中心。它们分别是：以神学为中心的巴黎大学，冠以“法学之城”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医学泰斗的萨莱诺医学院。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其它大学纷纷效仿，一所所大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这三所大学就变成了这些大学的母型大学。中世纪大学可谓是当时宗教、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发展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大学又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
1.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宗教因素
中世纪的欧洲早期被基督教会所统治，整个欧洲都笼罩在黑暗的世界之下，而文化处于一片蛮荒之地。艾略特说过：“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掉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1]在中世纪早期 ，整个欧洲处于一片蒙昧状态，文化缺失，人们思想被基督教所控制与束缚。而当古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整个欧洲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在这个时候，基督教会被历史赋予了原本隶属于古罗马政府的职能，并最终成为整个中世纪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而且，这是把西方与其他世界文明区别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点。”[2] 在8世纪至11世纪期间，封建教会以世俗封建王权的等级制度为模板，在教会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会分阶制度，随后发展演变成了教皇制度和修道院制，并随之而成了以教皇为最高统治者，下面分设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神甫、修士（修女）等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教会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僧侣们很快就攫取了知识教育的垄断权，这样教育就凸显出浓厚的宗教性质。
随着教会不断在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其权力和财富也逐渐膨胀，比如教会的土地具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这一特权直到中世纪晚期才从法律中废黜，且规定必须交纳什一税，所以在当时只有教会才拥有办学的经济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世纪的欧洲快速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除了方便自己教士的修炼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教会人才，巩固自身统治。当时教会最主要的学校是修道院学校，它源起于教会的修道院制度。而在各主教区的管辖区内设置的大主教学校，是由主教直接管理，其性质跟修道院学校如出一辙，目的都是培养教会需要的人才，不过大主教学校的设施更加完备，学科内容也较为完整。一些大学的形成就是由大主教学校蜕变而成的。教会在刚开始培养神职人员时，首先对其进行读写算与基督教教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授，由此需要用到古典文化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这样的教育内容随后形成了被称之为“七艺”的学科内容。正是从七艺教育内容为起点，为古典文化残存了一丝血脉，随之演变为了大学产生之后的主要基础课程内容。
在教会的作用下，特别是修道院，让古罗马文化的传统与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大学诞生之后，便有了基本的知识材料与基础。比如，公元6世纪，卡西奥多罗斯修士开始着手搜集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的手稿。在他建立的隐修道院里，让僧侣们誊录，这种做法后来为本尼迪克特的修道院所仿照。僧侣们热衷传教，他们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誊录经典著作，还自己创作，存留下了一部分古罗马文明的著作。专门研究教会与文化关系的道森先生说到：“坐在阴森的隐修院里，艰难地抄写和再抄写他们保存下来的手稿”。[3]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当起了学校教育的职责。让卡西奥多罗斯修士“使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因之修道院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寺院缮写室成为西欧高等思想文化的主要机构”。[4]
2.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经济因素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于城市兴起之后，与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城市是大学的发源地，很多具备地理意义的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也透露了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十分紧密。“大学和城市的独立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由这种事实显示出来了，即在南欧地区，那些自治城市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有强力的地方，在这些大学运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起来了。”[5]雅克·勒戈夫对城市的作用这样形象的描述：“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通衢和市场。”[6]确切的讲，城市的兴起不单为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随城市的兴起而衍生的行会制度为教师、学生社团的形成可以参照借鉴的模板。
当城市与商业、手工业一同处于繁荣的局面下，“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出现，并“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7]12世纪之初，教师被称为“master”，实际上就是手工业中的师傅、工场的领导。然而当时教师的“处境与其他某种手艺或行业里的师傅们并无不同，也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谋生，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被迫奋争。因此，他们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法团”。[8]所以，大学刚开始的含义事实上就是一种行会，目的是为了获取自治权及学术自由，而形成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从法律传统上看，罗马法中已经有关于团体权利的规定，但这种权利仍然需要得到当时权威的认可。从中世纪欧洲史上看，如果团体的地位、权利没有得到公共权威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稳固的。很明显这种权威在中世纪包括教皇、国王乃至地方领主。比如，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权威，颁给法学的特许状是对大学最有效的承认与保护。另外，11——13世纪的很多学生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学校学习，因为这种表面上似乎不在意的区分，恰恰促进了大学的兴起。因为“在中世纪，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就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形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9]在自治的城市当中，因为学者行会组织同其他行会组织一样，要获得法律的承认，并且还极需要权威的庇佑。因为“中世纪某些事物的存在取决于它拥有的法律地位……一个城镇要想得到认可，首要的事情就是争取授予特定的法律权利。一个行会、一所大学或任何其他合作团体，从获得它的特许权那一刻起，才得以合法存在。”[10]因此，大学组织只是城市众多行会组织之中的一种，而且是手工业者行会上一种特别的精神组织。当然这类行会是在适应于各种对外调节、争斗及对内管理的需要前提下而逐渐衍生出的。在巴黎，因为学生入学的年龄较小，教师便会成为行会的管理者。在博洛尼亚则恰好相反，一方面由于学生大部分已经成年了，而且一般都超过20岁；另一方面因教师融入了城市当局，而学生多数不是该城市的市民，在此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组织行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博洛尼亚大学最初领导权在学生手里。博洛尼亚的教师大多数是没有教职的一般市民，其收入不靠教会俸禄，而是靠学生学费。在强大的学生组织压力下，便渐渐“臣服”于学生行会了。
欧洲经济的苏醒和快速成长带来了城市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致使了对知识的大量渴求，这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市场，城市中各行业的专业化分工也使得教学成为一门可以用来营生的特殊职业。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城市在文化传播上具有庞大的辐射作用，能够吸引众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同时也能满足大量学生集中的在食宿等物质上的需求。而且城市的自由风气，各行各业独具特色的行会组织，为大学提供了组织管理的借鉴样本。这些都使大学的形成成为可能。最好的佐证就是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恰好是中世纪欧洲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和城市经济繁荣的地方。
3.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政治因素
了解欧洲中世纪大学形成的政治背景，既要从宏观上了解教权与王权的斗争，还要从微观上清楚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世纪除了查理大帝时期的短暂统一和神圣罗马帝国在形式上统一之外，其他期间都是小国众多，领主之间的战乱不断，矛盾众多。大学便可以从二者之间的政治“真空”地带破土而出。
“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使大学在这种二元政治中有了立足之地”。[11]教权与世俗权有为了争夺社会政治统治权和社会财富而进行斗争的一面，也有利益一致、相互支持的一面。二者之间的相互操纵和斗争纵横于整个欧洲中世纪。从某种层面上分析，世俗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形成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大学从政治“真空”地带冲破阻碍，并得到来之不易的生存空间。此外，由于这场争斗持续了几个世纪，大学可以巧妙地利用周旋而获取保护本身存在与发展意义重要的自治权，这样才使得这类自发形成的高等学府得到稳固、发展并延续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1世纪中期之后的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则是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及其发展的直接政治动力。从教权与俗权的关系来分析，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教权依附于俗权阶段（5——9世纪）”[12]；“二是教权与俗权相峙阶段（9——12世纪）”[13]；“三是教权超越俗权阶段（13世纪）”。[14]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的文化重建及基督教统治力尚且微弱，两者主要是彼此利用。在11——13世纪时期，克吕尼派的改革增强了基督教会的经济实力，也提高了其在世俗社会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由于城市的兴起于发展导致了欧洲世俗封建势力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世俗君主面对这一格局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加以应对。这样欧洲的世俗王权与罗马的教皇之间权力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教皇频繁地更换995年至1057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中，有12位是由皇帝直接指定选出的，13位是由罗马贵族推举的，其中有5位被德皇废黜的。”[15]可见，当时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这场斗争延续到14世纪教皇势力的衰退才宣布结束。在此期间，欧洲许多君主都卷入到这场纷争当中，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以及英国国王约翰等。在教皇这一边的代表就有英诺森三世、博尼菲斯八世等。这些都表明世俗王权和教会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他们的支持，为他们争夺利益作一定的合理解释。
4.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文化因素
公元8世纪，查理曼大帝在他广博的辖区里经行了教育改革，这对于处于黑暗蒙昧的欧洲来说是一次文化的复兴与洗礼，这对大学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加洛林王朝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宫廷学校，但即使这个建立于宫廷学校的首要目的似乎就是为法兰克王朝培养未来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而加洛林王朝教育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则是规定帝国辖区内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学校以教育培养年轻的教士”，[16]这对于欧洲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复兴，随后欧洲大学很多都是从主教堂和修道院当中衍生出来，所以一开始带有浓厚的封建教会性质，“当中世纪的历史进行到智识激情开始泛起的时代，也正是主教堂学校通过独特的宗教渠道热烈地传播了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理智，并最终成为大学的滥觞之处”。[17]
“众所周知，紧接着蛮族人攻克欧洲大陆之后的一段历史，堪称欧洲思想史最黑暗的时代。无论我们如何批判教会神学的兴起怎样使得7世纪刚刚在黑暗时代燃起的理智曙光迅速地幻灭，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世纪残存的许多罗马世界的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才得以保存下来。事实上，基督教神学家对世俗文化的敌视很大程度只不过是神学势力与当时的王权政治、世俗社会相互缠斗的一个映像。”[18]的确，古罗马的文化典籍对大学的产生起着文化的催生作用。在法学的复兴过程中，拉丁语的传统教育使得罗马法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利用，因此让罗马法在解决城市的商业纠纷和贸易斗争的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便出现了法学的复兴运动。语言的学习是研习古罗马文化的基础，因此很多城市便开始开设学校来教授拉丁语，给后来的文化翻译运动奠定了语言基础。
然而古罗马文化翻译运动与东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却给大学的形成带来新的知识基础。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知识源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对其世界的浸润。进入到中世纪之后，除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残留一些古典文化，在其他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大陆，古希腊罗马文化早已被付之一炬，同样，拉丁文化遗产也仅存罗马法这一独苗，而在希腊语系的东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史却并没有让其退出舞台，它仍然存有一丝微光，在西亚的耶路撒冷、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意大利的西西里、西班牙等地，却延续着古典文明的血脉。这些原属于古罗马帝国境内，在公元7世纪之后接踵而至地成为阿拉伯人统治的区域，因为征服者在其区域实行包容和开放的统治政策，使得古典文化有了生存空间，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东方伊斯兰文化交流中心，并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三个灿烂的文明。东西文化的交流与推广主要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进行的，主要的和大量的文化交流在9至13世纪演变成了拉丁文的翻译运动。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最先推行这一文化运动，“在这些地方，有不少著作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君士坦丁堡有外交商务的关系，而且居住有一些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缘故”。[19]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诺曼底王国，腓特烈二世对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再加上腓特烈二世本人掌握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这几类文化十分热爱，便在国内推广开来。他将伊斯兰和犹太教的学者带到宫廷，给他们筹以巨额工资，要求他们把各类著名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拉丁文，这其中著名的有“迈克尔·司各特翻译的西班牙穆斯林阿威罗伊的哲学著作、关于托勒密天文学的评注性著作《球面几何》和亚里士多德的译本；他还在一定程度内给予王国内的各类教徒信仰的自由，使各类宗教崇拜能相安无事，并形成了学术自由的风气，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对高等学术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主要的翻译运动则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被认为是西欧新学问的主要来源，托莱多的学者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由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而且还出版了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学者的著名译本。”[20]
除了翻译运动以外，十字军东征也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十字军东征自1096—1291年，先后历经8次，历时近两百年。十字军东征不仅使西方人亲眼目睹了拜占庭的富裕与繁华，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由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保留的古代希腊文化又重新回到了欧洲，并且还为西方带来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而活跃起来。”[21]毋庸置疑的，十字军东征的确促进了12世纪的文化复兴。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是由一系列复兴组成的，正是基于这一些连绵不绝的教育与思想的复兴，那些残存在僻静的修道院和主教堂点点古典文化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增强了自身力量，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然后“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他们成为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22]

中世纪欧洲大学在宗教、经济、政治及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在欧洲大陆上诞生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三所著名的大学即萨莱诺医学院、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法学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随后成为其它院校相互模仿学习的母型学校，之后又逐渐成为了当时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心和权威，成为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和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心。
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在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时，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桎梏，一开始发展时便受其影响，一时难以摆脱其控制。随着大学的发展，文化复兴与思想激辩，促使欧洲青年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化典籍的意义和理解基督教和世界，人们开始独立思考自我，萌发出了人文主义思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教皇与世俗君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相互之间的斗争也显得十分尖锐，可是争夺的形式与结果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地区有着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英国和法国，世俗王权权力较大且发展迅速，所以教皇的权力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而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等国家，则恰好相反。大学的学者们很快地利用这一争斗，他们有时候投靠教会，有时则利用王权，在二者之间相互博弈，为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特殊权利，也争取到了更大的独立空间，这样使得大学的独立精神有了生存延续的土壤。
“在教俗之间的斗争过程中，双方都需要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争论的双方都分别以罗马法与教会法来证明自己的权利以及合法性。教俗双方都需要拥有渊博的法学知识和神学知识来作为支持论点的理论基础，这样便需要学者们的支持，但法学与神学仅是在某些新兴的大学中才是发展较为充分的，故此教俗首脑都急于得到这些大学学者们的支持。巴黎大学一度成为教皇的主要支柱，教皇洪诺留斯三世更是不允许在巴黎大学教授法学，以免影响到神学的教育发展。博洛尼亚大学则成为了民法研究的中心，主要为皇帝的权利辩护。为此，教俗双方的首脑给予了大学大量的特权，客观上保证了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另外，教俗之争的结果在客观上造成了中世纪后期文化教育开始世俗化的局面。在教权与俗权的论战中，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大量使用有助于保护弱者，同时也有利于尊重法律的风俗的形成。无论是教会法还是罗马法，这都是与欧洲的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的。因此，教俗首脑的论战也促进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对法律以及其他知识的渴求。于此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修道院学校的衰落，大主教学校日益重要起来。从修道院学校转向教会学校也标志着文化开始世俗化，教会的教育不再只是为了服务上帝，教学成了人的社会活动之一”。[23]教皇与世俗王权之间的斗争，让大学得到相对独立空间，这样有利于他们发展学术，激辩思想，更加容易培养出自由理性的思想家，为后来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奠定一定的条件与可能。
12世纪以巴黎和意大利巴伦那为中心掀起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是“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又一次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欧洲由此开始了解到了古典文化的面貌，这遗留在黑暗时代的火苗重新被点燃，迸发出巨大的火焰，让人们重新研习这些伟大有灿烂的古文明。哲学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数学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科学上，托勒密的天文学，医学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典籍，这些著作又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此外，一些阿拉伯文化的杰出成就，例如阿伟森纳的医学和哲学精品、阿威罗伊的哲学名作，与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一同引进到中世纪的欧洲。随后因为大量的翻译运动，尤其是12世纪的古典翻译运动，它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使得原本死气沉沉的西欧得以重新活跃起来，萌生出了欧洲现代学术，为12世纪以后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从而为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特别是在1200年至1225年期间，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被世人发现后被立即翻译成了拉丁文，掀起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文化传播复苏的翻译运动的高潮。到13世纪时期，这场文化运动推行得更加深入与普遍。各类学者教师对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的研究和吸收遍及整个13世纪，而他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想和辩证法理论以及他相关的科学论断等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标准教材和指定教学内容。对于当时整个欧洲来说，这场文化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七艺”知识得到巩固之外，新的高等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也争先在欧洲大学里设置，内容也不断得以充实。“随着古希腊学术著作被重新发现，中世纪大学从13世纪初开始，完全投入新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怀抱，大学课程大幅增加。”[24]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学者的视角也不再仅局限于西欧，而是变得更加开阔了，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因而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大学奠定了文化知识基础，为大学的理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
1. 法学的复兴与发展
就意大利的学校而言，一开始的教育内容与整个欧洲基本相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会控制了整个欧洲，垄断整个教育，规定教育内容由自由七艺构成，分成比较基础的“三科”和较为高阶的“四学”，所谓“三科”分别是辩证、修辞与文法，“四学”则是算术、几何、音乐以及天文。那时候这七门学科所涵盖的知识内容在整个欧洲已经大致无二了，所有学校必须遵守，教授这些课程内容。由于各地区侧重点不同，以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这些教育内容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开始发生了转变。“意大利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封建君主国家，教会势力在这里只是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因此，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温和，并且传承自古罗马的市政制度也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意大利的城市都初步形成了一种自由宽松、充满活力的市政生活。正是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才使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11世纪新知识运动刚刚来临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25]博洛尼亚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以及后来城市兴起以及古罗马传统的保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开始成为了文化复兴的阵地，担任起了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不再简单以中世纪传统教育内容作为教学内容，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随着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顺应当时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因为城市经济发展迅猛，由此商业贸易较为频繁，而博洛尼亚取得了城市自治权，在11世纪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来往的商旅不断，经济十分发达。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因商业贸易的增多，随之就产生了许多贸易纠纷，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如果按照原始又落后的习惯法来判决贸易纠纷，却难以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矛盾冲突无法避免，很显然原始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于新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诉求。这时对罗马法的需求重新出现，便有了重新对罗马法的研究和学习。再加上世俗君主的权力不断上升，新兴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增强，同教会独裁统治的斗争渐渐愈演愈烈，为此他们需要竭力找寻理论上的支持，为其争取利益。于是，“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和政治社会中也出现了对丰硕知识的需求，对管理社会生活的应用科学的需求，严格地来说，即是对‘文明’的需求。人们通过重新恢复研究长期被忽略但从未被遗忘的罗马法学的史学材料，使这种对知识的需求得到满足”。[26]一些青年和学者开始重新认识罗马法的热潮，一些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开始潜心研究法律，并翻译了许多古罗马的法律典籍，法学开始复苏。
意大利城市在进入到中世纪时，仍然继承了古罗马的教育传统。即使在“黑暗时期”，罗马法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依靠零星之火，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也“从未停止为当地被占领人民服务，而且极大地影响着被占领的民族，并成为当地法律的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博洛尼亚存有一个“由罗马时代传下来的市政修辞和法律学校，它的贡献是把研究法律当成一门科学。”[27]博洛尼亚大学的前身是博洛尼亚法学院校。在博洛尼亚诞生之前，则有三所较为闻名的法学研习院校——罗马、帕维亚、拉文纳。在欧洲“黑暗时代”，罗马城在意大利传统的教育基础之上，还有存有法学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法学教育，但由于“三月战争”的缘故，罗马的法学研究所迁移到了拉文纳。由于上述原因，许多法学典籍被带到了拉文纳，随后在11世纪，拉文纳城便取代了罗马城的地位，成为意大利历史上又一个罗马法的权威代表。拉文纳学校由于诗人圣万南修福多诺6世纪的时候曾在该校就读，因此便成为11世纪最受关注和最为认可的法律研习学校。由于拉文纳早期同新罗马教廷、晚期与圣罗马帝国教皇的关系密切，所以拉文纳地区的罗马法学的古老传统可以保存延续下去。帕维亚学校是在11世纪初期便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起初，它主要是研究伦巴第法学。但是“伦巴第法学工作者们普遍对于罗马法都怀有一份诚挚的信仰，他们认为罗马法是一种普世法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城邦的法律建构都有着不可或缺的补遗和解释功用”。[28]因此，伦巴第的学者在研究伦巴第法学的同时，还在不知疲倦地投入到罗马法的学习和研究当中。这便带动了帕维亚的法学发展，使之成为早期最为重要的法学中心，并且在博洛尼亚崛起之前，帕维亚是意大利法学的研究中心。处于艾克萨彻特与伦巴第人地域交汇点的博洛尼亚，罗马法的这些古老传统同伦巴第的产生的新政治和新思想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与伦巴第萌发的新生政治活动诞生出的专业和学术的法学联结到一块儿了，所以，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意大利法学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复兴了。而当拉文纳法律学校消逝很久之后，“尽管博洛尼亚的博士们并不永久效忠罗马教皇事业，但博洛尼亚填补该时期法学领域空白的时机已经成熟。再者，1084年日耳曼占领时期罗马学校最后消亡，濒临拉文纳的博洛尼亚凭借其地理优势，而最终取代了拉文纳的意大利法学中心的位置。正如伪造的大学图表所描绘的，博洛尼亚坐落在伦巴第、维罗纳的马奇、罗曼蒂拉和托斯卡纳四个省区的交叉点，处于连接意大利北部入口和中心交通各线路的中心位置，所以，博洛尼亚无疑成为意大利学生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外地区的学生们聚集的最佳地点”。[29]
在这样的因素下，博洛尼亚由此成为了法学的中心，而且由于博洛尼亚的教育传统，以及后期学校的发展和法学复兴顺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促使了教育开始有浓厚的教会传统开始转变为世俗化的教育。博洛尼亚借助法学的光芒走上了中世纪欧洲教育的前端，逐渐影响着后期大学的发展。而在法学的复兴过程中，城市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罗马法的复兴，这体现出世俗化世界对大学的影响，因此让人们开始注重人性的需求，这无疑是人文主义思想之一。
2．医学的新发展
在中世纪时期，医学主要被基督教会所把控，并带有浓厚的封建教会的性质，医科教学内容主要是以“七艺”为基础，然后再以教会规定的医学内容为主。医学权威统一由教会人员把持，并规定了统一的医学科目，对于古罗马的医学传统，则遭到教会的摒弃。“十字军远征时期，不断有伤员被送到该地疗伤或接受治疗”，[30]由于十字军东征，造成了许多伤病患者，而出于方便于救治伤员的目的，就在意大利的萨莱诺设置了医疗点，再加上这里一直保留着医学教育传统，于是就以此为契机，不仅展开了医学教育，还对以往的医学教育有所突破，不再仅局限于教会的医学内容，慢慢开始复兴古罗马的医学典籍，随后还引进了东方先进的医学文明，拉开了医学复兴的序幕。
在整个11世纪欧洲学术历史的发展标志性事件当中，除了法学、神学以及辩证法研究的强势复苏之外，医学研究的复兴也是另外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一重担于是就落在了萨莱诺医学院身上。“萨莱诺的医学发展，与稍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辩证法与文学博艺的复苏，以及伦巴第诸城民法学的复兴一般，都是原发内生的进程。古罗马光辉灿伦的医学传统一直徘徊在泛希腊地区的物质文明当中”。[31]这便是萨莱诺医学复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古罗马的医学典籍一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无形之中在推动着萨莱诺的医学复兴和发展。“总而言之，从古典世界里保存下来的科学文化之火种，它一直在中世纪里的欧洲隐隐燃烧，只待一息清新之火将其点燃，必会迸发出熊熊的火焰”。[32]除了对古典医学著作保存，南意大利地区对于古希腊语言的继承无疑也是促使医学在11世纪的萨莱诺复兴的原因之一。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遭到灭亡。蛮族入侵罗马，将古罗马文化典籍焚烧，由此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遭到丢弃，欧洲进入到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伦巴第人进入到古罗马地区，然而他们对拉丁语并不熟悉，另外他们自身也有本民族语言，这样渐渐地，拉丁语在意大利地区逐步消失，不过仍旧被一些古罗马人使用和学习。但是在萨莱诺地区，一直在进行着拉丁语语言的学习，这便给他们对古典医学典籍的研究和译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此，这里的医学传统并没有丢弃，在青年学者和医学家们的专注研究，这无疑是在透露出一种世俗教育化的气息，这股新鲜的风气持续影响着萨莱诺医学院，也逐渐扩大到整个中世纪欧洲医学研究和教育。
在萨莱诺随后的发展中，康斯坦丁将东方先进的阿拉伯医学文明带到了萨莱诺地区，并且他将古希腊罗马的医学传统相结合，融合出了新的医学文明。他将古罗马医学典籍和阿拉伯医学经典翻译成拉丁文，还编译了阿拉伯和古希腊医学的名作，例如他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典籍由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努力，并通过萨莱诺的作用，由此便开始出现了医学教士，让萨莱诺医学校名声大振。他渊博的医学知识和带入萨莱诺地区的医学典籍吸引着欧洲青年学生前来求学，迸发出了一股医学热潮，这让从他们从基督教教会的严格控制中逐步逃离出来，不再单一的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典籍，渐渐转向到了对人身体健康的学习当中，这对基督教会的文化垄断是一种打击。而萨莱诺医学院设立的医科课程也是独具匠心的，体现出了一股新的风尚。它的医学课程主要是“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箴言》、盖伦的有关解剖、生理、病理、药物、治疗、诊断、外科、卫生以及食物疗法等作品，还有阿维森纳的《医典》、伊萨克·尤德的《热症篇》和《饮食篇》以及萨莱诺医学家尼克劳斯的《消毒述要》等书”。[33]这课程几乎包含了医科的全部体系，体现出了培养医学专门人才的要求与目标。当然，这与萨莱诺具有医学基础与医学权威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课程设置，我们可以看出，萨莱诺对古典医学典籍的学习与复兴，同时，这也表明了阿拉伯医学对萨莱诺的影响，从侧面体现出了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也足以得知当时欧洲的文化在慢慢苏醒，人们开始在吸取前人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和东方先进的文化知识。中世纪开始不再是被单一的基督教教会的文化所笼罩了。
萨莱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古典文化医学典籍的继承、东方医学的引进等因素，逐渐使得医学成为萨莱诺的最主要的学科。在萨莱诺，医学得以复兴与继承，出现了许多经典医学著作，并作为医科的权威教材。如“有5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病痛记》，其中包括现代医学术语的基础以及《解毒方》。《解毒方》实际上是一种处方书，被当作标准的经典书籍，成为了萨莱诺医生给病人开处方的准绳。萨莱诺大学不仅拥有当时先进的东西方医学理论，而且还恢复了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把他们和当时的医学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发展。所以萨莱诺大学是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医学和科学融合发展的结合体。正因其医学水平的高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