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怎样纪念汶川大地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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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怎样纪念汶川大地震

震灾是惨痛的，我们看到，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即做出反应，在第一时间安排军队，武警官兵和广大医护人员奔赴灾区，抗震救灾。全国人民悲痛之余，万众一心，捐款捐物，投入救灾，几乎所有的行业、社会团体，还有许多志愿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各尽所能，帮助灾区人民，救死扶伤。各国政府，海外侨胞和友好人士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地震发生已经一周了，随着地震余波渐渐消逝，生活还是要继续，震后重建，百废待新。为抚平伤痛，政府组织和民众自发的纪念活动渐渐展开，应该如何纪念这次大地震，提示后代子孙永志不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就被提上日程来。
也许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中国政府为了哀悼死难民众，做出了降半旗致哀的决定。确定自5月19日起，全国哀悼三天，三天内全国范围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其实，《国旗法》明文规定，公民有权提请政府为重大国民人身安全事件降半旗，以往就有人多次提出，都没有得到政府积极响应，习惯上中国只为重要政治人物如国家领导人的去世降旗哀悼，以至于降旗成为一种特权，成为身份的标志。坦白说，这次地震有人提出降旗，我很担心再次被拒绝，中国政府这次终于顺应民意，做出了有人情味的决定。当我在电视中看到，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公民的死难缓缓而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感慨这一幕终于不再是只能在外国看到，国旗第一次能够一视同仁，为自己国家的普通公民而降。新闻报道，秘鲁前几天为中国地震死难者降旗，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一点启示作用。无论如何，我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尊重了普通人，才算是尊重了人，才能赢得人心，降旗体现了对国民生命权的尊重和爱护，是尊重人权的表现，是中国行政走向文明进步，以人为本的一个标志。
然而，凡事皆应有度，过犹不及。近日有人提出，中国应在首都北京为汶川地震建立永久性纪念场所，我认为此议不妥。各国通例，首都的纪念性建筑物应该是为纪念对整个国家或全民族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而建，如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都是这样。事实上，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具有显著重要的政治地位，北京现存的现代纪念性建筑，有代表性的如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意涵。这次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史上罕见的生命财产巨大损失，虽然令人痛心，需要后人铭记，但本质上仍属于由不可抗力导致的自然灾害，并没有对全国或全民族造成全局性的负面影响，作出过度反应是没有必要的。无论是尊循中国传统还是国际惯例，汶川地震永久性纪念场所不宜建在北京，以免被外界做出错误的政治解读，削弱了纪念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的严肃意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它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特别强调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这可谓抓住了根本中的根本。
为谁执政，反映执政党的性质，关系执政党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也就是执政为民。我们党执政55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谁执政，是执政党需要始终面对和不断解决的问题。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偏离了这个根本指向，就偏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不意味着为谁执政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也不等于说所有党员干部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不但存在，而且增加了。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当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和“不适应”的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解决“不符合”和“不适应”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了使党进一步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行不懈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把握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方向。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对于我们党来说，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让人民满意。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落实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工作中，落实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上。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和执政形象。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能不断得到提高。

根本建设要抓根本

IT界有一个著名的“莫克定律”，说的是电脑芯片处理器的速度，每过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这就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电脑的真正使用周期可能只有一年半。科技的发展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西方的“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已经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企业科研速度的加快对于企业的扩大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但如果将这个理念嫁接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则会产生一个问题：当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过快(城市的建设者和设计者都经常产生困惑的时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社会文明不断提升的体现，而不是钢筋混凝土简单堆砌的结果。城市的过快发展，带来的只能是产业成本的急速增加和大量人口的涌入。中国很多地方的“工业园区”的规划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原先规划的产业发展园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转变为城市的“商务区”，大量厂房旁边盖起的是一座座高级写字楼和商务酒店。产业经营日益艰难，可房地产的开发却如火如荼。城市的发展已经远远将城市的规划抛在身后。
城市的管理者们最看重的是项目的“鸟瞰图”，其设计的好坏有可能直接影响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但细想起来，城市的建设到底是让人住的，还是留给“外星人”看的呢？一个城市的面貌，必须要从天空看才体现得出来吗？
很多城市在新一轮规划导则中，都将“人性化”设计作为城市发展的口号，但想一想，总有些不是滋味，难道以前的城市规划没有“人性”吗？
“田园都市”和“工业城市”是欧洲人对于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两种描述。“田园都市”的理念已经在英、美等发达城市中得以体现。而“工业城市”的模式却逐渐从中国城市的发展中体现出来。产业化的集群作用使得城市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但城市的快速发展又让这些人们迫于生活的压力而迁移。最终的结果，到底是资源的整合还是资源的浪费？
重建比改造更有效果和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资本的力量，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陌生的区域转变为一个崭新的城市。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观点：“特定时期内城市价值体现的最大化”是很多城市建设者们最为关注的重点。
从另一种层面上讲，就是除了资本的力量外，对城市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力量就是“城市的意志”。
再肥沃的土壤，如果耕种的人过多，耕种的速度太快，也会慢慢失去它的价值，而人们也会重新追寻新的“宝藏”。以前是深圳、广州和珠三角，后来是上海、浦东和长三角，现在是天津、滨海和环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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