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保单危及中国保险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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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保单危及中国保险业

　2月20日，友邦xx公司总经理xxx携家人在香港某酒楼就餐时遭一持枪者袭击。香港警方怀疑该案件并不是单纯的抢劫案，目前正在从公私两方面调查郑是否与人结仇。 　　据香港媒体猜测，此次枪击事件有可能与外资保险公司到内地抢单有关。中国内地保险市场巨大，很多在香港经营的保险公司都到内地拉客户，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地下保单”，而与港澳相临的珠三角地区一直处于激烈竞争的最前沿。 　　地下保单悄然做大 　　早在XX年，香港寿险总保费中就有近1/3来自内地，折合100多亿人民币，这一惊人的数据引起了业内及管理层的高度关注。从当时起，地下保单就成为热点话题。管理层一再表示要“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地下保单活动”，然而地下保单却在禁止声中“茁壮成长”，从内地流出的保费年年递增。 　　XX年，一直受到打击的地下保单从“根据地”珠三角和福建沿海地区，经过南京、杭州和上海，进入北京。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目前北京地区每天至少有40张地下保单产生，每张保额都在50万美元以上。而且购买保单的都是中高收入人群。 　　地下保单不仅在地区和规模上不断扩展，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合法化”。 　　已经购买地下保险的一位钢琴教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是朋友推荐我买的，我们小区很多人都买了，我们是一起到香港交费的，朋友说只要是本人在香港签约就是合法的。” 　　按照规定，在内地签署投保单、缴纳保费，由推销人员将投保单、保费携带到境外再由境外保险公司签发保单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而内地居民在出境期间，向设在境外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则符合法律规定。因此，组织投保人到香港买保险已经成为地下保单规避法律的一种方式。 　　随着内地保险市场的开放，外资保险机构纷纷取得在华经营的牌照，居民完全可以在内地购买外资经营的保险，为何仍然要费尽周折到香港去购买呢？一外资保险xx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无奈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收益率和理赔率方面，我们的产品完全没办法和境外保单竞争，我们的预期收益率最高在3%-5%之间，而境外保险都在10%以上，甚至达到20%。从理赔率来看，我们大概能达到30%-40%，而境外保险可以达到100%。” 　　回报高、保障高、赔付的是外币，这是很多人对境外保险的印象，也是地下保单不断壮大的秘密。所以尽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保险代理人为了高额佣金，投保人为了高收益，还是在不停地销售与购买地下保单。 　　监管策略不得不变 　　地下保险规模的不断扩大令监管层极为恼火，地下保单绕过国内监管开展业务，是一种“服务走私”行为。一方面，保险资源大量外流给境内保险公司带来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人利用境外购买保险的做法洗钱，使不法收入“合法化”。 　　曾参与保险法司法解释立法工作的郭玉涛律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打击地下保单非常必要，境外保险机构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在境内开展业务，逃避监管和税收，扰乱国内金融秩序，是任何国家都不容许的。而且一旦保单发生纠纷，会涉及国际司法，不能用境内法律保障境内投保人利益。 　　政府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早在1999年保监会就发出公告，严禁海外保险机构非法从事保险及中介活动。XX年，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地的保险监管部门联席会议上，香港保险业监理处书面承诺，对非法推销境外保单的香港业务员进行有效处理。XX年，中国保监会三次下文对“地下保单”的不法销售严令整肃。 　　然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收效甚微，保监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郭玉涛律师认为，主要因为我国政府无法控制境外机构，它们可以规避中国法律。 　　一直以来内地监管机构对付“地下保单”集中在代理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一方面打击在境内销售境外保险的代理人，另一方面通过宣传的方式，使投保人了解地下保单的非法性质和蕴含的风险。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策略效果不大，由于销售的隐蔽性及境内居民可以越来越方便地出入香港，很难使保险代理人受到法律的处罚。在高收益和高保障的诱惑下，对投保人的“说服教育”也很难起到作用。 　　而近期香港美国友邦保险的一项决定让人觉察到监管层的策略在改变。今年2月，香港美国友邦保险发出内部通知，禁止其保险代理人销售保单给内地客户，无论保单签约地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香港友邦将不再向内地客户签发新单。新华网报道，香港其他寿险公司也有意效仿友邦的做法。 　　尽管目前还只是一家公司的决定，但还是露出苗头，监管部门在设法通过控制境外保险机构，堵住地下保单的“源头”。 　　虽说是香港寿险公司“主动切断”地下保单，但肯定还是源自管理层的压力。 　　在XX年11月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境外保单活动的通知》中，保监会指出“对于在境内非法销售境外保单的境外保险机构，将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就此，深圳保监局提出，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境外保险公司，将取消其在内地再设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这意味着如果仍向内地居民销售地下保单，境外保险机构可能会丧失在内地展业和开设分公司的机会。 　　面对诱人的内地保险市场，是采取非法的地下保单方法侵入，还是在内地开设分支机构合法经营，两者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境外保险机构会有自己的衡量。 　　不能苛责保险公司 　　地下保单的屡禁不止衬托出国内保险公司的弱小，从侧面说明中国保险产品在保障范围、力度及服务等方面和境外保险有很大差距。 　　地下保单一般都是高端的寿险，而这正是国内保险公司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地下保单才能大行其道。尽管是非法展业，但是表现出的境外保险机构的竞争力不可小觑。 　　上海合泰保险超市服务中心经理王小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我国的保险市场还是初级市场，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风险、定位及计算方式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有很大不同，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说在诚信经营及服务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指摘国内保险公司经营水平的话，在保险产品收益率方面，恐怕就不单单是保险公司本身的问题了。为何境外保险的预期收益率能够超出境内保险如此之多，这其中还包括很多境内外商独资合资的保险公司？ 　　郭玉涛律师表示，地下保单的收益率
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资金运用的渠道广，另外公司风险控制和成本控制能力强，其次，在税费方面境内外的保险公司也有所不同。 　　谈到这个问题，王小林说，我国对保险产品预期收益率有政策限制，不过他同时承认，即使政策限制放开，以目前的投资渠道及市场情况，收益率也不可能和境外保险相比。 　　保险产品提供给投保人的收益最终还是由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决定的，一直以来，中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债券、银行存款等低收益的利率产品。XX年1月30日，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政策障碍才取消，然而，a股市场到底能够给保险公司带来多大收益，恐怕更多的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从这个角度讲，境内保险公司敌不过境外保险公司，恐怕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自身发展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保险市场发展的问题，整个中国资本金融市场都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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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是传统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2004和2005两年中央都是以一号文件指导农村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对农民增收问题作更多的分析和研究。 一、农民收入现状 2004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52元，比上年增长153元，但仍低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1384元、515元和300元。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43%（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占37%，第二产业收入占1%，第三产业收入占5%），工资性收入占38%，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19%，分别比上年收入构成下降6个百分点、增加13个百分点、下降7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1、农民收入水平呈增长趋势，但与全国、全省相比仍然很低，差距很大；2、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比重有所下降；3、工资性收入增幅大，以在国家投资基建项目中和外出从业得到收入为主，成为农民收入的一大亮点；4、第二产业收入比重畸低；5、转移性收入仍占一定比例。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 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总的来说步子迈得不大，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思想不够解放。农民思想较过去解放，但仍存在消极面。部分农民对生活充满希望，注重提高自身文化素质，遇到机遇能抢先抓住；大多数农民依然存在小富即安，小绩即满、乐于现状的思想，只要有吃有穿有住，生活过得去，就懒得吃苦出力，不愿冒风险；少部分农民觉得自己所处的自然条件差，文化低，头脑反应慢，所以“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很难实现收入增长，只要勉强能过就行。 2、农业基础差，资金投入不足。我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加之连续两年洪涝、泥石流灾害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近年来财政、金融机构虽然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但与整个农村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量仍然相差很远，可谓“杯水车薪”。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其基本收入多用于疾病、子女上学、婚丧嫁娶等固定性支出，依靠自身力量扩大再生产的难度较大，即使瞅准了好的项目，也常因资金匮乏而放弃。 3、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多。我县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但农民受过去“调啥赔啥”经验的影响，普遍存在“政府调什么，害怕干什么”的思想，由此也必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和目的的实现。表现在：一是主导产业质量不高，重规模轻管理，重生产轻销售，导致“果贱伤农”；二是政府倡导的产业多以计划任务下达到乡镇，易造成农民犹豫不愿搞，干部工作难度大，统计数据水份多的现象发生；三是主导产业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4、农业产业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差。我县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规模偏小，产业关联度低，属于“小打小闹”，很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很难刺激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仅仅能影响周边为数不多的村发展生产。近年来县委、政府虽然积极探索以“公司+基地+农户”为基本组织形式的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和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形式，以及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品，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村一品”的区域经营模式，但都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缓慢。 5、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我县农业多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基础，生产规模小，商品率不高，由于技术、信息、资金、流通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民很难走向大市场，对市场需要什么、自己发展什么、遇到资金技术困难怎么办、商品销往哪里、方经济发展，所以应按照“突出重点、择优扶强”的原则，采用优惠政策、资金扶持、解决困难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对有条件的项目可采取引企、引资等多种方式，创办一批龙头企业，不管它是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只要能带动农户，给农民带来实惠，就给予大力扶持。 要实现产业化经营，必须依托基地建设。近年来，我县农业产业结构几经调整，不断优化，逐步建成了金川、城关板栗综合科管示范基地，城关双孢菇栽培示范基地，汤坪青龙棚菇栽培示范基地和袋料黑木耳良种高产栽培示范基地，旬阳坝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汤坪渔湾生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基地，汤坪绞股蓝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城关、汤坪规模化养猪示范基地，筒车湾土鸡林下规模放养示范基地，旬阳坝猪苓半野生栽培示范基地等十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为推进产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基地规模小，特色不突出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本着因地制宜，注重特色，优质高效的原则，按照“品种优、技术新、规模大”的标准，走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路子。 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龙头企业和农民的纽带，我们要推行“支部+协会”的模式，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群团组织的服务作用，鼓励支持中介组织的建成和成长，使农民能够进入市场，分享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益，获得更多的收入。 ③实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瓶颈。我县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瓶颈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一要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势，依靠优惠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而拓宽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加大对现有豆制品、腊肉、蜂蜜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果、中药材、畜禽等加工业的发展，强力提升绿色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二要抓住西汉高速公路建设和我县实施汶水河综合开发战略的契机，大力发展以砂石、建材为主的建材业，以餐饮、零售、运输为主的服务业，使农民快速受益，为今后的更大发展奠定基础。三是把握城镇居民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机遇，鼓励在集镇周围大力发展“农家乐”，对现有的要通过提高档次和质量，提升文化内函和品味，创出特色。四是依托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④从扩大劳务输出中增加农民收入。今年我县劳务输出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一号文件也依然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这必然会在全县掀起农民进城务工新高潮，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企业化运作”的原则，健全县、乡、村*劳务输出组织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同时与大中城市建立长期的劳务协作关系和劳务输出联系点，及时捕捉信息，抢占较多的劳务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技术、资金、信息回乡创业，既造福家乡，又吸纳剩余劳动力。 4、加强对农民的素质培训，让农民从自身的改变中增加收入。首先，加强基础教育，让农民子女多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其次，要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至少掌握一门种、养业或其它技能，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有条件的可提供机会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农业局要实施好“绿色证书”工程，力争使每个执证农民都成为科技明白人；最后，要创新培训形式，采用“校企联合”培训模式、中介组织培训模式、现场推广模式、现代远程培训模式等多种形式，围绕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农业开展培训，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提供各项服务。 （作者系中共##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虚心倾听农民群众的声音，是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为各级党政领导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近日，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在全省51个县（市、区）抽选了1530户农民家庭，开展了农村政策执行评价及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快速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执行评价的满意度较高，但存在的问题仍需引起重视。    一、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比较满意，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党在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从总体上看是比较满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农村的基本政策之一，农民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率达87.7%。72.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表示满意，表明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满意率占70.5%，显示出大多数农民对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加农民收入持认可的态度。退耕还林、还草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72.2%的农民对此表示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扶贫工作力度越来越大，调查结果显示，71.4%的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感到满意。对现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满意率为60.2%。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倍受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问及您对此是否了解时，24.1%的农民认为了解，42.6%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农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贯彻实行还需向农民做更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农民认识和了解。    仍有部分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落实情况不甚满意或不满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负担仍然较重。19.7%的农民认为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8.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表示不满意，认为仍然存在严重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现象，超越了农民的负担能力。二是扶贫力度尚需加强。24.2%的农民对农村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是一般，回答不满意的占4%。三是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不尽人意。27.8%的农民面对是否满意的选择时回答了一般，12%的农民表示不满意，主要是认为收购部门压等压价、刁难卖粮户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25.8%的农民对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不太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落到实处面临政府指导不力、信息不灵、缺乏资金和技术指导跟不上等一系列难题。    二、对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较高，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任重道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xx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当问及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否了解时，31.7%的农民认为了解，48.7%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19.6%的农民回答不了解。问及XX年您家人均纯收入与上年相比是否增加时，17.9%的农民认为收入下降了，其主要原因依次为受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过低和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评价是：表示满意的占41.1%，一般的占46.1%，主要认为当前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12.9%的农民对业余文化生活表示不满意。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了解，45.8%的农民表示满意，42.6%的农民认为尚存在一些问题，11.6%的农民不满意，认为农村科技人员数量太少，深入村、户指导不得力，群众感到不解渴。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评价结果：42.9%的农民表示满意，评价为一般的农民比重较高，占43.2%，13.9%的农民回答不满意，认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员素质低，收费高，有病看不起。对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43.6%的农民是满意的，41.8%的人回答一般，14.6%的农民选择了不满意，有的甚至说从来未见过“三下乡”活动。可见“三下乡”活动在农村还存在死角。真正在农村普及“三下乡”活动，任务还相当艰巨。农村教育对增强农村发展后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当问及您对农村教育状况的评价时，50.8%的农民选择了满意，认为近年来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农村教育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普及率得到提高；选择回答一般的占35.3%，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师资水平较低；13.9%的农民回答不满意，主要是提出当前农村教育中收费过高问题相当严重，许多农户认为，供高中以上学生念书，其学杂费难以承受。在对农村治安状况的评价中，59.9%的农民表示满意，34.4%的人认为一般，对农村治安状况不满意的占5.6%。    三、农民对乡村干部基本满意，纠正不正之风仍需加大力度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最基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基本上是满意的。在被调查的1530户农民中，对乡镇干部表示满意的占60.1%，回答一般的占33.9%，选择不满意的占6%。对村干部的满意率为73.5%，选择一般的占21.1%，回答不满意的占5.4%。对乡村干部不满意，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不思进取、不深入基层、贪占、吃喝风严重、知识结构不能满足需要和缺乏领导能力。我们对村务公开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73.5%的农民对村务公开表示满意，21.1%的农民选择的是一般，对村务公开表示不满意的占5.4%。与此同时，我们对XX年农民家庭农业投入资金情况请农民谈了想法，46%的农户计划增加投入，49.9%的农户表示将与上年基本不变，预计投入减少的农户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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