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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备考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论练习题(二)及答案

大题（共20题）
一、给定资料：　　化解过剩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6年3月8日下午，围绕“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举行。要大力推进社保全国统筹，真正实现在哪里就业，就在哪里参加社会保障；要认真兑现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承诺，确保不让一名下岗职工因去产能而没饭吃；优化教育培训，为再就业创造更大空间……“80%关于去产能的提案都与职工安置有关，这正说明做好去产能工作的复杂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作为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协商会。“下一步将吸收建议完善政策，确保职工平稳过渡，改革顺利推进。”“去产能非做不可，不做可能会带来更大损失；如果能按预期完成，将给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空间。”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在政策与市场调整的窗口期，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尽快渡过阵痛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说，2016年河北将压减炼铁产能1000万吨、炼钢产能800万吨，力促一批产能加快出清。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职工安置方案，把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由3%降到1%，向企业发放失业保险金。　　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我们已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尝到了甜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近几年阜宁县推进新兴产业引领工业跨越赶超，2015年风电装备销售额增长了102%，光伏产业销售额增长了62%。“未来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机遇，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老百姓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应满足不了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企业要从需求出发，专业求精，做电饭锅的企业好好把电饭锅做好，做马桶盖的企业把马桶盖做好。”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希望政府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红娘”的角色。“帮助引导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形式强强联手，做大做强。”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加快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第一代服务器销路还很好，我们已投资12亿元研发第二代，并开始规划第三代。”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为了站在产业前沿，浪潮每年将销售收入的7%至8%投向研发。“阶段性目标是提升至10%。我们要确保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始终跑在用户需求的前面。”　　“给定资料”中画线句子提到“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理解准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晰，文字简练。不超过300字。

【答案】“减法”指去产能，减少无效供给；“加法”指发展新兴产业，扩大有效供给。做好供给侧改革，二者要同时把握。做好“减法”是硬任务。将资源要素从过剩产能中释放出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同时，我国市场还有待开发，做好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加法”，才能最终打赢这场硬仗。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等人员安置工作；在新兴产业领域要引导企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强强联手，做大做强；重视人才，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给定资料：　　小福，11岁，五年级学生，父母都在佛山打工。大姐和三姐在读中学，住在学校。二姐没读书，出门挣钱了。于是，在小江镇黄沙村那座矮房子里，小福只好一个人生活，身边甚至没有一个监护人。这座房子在村里也很显眼，因为它的破败。三间瓦房，低矮阴暗，墙面斑驳，屋梁黢黑。屋内是泥土地面，雨后泥泞得像沼泽，踩下一脚就陷进半只鞋子。　　在这里，小福每天放学后到小溪边洗衣服，到地里摘菜做饭。菜是叔公帮忙种的，除了这个，她什么家务都能自己做。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贫困。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孤苦无助。　　塘楼小学的校长说，不久前的一天，小福突然没有来校上课，一打听，原来是她家在一夜大雨后被水淹了。面对家里齐腰深的水，小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等积水在未来几天自行流走。　　一个人不敢在家里睡觉也是经常的事。有时候从噩梦中惊醒，却找不到电灯的开关，小福就怕得要命。她常常不得不偷偷向邻居的孩子求助，以便夜里去挤同一张床。　　但是同伴的家长不欢迎她，小福在他们眼里是缺乏父母管教的坏孩子。有一次，她在夜里突然看见，这个同伴的妈妈佯装去睡觉，结果却在窗口看着她。这是她觉得最恐怖的事。　　大姐去读高中前，把一个大大的娃娃熊留给了小福。晚上在家里，只有它和她相依。　　这个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一年到头唯一可以打交道的就是童年玩伴。在学校里，她和另外3个女孩结拜成了姐妹，四姐妹平常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最近的一个生日，小福没什么庆祝的，就和同伴把教室搞得乱作一团，被老师惩罚了一番，才总算把生日过得有点特别。　　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小福对学习兴趣不大。年初刚开学，她就把日历翻在了7月6日，这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她在这一页上写着：“你一定要快点到哦”。在日历旁边的墙上，她的笔迹众多，其中有一句写道：“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给定资料2：　　“这个国庆节，除了做作业，我都在看电视，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正在阳新县龙港镇完全中学读初二的小陈说。曾在广州农民工子女学校读了4年小学，13岁的他已能感觉到农村与城市存在的巨大差异。

【答案】资料反映了留守儿童在生活、精神和学习方面面临的困难。生活方面：个别留守儿童没有监护人，生活无人照料，劳动强度大；家庭居住条件差。精神方面：留守儿童与父母长辈缺乏沟通，老师易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导致其孤独叛逆；农村没有娱乐场所或较大书店，娱乐方式单一。学习方面：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厌学情绪，农村缺少课外书等学习资源。
三、给定资料：　　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然而，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是风雨飘摇。调查显示，H省1180个乡镇文化站中，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已不到三分之一，半数以上基本丧失功能。有的乡镇文化站甚至一年都不开展一项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些文化站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至今设施已破旧不堪，有的已成危房。尤其是近年来，被随意处置，挤占，挪用、变卖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业务用房用于租赁经营，全省有站无舍的文化站达164个。由于当年在建设中达标升级，竞相攀比，一些文化站还连本带利，欠下大笔债务，难以化解。Y市九个乡镇文化站中，仅一个没有负债，其中，Z镇文化站负债达200多万元。　　近几年来，受财力限制，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文化经费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文化站处境更加艰难。　　由于待遇过低，文化站工作人员人心浮动，人才大量外流。据调查，N县十个镇文化站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45名文化专干现已流失23人，一批曾受部、厅表彰的先进文化工作者陆续外出打工。与此同时，文化专干不专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有的文化站长被随意抽调包村驻点，大部分时间从事催粮派款、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暇顾及自身职能的履行，文化站功能基本丧失。X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明贵认为，文化站的现状是“阵地犹在，但‘名存实亡’”。　　近几年来，农民群体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文化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供应的“文化大餐”仍是一成不变的“四菜一汤”（指吹拉弹唱和读报），群众参与率低。L市文体局局长冯雨说：“乡镇文化站长期以来工作由政府布置，活动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积极性和主动性差，文化活动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部分县市文化稽查大队不仅没有财政拨款，还要上交部分收入。为了创收，文化稽查大队对县城和各乡镇文化经营户只收费，不管理，致使网吧、电子游戏室违规经营无人过问。民族民间艺术开发与保护也基本停止，一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文艺难觅踪影。　　而农民的生活仍然很单一，不少农民时常三五成群地邀约在一起搓麻将、“斗地主”，有点小病就去找“半仙”。　　许多基层工作者认为，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套思路和办法抓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越抓越难；依靠国家办文化站这种传统体制办文化，越办越死。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文化缺乏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脱节，与农民的需求脱节。文化站即使修建得再富丽堂皇，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还是缺少结合点，广大农民只好“敬而远之”。为此，应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这样能大大提高政府有限资金的实际效益，让新文化主体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　　“给定资料”中谈到，H省的农村文化站存在很多问题，假如你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拟定一份《H省农村文化站的改革工作意见书》呈给上级领导审阅。　　要求：(1)内容全面，紧扣资料；

【答案】乡镇文化站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和农民的需求脱节，不能发挥农村文化的主体作用，多数基本丧失功能。　　对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阵地建设“多元化”。拓展原文化站的功能与生存空间，由过去单向接受政府投资，转变为主动多渠道投资，缓解文化站经济压力，保障文化站基础设施完备。　　二、公益文化事业“订单化”。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　　三、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实行全员聘任制和竞争上岗制，优化人才队伍、提高工作待遇、调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社会办文化的氛围。　　四、娱乐文化发展“市场化”。将乡镇文化站推向市场，自负盈亏。通过认购公益惶文化事业项目和开展文化经营活动自求发展。　　五、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严格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形成制度，对基层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管理的行为严格追责。
四、给定资料：　　“没想到这么难，只能等明年了。”2015年4月24日，家住M市的石勇带着3岁的儿子石爽.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公立幼儿园报名。没想到，23日晚上在此等候的家长已在排长队了。早晨7点，报名开始，不到一个小时，120个学位一抢而空。　　据岷东新区统筹局统计，区内共有9所幼儿园，总学位数940个，但是全区3至6岁适龄儿童超过1400人，学位缺口达3
2.8%。M市新区在未来10年将要建成为现代化城市聚居区，人口将从目前的5万人增长到25万人，“缺口会快速扩大。对于拆迁安置户来说，新区建设，最缺的就是教育资源。”　　岷东新区的9所幼儿园中，只有两所公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1600元：其余7所均为私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2800元到3600元不等，收费较公立幼儿园贵得多。“公立幼儿园收费便宜、教育质量相对有保障，很多家长都是没办法才选择送孩子到私立幼儿园。”石勇表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如何缓解“入园难”“人园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被摆上桌面。　　2015年5月10日，恒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意味着M市正式成为S省首批通过PPP模式建设幼儿园试点区之一。长久以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大多应用在污水处理、交通等公共领域，而像学前教育这样的半公共领域则较为鲜见。不久前，S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建设公益性幼儿园，全省20个试点逐步展开。　　恒博投建的幼儿园，投资1580万元，建筑面积5600多平方米，学位360个。根据合同规定，政府按新增学位每个5000元的标准，对试点项目给予一次性建设资金补助，恒博可获180万元。合同规定，对社会投资方为项目建设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政府按6%的年贴息率和18个月以内的期限并依实际贷款平均余额计算，给予一次性贴息，单个幼儿园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据此计算，恒博可获50万元贴息。　　幼儿园正式营运满一年后，政府根据实际入园情况，按入园人数每人每月50元、空置学位每个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营运补贴。如果按照全部招满计算，恒博每年可获21.6万元。在项目持续正常营运的情况下，可连续获补助20年。“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初期投入，风险也就相应降低了。”　　李某表示，即便幼儿园初期未招满，也可以借助这些补贴，维持运营。“合同规定，幼儿园建成后，必须每年接收岷东新区拆迁安置户子女就学，并且按每生每年1600元的公立幼儿园价格收取。”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表示，项目双方约定有多少收多少的原则，保障该园公益性的最大化。　　经李某测算，以低价接收拆迁安置户子女人园，再加上政府补贴，将可以维持8%左右的利润。“考虑到教育产业风险较小，盈利期长，这一利润率可以接受。”李某表示。“社会资本要追求利润，如果没有清晰的盈利预期.PPP模式就成了政府一厢情愿的买卖。”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表示，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PPP项目都具有公益性，不能单纯成为企业追逐利润的平台。双方在合同设计时，就要坚持盈利但不暴利的原则，兼顾企业的盈利和项目的公益性。　　“PPP模式可以实现财政‘小投入’撬动民间‘大资本’的效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用财政资金建设幼儿园，财政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建设速度较慢。如果该幼儿园全部由财政资金投入，可以测算，初期建设投入1500万元；后期运营成本，包括教职工36人（按师生比1:10计算）的工资180万元，每年水电杂费等50万元。按每生每年1600元计算，收入57万元左右。成本减去收入，每年财政净投入170万元。以20年为期，一个幼儿园从投建到运营，共需投入4900万元。　　但按照PPP模式，初期180万元一次性补贴，加上50万元贴息，再加上20年内每年21.6万元运营补贴，投建一个幼儿园共需662万元。财政投入662万元就达到了4900万元的效果，撬动比达到1:7.4。　　“我们打算继续用这种方式建幼儿园，合作7所可能只花建1所的钱。”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介绍。

【答案】“入园难、入园贵”是我省较为普遍的问题，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　　由此，我省正在逐步推进PPP模式建设幼儿园的工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建设公益性幼儿园。　　一方面，实行财政补助，保证幼儿园能够盈利。政府给予社会投资方建设资金补助和贷款贴息，并按标准给予营运补贴，降低企业初期投入的风险，同时保证企业能够盈利。　　另一方面，规定招生范围，保障幼儿园公益性的最大化。在政府的补贴下，规定合作建设的幼儿园必须接收某些特定的幼儿，并以公立幼儿园的价格收费。　　在政府财政不足、建设速度跟不上的情况下，PPP模式可以实现财政“小投入”撬动民间“大资本”的效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幼儿学位供给。
五、给定资料：　　在国外儿童保护体系中，家庭是首要责任主体。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儿童保护及其他福利权利，国家和社会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承担补充责任，强调儿童的养育和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是父母和家庭。　　美国也是如此，在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经过百年的发展后，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进一步肯定了家庭对于保护弱势儿童的核心地位。由于家庭是儿童的成长最佳环境，对弱势儿童的救助国家注重维持其家庭环境的完整与良好，并尽量为儿童提供永久性的家庭安置，以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对于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无法实施有效监护的家庭，国家还会通过“监护权转移”的方式，剥夺父母监护权，并对监护权转移之后的工作进行系统性追踪。美国父母对孩子的照护权及监护权弹性浮动，一切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都处在直接监护下，否则监护人就有可能犯“忽视儿童罪”。任何人见到儿童被忽视而不举报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管“邻居家的闲事”。　　接到举报的儿童福利工作者核实后如发现确有儿童遭虐待或忽视的情况，儿童保护机构或法院会评估案件，决定采取何种干预措施。根据案情轻重，干预措施可以是志愿性的协助或服务，也可以是法庭强制性的监管措施，甚至中止父母的监护权。　　针对被剥夺监护权的家庭，通常政府会介入，孩子由政府福利机构暂时收养，直到找到合法合格的临时监护人。对于这些父母，儿童保护方面的机构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辅导结束后再由相关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转移监护权要求整套社会和法律系统有很高的成熟度，在转移监护权之后，不但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更要有利于孩子的精神和心理成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中国一些地方也曾将孩子交给民政部门监护，但民政部门实际很难监护好孩子。　　对于中国是否适合美国式的监护干预制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指出，除了儿童群体极其庞大之外，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让合适的个人或机构来替代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责任，也没有专门而稳定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各项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执法部门无法强制性地帮助一些孩子脱离已经深陷其中的生活和心理泥淖。”给定资料5：　　在与外出打工父母对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我们在外面太远顾不上，就只能让老师多费心”的话。在北京做快递员的王全生有时候送完快递已经是晚上9点多，周末也不能休息，“我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哪有空想孩子这事儿那事儿的。在学校就是交给老师了，放学有他爷他奶奶看着。”面对“你关注过孩子的心理状况吗，关注过他的性格、情绪吗”等问题，王全生撂下一句“我小时候也没人管过我啥心理啥情绪，农村孩子，不都是这么胡乱长大的”，骑着电动三轮车奔向下一个送货点。　　更有年轻人生了孩子就扔回老家，除了偶尔寄钱回去，完全没有想过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打工的时候遇上了我老公就在一起了，有了孩子就生了，没想太多，也没啥计划。”25岁的陈玉妹在河南漯河做美甲师。每天晚上下了班，她都会去公园跳舞，或者约同事逛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根本不想过那种一天做三顿饭，伺候孩子伺候鸡、猪，三五天也洗不上一次澡，一年在地里也刨不出两万块钱的日子。”　　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问责：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另有乡干部、村干部、学校老师受到纪律处分。　　“据了解孩子的母亲离家不归，外出打工的父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孩子们出了事，相关干部和老师被问责，家长却没有被追责，这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完全指望政府？”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道出了疑惑。

【答案】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儿童监护在制度建设和思想意识方面均有较大差距。第一，我国儿童保护工作中缺少对家庭责任的监管制度。美国关于家庭责任的法律较健全，而我国在这方面有欠缺，儿童受到伤害后很少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对于脱离家庭监护的孩子，我国政府目前很难替代家庭监护。第二，我国家庭监护意识不足。很多家长缺乏监护责任意识，“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对家庭责任的重视不够，留守儿童出现事故后只追究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责任，而忽视监护人责任，不利于家庭监管意识的形成。
六、给定资料：　　2016年6月13日举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的入口，一辆蓝色海豚般仿生设计的纯电动汽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电动”）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动物流车——海豚8849。　　“我们和菜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久的将来，加入菜鸟联盟的物流快递企业，将开始逐步采用时空电动及合作伙伴提供的纯电动物流车进行配送业务。”时空电动方面表示，为了能够应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这款车也在更大的仓储空间和超长续航里程方面下了功夫。在物流生态圈中引入新能源车无疑是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杭州买一个绍兴生产的商品，两地物理距离大约60公里，在碳排放的三个组成中，物流占碳排放的大头，“每升汽油产生
2.26克碳排放，运输过程中往返就会产生约21.7千克碳排放，数字可能说起来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大的规模，2015年‘双11’有6.8亿个包裹，最终产生的碳排放就几千吨，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时空电动方面表示，目前国内的物流快递行业正处于集中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当中，物流快递企业如此大批量地采用运营成本完爆燃油车的纯电动物流车，不但可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更可实现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践行环保理念的社会价值。　　“绿色环保化是未来物流产业的趋势之一。”在此次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再次提到绿色物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4月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阿里正在制定‘绿色物流’标准”。　　据菜鸟网络当时透露，将在上海先行试用可重复使用的安全塑料材质的环保箱，会逐步替代快递纸箱。　　13日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没有公开关于环保快递箱的具体试用情况，但对绿色物流作出更大范畴的布局：牵头发起绿色联盟，与25家主要物流企业合作，推动物流业向低排放、无污染、可循环发展，“到2020年，争取达成行业总体碳排放减少362万吨，承诺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100%可降解绿色包材”。　　“我们物流的发展一定会全方位走向绿色环保。我作为一个阿里天猫超市的用户，一直在问我们的团队：我买了东西收到一个包裹，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纸板箱，东西拿到之后，我把箱子扔了可惜，可箱子堆在家里，很快就堆不下了，怎么办？”张勇对于快递包装现存问题感同身受。　　在此次峰会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对快递引发的污染情况表示担忧。从事塑料包装研发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彤曼说，我国快递包裹量从2012年的92亿件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206亿件，2020年预计达到500亿件，“快递包含大量的包装物，主要有纸箱，纸箱里面的缓冲袋、气泡袋，以及外包装的塑料薄膜，这些包装投递到消费者手中时成为废弃物，500亿件的快递大约包含200亿只塑料袋以及70亿只气泡袋，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　　“绿色物流是阿里巴巴非常希望做的一个事，也是我们菜鸟平台非常希望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表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需要8分钱，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是它的4～5倍，“谁为这些环保材料买单？这是核心问题。前两年，各大公司都想做绿色环保材料，但都因成本原因做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买单。菜鸟作为一个物流平台，义不容辞要牵头组织做这个事。”　　童文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支持一部分，菜鸟平台负责一部分，并呼吁消费者共同参与，“当你们买东西时，如果告诉你这个包裹绿色可降解，你愿不愿意加5毛钱，至少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愿意的”。

【答案】发展“绿色物流”倡议书　　当前，物流业发展迅速，但由此引发的垃圾污染、碳排放增多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环境问题已成为物流产业发展短板。为减轻环保压力，发展“绿色物流”，特发出以下倡议：　　第一，引入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我们建议物流企业引入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削减运营成本，推动清洁能源应用。　　第二，开展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工作。快递包装回收率过低，造成资源浪费并产生大量垃圾，希望物流企业通过建立内部回收激励机制及消费者信息保护机制减少快递垃圾，市政府将尽快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给予企业物质奖励。　　第三，促进环保包装材料的使用。面对环保包装材料的成本问题，希望企业能够积极牵头，与物流共同承担部分成本，同时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希望各位消费者购物时能选择可降解绿色包装，共同推进包装绿色环保化。　　信息时代，物流已深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希望社会各界协同合作，补齐环境短板，让“绿色物流”尽快建成。
七、给定资料：　　“免税店里挤得水泄不通，感觉到韩国购物就跟不要钱似的。”“大阪阿倍野HARUKAS近铁本店，好多中国游客疯抢化妆品和情人节巧克力。”“夏威夷免税店和大商店堪比国内春运火车站，密密麻麻都是人，取货处排队排到没脾气。”……2016年春节，600万出境过年的中国游客“刷出”境外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如果还“爆买”动辄数万元的奢侈品、上千元的智能马桶盖、电饭煲等高端耐用品，那就OUT了。这个春节，儿童感冒药、卫生巾、丝袜、安全套、指甲钳、保温杯、电动牙刷、钢笔等一大批低价日用品纷纷登上“热卖品榜单”。　　唯品会高级副总裁唐倚智表示，国人“海淘”集中在化妆品、服饰、箱包、药品等日用商品上，是因为“中国制造”的质量没有达到消费者预期。　　一位资深驴友在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上分享道：“15年前，亲戚从日本带回一个指甲刀，至今依旧是家里最好用的一把。同样是100克左右的钢铁生产出来的产品，日本的保守估计能创造20年的使用价值，而国产的却不到2年就成了待收回笼的废品。”　　在日本东京“松本清药妆店”一次人手20盒感冒药的上海妈妈何静说，对比日本感冒药与国产感冒药，二者在成分原料上差别并不大，但“日本感冒药的口感明显好很多，且有专门针对小孩的十几种不同口味，包装精致，设计也非常可爱，哄孩子吃药省力多了”。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海坦言，“中国消费者到日本买感冒药是中国制药企业的耻辱”。事实上，很多日本药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但国民仍赶到日本“抢药”，这说明在产品品质、附加值、消费体验方面，中国药企还有很大差距。　　在美国工作近7年的上海人梁慧，每年都要往返美国与国内三四次，但每次回国她依然一如既往地携带大包小包。梁慧说：“我在美国带回来的基本都是物美价廉的日用品。一条质地手感都很好的浴巾，在美国沃尔玛标价折合人民币只要40元，赶上打折，只要25元就能买下来。我比较过，中国商场里品质还.没这么好的浴巾起码要70多元。还有，整整一打牙膏，美国只要12元，而国内一支就要9块钱。”　　上海白领王帆每年都会飞往韩国“狂扫”面膜和气垫BB霜。她说：“不是国内没有好面膜，而是知名品牌假货太多。同样是丽得姿的针剂面膜，即便是国内专柜的出货也会偶尔引发过敏，但使用自己从韩国带回来的正品却从未有类似症状出现。打飞的囤货主要为了买得放心。”从海外“爆买清单”，我们看到的是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不足。一位浙江玩具出口商人说，即便同是“中国制造”，产品质量也可能相差迥异，因为大多数出口商品的检验标准都比国内严格。“例如，儿童用蜡笔出口的产品虽然可能不如国内商店卖的颜色那么靓丽，但是材料无毒，孩子不小心吃下去也不会有问题。但国内产品则大多加了各种添加剂，颜色漂亮但安全性不足。”　　专家认为，当下，国内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难以应对正在升级的消费市场。例如，与日本、德国文具遭“疯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国普通文具依然产能过剩、积压严重。尽管部分文具行业领先企业开始将制造优势与创意价值进行整合，但在制造技术、工艺设计、产品开发等方面与国外产品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同时，高企的国内价格也抑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上海一家专门做家庭轻纺织品出口的企业负责人说，“外贸生意只是单纯的商业契约行为，行政成本低，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好做很多。相比之下，国内零售环节复杂，除了税之外还包括渠道、房租等运营成本，厂家追求的毛利率等。重重关卡之下，价格自然降不下来。”　　请根据“给定资料”，分析我国民众热衷于去日本等国抢购的原因。　　要求：紧扣材料，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答案】我国民众热衷于去日本等国抢购，是因为国内供给无法有效满足正在升级的消费需求，而日本等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具体来看：一是产品质量更好。国内产品在品质、个性化、包装、设计、消费体验等方面相对落后，日本等国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消费者更加喜爱。二是产品价格更低。国内产品零售价格高，而日本等国销售的产品在同等质量条件下价格更低，消费者购买可以节约支出。三是产品诚信更高。国内产品假货多，消费者对其缺乏信心，而日本等国的产品检验标准更严格，消费者购买更放心。
八、给定资料：　　许多人是以独生子女的身份长大的。他们有着寂寞孤独的回忆，偶尔还有幻想的朋友。独生子女家庭中，因缺少兄弟姐妹关系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和精神问题是十分显著的。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相处，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问题。社区活动参与少，不合群，合作意识弱，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都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　　生于威海、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上学的23岁女孩杰茜卡说：“的确，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我有很多时间是独自在家的，这可能是我比较内向的原因之一。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典型自私的独生子女，我也的确不知道有兄弟姐妹的好处，但我喜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30岁的黄海涛非常担忧孩子以后会比自己这一代人还要孤独，因为下一代孩子连姨姨、叔叔、表亲都没有。“我小时候还有一群表亲玩耍，他们就像我的亲兄弟姐妹一样。”黄海涛说，“我女儿将比我还孤独，她连表亲都没有。”　　预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每3个人中有1人超过60岁，而供养他们的有工作的成年人比例逐渐减小。规模较小的亲密家庭单元意味着可得到的支持更少，而独生子女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压力更大。邦妮对自己和丈夫将要应对照顾4位老人和2个孩子的情况感到忧虑。　　她说：“送去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多。传统上，绝大多数老人自己住，或者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但我们还年轻，总是忙着学习和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我们的父母。”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短缺等新的压力，独生子女一代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独生子女一代多表示，在成长过程中最常听人说的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受眷顾的一代，没有体验过贫穷和动荡。不过突然之间，他们意识到要独自承担起“上有四老下有小”的重任。给定资料4：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召开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对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作了调整完善。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些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担心产假等方面的福利问题跟不上。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就此表态，随着我国人口形势和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发生变化，国家不宜再提倡晚婚晚育，因此2015年年底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对晚婚的奖励假，但是同时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　　据悉，已经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参照原条例中有关公民晚婚晚育假期的规定，均制定了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奖励等具体的政策措施，有的省生育假延长30天，有的省延长60天，同时还制定了7至25天不等的配偶陪产假。家庭生育二孩，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医疗和教育占比很大。在回答政府将出台什么政策，缓解家庭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如增加公立幼儿园数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就医方面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另外，“单独两孩”实施后，生育二孩要办理生育审批，一个流程下来，需要十　　几个工作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确掌握生育信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可到一方户口所在地或现居住地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各省（区、市）制订。符合条件要求再生育的，仍需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卫计部门将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群众。

【答案】爱家从生“二孩”开始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给家人带来温暖和欢笑。“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是一项得民心、应民意的好政策。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生育二孩或许有后顾之忧，但政府正在着手为生育“二孩”提供更多保障，减轻“二孩”家庭的负担，我们需要借改革之机转变生育观念。　　独生子女在孤独中长大，对于他们性格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不利，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自私、任性等。同时，由于家庭的溺爱，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而“421”的家庭结构，更是给独生子女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　　政府正在积极营造“二孩文化”的氛围和条件，尽最大努力解决“二孩”家庭的顾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同时，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并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简化程序等，使民众得到切实的方便。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家庭更加和谐幸福，希望大家积极响应“二孩”政策！
九、给定资料：　　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