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5年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论题库检测试卷B卷附答案.docx

2020-2025年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论题库检测试卷B卷附答案

大题（共15题）
一、给定资料：　　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　　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　　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乱作为、不作为而使得公民权益受到损夺，政府自己说了不算，得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得出结论。行政诉讼常态化，可令政府决策、办事都以法律为圭臬，设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将指日可待。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民众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监督，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等，“民告官”是最为有效、最为坚挺的民间监督，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它无疑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以法律为强大后盾。　　“给定资料”提到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请根据“给定资料”指出：(1)政府领导应诉的必要性；(2)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义。　　要求：(1)准确全面，分条作答；(2)不超过300字。

【答案】(1)政府领导应诉的必要性：一是利于真正落实《行政诉讼法》，维护民众合法权益。二是唯有政府领导了解具体情况、案件症结、如何让步、有何结局及影响，其摆出的事实、道理、态度才无可替代。(2)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尊重民意民声。二是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三是有利于监督政府行为。
二、给定资料：　　许多人是以独生子女的身份长大的。他们有着寂寞孤独的回忆，偶尔还有幻想的朋友。独生子女家庭中，因缺少兄弟姐妹关系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和精神问题是十分显著的。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相处，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问题。社区活动参与少，不合群，合作意识弱，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都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　　生于威海、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上学的23岁女孩杰茜卡说：“的确，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我有很多时间是独自在家的，这可能是我比较内向的原因之一。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典型自私的独生子女，我也的确不知道有兄弟姐妹的好处，但我喜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30岁的黄海涛非常担忧孩子以后会比自己这一代人还要孤独，因为下一代孩子连姨姨、叔叔、表亲都没有。“我小时候还有一群表亲玩耍，他们就像我的亲兄弟姐妹一样。”黄海涛说，“我女儿将比我还孤独，她连表亲都没有。”　　预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每3个人中有1人超过60岁，而供养他们的有工作的成年人比例逐渐减小。规模较小的亲密家庭单元意味着可得到的支持更少，而独生子女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压力更大。邦妮对自己和丈夫将要应对照顾4位老人和2个孩子的情况感到忧虑。　　她说：“送去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多。传统上，绝大多数老人自己住，或者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但我们还年轻，总是忙着学习和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我们的父母。”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短缺等新的压力，独生子女一代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独生子女一代多表示，在成长过程中最常听人说的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受眷顾的一代，没有体验过贫穷和动荡。不过突然之间，他们意识到要独自承担起“上有四老下有小”的重任。给定资料4：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召开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对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作了调整完善。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些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担心产假等方面的福利问题跟不上。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就此表态，随着我国人口形势和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发生变化，国家不宜再提倡晚婚晚育，因此2015年年底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对晚婚的奖励假，但是同时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　　据悉，已经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参照原条例中有关公民晚婚晚育假期的规定，均制定了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奖励等具体的政策措施，有的省生育假延长30天，有的省延长60天，同时还制定了7至25天不等的配偶陪产假。家庭生育二孩，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医疗和教育占比很大。在回答政府将出台什么政策，缓解家庭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如增加公立幼儿园数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就医方面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另外，“单独两孩”实施后，生育二孩要办理生育审批，一个流程下来，需要十　　几个工作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确掌握生育信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可到一方户口所在地或现居住地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各省（区、市）制订。符合条件要求再生育的，仍需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卫计部门将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群众。

【答案】爱家从生“二孩”开始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给家人带来温暖和欢笑。“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是一项得民心、应民意的好政策。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生育二孩或许有后顾之忧，但政府正在着手为生育“二孩”提供更多保障，减轻“二孩”家庭的负担，我们需要借改革之机转变生育观念。　　独生子女在孤独中长大，对于他们性格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不利，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自私、任性等。同时，由于家庭的溺爱，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而“421”的家庭结构，更是给独生子女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　　政府正在积极营造“二孩文化”的氛围和条件，尽最大努力解决“二孩”家庭的顾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同时，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并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简化程序等，使民众得到切实的方便。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家庭更加和谐幸福，希望大家积极响应“二孩”政策！
三、给定资料：　　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然而，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是风雨飘摇。调查显示，H省1180个乡镇文化站中，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已不到三分之一，半数以上基本丧失功能。有的乡镇文化站甚至一年都不开展一项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些文化站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至今设施已破旧不堪，有的已成危房。尤其是近年来，被随意处置，挤占，挪用、变卖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业务用房用于租赁经营，全省有站无舍的文化站达164个。由于当年在建设中达标升级，竞相攀比，一些文化站还连本带利，欠下大笔债务，难以化解。Y市九个乡镇文化站中，仅一个没有负债，其中，Z镇文化站负债达200多万元。　　近几年来，受财力限制，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文化经费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文化站处境更加艰难。　　由于待遇过低，文化站工作人员人心浮动，人才大量外流。据调查，N县十个镇文化站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45名文化专干现已流失23人，一批曾受部、厅表彰的先进文化工作者陆续外出打工。与此同时，文化专干不专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有的文化站长被随意抽调包村驻点，大部分时间从事催粮派款、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暇顾及自身职能的履行，文化站功能基本丧失。X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明贵认为，文化站的现状是“阵地犹在，但‘名存实亡’”。　　近几年来，农民群体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文化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供应的“文化大餐”仍是一成不变的“四菜一汤”（指吹拉弹唱和读报），群众参与率低。L市文体局局长冯雨说：“乡镇文化站长期以来工作由政府布置，活动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积极性和主动性差，文化活动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部分县市文化稽查大队不仅没有财政拨款，还要上交部分收入。为了创收，文化稽查大队对县城和各乡镇文化经营户只收费，不管理，致使网吧、电子游戏室违规经营无人过问。民族民间艺术开发与保护也基本停止，一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文艺难觅踪影。　　而农民的生活仍然很单一，不少农民时常三五成群地邀约在一起搓麻将、“斗地主”，有点小病就去找“半仙”。　　许多基层工作者认为，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套思路和办法抓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越抓越难；依靠国家办文化站这种传统体制办文化，越办越死。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文化缺乏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脱节，与农民的需求脱节。文化站即使修建得再富丽堂皇，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还是缺少结合点，广大农民只好“敬而远之”。为此，应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这样能大大提高政府有限资金的实际效益，让新文化主体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　　“给定资料”中谈到，H省的农村文化站存在很多问题，假如你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拟定一份《H省农村文化站的改革工作意见书》呈给上级领导审阅。　　要求：(1)内容全面，紧扣资料；

【答案】乡镇文化站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和农民的需求脱节，不能发挥农村文化的主体作用，多数基本丧失功能。　　对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阵地建设“多元化”。拓展原文化站的功能与生存空间，由过去单向接受政府投资，转变为主动多渠道投资，缓解文化站经济压力，保障文化站基础设施完备。　　二、公益文化事业“订单化”。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　　三、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实行全员聘任制和竞争上岗制，优化人才队伍、提高工作待遇、调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社会办文化的氛围。　　四、娱乐文化发展“市场化”。将乡镇文化站推向市场，自负盈亏。通过认购公益惶文化事业项目和开展文化经营活动自求发展。　　五、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严格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形成制度，对基层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管理的行为严格追责。
四、给定资料：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提升至95.1%。互联网全面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而以微博、（微）视频、微信、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成为中国网络舆论新战场。截至2015年8月，微信公众号总数超过1000万个。随着微信公众账号影响力的扩大，聚焦于垂直领域的私人化、平民化、广泛化、自主化传播的“自媒体”正逐渐取代“微博大V”，并被赋予新的民间舆论场话语权。　　新媒体的产生与繁荣，必然会带来舆论格局的新变化，原来主要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导的舆论格局被打破，网络舆论以其讨论话题多元、互动交流便捷、自由平等对话、聚集民意快速、传播影响力大等特征，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语境。　　在中国，“主流媒体舆论场”所使用的媒介基本上是传统大众媒体，其新闻议程的设置和舆论的偏向都控制在把关人手里，整个舆论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受众缺乏反馈发声的机会。官方舆论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效应，传递的是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服务的是最广大的人民，但在舆论宣传时往往采用“守门人”过滤和单维度的线性传播方式，所用语言也多是格式化的官方语言，大部分公众的意见较难通过主流传媒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无论是态度立场还是话语方式，往往都给公众以乏味、不接地气的印象。　　而“民间舆论场”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通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传播者和受众互为主客体且拥有更强大的参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把分散的人群重聚起来的巨大作用，因而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可能会被不断放大，形成超出预期的舆论影响力。正是这种特点使得两个舆论场之间缺乏应有的交集，也是造成公众“对抗”官方舆论的根本原因。　　两个舆论场之所以割裂，最主要的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分割。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进一步强化了两个舆论场的割裂，造成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因此，推动两个舆论场融合成一个主流舆论场，是媒体融合的战略任务。　　“给定资料”结尾写道：“推动两个舆论场融合成一个主流舆论场，是媒体融合的战略任务。”请你结合“给定资料”，以“媒体融合”为主题，联系社会现实，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1000-1200字。

【答案】例文：让舆论场在碰撞中融合　　近年来，互联网迅猛发展，使得信息传播速度超乎想象，舆论生态发生改变。当前，以党报、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正与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发生碰撞，两个舆论场因其话语体系、表达方式、关注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二者相互冲击、相互融合，对舆论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社会瞬息万变，要顺应时代变化，处理好两个舆论场的关系，推动其融合发展。　　主流媒体权威性高，可为民间舆论引导方向。主流媒体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递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公信力，加之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理论素养高，具备系统思维能力的优势，能对民间舆论进行深度引导，使其向主流思想舆论靠拢。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利用其技术优势，开发了多种信息传播平台，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互动的渠道。然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随意性大，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发帖、微博、微信等手段表达意见，这极易导致人们盲目跟风，助长虚假信息、谣言的传播。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引发持续关注，一些“问题疫苗在某某城市销售”“问题疫苗已在某医院使用”等“小道消息”“内部消息”在网络中快速传播开来，然而这些“小道消息”“内部消息”却并非事实，而是某些网民恶意造谣，给人们带来恐慌和不安。网络舆论是非难辨，亟须主流媒体负起责任，及时公开信息，作出澄清，对民间舆论进行引导。　　民间舆论互动性强，能使主流媒体自我革新。新媒体信息传播形式丰富、互动性强、渠道广泛，已经成为广大受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民情民意的汇聚平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食品安全、物价上涨、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之类的热点问题引发关注，极有可能成为网络舆论爆发的动因，主流媒体如若视而不见，将导致舆情升级，与民间舆论场脱节。这种情况下，民间舆论倒逼主流媒体进行革新，开通政务微博，开展网络问政等互动平台，取得了很好效果。新媒体所具有的较强舆论辐射力和感染力，在突发事件、公共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而主流媒体应借势而为，利用互联网的多样渠道、及时传播的优势，整合资源，创新传播手段，回应民众关切，顺应民众期待。　　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共生共存、相互融合。传统媒体、新媒体各具优势，两个舆论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马航客机失联，海量信息通过新媒体即时传播，但也伴随着报道不实等缺陷；而主流媒体则谨慎对待，认真筛选，确保了各种信息的真实和正确。新老媒体互动互补，推动了两个舆论场的交汇融合，在讯息传播过程中取得良好的舆论效应。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互联网的发展正使网络舆论生态发生重构。只有新老媒体深度融合，真正打通两个舆论场，才能发挥主流媒体回应现实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引领大众舆论、凝聚思想共识的重要作用，才能提高舆论引导力，营造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
五、给定资料：　　“免税店里挤得水泄不通，感觉到韩国购物就跟不要钱似的。”“大阪阿倍野HARUKAS近铁本店，好多中国游客疯抢化妆品和情人节巧克力。”“夏威夷免税店和大商店堪比国内春运火车站，密密麻麻都是人，取货处排队排到没脾气。”……2016年春节，600万出境过年的中国游客“刷出”境外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如果还“爆买”动辄数万元的奢侈品、上千元的智能马桶盖、电饭煲等高端耐用品，那就OUT了。这个春节，儿童感冒药、卫生巾、丝袜、安全套、指甲钳、保温杯、电动牙刷、钢笔等一大批低价日用品纷纷登上“热卖品榜单”。　　唯品会高级副总裁唐倚智表示，国人“海淘”集中在化妆品、服饰、箱包、药品等日用商品上，是因为“中国制造”的质量没有达到消费者预期。　　一位资深驴友在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上分享道：“15年前，亲戚从日本带回一个指甲刀，至今依旧是家里最好用的一把。同样是100克左右的钢铁生产出来的产品，日本的保守估计能创造20年的使用价值，而国产的却不到2年就成了待收回笼的废品。”　　在日本东京“松本清药妆店”一次人手20盒感冒药的上海妈妈何静说，对比日本感冒药与国产感冒药，二者在成分原料上差别并不大，但“日本感冒药的口感明显好很多，且有专门针对小孩的十几种不同口味，包装精致，设计也非常可爱，哄孩子吃药省力多了”。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海坦言，“中国消费者到日本买感冒药是中国制药企业的耻辱”。事实上，很多日本药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但国民仍赶到日本“抢药”，这说明在产品品质、附加值、消费体验方面，中国药企还有很大差距。　　在美国工作近7年的上海人梁慧，每年都要往返美国与国内三四次，但每次回国她依然一如既往地携带大包小包。梁慧说：“我在美国带回来的基本都是物美价廉的日用品。一条质地手感都很好的浴巾，在美国沃尔玛标价折合人民币只要40元，赶上打折，只要25元就能买下来。我比较过，中国商场里品质还.没这么好的浴巾起码要70多元。还有，整整一打牙膏，美国只要12元，而国内一支就要9块钱。”　　上海白领王帆每年都会飞往韩国“狂扫”面膜和气垫BB霜。她说：“不是国内没有好面膜，而是知名品牌假货太多。同样是丽得姿的针剂面膜，即便是国内专柜的出货也会偶尔引发过敏，但使用自己从韩国带回来的正品却从未有类似症状出现。打飞的囤货主要为了买得放心。”从海外“爆买清单”，我们看到的是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不足。一位浙江玩具出口商人说，即便同是“中国制造”，产品质量也可能相差迥异，因为大多数出口商品的检验标准都比国内严格。“例如，儿童用蜡笔出口的产品虽然可能不如国内商店卖的颜色那么靓丽，但是材料无毒，孩子不小心吃下去也不会有问题。但国内产品则大多加了各种添加剂，颜色漂亮但安全性不足。”　　专家认为，当下，国内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难以应对正在升级的消费市场。例如，与日本、德国文具遭“疯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国普通文具依然产能过剩、积压严重。尽管部分文具行业领先企业开始将制造优势与创意价值进行整合，但在制造技术、工艺设计、产品开发等方面与国外产品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同时，高企的国内价格也抑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上海一家专门做家庭轻纺织品出口的企业负责人说，“外贸生意只是单纯的商业契约行为，行政成本低，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好做很多。相比之下，国内零售环节复杂，除了税之外还包括渠道、房租等运营成本，厂家追求的毛利率等。重重关卡之下，价格自然降不下来。”　　请根据“给定资料”，分析我国民众热衷于去日本等国抢购的原因。　　要求：紧扣材料，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答案】我国民众热衷于去日本等国抢购，是因为国内供给无法有效满足正在升级的消费需求，而日本等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具体来看：一是产品质量更好。国内产品在品质、个性化、包装、设计、消费体验等方面相对落后，日本等国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消费者更加喜爱。二是产品价格更低。国内产品零售价格高，而日本等国销售的产品在同等质量条件下价格更低，消费者购买可以节约支出。三是产品诚信更高。国内产品假货多，消费者对其缺乏信心，而日本等国的产品检验标准更严格，消费者购买更放心。
六、给定资料：　　加强关爱保护，使数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成长，是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责任。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在2016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也非常关注。　　A:实施免费阅读行动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全民阅读活动，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阅读需求。国家可以借鉴以往经验，实行“分类承担”，即东部发达地区由自己全额解决，中部一般发达地区由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50%，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承担70%.地方承担30%，分解之后财政压力更小。　　B：各地应为留守儿童设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还是要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并且需要经济、教育和文化同步发展。　　C：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反过来，我们更应该将红利返还给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尤其在北京这些一线城市，外地孩子想上学手续特别繁琐，有时候觉得城市似乎不是要包容这些人，而是设置门槛使这些人不能进来，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D:要强化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制订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帮助留守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同时，鼓励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对于农民工流入地的城市，应该在廉租房、农民工子女就地入学方面提供更多帮助。　　E:针对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父母缺位问题，开发建设留守学生教育管理服务系统，实现信息交互、情感交流、家校师生的互通。对于贫困边远地区，在扶贫中保障网络接入的资金投入，确保各类信息平台畅通，为留守儿童和父母、学校之间架起信息通道，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F：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毕竟还是双亲的陪伴，政府和社会可以提供帮助，但无法替代家庭的角色。建议劳动力流入地方政府尽可能放宽对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进入幼儿园的限制，降低门槛，让有经济能力的父母能够将14岁以下的孩子带在身边就学和生活。　　G:应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贫困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贫困村教育教学条件。改扩建一批寄宿制学校，动员留守儿童转入学校寄宿，尽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的群体中成长，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关爱。　　H: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道德习惯养成方面普遍有所缺失，因此更需要在学校接受正确的引导，尤其是在小学这一重要的习惯养成学段。　　I：学校作为事关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场所，也当为其撑起“半边天”，做好保护留守儿童的考题。寄宿制学校是关爱保护留守儿童最有效的途径，多一些情感投资，多一些耐心疏导，多一份责任关怀，努力创造“吃在学校解食忧、住在学校受关爱、学在学校学知识、乐在学校感幸福”的条件，要在“管、护、教、娱”上全方位下功夫。　　某媒体正在策划关于“留守儿童”的两会专题报道，请你根据“给定资料”，为这一报道写一则编者按。

【答案】
【编者按】
在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为留守儿童发声，希望通过各方努力，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委员们从为留守儿童打开“便利之门”、为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搭建桥梁和学校为留守儿童撑起“半边天”等角度提出了各项建议：实施免费阅读行动保障留守儿童的基本阅读需求，为留守儿童设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取消或降低廉租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门槛，加强信息平台建设，鼓励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重视习惯养成、情感疏导等。委员们对各项建议均提出了可行性措施，期望这项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的工作落到实处。
七、给定资料：　　有人感慨，“二孩”政策或让上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况，优质教育资源在未来或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以公立教育为主、民办教育为辅”的供给情况真的能够满足普通民众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海涛回答了这个问题：“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的力度虽然不会减少，但公办教育发展的财力需求刚性很强，不少地方教育经费依旧短缺，需社会力量大显身手。”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政策要求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被进一步打通。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明确的政策方向，教育法修正草案通过在即，促进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存在，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我早晨6点起床，9点挂上号，11点看上医生，下午5点做完检查，然后医生下班了，这一天就这么白忙活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老百姓一旦生病了，要获得相对“靠谱”的治疗，大部分还是得乖乖到公立医疗机构排队、取号、等到“天荒地老”。的确，医院产业“国退民进”的破茧成蝶已经在路上，但医疗资源不均衡、群众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仍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资源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供给侧改革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鼓励之前，民间资本实际上早已挤进国内医疗行业攻城略地。在政策相对宽松的行业上游，各种资本已经在医药研发、生产、批发、配送、零售连锁和医院分销服务等方面完成了布局。在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的情形下，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小病痛小需求可以就近前往小型诊所就医，大病痛大需求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民营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看病难”的困局有望能迎刃而解。　　用“有人撑死有人饿哭”来描述现在的楼市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定居在上海的律师大刘正为买不到一套合适的四居室而犯愁时，远在鄂尔多斯的售楼员小尹却在苦苦寻觅手上几套大三居的买家。2015年以来，中国楼市上演冰火两重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逐月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却陷入库存高企的泥潭，业界普遍认为楼市“供需错配”现象相当明显。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及化解房地产库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消除“供需错位”之痛和有效去库存的一剂“良方”。在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可适当提升土地的供应量和供应节奏，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升级上主动求变，从而刺激更多的改善性需求进入市场。而对于库存去化周期较长的部分三四线城市，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开出的一剂对症良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未来将从改革释放的红利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老百姓将得到哪些实惠。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200字。

【答案】在民生领域老百姓将得到以下实惠：一是教育供给多元化。允许兴办营利性学校，鼓励社会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推动教育产业化发展。二是民间资本解决“看病难”。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医疗资源的垄断，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使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三是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改革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化解房地产库存，消除“供需错位”。
八、给定资料：　　334亩碳中和林，20年6674吨温室气体。2016年8月22日，G20杭州峰会碳中和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将以造林的方式中和G20杭州峰会产生的温室气体，使此次峰会成为史上首个低碳峰会。　　G20杭州峰会碳中和项目是由国家林业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倡议，经外交部批准启动的项目，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浙江省林业厅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实施。启动仪式上，老牛基金会和万马联合控股集团分别捐资85万元和65万元，将全部用于该项目。　　经过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计量，G20杭州峰会期间交通、餐饮等将排放温室气体6674吨二氧化碳当量（注：二氧化碳当量是指一种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　　2017年3—4月份适宜的造林季节，项目实施部门将在杭州临安太湖源镇营造由红豆杉、银杏、浙江楠等珍贵乡土树种组成的334亩碳汇林（注：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做好后期抚育管理工作。　　据测算，每亩碳汇林每年可以净吸收1吨二氧化碳当量。按此计算，334亩碳汇林将在未来20年里完全中和G20杭州峰会排放的温室气体，抵消会议的碳排放，实现峰会零排放的目标。　　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形式，“碳中和”已成为当前国际大会和体育赛事所采用的碳减排国际惯例。　　如今启动的这一项目，使得G20杭州峰会成为继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和2014年APEC会议后，中国政府通过造林方式实现零排放目标的第三个大型国际会议。　　与此同时，这也是浙江碳汇林业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近年来，浙江先后成立了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浙江碳汇基金等，全省目前共募集社会资金近1.6亿元，已完成碳汇造林5.47万亩、碳汇森林经营9.21万亩，碳汇林面积约占全国的10%。　　最新监测数据表明，浙江森林面积60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60.91%。全省森林年吸收二氧化碳5812万吨，在保持水土、提供森林旅游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达4388亿元。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说，G20杭州峰会是2016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峰会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开创新愿景、提供新动力，受到世界瞩目。我国政府决定通过植树造林增汇的方式抵消峰会造成的碳排放，是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务实行动，向世界传递低碳、环保办会的积极信号。G20峰会碳中和项目的启动，不仅贯彻了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也践行了G20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精神，展现了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决心和努力。　　据原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旭明介绍，实施峰会碳中和项目，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抓住机遇、接轨国际、创新实干的表现，更是林业创新发展融人和服务峰会的重要载体，他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和杭州市人民政府，通力协作，保质保量地如期完成G20杭州峰会碳中和项目的造林任务，向二十国集团和关心绿色低碳发展、环境保护的社会各界提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根据“给定资料”，归纳概括G20杭州峰会启动碳中和项目的意义。

【答案】G20杭州峰会启动碳中和项目意义重大：　　一是践行了G20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精神，成为史上首个低碳峰会；　　二是贯彻了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展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　　三是成为林业创新发展融入和服务峰会的重要载体，促进碳汇林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　　四是科学地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接轨，向世界传递低碳环保办会的积极信号；　　五是抵消峰会的碳排放，实现了零排放的目标。
九、给定资料：　　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　　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