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时事评论.doc

上海的“新天地”
任何一座城市的权力者们，他们无一例外地希望城市能够按照预期的规划，干净利索地“穿衣戴帽”，彻底快捷地“小区化”或“园林化”。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城市到处都充满令人瞩目的违章现象，到处都存在着让美好城市难堪的地表疮疤。所以，和“违章”斗争，是城市建设的一大任务。
……一般而言，那些处在底层的城市人，他们的“违章”几乎是迫不得已的，同时又充满着奇异的创造力。……，和可怜的空间蚕食相对照的对空间利益的大规模的重新分配。人们把这种重新分配称之为“旧城改造”，……，我们总是指责空间蚕食这种“违章”，看到这种“违章”对城市外观的破坏，比如说对“城中村”的责难，以为它是“伟大城市”的地表疮疤，是城市藏污纳垢的可怕场所，却偏偏忘记了空间利益重新分配中的一连串恶果。……。拆迁的本意是改变空间的使用性质，是名副其实的“圈地”运动，是创造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的根本保证。……随着土地性质的改变，一代富豪也迅速成长起来，……。拆迁的代价还有一个，那就是让贫困化日渐明显。城市贫困者是中国城市化的边缘人群，他们有原本的居民、本来就从事底层的工作、突然之间成了下岗工人的“吃皇粮者”；有待业群体和失业人群。其中还有很多外来移民，他们从贫穷的乡村大批地涌向城市，寻找着比乡村略好一点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构成了城市的另一面，让伟大的城市总是显得不那么伟大。这些人共同填补了城市无人想干的低端职业，从事着类似清扫城市垃圾之类的工作。他们是边缘的群体，是外来的群体。边缘得几乎无法重新主流化，外来的也根本就无法回流。边缘群体只能呆在原来的地方，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拆迁而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至于那些原来的乡下人，他们来到城市，靠着城市谋生，所以就渐渐失去了乡下人的身份。但他们是城市人吗？肯定不是。他们仍然是外来人，是移民，受到城市的强烈排斥。这些人只能是城乡二元化的牺牲者。当然，有一条是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能共享的，那就是亲眼目睹现代化的剃刀是如何把一座丰富多样、充满着传统意味、有着漫长历史的城市修剪成了“青春小白脸”。
老城区的老居民们同样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在迅速的拆迁面前，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遗留物。如果拆迁还没有降临，那他们就只能呆在破旧的城区里，呆在注定要、或迟早要被拆迁掉的老房里，等着下一场拆迁运动。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生活成本不高，生活区域熟悉，对城市的记忆和对生活的体验融为一体。然后，突然有一天，通知下来了，拆迁于是就变成不争的事实，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小彦。城市生长的隐喻。读书，2006，（2）：65~71
上海的“新天地”改造项目成为国内许多城市学习的榜样。破旧拥挤的石库门老房子拆掉，让崭新的楼房建起，而崭新的楼房又维持一种古老的情调，夹杂着刻意留下来装饰用的石库门片段残垣。讲究的饮食、流行的音乐、前卫的时尚与艺术，使外国人以为找到了想象中充满东方情调的古典上海，使上海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品味与纽约、巴黎同步同曲，找到了想象中的现代。“新天地”是按照一定配方调制出来的文化产品，给大都会本身定下一个价值的新坐标。一流、进步、国际化，种种抽象概念在这里被具体定义，透过物质以及文化作为商品。
有什么不对吗？把“新天地”作为一个孤立的个案，它是一个成功的开发典范，但是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来看，却有太多“开发者”不能回答的问题：大都会新兴阶层的需求当然得到满足：剧院、美术馆、音乐厅、高格调的酒馆、餐厅、沙龙等，城市社会底层的原住民，他们的需求可能不是美术馆、音乐厅，而是与邻居声气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极拳的小公园，可以大声小闹的戏园子。他们的文化权谁在照顾？大都会的年度预算中又有百分之几是用在他们身上？他们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与新兴阶层的比例如何？换一个问法：属于社会底层居民的“新天地”在哪里？
龙应台。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南方周末，200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