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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矛盾与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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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兼有经济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它考察的是社会现象中少数民族经济社合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①这些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的特点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所决定,而在一定地域条件下形成的,并且只有在农村经济社会中才表现得最为完整和突出。因此,农村经济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兴起仅有几年。在此之前,它是与民族研究融为一体,包含在民族研究之中的。
作为科学的民族研究,至今只有100多年。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海外扩张,形成了一门专门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独立学科一一民族学。这门以大量调查材料研究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发展很快,在“进化学派”之后相继出现了德奥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和英国的“功能学派”等民族学流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西方刚刚兴起的民族学。他们研究了L·H·摩尔根、J·J巴霍芬、J·F麦克伦南、H·S·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和M·M科瓦列夫等人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要。1884年恩格斯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其中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畏阶段以及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分析和论述,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我国，蔡元培先生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是国内最早介绍民族学的专题论文。 他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内设立了民族学组,并自兼组长。在他的主持下,曾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此外,当时清华、燕京、云南、四川等大学也进行了民族研究工作。深入少数民族农村调查的学者逐渐增多,逐使中国的民族研究初具规模。昊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学者也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的诞生,使民族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1956年起在全国范围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先后从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抽调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和民族工作者1000多人,深入民族地区农村与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历时数年,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普查,搜集了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系统地说明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形态特征,积累了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间丰富的少数民族经济资料,这不仅使民族习俗、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而且也为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当然,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近年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多是针对过去传统理论和适用于我国一般情况的发展理论提出,带有一定的驳论、商榷色彩。而根据少数民族经济运动规律提出的发展理论比较少,远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目前从各层次区域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往往忽略了该区域在本国总格局的地位,以及与全局的关系,或多或少的带有地方利益色彩,民族的特殊性却往往被忽略了,能有机地将两者联系起来的还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此外,研究领域也还有许多空白有待人们去探索并作出科学的回答。所以,严格地说,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仍处在初始的发展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加强。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和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研究行列之中。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过程,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自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以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新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凤凰县等都先后成立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日益引起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必将有力地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仍落后于形势,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和改革开放环境,研究者们还难于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回答,有时甚至对实际情况的变化视而不见。因此实践呼唤着理论,期待着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我们应自觉接受实践的挑战,抓住机遇,开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