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往事越千年.pdf

86前 线/2023.10人文时空RenWen ShiKong河道运输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可以节省人力畜力，经济便捷，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重视。隋代自大运河开凿以来，南北经济联系显著增强。元代以后，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的大动脉、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对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促进周边城乡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唐运河与经济整合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是南北水利开发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加强大一统国家经济交流的现实需求。隋都长安位于关中平原，是古代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但自隋朝建立以后，关中“地少人众，衣食不给”，物产已经很难维持都城的需要，特别是遇到灾害严重的年景，隋文帝不得不率百官到洛阳就食，因此被嘲讽为“逐粮天子”。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朝，统一中国，与南方联系更为紧密。当时，江南的经济水平已明显超过关中地区。宋书 记载，江南水乡土地肥沃，作物丰茂，人民勤劳耕作，一年丰收能保障好几年都不闹饥荒，尤其靠海傍湖的会稽，良田几十万亩，远胜关中鄠、杜之间的沃土。吴楚之地最富庶的荆、扬二州，鱼、盐和木材销售四方，丝绵布帛多产，可以供全国之用。江南的富足可见一斑。通过漕运的方式把南方丰富的物产供给北方政治军事中心，是隋代的重要国策。大运河永济渠段就是为了运输军粮、兵甲至幽州以备辽东之战而开凿的。隋炀帝修成大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修筑了整齐的御道，形成了水陆兼备的交通网络。当时，以黎阳、洛阳为中转站，运河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至关中以及东北重镇幽州等地。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隋炀帝准备征伐辽东，二月从江都出发，四月就到了幽州的行宫临朔宫，七月又征用船只运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及洛口（今河南巩义市东南）诸仓的米到幽州做军需。运粮船连绵相接，场面十分壮观。庞大的军备漕运使隋末幽州城内“伐辽器仗、仓粟盈积”，临朔宫“多珍产”，引来周边各路势力掳掠，守城驻军苦于应付。到了唐代，大运河继续为南北物资的运输发挥巨大作用。武则天时期，凤阁舍人崔融在 谏税关市疏 中就提到了当时运河系统“旁通蜀汉，前指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千万艘大船巨舰贸易往还，旦昧不绝。唐人杜佑在 通典 中也说：“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来往不绝。”为了展示漕运的巨大成果，唐玄宗开元年间，水陆运使韦坚在长安城东开凿广运潭，汇集二三百只船，满载来自江淮、吴越、南海数十郡的特产，其中包括广陵的锦、铜器、镜、海味，京口的绫衫，会稽的罗、绫、纱，南海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的瓷器、酒器、茶器，宣城的纸、笔、空青石、药材，始安郡的蕉葛、许辉漕运往事越千年October,2023/QIANXIAN87RenWen ShiKong人文时空翡翠，吴郡的大米、绫罗等各种地方珍奇。船只连绵数里，引来人山人海，长安百姓对如此庞大的船队和新奇的物产惊叹不已。唐代大运河同样为朝廷在北方军事力量的巩固提供了重要保障。武则天为讨伐突厥、契丹，征调江淮数州船只几千艘运送百余万斛军粮到幽州。安史之乱时，清河因堆积了大量江淮军需物资，被称为“天下北库”，其中包括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缗、粮30余万斛、甲兵50余万套等，数量惊人。正因军需充足，清河人李萼才请颜真卿凭此抵御叛军。五代因割据和战乱，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被大大削弱，仅以汴州为中心的运河段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五代政权赖以维系的重要因素。后周世宗为运河的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为北宋开国奠定了基础。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后，着手将江淮的运河与首都开封连接起来。流淌千年的汴河，东西横贯开封城，沟通江淮，成为大运河的主干，造就了汴梁盛景，可谓“一城宋韵半城水”。元代运河与城市商业到了元代，统治者定鼎大都。这里聚集了数量庞大的皇族、官僚机构及拱卫的军队，对粮食等物资需求量极大，而这些物资大多需要从遥远的江南输送。大臣伯颜因此建议道：“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然而自隋唐以来连年战乱，大运河湮塞日久，已不能构成完整的交通网。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开挖济河，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通惠河开通，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的格局正式形成，漕粮可以从水路直达京师，为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提供了重要支撑。元代大运河首先要满足元大都的物资供应需求。为保障漕船运行，朝廷只容许小载量的民间商船航行，但依然有权势之家或大商贾用大船通过运河私运商货牟利。由于运河山东段水源不足，大运河并不能完全满足大都漕粮的需求，因此，在当时依然采用海运兼以河运的方式运送物资。具体的运输路线是海漕至直沽（天津），而后转为河运，溯运河而上至通州，沿途的杨村、河西务、李二寺和通州都设立仓储接收漕粮，以备转运大都之需。通惠河的修成，让漕船和商船从通州可以直达大都城内。作为停泊处的积水潭一带成为大都城最为繁华的商贸场所。元人熊梦祥在 析津志中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元大都城经济的繁荣：“应知汗八里城（即元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通过运河，元代形成了沟通全国的经济网络。元人李洧孙 大都赋）称颂说：“转粟南州，扬帆北海。远达朝鲜，旁沂辽水。”全国各地的物产通过运河辗转贩运，扬州商贩大量贩运南方的茶叶和盐到北方售卖。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宰相后，就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还在江南贩卖盐等特产，获利甚巨。当时，像他这样的蒙古权要依靠运河商贸牟利的，为数不少。随着贸易交流日趋频繁，在北方如直沽、德州、临清、济宁等地，沿着运河沿线相继兴起了一批商贸城镇。马可 波罗在游记中提及元大都城周围的新兴城镇：“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而南方的运河沿线贸易也非常活跃。在马可 波罗笔下，运河枢纽城市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城内有 10 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运河岸边有庞大的用巨石建成的货栈，存放着印度或其他国家的88前 线/2023.10人文时空RenWen ShiKong商人们带来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就近到市场上交易。当时，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的日子，每一个市场约有4万到5万人出入。通过这些描述，可以想见当时运河沿线城市商业之兴盛。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经济规模的扩大，沿线城市的经济也越来越发达。明清运河与物产交流由于诸多原因，明清时期禁海运、转河运，朝廷更加依赖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大运河发挥的效能远超前代。明朝人陈邦瞻曾说：“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之人之力以为我朝用。”明代大运河的繁荣，始于成祖迁都北京。营建北京城的物料大多取自全国各地，重开运河势在必行。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朝廷疏浚会通河，各地运载物料的货船，接踵而至。营建物料数量最多者为烧造的城砖、券砖、细料方砖(金砖)、筒板瓦及琉璃构件，样式数十种。这些物料的烧办地域涉及山东、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故必须经大运河船载运送至京师。而在各类物料中，大型皇木的采集与运输最为艰难，要从四川、湖广、贵州等地深山中砍伐，采得的木材编组成筏，沿各地江河而行，最后汇入大运河，始达京师，分贮于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等处，以供造作。雄伟的都城建成后，相应的粮食和军备供应也必不可少，明清朝廷均认为“漕运为国家命脉攸关”。虽然大运河主要是为了漕粮运输，保障京城供给，但不乏漕运兵丁利用职务之便，贩鬻货物的乱象发生。除了漕船运输的商品，清代“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这些在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实现了南北物产的频繁交流。在物产交流中，相较而言，从南方运至北方的物品种类更为繁多，特别是农作物这一品类。在明代，很多美洲的农作物如辣椒、玉米、南瓜等传入东南沿海和西南等地，随着漕运一路向北，在运河沿线传播开来。烟草在明末传入中国，依托大运河带来的运输便利，很多烟草种植户和从事烟草经营的商户获利丰厚，导致烟草种植和经营逐渐北移，在山东等地也出现了大量烟草种植户和商户。西瓜据称是由契丹传入中原地区，明代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浙等地都在广泛种植。由于专业化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北方地区开始大批量种植枣、梨、柿、桃、李等各类水果，逐渐形成专业的果园种植产业，深度加工后销往各地。除此之外，运河经济规模的扩大还促进了沿线城市手工业制造的产业化，形成了著名的产业加工地。纺织品是南北货物交易中的重要物品。在明代，华北所产的棉花被大量运销至江南，江南加工的棉布和丝织品则运销至华北，由此，江南成为重要的纺织品加工中心。福建和浙江的茶叶种类多、品质佳，是当时重要的贡品，也随着运河行销至北方。竹木是输入北方地区较多的建材原料，竹木制作的各种器物在北方城市也很有市场，比如纸、笔等用具。由于这些文化用品在北方深受欢迎，久而久之在南方地区也就相应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用品制造产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历史上，大运河作为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大动脉之一，为南北经济交流和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由于运河管理和利用的驰坏、新兴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的采用使得大运河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如今，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迎来难得的新发展机遇。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将极大推动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助力人民生活品质的进一步提升。（作者简介：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