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pdf

81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周可*【摘要】2 0 世纪6 0 年代初，在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场资本论方法争论。这场争论聚焦于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深入探讨了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概念，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和地位等问题。与同时期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资本论方法的阐释，不仅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哲学认识论，阐发了资本论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关键词】资本论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资本论研究进人全新的历史阶段。1 9 5 2 年，经修改后的矛盾论公开发表，很快掀起了全党上下学习矛盾论的热潮。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高度重视资本论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资本论中的矛盾方法，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推断革命的将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这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在毛泽东的建议、号召和带领下，学习运用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开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并尝试运用和发展资本论的方法、范畴来构造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这一背景下，6 0 年代初，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经济研究、哲学研究、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等接连发表了多篇讨论资本论方法的文章，*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整理及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47)。*周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参见王亚南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二），中国经济问题1 9 5 9 年第1 2 期；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 9 6 2 年第1 2 期。8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形成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聚焦于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深人探讨了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的概念，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和地位等问题。不过，长期以来，在论述1 9 4 9 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多著作中，这场学术争论几乎被人们所遗忘。我们认为，回顾这场争论，对于全面认识2 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内资本论哲学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概念资本论特别是其中的第1 卷是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范例。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具体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抽象概念，是探讨资本论的方法特别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前提性问题。这一问题在资本论方法争论中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从认识的形式与内容的角度理解抽象与具体概念。在这场争论的发端之作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从商品开始的方法论意义一文中，吴传启指出，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存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和最简单的现象出发，遵循了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在阐发这一观点时，他一方面区分了作为感性存在的具体与作为思维和概念的具体，认为前一种“具体”是感性的直观和表象的出发点，后一种“具体”是指思维和概念能够反映现实的联系，是思维的综合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他根据毛泽东实践论来解读马克思的抽象和具体概念。吴传启从认识的形式与内容的角度来解读不同认识阶段的抽象与具体概念。他认为，感性认识在形式上是具体的，在内容上是抽象的，而理性认识在形式上是抽象的，在内容上是具体的，因为感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表面和片面的反映，而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和整体的反映。可见，吴传启更为重视作为认识结果的具体概念，而非作为认识出发点的感性的具体存在，并且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的抽象与具体。对此，胡钧、关梦觉和卓炯等学者都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吴传启把“抽象”和“具体”等同于思维、概念和真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忽视了抽象概念的真理性以及抽象与具体概念的相对性。二是根据规定性的复杂程度来理解抽象与具体概念。以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为该文后来作为第1 章被收人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1963）一书。在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哲学研究1 9 6 2 年第4 期）中，吴传启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具体”是指认识中的具体，指关于某一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指现实的具体物在逻辑思维中的复制；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关于某一事物的最一般的抽象，指关于某一事物的最一般的特征和最简单的规定。”83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例，胡钧揭示了吴传启观点的矛盾之处。他指出，就思维内容而言，作为具体物的商品是抽象的；但是，一旦认识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商品概念就反映了物的形式下所掩盖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整体，因而是具体的。遵循吴传启的思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商品概念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要解决这一困难，就应该区分两种性质的“抽象”和“具体”：一方面就概念反映现实的全面和深刻程度而言，即吴传启所理解的认识内容意义上的“抽象”和“具体”；另一方面根据概念所包含的规定性的复杂程度而言，即逻辑分析方法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和“具体”，“是就反映同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的”。进一步而言，就其反映资本主义个别方面的本质而言，简单范畴与复杂范畴都属于概念层面；就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有抽象与具体范畴之分，即包含对象的较少规定性的简单范畴与较多规定性的复杂范畴。三是从认识过程与理性认识阶段的角度理解抽象与具体概念。同样依据毛泽东的实践论，关梦觉对抽象与具体概念的理解迥异于吴传启。他认为，就认识过程而言，“具体”是对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的感性认识，是对丰富的感觉材料的直观认识，而“抽象”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就理性认识阶段而言，“抽象”和“具体”是由概念的规定性程度所决定的，即相对而言的简单范畴和复杂范畴。也就是说，认识过程中的“抽象”与“具体”对应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中的“抽象”与“具体”对应着简单范畴与复杂范畴。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与具体概念。后来，卓炯进一步依据毛泽东实践论关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根据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认识论观点，提出了认识过程中的三种具体概念，即“感性中的具体或表象中的具体”、“理性中的具体”以及“实践中的具体”，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混沌的表象等具体情况，经过科学分析所形成的概念或判断，以及根据具体计划和新的判断而完成的实践。我们知道，在1 8 5 7 一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提到了不同形式的具体概念，例如，“表象中的具体”、作为“现实的起点”的“具体”，以及“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第一种意义上的“具体”对应着现实存在的客观事物，它既是认识的起点，又包含多种规定性；第二种意义上的“具体”则是经过思维加工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对象在头脑中的再现。从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概念的争论来看，他们都承认第一种意义上的“具体”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胡钧：怎样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一一和吴传启同志商榷，新建设1 9 6 2 年第3 期。2参见关梦觉关于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9 6 2 年第4期。参见卓炯关于资本论）方法问题的商椎，学术研究1 9 6 4 年第2 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2 4 页。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2 5 页。8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位，但是对第二种意义上的“具体”即思维和概念层面的具体性持不同看法。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具体”是相对于事物规定性的复杂程度而言，而不是指认识内容的全面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说，思维与概念层面的“抽象”作为反映事物某一方面规定性的范畴，同样具有真理性。不仅如此，一些学者重视从认识论的角度，特别是依据认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划分来阐释抽象与具体概念。有学者甚至结合毛泽东实践论的认识论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意义上的“具体”即“实践中的具体”概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概念。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问题尽管人们在争论过程中逐渐对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概念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这并没有消人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问题上的分歧。大致而言，在资本论方法争论中出现了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问题的三种代表性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理性认识阶段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联系的逻辑方法。吴传启认为，人类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从商品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具体物即感性直观出发，而理性认识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他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这一最简单的现象、最抽象的范畴开始，逐渐过渡到货币、资本等范畴。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作为逻辑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而不包括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意味着从关于对象的最一般的本质的规定开始，从而一步一步地向具体规定上升，它是就思维的内容，就认识的逻辑过程和概念的关系来说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是统一的。这是因为，商品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简单形式，而且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起点；辩证逻辑是对现实生活的逻辑反映，是以概括的形式反映现实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因此在逻辑上，也表现为同现实历史相符合的、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人类认识过程的特定阶段所运用的综合方法。胡钧从人类认识过程入手，重新阐释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逻辑分析方法的性质。在他看来，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从事物的复杂的具体的整体出发，运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3，第2 2 页。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3，第3 0 页。85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用思维的抽象力，分解出事物的简单组成部分，展开独立的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性。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运用分析方法从个别的、表面的现象深人到事物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规律的过程。不过，人们的认识不能仅限于此，还要进一步揭示本质的表现形式及其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还应当指出本质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内部运动规律是如何出现在外表的，为什么它必然采取这种形式，而不是采取另外的形式”。这就意味着，要运用综合方法把经由分析方法所获得的诸多规定性，在思维中建构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揭示具体整体的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和事物本身的产生过程，特别是从最简单的要素发展为复杂具体的过程。因此，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前后相继、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胡钧还以马克思的商品范畴为例，详细说明了马克思对每一经济范畴的研究同时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从感性认识深入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顺序。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依据毛泽东实践论来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强调从抽象到具体是形成关于具体事物的多种规定性的理性认识的逻辑方法。关梦觉批评胡钧把从具体上升为抽象仅仅理解为化复杂为简单的分析过程，认为这一过程还包含着运用理性认识指导感性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理性认识的综合方法，实际上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从关于丰富的感觉材料的直观认识深入到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其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以客观存在为依据和基础。因此，“从具体到上升到抽象乃是从抽象到上升到具体的基础和前提”。任何一个范畴的形成，都要经过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不仅如此，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是按照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顺序进行的。后一种意义的抽象与具体概念对应着事物规定性的简单与复杂范畴。由于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顺序，大体上是与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是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两个密不可分的不同方面，但并非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卓炯也认为，根据实践论的观点，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从表象的具体出发，经过理性的具体而达到实践的具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称的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实际上指的是第一个认识阶段一一“物质变精神的过程”一一的两个步骤，即从感性具体出发，通过科学分析而形成的抽象概念以获得具体的认识。因此，这里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过程中形成理性认识的阶段的步骤之一。“马克思之所以强调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个步骤的作用，是胡钧：怎样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一和吴传启同志商榷，新建设1 9 6 2 年第3 期。关梦觉：关于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9 6 2 年第4 期。3卓炯：关于资本论）方法问题的商椎，学术研究1 9 6 4 年第2 期。86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步骤，才能作出计划，作为实践的指导。这和毛泽东同志强调理性认识的作用是一致的。”如果说，在理解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概念时，人们大多围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展开争论，相对容易达成共识，那么，在阐释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性质时，即使参与争论的学者都聚焦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都以毛泽东实践论的认识论为理论依据，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解读。总的来说，一方面，由于引人认识论的视角，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不仅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范畴排列方法，即从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逻辑方法，而且被理解为适用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特定阶段的方法，从而彰显了资本论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各异的资本论方法解读，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以及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深人阐释了毛泽东关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想。资本论中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方法的地位问题随着资本论方法争论的展开，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扩展到资本论的整个方法体系，而对后者的讨论又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地位问题直接相关。这是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地位问题，直接关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整个资本论的方法体系。1962年，吴传启在回应文章中称“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这一观点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与讨论。在争论过程中，人们逐渐从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地位深人到探讨资本论方法体系的内容和核心，考察范围也从资本论第1 卷的商品章扩展到三卷本资本论，形成了吴传启关于资本论基本方法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说”、王亚南的“唯物辩证法说”以及其他学者的“对立统一说”。吴传启起初之所以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资本论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主要是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统卓炯：关于资本论方法问题的商，学术研究1 9 6 4 年第2 期。吴传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哲学研究1 9 6 2 年第4 期。这篇文章经修改后，2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为题，被收入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3）一书。相关表述被改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之一”。（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3，第3 1 3 页）87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一。在他看来，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所以，反映事物发展的认识是从最一般、最简单的规定到复杂、具体的规定的过程，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在逻辑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完整的辩证法，其最终结果以扬弃的形式包含自已的开端，并且揭示了真理的具体性和全面性。既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那么，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相一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就是整个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叙述方法的意义上，这一方法都占据着核心地位。针对吴传启的观点，王亚南通过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论基本方法的论述，认为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在他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论要承担起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唯有将唯物辩证法具体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才能实现思想上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彻底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而非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关系，对其性质和矛盾的揭露必须借助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与资本论中实际应用的其他方法一样，都不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而是从属于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进一步而言，作为完整体系的资本论方法，是在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的指导下，针对不同对象、不同问题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尽管王亚南主张结合资本论中实际应用的方法体系来考察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地位，进而揭示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引发的革命性变革意义，但是，究竟如何理解运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逻辑方法与辩证方法的关系，他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述。参与争论的其他学者则进一步聚焦于资本论方法体系的核心。他们既反对把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理解为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又提出要从整体上理解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并且把对立统一的方法视为资本论方法的核心。林京耀、陈筠泉指出，诸如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以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等应用于资本论的逻辑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方法，又是辩证方法，它们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基本的逻辑方法；这些方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核心的表现；这些逻辑方法在资本论中是被综合地运用的，不能互相割裂。正是这种整体性决定了资本论中的各种逻辑方法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方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参见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 9 6 2 年第1 2 期；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 9 6 3 年第3 期；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中国经济问题1 9 6 3年第9 期。2参见林京耀、陈筠泉对王亚南同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一文的商榷，哲学研究1 9 6 3年第4 期。88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学史上的方法论革命。刘景泉则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概括的“辩证法的要素”和辩证法作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的观点，将资本论辩证法的丰富内容概括为观察的客观性，事物的相互联系的方法，用运动、发展、转化考察问题的方法，对立统一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的方法，从现象到本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方法等方面，认为对立统一的方法是资本论方法的核心。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从揭露商品的两重性开始，一直到分析劳动与资本矛盾的激烈展开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深刻揭示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指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因此，抓住对立统一的方法这一核心，才能“理解资本论方法的精神实质”，“理解辩证法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王学文根据恩格斯所概括的唯物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来阐释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梳理了三卷本资本论的核心观点，强调对立统一既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基本规律之一，也是资本论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的重要线索。他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以及在利润形式上的分配问题，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如何产生、展开以及资本家如何对待这一矛盾等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的对立统一。可见，随着讨论的深人，大部分学者都主张资本论中的逻辑方法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统一，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理解为整个资本论方法体系的重要部分，并且强调对立统一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这一看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法规律以及辩证法的要素和核心的观点的影响，是在恩格斯和列宁观点指导下的资本论方法研究。而国内学者依据三卷本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对这一观点所展开的详尽论证，为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辩证法基本问题的认识。四资本论方法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围绕资本论中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国内学者在这场争论中还讨论了诸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实际应用，以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等问题。前者是指三卷本资本论乃至每一卷各章节的范畴和内容是否都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后者则是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仅仅属于资本论的叙述方法，还是兼具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性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国内资本论方法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不过，本文不打算逐一论述这些问题。这一方面是受文章篇幅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刘景泉：也谈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光明日报1 9 6 3 年5 月3 1 日。1参见王学文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经济研究1 9 6 1 年第2 期。289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学者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讨论更能反映这一时期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鲜明特色和理论贡献。考虑到2 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哲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一时期罗森塔尔等苏联学者对资本论方法的前沿研究为考察中国学者的这场争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与罗森塔尔等人一样，中国学者也依据列宁关于“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统一的观点来解读资本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研究；而与罗森塔尔等人不同的是，中国学者的资本论方法研究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具有鲜明的实践论色彩。一方面，结合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和经济学内容，中国学者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如前所述，尽管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专门论著。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在资本论中相统一的观点为人们理解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指明了方向。列宁的这一指示成为2 0 世纪3 0 年代的苏联学者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部分的重要原则。无论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还是米丁等人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和范畴时，都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范例。不过，受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辩证法的范畴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逐渐被排除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研究之外。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哲学界在反对个人崇拜的背景下逐渐恢复了列宁观点的权威地位，开始反思哲学教科书中的唯物辩证法部分。1 9 5 4 1 9 5 5 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亚历山大洛夫主编）和历史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尖锐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照搬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结构，在体系和观点方面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低估了列宁的哲学遗产，没有重视列宁结合资本论来考察唯物辩证法的特征、范畴和规律及其运用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一时间，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对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来揭示辩证法及其规律和范畴的一般形式，成为苏联学者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推进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主要路径。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研究唯物辩证法的部分论文和著作很快被译介到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应数罗森塔尔的著述。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依据列宁的指示，以资本论为主要文本，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力图表明：“辩证法不仅揭示世界发展的客观参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书的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7 8 1 0 0 页。90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规律，而且由于这一点它也是唯一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世界的理论。”在论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时，罗森塔尔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贯穿于三卷本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关键部分。在他看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不仅个别人的思维，不仅统一的认识过程依照这条道路进行，就是全人类的认识也是这样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也是马克思的方法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因为斯密和李嘉图坚持关于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的形而上学观念，没有彻底贯彻这一方法。另一位苏联学者伊林柯夫进一步发挥罗森塔尔的观点，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详细阐发了对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理解，考察了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普遍思维规律，探讨了资本论第1 卷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运用。以这两部著作为标志，苏联学者通过研究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方面详细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代表性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消除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零散事例的方式来论证辩证法原理的弊病；另一方面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作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科学思维方法的普遍意义。用伊林柯夫的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理论过程特有的特点，是科学上唯一可能的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阐发科学规定的方法，即把生动直观材料和表象加工为概念的方法”。?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界的研究转向和相关著述直接影响到中国学者研究资本论方法的关注重点和致思路径。他们也强调遵照列宁的指示来考察资本论中实际运用的唯物辩证法，进而揭示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诸多范畴。如前所述，国内学者围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地位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实际上论述了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本质与现象等辩证法范畴以及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具体运用。与之相比，同时期出版的艾思奇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在论述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时，或是很少引证资本论，或是用各领域的零散事例作为例证，或是缺乏对辩证方法的深人考察，因而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可见，国内学者关于资本论方法的争论既与苏联哲学界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批判斯大林式阐释、重返列宁观点、重视资本论方法的认识论意义的前沿趋势相一致，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1 4 页。【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1957，第2 7 9 页。3参见【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5 7，第2 8 8 页。【苏】艾瓦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4版社，1 9 9 3，第1 0 7 页。91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窠白，深化了对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和方法的认识，推动了国内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中国学者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阐发了资本论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在批判马赫主义的过程中，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他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肯定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确立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罗森塔尔和伊林柯夫在考察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时，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传统。罗森塔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区别于旧认识论的重要变革在于：一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看做认识的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必要的阶段和步骤”，进而把抽象看作理性认识阶段依靠思维对事物本质的反映；二是“把认识客观真理的全部过程及其每个个别的要素，与实践、与人们的实践活动联系了起来”。伊林柯夫既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前提、条件、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又别出心裁地将理论向实践的过渡视为某种意义的“从抽象到具体”。用他的话来说，“自然，思维中的具体不是目的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理论整个说来也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现实的、实践中的和具体的物质代谢过程中的“暂时的因素”。从理论还要实现向实践的过渡，而这一过渡又可以看作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如果说，苏联学者在资本论方法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的阐述仅限于原则性的一般性论断，那么，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讨论则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并结合毛泽东的其他著作，进一步阐发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吴传启明确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的方法，我们还必须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学习资本论的辩证法，就在于学习这种分析矛盾的方法，特别是学习这种方法在研究某一具体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如前所述，在讨论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概念，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地位问题时，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作为理论参照系。一方面，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理解以及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论断成为人们阐释抽象与具体概念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争论中出现的看似各异的具体概念实际上揭示了丰富多样的具体现实与思维中的具体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拓展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 0 1 2，第1 0 3 页。【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2 4 4 页。【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2 4 5 页。【苏】艾瓦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 9 9 3，第1 0 6 页。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3，第2 页。9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1 期2023年第1 期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所蕴含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被用来阐发资本论中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这一辩证方法的认识论意义。例如，吴传启认为，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规定都是从抗日战争这个一般规定中分析出来，这与资本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样，都是在逻辑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完整的辩证法，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卓炯则反对将这一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直接等同，认为完整的认识过程正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论述的指挥作战过程，即军事指挥员根据侦察和判断，制订计划，进而在执行计划时，根据实际情形形成新判断，修改或补充原有计划，达致军事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从混沌的表象到理性的具体的建立军事计划，以及从完善计划到战争结束的执行计划的两个过程，而从抽象到具体只是它第一个认识过程的特定阶段。尽管吴传启和卓炯对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认识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持不同观点，但是他们都主张从认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来考察这一方法，进而揭示其科学性和普遍性。可见，相比于罗森塔尔和伊林柯夫等苏联学者主要通过与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类比来阐发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作为科学思维形式的普遍意义，中国学者立足中国革命实践，依据毛泽东哲学思想揭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认识论意义。进而言之，这一阐释产生了双重理论效果：一是在鲜活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既赋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以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彻底贯穿于辩证法研究中，又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视角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揭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哲学依据；二是在资本论与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互文性解读中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认识论，既以资本论方法的科学性彰显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真理性，又用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所验证的毛泽东哲学认识论来论证资本论方法的普遍意义。总之，与同时期苏联学术界的资本论方法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在2 0 世纪60年代对资本论方法的阐释，不仅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哲学认识论，阐发了资本论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无论是作为1 9 4 9 年以来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争论都不应该被遗忘。吴传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哲学研究1 9 6 2 年第4 期。参见卓炯关于资本论）方法问题的商椎，学术研究1 9 6 4 年第2 期。9320世纪6 0 年代的国内资本论方法争论及其意义The Methodological Debate on Das-Capital in China in the1960s and Its SignificanceZhou KeAbstract:In the early 1960s,in the context of studying and applying Mao Zedongs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adebate on the method of Das-Kapital emerged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This debatefocused on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in Das-Kapital,and exploredin depth the concept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in Das-Kapital,as well as the nature and statusof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Compared with the relevant studiesof Soviet scholars in the same period,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hod of Das-Kapital by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deepens the study of Marxist-Leninist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but also expounds the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thod of Das-Kapital in the light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with richpractical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words:Das-Kapital;Materialistic Dialectics;Mao Zedong;Chinese Marxist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