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pdf

56王仁宝“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学术思潮“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文/王仁宝1980年代的路遥研究在研究者与作者的强烈共振中形成了诸多具有共鸣意义的“共名”词汇，诸如“交叉地带”“现实主义”“高加林形象”等。1 9 9 0 年代的路遥研究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及其作品的学术专著，表面上呈现出喧哗的态势，但是具有相对性倾向的多元化阐释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名”状态，使得有研究者认为路遥被“忽略和遗忘”了。2 1 世纪最初几年，虽有以“重读”名义进行的解读，但多是情绪化的表达，或是对之前某些观点的重述，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读”。本文以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读路遥”要到2 0 0 7 年前后，以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一一兼及1 9 8 5 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等文为代表，初步形成了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催生了“重读路遥浪潮。“重读路遥”前史及其与“重返八十年代”的遇合自2 0 0 2 年李建军提出“路遥还被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忽略和遗忘”以来，很多路遥研究者沿着这一说法进行推进，提出了诸如“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使得有关路遥研究资料的述评和汇编工作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正是李建军等人对“路遥现象”的描述与阐释，以及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大体来说，“重读路遥”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历史序列中的路遥、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边缘地带的路遥。具体而言，它们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面向：一是侧重于系统的论述、纵向的延伸，主要从历时性层面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研究思路；一是侧重于横向的扩散、点滴史料的还原，主要从共时性层面体现出“积小成大”的研究思路。无论哪种思路、何种侧重点，“重读路遥”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学理性的探究建构一个“整体化”的路遥。这种以研究对象的“整体化”呈现作为旨归的研究，可以说是“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不同而已。以“重读路遥”为例，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与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比较多地贯彻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代表者王尧的“整体化”理念，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和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则更多地贯彻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代表者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当然，具体实践过程中，同一类别的文章、不同“阵营”的研究者所用研究方法交叉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历时性视角与“重返者”王尧的“整体化”理念从历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重读，是“重读路遥”的面向之一，它主要是通过对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进行历时性的系统论述和将路遥置放到不同的学术谱系之中对其历史序列化来实现的。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无疑是研究路遥的基础，不论是初读还是重读，解读路遥作品和路遥自身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说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带有印象化的影子，那么“重读路遥”对个体作家路遥的解读则逐渐向学理化的研究路径靠拢，研究者们在将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研究的某些关键词作为结论的同时，利用新近发现的一些史料，对其进行了探源式的梳理，代表人物有安本实、李遇春等人。安本实的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主要以路遥的文论及生活经历为素材，对“交叉地带”一词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并以“交叉地带”为关键词简要而又系统地梳理了路遥的创作，路遥创作的完整性得以建构。从现实主义角度对路遥作品的解读，在1 9 8 0 年代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 1 世纪以来，段建军、白浩、张志忠、毛尖、赵学勇等人仍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为“路遥式现实主义”进行了不同的命名和238ISOIALSENCTSDIGEST57王仁宝“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阐释，这不仅赋予了“路遥式现实主义”丰富的内蕴，也营构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现实主义者形象。与1 9 8 0 年代路遥研究者建构的二元对立式的“社会主义新人”“个人主义者”高加林形象不同，21世纪以来关于高加林形象的阐释呈现出整体性、辩证性、复杂性。孙郁、白浩、杨庆祥等人关于“高加林形象”的重评，使得“高加林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有历史感，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谱系也渐趋清晰化、完整化。1990年代对路遥创作心理的研究之风在2 1 世纪仍有回响，李遇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路遥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更为内在的探寻，认为“焦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力”，并对路遥不同创作时期的焦虑进行了追踪与确认。李遇春对路遥创作心理的解读不仅显得更为深入，而且更为系统，举凡之前研究者所论的政治意识、时代意识、悲剧意识、生命意识等，无不是焦虑心理的投射，而“焦虑”一词作为贯穿路遥一生的关键词，也将路遥的完整性呈现了出来。以上研究者对路遥的解读，延续了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路遥的评价，但挖掘得更深更广，或是对路遥进行系统性的阐释，体现整体性的视野，或是对一个关键词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共同营构一个整体化的概念。而总体来看，这些对路遥的整体化研究主要是以作为个体的作家一一路遥一一为考量对象。将路遥历史序列化，将其置放在长时段的学术谱系中进行考察，是合理定位路遥小说价值与位置的有效方式。将路遥的写作“底层化”是进行纵向谱系梳理最为常见的一种。2 0 0 8 年，余琪最早将路遥的写作作为“底层写作”的成熟范型进行了解读。王贵禄将路遥的底层叙事历史序列化，梳理了从柳青到张贤亮、路遥、贾平凹等人的底层书写。在“底层文学”的历史序列之中，路遥作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都得以凸显出来。此外，段建军、周燕芬等陕籍学者将路遥置于陕西文学的谱系之中，从现实主义、地域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溯源与续。贺仲明、李兴阳、罗雅琳等人则将路遥作品中的小说人物置于“新人”的谱系之中。这种将路遥的写作“原点化”或“阶段化”的长时段历史化考察，体现出了更高程度的“整体化”追求，即它是以某一个长时段的文学、文化为考量对象的。这种历时性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与王尧的一些“重返性”研究的观点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以王尧作为“重返八十年代”历时性研究面向的代表，并不是说其他具备这种研究视野的研究者都受到了王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在相关理论和实践中都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历时性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历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的重读，虽然没有明确打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旗号，但实质上作为“重返”类研究的重要成果汇入“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之中。共时性视角与“重返者”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从共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重读，是“重读路遥”的另一个面向，它主要是通过对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和对边缘化路遥的实证式考察来实现的。路遥作为独特个体作家的身份在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过度放大了，而其作为社会、文化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其与社会、文化、文学思潮的关系没能得到应有的阐释。“重读路遥”热潮中涌现出了一拨从个案文本出发阐释路遥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关系的文章。杨庆祥通过对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的分析，归结出路遥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说是“没有任何逃避地参与到了1 9 8 0 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中”。詹玲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重审人生，认为围绕高加林形象的不同争论，其实是持不同观念的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力的投射。此外，陈华积、金理、董丽敏、陈思、倪伟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将路遥的创作与1 9 8 0 年代的文学场、社会场关联起来。以路遥的个案文本作为切人点审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既揭示出了路遥的复杂性，也可以揭示出文学思潮、社会变迁的诸多史实与规律。以上对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历史序列中的路遥、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的研究，虽然也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证精神，但阐释的成分仍然很大。无论研究者对路遥进行怎样客观的阐释，它总归是“研究者的路遥”，如何能更靠近路遥本身呢？从路遥逝世起，对“边缘化”路遥的史料探寻就从未停止过，而在2 1 世纪“史料学转向”的研究语境之中，这一研究倾向更为显著。2007年，周昌义发表了记得当年毁路遥一文，以当事人身份就他对平凡的世界退稿的细节及平凡的世界的相关遭遇进行了回忆。会科学文岗SOCIAISCENCSDIGEST58王仁宝“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学术思潮之后，梁向阳、梁爽也发表了在历史现场看平凡的世界创作一文，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与发表过程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透视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和路遥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悲壮之举。作为路遥研究的代表者以及路遥传的书写者，梁向阳对路遥相关史料的掌握较为全面。在这一阶段，他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关于路遥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同时，以程光炜为代表的路遥研究“重返派”也积极发挥自身熟读路遥作品的优势，开展了对路遥相关史料的挖掘工作。譬如：程光炜因新材料的获得对“路遥1 9 7 1 年转让招工指标给林虹”这一“文学史结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写就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一一关于路遥1 9 7 1 年春的招工问题一文。程旸的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则通过已有资料的梳理对巧珍的原型进行了考证与探问，并提出了“路遥会不会也是巧珍？”的设问。此后，程旸又发表了在延川、延安两份书单之间的路遥路遥在延安大学等兼具史实和阐释的路遥研究文章。朱明伟则对路遥在1 9 7 0 年代初期与延川文学圈和北京知青的文学交往进行了考察。关于路遥史料的挖掘与阐释工作，近年来呈现出日渐兴盛的趋势，甚至吸引了非学院派人士的关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重读路遥”浪潮相呼应，有关路遥传记的撰写与出版也呈现出火热态势，从2 0 1 3 年到2 0 2 2 年，10年之内出版了1 3 本路遥传记作品。对“边缘化”路遥的探寻，由点及面丰富了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对整体化、形象化路遥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相比而言，从共时性层面对路遥的重读表现出了与“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更为密切的关系，“重返派”的中坚人物程光炜、杨庆祥、黄平、杨晓帆、程旸等人多次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边缘地带的路遥进行挖掘、论证、阐释，最终形成了强大的路遥“重读派”，对路遥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与王尧的“预设式”整体观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建构式”整体观。程光炜不满足于在具体某一篇文章中呈现出他的“整体化”理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终极目的，希冀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整体性”。具体到“重读路遥”这一研究论域，程光炜注重对路遥周边的考察，小至他与某一个人的关系，大至他与某一社会、文化风潮的关系，等等。余论：“重读路遥”的未来与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经过不同学者从点、线、面不同层次对路遥进行的“重读”建构，“整体化”的路遥初步完成。作为“重返”类建构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重读路遥”具备了方法论层面上的范式意义。本文也试图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一是对路遥研究成果的系统清理可以使得研究者能够全面了解路遥的研究情况，尽量避免无意义的重复研究；二是对“重读”（或“重返”）研究范式的概括与提炼可以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甚或是“重返九十年代”研究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历时性“重返”研究和共时性“重返”研究成为研究范式之时，也需要对此进行冷静思考：“整体化”路遥建构完成之后怎样？“重返”研究范式固化之后怎么办？根据上文对“重读路遥”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大都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证精神。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对史料的过度依赖，也体现在形式上的历史化倾向。作为2 1 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文学现象之一，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表现出了对文学阐释边界与意义的规约与确认，对无序无效的文学批评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当这种“还原”历史的冲动发展到一定极致后，容易导致学术霸权的产生，不利于路遥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形成。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都应该秉持“美学和历史的”标准，而且每个人心目中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因此，关于路遥的进一步研究不妨兼顾“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交叉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方法，融通研究者与作者以及作品人物的情感，力求做到“知人论世”与“人文并观”。而上述对“重读路遥”的反思与延伸思考，也基本适用于“重返”类研究。文学研究的“美学”标准和文学研究者主体情感的投入，对于克服“重返”研究范式固化、“重返”研究文笔枯燥等弊病一定会起到有效的作用。对文学研究“美学化”和“主体性”的凸显，也是对当下热议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较为本质化的说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研究要从偏于“历史化”的一端走向强调“文学性”的另一端，而是在“历史化”研究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文学性”因素，实现“历史化”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达到文学研究内外兼治、文史关联的整体化效果。s【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