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pdf

149引用格式：唐进.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门外国语文，2 0 2 3（4）：149-158.No.4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imonthly)Vol.39第4期第39 卷July,20232023年7 月外国语文（双月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唐进（湖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咸宁437100)摘要：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四个国家的6 7 项研究。经异质性检验，选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发表偏差检验表明元分析的结果不受发表偏差的影响。主效应检验表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比女教师更为严重；亚组分析显示，研究对象所在的“国家”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能帮助我们系统了解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还能为缓解工作倦怠提供有益启示。关键词：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国家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 7 4-6 414(2 0 2 3)0 4-0 149-0 90引言教师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Gonzalez-Morales et al.，2 0 10），外语教师更是如此。教师同时也是一个被赋予大量期待的职业，面临高强度的职业压力（Gholametal.，2 0 17;蒋晓艳，2 0 19;孙理和等，2 0 2 1）。教师工作倦怠就是教师长期暴露在压力环境中所产生的教师心理与行为问题。长期倦怠会导致教师情感与认知资源的恶化与耗尽（Mukundan，2 0 15），从而丧失教学动力，并对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厌倦。因此，工作倦怠不仅会损害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身心健康，而且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中的危机”（刘英爽，2 0 13）。本文以性别差异为切人点，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探讨外语教学中出现的倦怠现象，为缓解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提供有益启示。1研究背景1.1教师工作倦息的测量学术界对工作倦怠的内涵维度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结论。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Maslach）和苏珊杰克逊（SusanE.Jackson）（19 8 1）提出的工作倦怠三维模型，将工作倦怠划分为情绪枯竭（EmotionalExhaustion，EE）、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D P）和个人成就感降低（Reduc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RPA）三个维度（阶段），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以马斯拉赫和杰克逊收稿日期：2 0 2 3-0 2-13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高校外语教师学习惰性量表编制”（2 0 2 0 6 44）、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在线英语学习拖延的诊断与干预（2 1D1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唐进，男，湖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师心理与认知研究。1502023年第4期外国语文工作倦怠三维模型为基础编撰的马斯拉赫工作倦怠问卷（MaslachBurnout Inventory，M BI）是测量工作倦怠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被称为测量工作倦怠的“黄金准则”（Schutte etal.,2000）。根据MBI，如果情感枯竭（正向记分）和人格解体（正向记分）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高，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反向记分）平均得分低，则代表工作倦怠水平高；当情感枯竭和人格解体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低，但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平均得分高，则代表工作倦怠水平低；三个维度分别计分，不能相加。鉴于工作倦怠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差异，在MBI被学术界广为接受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具体化与泛化的过程（陈敏灵等，2 0 19）。在MBI的基础上，马斯拉赫和杰克逊（19 8 6）又开发了马斯拉赫工作倦怠量表教师版（Maslachburnoutinventory-educators survey，M BI-ES），专门用于测量教育工作者的倦怠水平。MBI-ES和MBI的结构维度、题项记分方式基本一致，且同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之后，马斯拉赫等三位学者（19 9 7：19 1-2 18）重新对MBI量表进行了修订，推出了马斯拉赫通用量表（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g e n e r a l s u r v e y，M BI-CS）。M BI-G S淡化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而适应几乎所有工作人群。MBI-GS虽然也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但其结构维度和题项数量与MBI、MBI-ES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在国内外教育研究领域，MBI和MBI-ES的应用比MBI-CGS更为普遍。1.2外语教师工作倦息的性别差异传统的性别图式理论认为女性语言能力强，外语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女性发展的学科（Loulidi，1990；赵建芬，2 0 14）。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外语教师中女性教师的比重都占绝对优势（K h a j a v y e t a l.,2 0 18）。正因为如此，性别就成为教师工作倦怠研究过程中，众多学者关注的主要人口统计学变量之一。不过，现有研究对性别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还未形成统一认识。例如刘英爽（2 0 13)以性别变量为基础，对国内部分高校英语教师的工作倦怠问题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在国内高校中，女教师的工作倦怠整体水平明显高于男教师。与之相反，刘莉（2 0 14）对我国工科院校的117 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另外，唐进（2 0 11)对59 位国内大学英语教师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性别差异仅在个人成就感降低这一个维度上达到了显著水平。国外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争议，例如一份针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中小学外语教师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性别差异仅在情感枯竭这一维度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男教师的倦怠水平比女教师高（Kavanozetal.，2 0 2 0）。而另一份针对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中小学外语教师的研究却发现，男教师工作倦怠情况明显好于女教师，他们的情感枯竭和人格解体水平更低，个人成就感降低得分更高（Mousavy，2 0 14）。纵观国内外关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研究，样本规模以及样本的取样范围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对于教师工作倦怠这个多维度的概念，要获得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须从全面和整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影响外语教师工作倦息的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除性别变量外，学术界还关注其他影响教师工作倦怠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例如年龄、教龄、职称、学历、学校类型等。总体上看，年轻教师比年老教师的工作倦怠水平更高，职称和学历相对较低的教师倦怠水平更高（Kavanozetal.，2 0 2 0;K h a j a v y e t a l.，2 0 18；刘莉，2 0 14；刘英爽，2 0 13），但实际有151唐进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效的证据很少。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研究对这些变量的划分标准不统一，而且学术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相关的研究结果很难具有推广意义。此外，教师所处的“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例如加西亚-阿罗约（Garcia-Arroyo）等人（2 0 19）在普通教育学背景下，采用算术平均数（arithmeticmean）作为效应量，对来自36 个国家的156 份文献进行元分析后得出结论，相对于其他职业（例如护士、警察），教师更容易倦；相对于女教师，男教师更容易倦怠；不同国家之间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显著等。加西亚-阿罗约等人（2 0 19）的研究提示我们，对于教师工作倦怠这种多维度概念，采用元分析方法可扩大样本规模和取样范围，便于进行整体和系统的定量分析，能避免单一研究测量误差所造成的影响。这有助于教师工作倦怠理论的全面整合与构建，从而得到更普遍和更准确的结论。目前，学术界还未见到针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元分析研究，这就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空间。2研究方法2.1研究问题根据上文的分析，本研究将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有关外语教师工作倦的研究文献，并试图探讨：第一，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二，“国家”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产生调节作用？2.2文献搜索笔者全面搜索中英文文献，主要来自如下数据库：CNKI数据库（期刊论文、硕博论文和会议论文）、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SA G E Jo u r n a l s O n l i n e、Sc i e n c e D i r e c t、El s e v i e r、ER IC、Pr o Q u e s t 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主要查找核心期刊，另外还包括部分国内常用外国语类期刊，如外国语言文学江苏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教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测试与教学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等。中文文献检索词为“教师倦怠”“教师工作倦怠”“教师职业倦怠”“英语教师”“外语教师”等；英文文献检索词为“job burnout”professional burnout”“teacher burnout“teacher job burnout“exhaustion”“cynicism”“personalaccomplishment”“English teacher”“foreign language teacher等。为避免遗漏，对综述及相关成果的参考文献进行人工补查。检索日期为2 0 2 2 年6 月30 日。搜索得到中英文文献3,8 43篇。2.3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采用以下文献纳人和排除标准：必须是中文或英文研究文献；必须是报告实验或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排除定性研究、理论探讨和综述性文章；研究对象必须是来自国内外各层次的外语教师（例如中小学外语教师、大学外语教师等），排除将其他学科教师作为分析对象的成果；必须是涉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研究中必须使用中文版本或英文版本的MBI量表或MBI-ES量表；研究必须报告男教师和女教师的样本规模、工作倦怠三个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或男女教师独立样本t检验的t-value,或男女教师独立样本t检验的p-value），或其他可以转化为效应量的指标；相同作者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如采用同一样本进行分析，取期刊论文分析结果；以国内外语教师为研究对象，发表在国外的成果归类于国内研究；至少需要两篇文献才能分析相关变量的调节作用，如关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只有一篇文献，则去掉这篇文献。根据上述标准阅读文章标题和摘要，得到文献156 篇。进一步阅读原文，删除不合标准文献，得1522023年第4期外国语文到文献6 7 篇（k=67），其中包括中文文献55篇，英文文献2 2 篇。纳人研究有效样本共12,6 7 5人，其中男教师4,146 人，女教师8,52 9 人。样本来自中国、伊朗、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四个国家。2.4文献编码纳入文献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编码：编码文献信息（包括作者与发表年代），研究对象的样本量和性别；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家进行单独编码；考虑到不同测量工具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故对测量工具进行单独编码（MBI和MBI-ES）；由于国内外文化传统和教育体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根据可操作性原则，将学校类型简化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并分别编码；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教龄、职称和学历四个变量进行编码，但由于国内外教育体制存在一定差异，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编码，实际完成的编码无法归类，因此文中统计分析并不考虑这四个变量；每个独立样本编码一个效应值，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均分别编码；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编码，两人编码一致性系数0.8 4；后重新核对并修改编码有争议的内容。2.5效应量计算采用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3.0（CM A 3.0）进行效应量的计算与转换。工作倦怠量表的得分是连续性变量，且测量工具并不统一，故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izedmeandifference，SM D）作为效应量计算性别差异。SMD是两群体均数的差值再除以合并标准差的商。SMD不仅能消除单个研究的绝对值大小的影响，还能消除测量单位对结果的影响。3研究结果3.1发表偏倚检验发表偏倚（publicationbias）又称出版偏倚，检测已选取的研究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本文采用漏斗图（funnelplot）、失安全系数、艾格斯回归截距法（EggersRegressionIntercept），以及剪切法（TrimandFill）等方法进行发表偏倚检验。从漏斗图来看（图1），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的研究文献基本分布于总效应量两侧；三个维度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2 7,7 6 3、19,9 7 4和15,341,均满足5k+10（k 为纳人的文献数）的标准（Becker2006：111-12 5）；三个维度艾格斯回归截距法的p值分别为0.47 6 2 8、0.75905和0.8 9 9 9 2，均大于5%；采用剪切法（图1），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的点估计值和置信区间分别为-0.2 7 39 6-0.310 39，-0.2 37 53、-0.0 56 46-0.0 9 455，-0.0 18 37 和-0.2 38 57-0.2 7 2 49，-0.2 0 46 4，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值。综上，漏斗图、失安全系数、艾格斯回归截距法，以及剪切法均表明数据不受发表偏倚的影响。3.2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发现，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在三个维度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表1)。例如，对于情绪枯竭，Q,=569.728,p 7 5%;Tau-squared值为0.2 2 2,说明研究间的异质性有2 2.2%可用于计算权重；H=2.9161.5;这些数据均表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同时，与情绪枯竭类似，人格解体与个人成就感降低两个维度情况相同（表1），均存在异质性，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研究间的异质性表明各研究的效应量位于总效应量的两端，单个效应量的变异较大，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调节变量，宜采用随机模型进行分析（Higginsetal.,2003）。153唐进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情绪枯竭Funnel Plot of Standard Error by Std diff in means0.00.10.2880.3d80.40.5心0.6L-3-2-1123Std difrinmeans人格解体Funnel Plot of Standard Error by Std dif in means个人成就感降低Funnel Plot of Standard Error by Std diff in means0.00.00.10.10.20.20.30.30.40.40.5心0.50.60.6-4-3-2-11234-3-2-1123Std dif in meansStddiffinmeans图1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漏斗图及剪贴法表1异质性检验结果（Q为组间异质性）结果变量kQdfPTau-squaredH情绪枯竭67569.728660.00188.4160.2222.916人格解体67725.183660.00190.8990.2913.290个人成就感降低67520.535660.05）。个人成就感降低的SMD为负数（-0.7 6 1），说明男教师在这个维度上得分比女教师低，倦怠更严重；且SMD=-0.761,z=-3.263,p0.05人格解体-0.535-1.603,0.533-0.9820.05个人成就感降低-0.671-1.074,-0.268-3.2630.0013.4亚组检验之所以要进行亚组检验有两个原因：第一，亚组检验是探讨异质性的常用方法；第二，由于国家、测量工具和学校类型三个调节变量属于类别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因此这里不采用回归分析而采用亚组检验(Higgins et al.,2003)。亚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在“测量工具”和“学校类型”两个变量上的组间方差（Q.）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二者并不是潜在的调节变量。同时，表3数据显示，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即情绪枯竭（Q,=115.684,p0.001）、人格解体（Q,=78.275,p0.001）和1542023年第4期外国语文个人成就感降低（Q,=17.115,p0.01)在“国家”这一调节变量上的组间异质性（Q,）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国家”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有调节作用。表3亚组检验结果（Q为组内异质性，Q，为组间异质性）结果变量调节变量QwPQP国家454.0440.001115.6840.001情绪枯竭测量工具518.6500.05学校类型563.1470.05国家646.9080.00178.2750.001人格解体测量工具713.1500.05学校类型723.4350.05国家421.5220.00117.1150.01个人成就感降低测量工具510.9620.05学校类型507.4060.05表4不同国家的效应量检测结果国家结果变量kSMD95%置信区间ZP情绪枯竭0.2970.175,0.6113.4210.001中国人格解体570.1720.367,1.1803.7720.001个人成就感降低-0.3451.407,-0.383-2.2780.05土耳其人格解体30.049-0.119,0.2160.5680.05个人成就感降低0.029-0.172,0.2300.2860.05情绪枯竭0.094-0.089,0.2771.0090.05伊朗人格解体50.505-0.348,1.3581.1610.05个人成就感降低-0.420-1.026,0.186-1.3570.05情绪枯竭-0.065-0.149,0.020-1.5020.05马来西亚人格解体2-0.069-0.783,0.646-0.1880.05个人成就感降低-0.332-0.624,-0.040-2.2290.05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发现（表4），我国外语教师在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但土耳其、伊朗和马来西亚（除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外)三个国家的性别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而言，上述数据反映了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如下特征：第一,在中国,男教师在情感枯竭（SMD=0.297,z=3.421,P0.001，表4）、人格解体（SMD=0.172,z=3.772,P0.001,表4）和个人成就感降低（SMD=-0.345,z=-2.278,p0.05，表4）三个维度均比女教师更为倦怠。第二，马来西亚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SMD=-0.332,z=-2.229,P0.05,表4），女教师的倦怠水平更高。第三，土耳其和伊朗外语教师工作倦怠不存在性别差异。4讨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主效应）,2 0 1个独立样本包括12,6 7 5名被试，分布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其中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怠水平比女教师严重，且具有显著性。同时，亚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结果：相对于伊朗、土耳其和马来西亚，我国外语教师的性别差异更为明显；尤其是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水平，显著高于女教师。这一数据结果不仅说明外语教师155唐进来自四个国家的证据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元分析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而且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4.1工作倦息的性别差异首先，为理解元分析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压力交换模型（transactionalmodel of stress，T M S；Lazarus etal.，19 8 4）的相关理论中得到启示。压力交换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对压力的感知取决于教师对学校情境的认知评估（即“感知需求”，perceived demands），以及教师应对压力的能力（即“感知能力”，perceived capability）。具体地说，“感知需求”指的是教师感知到的外部环境对其心理与生理的要求；“感知能力”指的是教师感知到的自我所拥有的心理资源，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感知需求”大于“感知能力”时，工作压力就产生了。而对工作压力处理不当最终就会导致工作倦怠（Maslachetal.，19 8 6）。因此，教师工作倦怠可以视作教师对压力的“不良反应”。学校的外语教学情境会给教师带来不同强度的压力，例如学生的厌学情绪、超负荷工作、科研压力、缺少教师同伴或领导支持等。面对这些压力，男性和女性的应对策略并不一样。男教师倾向于采用问题导向的压力处理策略，女教师则倾向于情感导向的压力处理策略(Dewe，19 8 9）。问题导向的压力处理策略让男教师更倾向于直面问题，直接解决“感知需求”和“感知能力”之间不一致带来的困扰，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让男教师面临更大的压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女教师更倾向于与学生、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减轻工作压力所带来的消极情感，同时不断寻求社会性支持。也许正是女教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让她们能在面对工作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更加从容（Roohani etal.,2020）。因此，男教师与女教师处理压力的不同方式是导致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Maslach etal.，1985)。其次，主效应分析显示，在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女教师。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述，外语教师是一个女性主导的职业。这不仅意味着在工作环境中，女教师的数量多于男教师，更意味着教师的职业活动与典型的女性特征有关。例如被动的、有亲和力的、慈爱的和具有母性的等，这些女性特征往往意味着富含情感并具有较为敏感的人际关系（Gutek etal.，19 8 7;M a s l a c h e t a l.，2 0 0 1）。所以，从事女性主导职业（例如外语教师）的男性，往往会由于其男性气质（例如主动性、侵略性和理性）而感到紧张，在工作中更容易疲劳、烦躁和易怒（Simpson,2004），进而缺乏“个人成就感”，并开始怀疑自已对职业的选择（Mukundan et al.，2015）。因此，从生理角度而言，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4.2“国家”变量对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亚组检验得到的结果表明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首先，对于我国外语教师，其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男教师普遍比女教师严重。从上述分析可知，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男教师与女教师处理压力的不同方式，以及从事女性类型职业的男教师所具备的男性气质。其次，在土耳其和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整体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实际上，一直到近现代，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女性都不能外出工作。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包括教师）都由男性承担，外语教师也还未成为女性主导的职业，或者说这种主导趋势并不明显（Soroor etal.，2015）。因此，其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最后，与我国情况相反，马来西亚的女教师整体比男教师更为倦怠（个人成就感降低），类似的结论在其他多份研究中也有报道（Roohanietal.，2 0 2 0；唐进，2 0 11）。实际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1562023年第4期外国语文性别差异，正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在教师心理上的集中体现（Garcia-Arroyo etal.，2 0 19）。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这四个国家中，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均有各自特征而这也正是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调节作用的真实体现。5结语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不仅提供了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存在的有力证据，还发现在影响工作倦怠的诸多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国家”是影响性别差异的重要调节变量，研究的结果与发现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理解与认识。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虽然考虑到了不同测量工具（MBI和MBI-ES）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但未区分中文版量表和英文版量表，这可能会影响测量工具调节效应的信度；第二，本文仅搜索中英文文献，其他语种的文献未纳人研究，虽然发表偏倚检验证明分析的结果不受发表偏差的影响，但由数据来源所带来的语言偏差和文化代表性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未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第一，目前对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本上都采用自我报告式问卷。这种主观报告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全貌，未来研究可尝试对不同方法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归纳分析。第二，有必要设置一个调节变量“倦怠程度”（例如轻微倦怠、中度倦怠和高度倦），进一步分析探讨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参考文献：Becker,B.J.2006.Failsafe N or File-drawer Number G/Rothstein,H.R.,A.J.Sutton&M.Borenstein.PublicationBias in Meta-analysis:Prevention,Assessment and Adjustments.UK,Chichester:John Wiley&Sons.Dewe,P.J.1989.Examining the Nature of Work Stress:Individual Evaluations of Stressful Experiences and Coping J.Human Relations(42):993-1013.Garcia-Arroyo,J.A.,O.S.Garcia-Arroyo&M.P.Jose.2019.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Teacher Burnout across 36Societies:The Role of Na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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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female teachers.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countrywhere the subjects were located was an imp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