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Red Star over China的多译本考察.pdf

2023 年 3 月Mar.202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第 30 卷第 2 期Vol.30 No.271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 Red Star over China 的多译本考察赵秋荣，严瑛（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摘要：国家形象建构对于增强国家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深远，翻译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 Red Star over China 三个汉译本的人称代词为例，基于评价理论与多因素分析方法考察各译本人称代词主格的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关系。研究发现，三个汉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特征和描写翻译策略对国家形象建构具有一定影响，其中人称代词“他”与介入资源的共现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建构差异可能会受到语言内和语言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源文本因素、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等。关键词：国家形象；评价理论；多因素分析；人称代词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65X（2023）2-0071-121引言引言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Kotler，2001）。国家形象是塑造国家品牌的工具和外在要求（Hakala，Lemmetyinen&Kantola，2013：538-556）。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形象的建构，尤其是自我形象的自塑，对于增强国家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Flynn，Leerssen&Van Doorslaer，2016：2；王运鸿，2019）对译本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意义深远。近两年翻译活动中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 1919-2019的翻译对现代汉语语言特征影响研究”（19BYY107）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赵秋荣，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严瑛，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语料库语言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72径（胡开宝、李鑫，2017；吴赟，2019）、海外传播（王宁，2018；赵玉倩，2020）、研究范式（闫晓珊、蓝红军，2021）以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司显柱，2021）等均受到了广泛关注。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互动性日益增强，对今后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报告文学 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著，该作品展现了中国苏维埃地区的风貌，第一次向外界客观、清晰地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和红军成长史（梁志群，1997：115）。Red Star over China 自 1938 年在上海问世以来陆续出现了诸多全译本和节译本，其中 1979 年董乐山的译本以及 1992 年李方准和梁民的“鹈鹕版”译本具有文献性和里程碑意义（呼媛媛，2015：24）。其翻译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单译本研究，基于不同译本翻译语言的比较研究还远远不够，翻译活动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与动因分析研究也相对缺乏。民众和个人形象是国家形象最主观、最直接的传播渠道（胡开宝、李鑫，2017），译文中人际意义的实现以及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以人称代词作为切入点，考察译本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并回答以下问题：三个汉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特征有哪些共性和差异？译本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他”与介入资源共现有哪些特征？不同译本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2评价理论与国家形象研究评价理论与国家形象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文本是在语境中创造意义的过程。”（Halliday&Matthiessen，2014：3）语境建立在语域之上，通过三大元功能实现，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在描述人际意义模式上，语旨一直与评价活动最相关，涉及情感、价值、意见和主体间定位（Tajvidi&Arjani，2017：5）。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Martin 等人开始从词汇的角度探索一种延伸人际意义的新模式（Martin&White，2005：7），即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评价理论是识别文本观点、立场、价值观和态度的有效工具，探讨语篇如何传达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态度话语的强度或直接性如何得到增强或减弱以及说话者/作者如何与先前的说话者或当前话题的潜在回应者进行对话（ibid.：1）。评价系统框架（ibid.：38；王振华，2001）（见图1）包括三大子系统，分别是介入系统、态度系统、极差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在文本中形成一定的评价取向。态度系统与人的感觉有关，包括情绪反应、行为判断和对事物的评价（Martin&White，2005：35），是三大系统的核心系统。介入系统涉及语言使用者表达态度的方式和手段（ibid.：97-98；王振华、马玉蕾，2007：20），可具体分为自言和借言。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73自言“不涉及其他声音或观点”（Martin&White，2005：99），而借言则包含异质声音，在表达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方面更具代表性（王振华、路洋，2010：52）。级差系统参与到态度系统和介入系统中，从语势的强弱程度（raise/lower）和聚焦的明显程度（sharpen/soften）反映这两个资源评价程度的差异。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态度系统与极差系统，对多个译本介入资源分布情况的考察尚有不足，同时对语言使用者作为评价主体的语言资源方面也不够重视。图 1评价体系评价理论主要用于语言学、语用翻译研究。张先刚（2007）认为：“可以通过分析对比源语语篇与目的语语篇中的态度对译文进行评估”，论证了评价理论在文本翻译中具有的应用价值。Munday（2012）的翻译中的评价：译者决策关键之处（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首次将评价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评价是交际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者在各种对等语言中进行选择与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评价过程，而翻译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语言的评价功能。该理论有助于通过评价性语言资源的运用情况研究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评价翻译活动或翻译过程，特别是为译本的形象建构提供一个评估模型，反过来又将促进翻译活动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目前该理论已用于考察文学作品英译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霍跃红、傅博，2014；Finalia et al.，2019；张乐金，2021）和公司年报英译中的企业形象塑造（陈曦蓉，2019），但是针对不同时期汉译本国家形象建构的历时性研究仍是一大空白。3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本文选取 Red Star over China 及其三个汉译本（13 章）建成英汉平行语料库，库容为 156 208 个字/词（见表 1）。译本中人称代词的使用特征能够体现交际参与者（聚焦）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74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可以为形象建构的方式和结果提供一定线索。本文借鉴黄立波和石欣玉（2021）的做法，提取 Red Star over China 中的人称代词主格以及对应译文中的人称代词主格进行显著性差异检验。表 1Red Star over China选取版本版本版本作者作者译者译者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社出版社字数字数Red Star over ChinaEdgar Snow1968New York Grove41 215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董乐山19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9 180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李方准梁民1992河北人民出版社37 192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王涛2018长江文艺出版社38 621总计156 208提取频次最高的人称代词主格“他”的索引行，根据介入资源的具体借言类型分类统计“他”与介入资源的共现情况。基于上述结果和已有文献（Levshina，2017；徐秀玲，2020 等），使用条件推断树的方法，分别选取每类共现的 25 个样本（样本总量=100），对译本进行多种语境因素的标注，标注因素与框架见表 2。最后讨论了译本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表 2因素类型与因素水平因素类型因素类型因素因素因素水平因素水平反应变量译文差异TL有Yes无No解释变量源语句长L_LS0100L10102010L20203520L35意识形态Ideology有1无0译者主体性Subjectivity大+小源语影响SL_ShT强H弱L上下文Context高E+中E低E-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754研究发现研究发现4.1源文本中人称代词使用频次源文本中人称代词使用频次Red Star over China 中，七类人称代词主格使用频次呈现出较大差异。第一人称代词单数 I 和复数 we 频次分别为 334 和 90，第二人称代词单数 you 频次为 54，第三人称代词单数 he，she，it 频次分别为 389、16、198，复数 they 频次为 157。显然，he 的使用频次最高，I 和 it 位居第二、三位。本文基于英语中这七类人称代词主格的使用频次选取前三类人称代词主格，即 he，I，it，作为译本对比考察的切入点。4.2三个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语言使用特征对比三个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语言使用特征对比人称代词 he，I，it 在三个译本中呈现出不同的使用特征和规律。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大致有三类：对应、省略和改译（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替换、语序调整以及主语变宾语），具体频次及差异性检验结果见图 2 与表 3。图 2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语言特征对比表 3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差异性检验人称代词主格人称代词主格 翻译策略翻译策略董译与李、梁译董译与李、梁译董译与王译董译与王译李、梁译与王译李、梁译与王译LL 值P（）LL 值P（）LL 值P（）he对应1.93/0.04/3.05/省略4.580.050.32/2.27/改译2.64/0.46/5.070.05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76人称代词主格人称代词主格 翻译策略翻译策略董译与李、梁译董译与李、梁译董译与王译董译与王译李、梁译与王译李、梁译与王译LL 值P（）LL 值P（）LL 值P（）I对应1.17/0.11/2.45/省略5.550.050.03/4.590.05改译2.23/0.33/4.110.05it对应0.87/2.46/6.460.05省略0.08/0.23/0.01/改译1.79/0.01/1.45/注：“/”为 P0.05对数似然值表明，董译本和李、梁译本在人称代词 he（对数似然值为 4.58，P0.05）和 I（对数似然值为 5.55，P0.05）的省略方面存在差异。李、梁译本和王译本在人称代词主格 he 和 I 的改译和省略方面（对数似然值分别为 5.07、4.59、4.11，P 值均0.05）以及在人称代词主格 it 的对应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数似然值为 6.46，P否认归属接纳；李、梁译本中，否认归属公告接纳；王译本中，否认归属=公告接纳。显然，董译本较后两个译本在建构国家形象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 异。图 3“他”与否认、公告、接纳、归属共现的条件推断树根据条件推断树，译本中“他”与四类借言方式的共现差异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与否认的共现中，译本间的差异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见图 3）。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时，31 个样本均存在差异；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时，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 19 个样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超过了 90%。在“他”与公告、接纳、归属三类的共现中，译本呈现的差异均受到源语句长的影响，尤其是当句长为 1020 时，差异更加明显。5翻译活动与国家形象建构翻译活动与国家形象建构Red Star over China 的三个汉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特征及其与介入资源的共现情况对国家形象的积极自塑具有一定影响，且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785.1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与国家形象建构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与国家形象建构为了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以及满足读者需求，译者使用了多种翻译策略，继而全面、客观、忠实地呈现历史事实，构建国家形象。人称代词 he，I，it 使用频次之高与源文本作为报告文学的属性以及斯诺的记者身份有直接关系。斯诺通过平铺直叙或直接引用受访者的话语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客观描述其所思、所想、所感，同时以人称代词为代表的叙事角度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看到了真实的故事。为忠实、准确地呈现这一叙事效果，译者在语言使用上保持了一致性，但又有差异。在董译本中，he 在多数情况下可译为“他”，也可改译为“他的”“杨将军”“他的外表”“它”“共产党员”“本人”“他的身体”等代词、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不仅如此，董译本对 I 的翻译也十分灵活，如在描述周总理的生平时将直接引语译作间接引语，省译 I，或进行改写（译为“我的”“我的计划”“我个人”等）和调换语序等。（1）But in Shanghai,just before he left for Europe,Chang Hsueh-liangWhen hereturnedhe had put on weighthe looked ten years youngerHe had alwayspossessed a quick,realistic mind,and now he gave it he resumed（PART 1,INSEARCH OF RED CHINA,Some Han Bronzes,p.18）董译：他他戒了他他回国他他本来他他就给他他到汉口他他过去犯有错误他他人望之高。（红星照耀中国，“汉代青铜”，第 17 页）李、梁译：他他归国他他空为他他重掌他他过去（红星照耀中国，“汉代青铜”，第 15 页）王译：当他他 1934 年他他思维敏捷他他在汉口虽然他他以前（红星照耀中国，“大汉子孙”，第 16 页）例（1）中 he 出现了 7 次，三个译本中的对应译文“他”分别出现了 7 次、4次、4 次。其中，董译本的对等程度相对较高，李、梁译本和王译本均采取隐化翻译策略，选择其他词语作为替代，或者略微改动源语的叙事方式。这种语言使用的差异会影响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效果，也影响了国家形象（个人形象）在人际互动中的效果。正如闫晓珊和蓝红军（2021）所言，翻译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具体可表现为描写翻译策略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译者对人称代词的显化或隐化处理都会对文本产生累积效果，引导读者对国家形象的解读。译本人称代词的隐化塑造出团结一致、抗日爱国的国家形象。5.2介入资源与国家形象建构介入资源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他”与介入资源共现的考察，董译本所建构的国家形象与后两个译本有一定差异。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79（2）He never gets tiredEven when he was a Kuomintang general he lived assimply as his men.He cares nothing about personal possessionsexcept horses.（PART2,THE ROAD TO THE RED CAPITAL,Something about Ho Lung,p.55）董译：他他已年过半百，但仍仍很健康。他不知他不知疲倦。即使他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不计较他不计较个人财物（红星照耀中国，“贺龙二三事”，第 49 页）李、梁译：他从不他从不疲倦除了马匹他从不他从不计较个人钱财（红星照耀中国，“贺龙二三事”，第 45 页）王译：他他身材魁梧，像老虎一样强悍，从不知从不知疲倦他不他不看重钱财（红星照耀中国，“贺龙轶事”，第 44 页）例（2）中“他”与否认型借言方式的共现由四个词语实现，包括“仍”“即使”“不”和“从不”。语言使用者通过这四种语言实现手段表达否定或对立的观点和立场，从而捍卫自己的声音。王振华（2001）认为，评价活动是通过投射声音推卸或摆脱责任。“他”的间接投射显示了话语的客观性，而否认型借言的使用则增加了几分肯定，更能刻画出贺龙作为大国将领淡泊名利和英勇无畏的气概。透过译者塑造的贺龙个人形象读者可直观领悟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3）He believed him to be anti-FascistHe regarded Mussolini and Hitler asmountebanks,but considered（PART 2,IN“DEFENDED PEACE”,Soviet StrongMan,p.70）董译：他相信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红星照耀中国，“在保安苏维埃掌权人物”，第 41 页）李、梁译：他认为他认为他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他认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江湖骗子（红星照耀中国，“在保安苏维埃强人”，第 57 页）王译：他认为他认为罗斯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他说他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不过是招摇撞骗（红星照耀中国，“在保安苏维埃巨头”，第 55 页）例（3）中的“他相信”“他认为”“他说”等语言表达手段属于归属型借言方式，通过引用其他主体的意见进一步客观表达某一种观点和看法。描写和报道毛主席时采用此种借言方式更能凸显毛主席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国外政客行为的深邃思考，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真实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大谋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将充满希望。总体而言，不同译本的共现差异影响了其中的国家形象建构。董译本较少使用否认型借言方式，而倾向于使用公告型借言方式。它直接表达了语言使用者对于某一个体形象某种特点的认可与赞扬，从而以一种更加直接、正面、积极的方式建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80形象（黄立波、石欣玉，2021）。从借言方式上看，董译本建构了一种愿意倾听他者观点、积极合作的国家形象。李、梁译本和王译本作为新译本一方面运用较多否定型借言手段使自己的声音或观点更加坚定，塑造更加自信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使用较多的归属型借言方式，以留出一定的对话空间。这种扩展策略有助于实现叙事中的借言，也会赢得持相反立场的目标读者（Martin&White，2005：108），促进话语人际意义的实现，从而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国家形象。5.3国家形象建构差异的影响因素国家形象建构差异的影响因素基于条件推断树的多因素分析方法，不同译本的国家形象建构差异主要受到源文本因素、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性的共同影响。1979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的出版目的是力图“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董乐山、李辉，2001：221）。该译本选取了 1937 年 10 月由英国 Victor Gollancz 公司出版的 Red Star over China 作为源文本，而后两个新译本均是以斯诺生前几经修订和增补的版本为源文本。李方准和梁民的“鹈鹕译本”是依据斯诺生前修订的“鹈鹕版”译出的，篇幅扩充了三分之一，因而语言使用更加多样、充实。译者考虑到源语的语言特点以及汉语的表达习惯，运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将当前最完善的源文本毫无保留地、全面地呈现给读者。翻译过程中造成的形象差异与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是特定社会语境下自我和他者相互观照与审视的结果（Leerssen，2007）。重译作品往往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Taivalkoski-Shilov，2015）。中国形象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胡开宝、李鑫，2017：75）。从历时角度看，三个汉译本的出版时间跨越了三个重要历史节点，形象建构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历史文化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于董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有着重要影响。相比之下，1992 年和2018 年的重译本则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政治意识形态逐渐式微，对翻译活动更加包容，李、梁译本在形象塑造上有更独特的见解。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当时的翻译活动，而翻译活动也会反作用于意识形态。2018 年王译本出版之时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红色精神，译本发挥着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翻译作为改写活动能将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形象投射到目标语文化中，改写者能构建作者、作品、时期、文类乃至整个文学的形象（Lefevere，1992：5-7）。董译本的出版得益于赞助人与译者自身的努力。尽管当时面临困难与挑战，他仍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译作忠实呈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还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红色中国的本来面貌。随着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评价理论视角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81人民对国家的自我认同感也在逐步增强。积极的国家形象建构一定程度上也将增强国家认同感，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李、梁译本和王译本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更好地发挥了译者在国家形象自塑中的积极作用。译者以更全面、立体的方式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将深化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加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6结语结语基于语料库研究的方法，本研究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出发，借助评价理论与多因素分析方法，从语言层面对 Red Star over China 不同时期的三个汉译本进行了探讨。三个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形象从他塑到自塑的转变，有助于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研究发现，三个译本中人称代词主格的语言使用及其共现特征对国家形象建构具有一定影响，国家形象建构可能受到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语言内因素包括源文本因素等，语言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等。从历时角度对比不同译本的国家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翻译活动、评价理论、国家形象建构三者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也有助于对翻译评价的理解和研究，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参考文献：1 Finalia,C.et al.2019.An Appraisal Theo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of Body Parts of Women onthe Novel“Lelaki Harimau”by Eka KurniawanA.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Conference onApplied Linguistics(CONAPLIN 2018).2 Flynn,P.,J.Leerssen&L.Van Doorslaer.2016.On Translated Images,Stereotypes andDisciplinesA.In L.Van Doorslaer,P.Flynn&J.Leerssen(eds.)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Studies and Imagology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3 Hakala,U.,A.Lemmetyinen&S.Kantola.2013.Country Image as a Nation-branding ToolJ.Marketing Intelligence&Planning,(5):538-556.4 Halliday,M.A.K.&C.M.I.M.Matthiessen.2014.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M.London:Hodder Arnold Publication.5 Kotler,P.2001.A Framework for Marketing ManagementM.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Hall.6 Leerssen,J.2007.Imagology:History and MethodA.In M.Beller&J.Leerseen(eds.)Imagology: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ACritical SurveyC.Amsterdam:Rodopi.7 Lefevere,A.1992.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82Routledge.8 Levshina,N.2017.A Multivariate Study of t/v Forms in European Languages Based on a ParallelCorpus of Film SubtitlesJ.Research in Language,(2):153-172.9 Martin,J.&P.White.2005.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0 Munday,J.2012.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M.London:Routledge.11 Taivalkoski-Shilov,K.2015.Friday in Finnish:A Characters and(Re)translators Voices in SixFinnish Retranslations of Daniel Defoes Robinson CrusoeJ.Target,(1):58-74.12 Tajvidi,G.&S.Arjani.2017.Appraisal Theory in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roduction andReview of Studies of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J.Journal of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2):3-30.13 陈曦蓉.2019.评价理论态度视域下语篇英译策略以上市公司年报致辞为例J.上海翻译,(6):41-45.14 董乐山.2001.董乐山文集（第一卷）J.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5 胡开宝,李鑫.2017.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中国形象研究：内涵与意义J.外语研究,(4):70-75.16 呼媛媛.2015.西行漫记译本比较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6):23-24.17 霍跃红,傅博.2014.评价理论视角下 故乡 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语言教育,(1):55-62.18 梁志群.1997.永恒的红星纪念西行漫记发表 6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外国文学研究,(4):113-116.19 石欣玉,黄立波.2021.毛泽东著作英译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语料库的考察J.外语教学,(3):75-81.20 司显柱.2021.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回顾与前瞻J.当代外语研究,(4):103-112.21 王宁.2018.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及海外传播J.外语教学,(5):1-6.22 王运鸿.2019.形象学视角下的沙博理英译水浒传研究J.外国语,(3):83-93.23 王振华.2001.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J.外国语,(6):13-20.24 王振华,路洋.2010.“介入系统”嬗变J.外语学刊,(3):51-56.25 王振华,马玉蕾.2007.评价理论：魅力与困惑J.外语教学,(6):19-23.26 吴赟.2019.国家形象自我建构与国家翻译规划：概念与路径J.外语研究,(3):72-78.27 徐秀玲.2020.翻译汉语主语回指语显隐机制研究条件推断树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3):44-53.28 闫晓珊,蓝红军.2021.翻译形象研究的途径与方法J.山东外语教学,(3):108-117.29 张乐金.2021.评价理论视角下长恨歌女性形象英译研究J.外文研究,(3):83-92.30 张先刚.2007.评价理论对语篇翻译的启示J.外语教学,(6):33-36.31 赵玉倩.2020.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3):61-70.（责任编辑：于涛）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112Abstract: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half a century,in recent years,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found some shortcomings in it,thus have put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fix it.The embodied-cognitive team from Sichuan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poses a localized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using embodiment to emphasize the source of cognition.The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oobserve and think in a focused way from their daily experience leads to the principle ofembodied-cognitive salience which can easily explain many phenomena in language,such as the choice of word meaning,the causes of the three voices,the choice of subject,and verb coding,and which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dynamic categorization theoryand pragmatic research to provide both a new direction for language research and a newway for language teaching.Keywords:the principle of embodied-cognitive salience;language research;theembodied-cognitive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A Study of Media Discourse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ak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2020 ClimateAmbition Summit as an ExampleLIU Li-huaAbstract:After more than 60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discipline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a mature subject.Its research fields are constantlyrefined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other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becomes more and moreobvious.However,due to the background of its establishment,this pragmatic-orienteddiscipline is inherently characterized by its essentialism,dualistic opposition andwest-centralism,and these limita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with the change ofthe world pattern.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pose adiscourse interaction model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and takes the 2020Climate Ambition Summit as a specific case to systematically discuss how Chinas viewsinteract with Western media.It is argued that discourse,a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constitutes an analytical unit.With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discourse interaction focuses on the production,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eaning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discoursestudies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Keywor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interaction;2020 Climate AmbitionSummit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Theory:A Cas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Red Star over ChinaZHAO Qiu-rong&YAN Ying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mage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andtransl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it.This study,based on the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multi-factor a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