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pdf

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谢耘耕 李丹珉摘 要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政治宣传加剧了舆论生态的全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在国家安全视域下,对计算政治宣传的原理机制进行解析,总结计算政治宣传的主体、方式与目标,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说明计算政治宣传给国家舆论安全带来的挑战。新技术革命下,面对各方政治力量对舆论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渠道的争夺,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需要综合多元主体力量、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和技术制衡机制、构建算法安全监管体系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关键词 计算政治宣传 国家舆论安全 人工智能 计算传播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putationalPolitical Propaganda to the Security ofNational Public OpinionXie Yungeng Li Danmin Abstract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propaganda center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erbates the globality,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public o-pinion ec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principles and mechanisms of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propaganda,and summari-zes the subject,methods and goals of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propaganda.Fromthe perspective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calculated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the security of national publicopinion.Under the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in the face of the competition of63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for the discourse power of public opinion and informationdissemination channels,the governance of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propaganda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 forces,the improvement of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technical checks and balances,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gorithmic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system.Keywords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Propaganda;National Public OpinionSecur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一 问题的提出在西方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中,媒介宣传研究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一个中性词语,“宣传”最早起源于宗教领域。17 世纪罗马教皇向基督教徒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就被称为“宣传”。19 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政府从现实需求出发,为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而将“政治”和“宣传”联系到了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国家主导的被称为“宣传战”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开始出现。1927 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通过总结一战中英、法、德、美等主要交战国的宣传策略,创作了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一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宣传”的含义被逐渐廓清。目前,“宣传”通常被理解为“有意地、系统地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的尝试,以进一步强化符合宣传者目标的特定反应”1。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各个国家采用的宣传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正如牛津大学传播学教授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所预测的那样,社交机器人逐渐被应用于政治宣传中。特别是在 2010 年以后,美国总统大选和地区选举中社交机器人的身影频现,利用算法向网民自动推送“支持己方候选人、打击对方候选人”的信息,成为许多竞选团队采取的惯用手段。2016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舆论被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工具操控的现象。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后,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菲利普霍华德提出了“计算宣传”的概念,并将其73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定义为“社交媒体算法通过操控信息的内容、数量和流向来影响公众舆论的行为”。2在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计算宣传会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比如商业团体会利用计算宣传影响股票市场和广告市场,媒体集团会借助算法技术进行议程设置。不过相对其他领域来说,政治领域中的计算宣传被关注得最多,这让“计算政治宣传”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目前针对计算政治宣传开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计算宣传手段为核心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为了改变本国或外国网络用户对公共事件的态度,国家政府或相关政治团体会在社交媒体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哪些宣传攻势;二是以计算宣传效果为核心的研究,重点探索在不同计算宣传策略影响下,网络用户的态度或行为会产生哪些变化;三是以计算宣传治理为核心的研究,包括如何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社交机器人,如何应对敌对势力开展的算法攻击。3从传单和小册子到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从人工“水军”到大数据算法和社交机器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介入让宣传越来越呈现出自动化、智能化、隐匿化的特征。随着国内外政治博弈加剧,关注以国家为对象的计算政治宣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需求。本文将结合各国计算政治宣传的具体案例,系统说明计算政治宣传的主体、方式和理念,分析计算政治宣传给舆论安全带来的挑战,探讨新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政治宣传的应对策略。二 计算政治宣传的原理机制社会传染现象的存在是计算政治宣传出现的背后动因。通过研究,传播学者发现群体中的信息和态度都会沿类似于传染病扩散的路径传播。在以“去中心化、聚集度高、弱连接多”为特征的社交媒体网络结构的作用下,不同个体之间会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对公共议题的看法。换言之,个人意见的生成会受他人影响。当外界影响力足够大时,个人意见很可能发生改变。从本质上来看,计算政治宣传就是政治力量借用技术手段试图改变公共舆论的行动。目前来看,在各国意识形态对抗升级的背景下,计算政治宣传在壮大我方力量和打击敌方势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主体、方式和目标是分析计算政治宣传原理机制的三个重83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要维度。(一)主体:多元主体联合,深层协同参与计算政治宣传预期效果的达成需要多元主体深层协同参与,只有多方联动,才能制造声势,进而改变舆论态势。目前来看,政府、智库、媒体、意见领袖、社会组织、国际公关公司是计算政治宣传的主要行动者。在国际舆论战的环境下,一个国家中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会相互配合,共同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舆论造势,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政府是国际舆论战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各国政府会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信息的内容和走向,以期让公众接受具有特定倾向的观点。过去,政府会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引导新闻报道的方式,掌握舆论话语。例如,美国政府专设了名为“白宫新闻发言人”的高级别行政职位,承担该职责的官员需要做到上情下达,以新闻发布会为契机促使媒体按照政府意图传递信息。4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变得更加隐蔽。各国都在完善现有的情报系统,通过发射间谍卫星以及建立遍布全球的监控网络,不断搜集各种网络信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信息进行精准分发,促使受众在不断接触经过深度伪造的政治符号后,改变其政治态度。2013 年,日本政府组建了名为“对外宣传战略企划组”的事务机构,其目的便是加强日本政策主张的对外宣传力度。5和其他行动者相比,政府不仅可以“制造新闻”,还可以“制造事实”。在南海舆论战中,配合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动情况,美国政府通过提高海上军事活动频率,营造中美两国紧张气氛,将计算政治宣传的效果最大化。智库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在计算政治宣传中,智库不仅会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意见,还会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和研究数据影响舆论走向。西方高端智库凭借其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他们策划的议题一经发布就可能对世界局势造成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兰德公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都是国际知名的智库机构,智库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社会等方面。南海仲裁案宣判前后,美国智库机构发表 开拓南海国际水域美国在93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联合巡逻与美国的海岸警卫能力 等文章,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智库机构不仅会利用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来公布研究成果,而且会积极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自身观点。与此同时,智库专家还会积极接受报纸或电视的采访,通过不断输送有利于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言论来干扰舆论。6媒体是设置媒介议程的主体,可以在计算政治宣传中发挥发声器与扩音器的作用。CNN、BBC、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卫报 等西方主流媒体可以通过调整议题报道的数量和角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认知,塑造对己方有利的舆论环境。7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各大报业机构开始尝试引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写作程序,例如隶属于纽约时报公司的记者就会利用写作机器人整理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并根据用户喜好向其发送“即时新闻”。西方主流媒体因为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传播能力和资金支持,在国际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他们可以在最新技术的协助下设置新闻议程,消解相关事件对本国的负面影响。意见领袖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民有相当程度的引导能力。网络圈群中社会地位高、信息来源渠道广、问题分析能力强、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人会逐渐脱颖而出,他们会在成为意见领袖后对其他网民的看法造成影响。普通网民在了解公共议题相关信息时,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意见领袖的观点所左右。8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是国际问题纠纷中的介入者和监督者。通常情况下,NGO 会以顾问、专家、救援者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关系的协调中。9但在舆论战盛行的环境下,理应属于民间性质的 NGO 也可能被某些国家的政府所收买,在严守中立的外表掩护下进行计算政治宣传活动。国际公关公司由专门从事公共关系处理工作的人员构成,这些公司可以为客户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在计算政治宣传中,不少国家的政府会雇佣专业化的国际公关公司,将之作为渠道代理商,用以疏通和各国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舆论场中信息流动的情况。(二)方式:精准传播信息,发起舆论攻势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政治宣传可以通过对社交媒体信息流动的算法控04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制和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用户分析,对具有不同成长经历、生活习惯、政治倾向的网民进行精准宣传。首先,在行为追踪识别技术的支持下,大数据技术会从不同渠道搜集同一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户内容生产的信息生成模式让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涌现出数以亿计的帖子。社交类网站的后台管理界面可以记录用户在信息发布的过程中产生的诸如身份信息、信息发布时间、信息发布地点、电子邮件地址、个人电话号码、网站浏览时长在内的各类信息。负责计算政治宣传的专业人员可能会发现网络的缺陷和漏洞,进而窃取数据系统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此外,舆论战主体还可以通过深网、暗网等渠道,购买包括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消费信息在内的各种可以反映用户社会阶层、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的数据,以此作为后续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的基础。其次,舆论战主体会利用用户个性档案,向指定用户传播不同类型的信息。基于前台和后台的各种用户数据,他们可以综合计算机、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构建用户个性档案,为不同类型的用户贴上不同的数据标签。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剑桥分析公司就利用心理测量学模型,从性格特征的角度出发,对 2.2 亿美国选民进行了分类。在对网民进行细分后,舆论战主体可以用内置私信、订阅推送、定制邮件等方式,向指定用户传递个性化信息,进而实现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精准动员。10除了精准传递信息外,机器人水军的身影也在计算政治宣传中频繁出现。这些被算法操控的社交媒体账号集群会通过模拟人类在社交媒体中的行为,干扰正常用户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产生初期,机器人水军的智能化程度还不够高,通常只能具备点赞、转发以及机械化的评论功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水军的自然语言处理水平大幅提升,现在不少机器人水军在模拟真实用户行为方面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它们发布的言论也更加接近真实人类在使用语言时发表的意见,它们甚至可以和网民形成互动,这对舆论场的干扰作用也变得更加明显。目前,计算政治宣传中常见的机器人水军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宣传机器人、跟随机器人和路障机器人。它们不但可以持续化高频率的生产大量有利于己方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在某些公共事件的评论区中营造人们就某问题达成共识的假象,更可以通过故意转移话题改变人们的注意力方向。据相关人员统计,2017 年推特上活跃的用户账号里,机器人水军的占比约为 9%-15%。1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这些机器人在制造热点话题、放大特定内容、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1。(三)目标:强化议程设置,左右舆论走向计算政治宣传的最终目标是左右舆论走向。为达到这一目标,舆论战主体会采用强化议程设置的手段对舆论进行干预。从第一层次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大众媒体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就是说,大众媒体对某个议题强调得越多,公众就越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该议题上。在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情况下,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获取公共事件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计算政治宣传中,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会利用各种手段对网络平台信息的内容和数量进行控制,进而在加强公众对某些议题关注程度的同时,抑制他们对其他议题的关注程度。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所属的竞选团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部署了规模庞大的机器人水军。这些虚假账户在推特和脸书上大肆宣传有关希拉里的负面信息,甚至制造了“比萨门”阴谋论,声称希拉里伙同其他民主党精英在华盛顿的一家比萨店里组织了儿童性交易活动。相关研究显示,TikTok 上带有“比萨门”标签的帖子被浏览了超过 8000 万次。社交媒体上图片、视频等更加逼真生动的信息展示形式迅速激起公众的情绪反应。在好奇、愤怒、恐惧等情绪作用下,有关“比萨门”的虚假信息得到了快速地扩散,最终给希拉里的竞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2。从第二层次议程设置的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可以影响公众“想什么”,还可以影响公众“如何想”。因为任何文本信息都有多种解读方式,媒体在计算政治宣传中可以采用框架建构的方式,预设信息理解的“主导角度”。具体来说,如果将公共议题看作一个客体,相关人员可以通过突出该客体的部分属性,削弱其他属性,促使公众集中精力去思考某些事先被设计好的“中心话题”。例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署在其官方网页的突出位置放置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阿族小女孩神情惊惧,她坐在推车上,正被父亲推着逃离家园。美国新闻署用这种情感宣传策略,让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阿族人民遭遇的同情上,而忽视了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他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行为是否合乎法理的问题。24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三 计算政治宣传给国家舆论安全带来的挑战在新技术新应用的支持下,计算政治宣传“隐匿性、自动化、精准化”的特性体现得更加鲜明。2016 年以来,计算政治宣传“智能过滤分析、靶向锁定受众”的策略,在舆论战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2019 年,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发布的 虚假信息的全球秩序 报告指出,以国家政府为代表的舆论战主体利用社交媒体操控国内外舆论的现象屡见不鲜13。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计算政治宣传给舆论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挤压舆论空间,威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指利用行为、语言、文字、图画等动作或符号表达思想的自由。17 世纪,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他认为和商品竞争相类似,思想竞争同样可以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19 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同样认为,意见场中的言论具有自我矫正功能,在不同言论的交锋中,真理才会被磨砺出来,因此对言论自由的维护就是对真理的维护14。我国宪法将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可以通过语音、文字、视频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在传统物理空间中,公民言论自由如果被侵犯,通常都表现为外部力量禁止公民合理合法地发表言论。在网络空间中,计算政治宣传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则会表现为政治经济势力挤压网民正常的意见表达空间。计算政治宣传弱化公民话语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沉帖”。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网民通常会优先浏览社交媒体上处于头条位置的信息。机器人水军可以通过不断发布其他主题的帖子,降低网民正在讨论的议题的热度,使这些议题在网络热度榜单中的排名下降,进而降低网民对该议题的关注度。二是“灌水”。机器人水军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大批量无意义的帖子。这些帖子如果出现在网络论坛中,就会造成有价值的网民讨论被无价值的自动生成数据所稀释,致使优质信息内容的占比会不断降低。三是“带节奏”。“带节奏”最初是 DOTA(Defense of the Ancients,多人在线竞技模式3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的代表)类游戏中玩家创造的一个词语,随着使用范围扩大,目前“带节奏”一词更多出现在网络讨论中。计算政治宣传中,针对某些公共议题,机器人水军可以通过故意发表具有煽动性和争议性的言论,引发普通网民盲目跟风。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水军的智能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信息和公民的正常意见表达,在形式上越来越相似。境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利用新技术新应用,让“沉帖”“灌水”“带节奏”的行为再度升级,导致普通网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言论自由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二)传播虚假信息,破坏政府公信力相关研究显示,计算政治宣传是导致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日本首相选举等重要的政治活动背后,机器人水军的身影频繁显现,它们通过高频次发布虚假信息,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信息生态环境15。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网络空间中的虚假信息不再只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图像、音频、视频都可能是机器自动生成出来的,导致分辨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真假的难度进一步提高。以 AI 换脸技术为例,搭载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系统可以通过谷歌图片等图片库以及 YouTube 等视频库获取深度学习训练素材。在反复训练之后,深度伪造系统可以自动替换图片或视频中人类的脸部信息,将任意人脸更换为目标人脸。除了 AI 换脸技术外,近年来 AI 变声技术也发展迅速。2019 年 5 月,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在“极客公园 Rebuild”大会上发布了“智能语音模拟系统”,该系统利用语音表征学习和迁移学习技术,实现了人类声音的平行替换,王小川就亲自演示操作了将自己的声音变为其他人声音的全过程。在深度学习涉及的机器训练数据库范围越来越广之后,深度学习算法对图片、视频和音频的伪造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借力于深度伪造技术,计算政治宣传在社交媒体上散播的虚假信息看起来“真实度”变得更高。2020 年,比利时的一个政治团体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了总理索菲维尔梅斯将新冠疫情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的演讲视频。该视频被发布到了脸书上,吸引了超过10 万人观看16。以计算政治宣传为目的生成出的各种虚假信息,一方面会误导公众判断,使公众误解政府立场,扰乱正常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44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序;另一方面,当网民意识到深度伪造技术将被大范围滥用而个人又难以区分信息真假时,人们就可能不再信任任何图像或视频信息,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将大打折扣。(三)抢占舆论制高点,撕裂社会共识诞生伊始,承载着人们对自由、平等、理性辩论的渴望,互联网被视为能够产生公共舆论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都发现互联网的潜能而涌入网络平台后,互联网的信息交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计算政治宣传背景下,社会流瀑现象和群体极化现象对舆论场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社会流瀑现象通常发生在环境压力大、群体人数多、群体成员相似度高的社会圈群中,指的是当缺乏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时,人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出现频率更高的信息的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流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同心理,即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的理性判断而是根据他人的信念和看法来确立自己的观念17。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政治宣传中使用的社交机器人可以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信息。当智能程序自动生成的语句和用户真实言论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越来越小时,网民很有可能将机器人发布的信息误认为是人类发布的信息,错误估计社会中真正持有某种观点的个体数量,在预测失准的情况下不断调整自己对公共事件的看法,最终使计算政治宣传影响了自身立场。相关研究显示,机器人水军发布信息的数量只要占到特定讨论参与者数量的一定比例,就会改变舆论走向,它们的观点将在舆论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群体极化现象被视为一种“迭代极化博弈”(iterated polarization games),也就是说,当个体存在于具有某种显著共同特点群体中时,日常接触到的异见观点会相对减少,作为群体的人们产生极端想法或采取极端行为的可能性会相对增加。政治学家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认为,信息领导机制是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群中的个体如果在考察舆论氛围后将自己判定为意见的少数派,在社群压力下他们就会保持沉默,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以迎合群体中的主流声音。在计算政治宣传背景下,社交机器人会批量化生成具有某种观点的信息。网民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信息,就会误认为自己的意见在群体意见里不占优势,这让多数人沉默5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而极端观点的传播变得更加强势。此外,计算政治宣传可以通过个性化算法向特定目标人群推送针对性信息,立场相同的人就可能紧密抱团,而拥有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将更加难以调和。以美国选民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为例,部分人群对他全无好感,但特朗普的忠实粉丝却会将他视为能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英雄,社会撕裂的加剧让美国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18。(四)渲染对抗氛围,加剧政治对立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力量一方面会利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宣传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另一方面会采取“污名化”和定向屏蔽策略,炒作他国威胁论,利用恐吓手段,挑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立,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技术强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编造散播谣言、诋毁抹黑中国形象,对反华辱华内容的传播置之不理,对客观反映中国现实的信息加以删除。从 2019 年开始,推特和脸书就开始大量关闭所谓的“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户,还删除了很多真实反映中国港澳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采取积极措施的正面言论19。在西方政府、媒体、智库和公关公司等多方势力的共同影响下,西方部分国家通过制造负面标签、构建二元对立的信息框架结构,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西方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四 基于国家舆论安全的计算政治宣传协同治理策略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人类生活后,借助更加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计算政治宣传可能会给国家舆论安全带来更加严重的威胁,进一步放大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缺失问题。面对计算政治宣传给国家舆论安全带来的挑战,仅仅依靠互联网的自净能力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综合多元主体力量,建立风险评估与算法识别体系,通过发挥技术治理效能,利用信息对冲和信息制衡手段最大限度减轻负面舆情的不良后果,以此来应对计算政治宣传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问题。64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一)综合多元主体力量,建立共建共管机制计算政治宣传是国家信息战的迭代升级。面对计算政治宣传现象,需要凝聚社会共识,鼓励国家、社交媒体平台、公众通力合作,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场。在国家层面,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问题关系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西方信息强国凭借技术优势,会对信息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施信息技术控制和信息内容渗透。面对数字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家舆论安全遭受威胁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展国际合作,采取反制措施,共同抵抗数据霸权。在社交媒体平台层面,互联网平台作为连接用户和信息的枢纽,要强化行业自律,提高维护国家舆论安全的意识,利用人机结合的手段对社交网络用户身份进行识别,对威胁国家舆论安全的账号采取禁言甚至封号的处理。例如,在 2021 年国家网信办“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下,新浪微博加强了对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等重点行业的资质审核,最终取消的问题账号认证信息达 1564 条20。在公众层面,在社交媒体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后,算法操纵和信息茧房对网民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为了提高用户对信息的分辨能力,公众需要提高自身信息素养,积极接触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保持独立思考能力,警惕各类来源不明的信息。在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的过程中,政府、学校、媒体等社会行动者都应做出努力。比如谷歌新闻就通过联合波因特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开展了名为“Mediawise”项目,旨在提升数字媒介环境下美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包括教授青少年如何核实网络信息的真实性21。(二)提升舆情预警能力,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在全球网络对抗加剧的背景下,想要防范计算政治宣传带来的舆情风险,就要制定详细周密的应对方案,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实现舆情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具体来说,要加强对社交网络中敏感话题和爆炸性话题的监控,防止西方国家利用“专制腐败”“环境污染”“抄袭造假”“漠视人权”等标签化议题做文章。比如,相关研究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推特上的社交机器人和真实用户在信息隐瞒、中美关系、种族歧视以及病毒起源方面,发帖量存在显著差7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异。和其他议题相比,包括信息隐瞒在内的议题争议性更大,社交机器人的发帖量明显更多22。在计算政治宣传环境下,相关人员要重点监测我国容易被西方舆论攻击的行业和领域,要采取更加科学理性的舆情应对策略,及时发现苗头性和舆情风险隐患,防范敌对势力可能发动的网络舆论攻击。(三)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构建算法安全监管体系目前,计算政治宣传所产生的舆论安全问题已经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英、美、德、法等国都尝试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美国政府始终对网络安全保持高度关注,自 2016 年以来相继出台了 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 2018 年恶意伪造禁令法案 和 深度伪造责任法案,运用法律武器对新兴技术进行监管。针对网络极端言论,英国出台了 社交媒体法,德国出台了 社交媒体管理法,这些法律都对在其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媒体平台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为了遏制选举中虚假新闻泛滥的现象,法国颁布了 反假新闻法,用法律强化社交网站对信息的把关力度23。为了维护和谐的舆论环境,我国也开始完善相关法律,相继颁布了网络安全法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举措在营造清朗的舆论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兴传播技术加速迭代升级的背景下,为了防止外来势力搅乱我国舆论场,还需要加强针对算法推荐以及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进行补充。就算法推荐而言,相关法律不仅要重视对平台的监管,还要重视对算法底层技术逻辑的监管。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算法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要根据“算法透明”的要求,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说明算法的设计原则、基本参数、数据模型,主管部门则通过构建多维度的算法透明机制实现算法问责。就个人数据保护而言,计算政治宣传目标的实现要以大量的用户数据为支撑,目前网络数据的跨国流动已经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国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用户个人数据的保护,避免境外势力窃取我国用户数据用以分析计算24。譬如,要明确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细化对侵害用户数据权益的商业主体的惩罚措施。再譬如,要充分借鉴国外数据隐私保护的立法经验,建立个人信息权84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舆论安全的挑战及应对保护的完整法律体系。(四)建立技术制衡机制,健全虚假信息识别系统计算政治宣传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产物,采用技术手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对计算政治宣传进行治理的重要措施。首先,要以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为基础,提升对社交机器人的识别能力。一方面,可以从账号特征和信息特征出发,通过对社交账户的地理位置、创建时间、登录设备的分析,以及对信息内容的语言特征、核心内容、字符数量的检测,识别信息发布主体是否是智能程序。另一方面,可以从行为特征和网络结构出发,通过分析社交账户之间关注、留言、互动情况,对社交媒体账户的身份进行辨识25。其次,要利用阻断策略或抗衡策略,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缩小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例如,切断或移除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传播某条虚假信息的连接,可以有效阻止虚假信息的扩散26。最后,要加强对深度伪造技术的研究,按照“溯源防伪”和“反向破解”的思路,减少深度伪造信息对舆论生态的影响。例如,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AI 换脸中出现的人工伪影痕迹进行检测,也可以对伪造图像和真实图像的差异进行比对27。(五)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击碎西方反华图谋面对西方技术强国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抹黑,只有尽快建立起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才能有效瓦解西方的信息霸权,击碎西方反华图谋。首先,要加强议程设置,及时回应涉华舆论关切。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周期性的发布有关我国人权、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报告的做法,我国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采用发布调查报告的方法,戳穿西方国家“强盗逻辑”的漏洞,说明西方国家的插手才是导致多国持续动荡的根源。其次,要对抹黑我国国家形象的西方政客、媒体和企业进行制裁。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通过多种渠道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2021 年 1 月,我国外交部宣布对蓬佩奥实施制裁。再例如,对于美方持续推动对台军售的行为,我国决定对两家美国军企 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反制,要求这两家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再次,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在维护我国国家形象方面的9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辑)作用。2016 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政治评论节目 奥莱利实情 播出了一段在纽约唐人街街头采访的视频,该节目的主持人奥莱利向多名华人提出了极具歧视色彩的问题。该事件发生后,华裔喜剧演员钱信伊在美国著名的政治脱口秀节目 囧司徒每日秀 中,对奥莱利进行了犀利抨击,维护了华人的合法权利。最后,要积极和海外媒体合作,用正面声音抵消负面声音。西方国家内部也存在正义之士,我国应该和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西方媒体人合作,借助外国友人的力量正本清源,改善西方社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作者: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丹珉,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师资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7);上海社科基金项目“计算政治对舆论安全的挑战及治理”(项目编号:2022BXW004)注释1 郑保卫,叶俊.从宣传研究到传播研究:对拉斯韦尔宣传定义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J.国际新闻界,2016,38(02):84-94.2 赵永华,窦书棋.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技术与宣传的合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3):58-67.3 林如鹏.“算计”与计算:舆论传播的另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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