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pdf

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等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孟子人性论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对孟子人性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划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性，厘清人性、动物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彰显孟子人性论的性善道德主体；其二，围绕心性关系，点明四心即性善，阐释孟子人性论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其三，体察内外道德修养功夫，发掘天、势、气对于恢复性善禀赋的效用，探究孟子人性论的道德实践路径。关键词：道德哲学；孟子；人性论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23）06-0027-06“性善”作为孟子人性论的起点，具有引人“向善”和“为善”的导向功能。目前，学界将孟子人性论的研究重心放置于“性向善”和“性本善”的理论争议之中，从而忽视了架构“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因此，亟待发掘孟子人性论的道德价值，以及施行“性善”的当代可行路径。基于道德哲学视域，采用结构式分析法，逐层剖析人何以“性善”，或许能够为打开孟子人性论的智慧宝库提供借鉴。一、“性”之所指通过“白羽之白”和“人禽之辨”，可以发现“性”的分类与生命体的类存在形式紧密相关。在追溯人收稿日期：2023-05-09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CLS017）、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孙奇逢孝友堂家规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1-ZZJH-1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广宇（1989），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哲学。王多（1997），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28“性”、动物“性”和物“性”走向分殊的基础上，孟子从道德维度审视人“性”，并将其主要内涵定义为“性善”，强调人赋有施行“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责任和现实意义。（一）“性”由“白羽之白”而显“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在告子看来，“生之谓性”指向的“性”属于天地万物先验具备的中性潜质，无需区分善与不善。孟子针对告子没有对“性”之主体加以界定的逻辑漏洞进行驳斥，逐步将羽、雪、玉视为类的集合体，跳脱出形状、大小和质量的桎梏，把三者共同规划在白色范畴之内。这样一来，便可以知晓孟子对非生命体物之“性”的见解。他走出事物外化表象的藩篱，把“命”作为细化“性”之主体分类的衡量标准，从物“性”纷繁多样的呈现形式中提取共性特质。孟子借助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勾勒出物“性”的具体内涵，即非生命体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继而他又展开对归属于生命体范畴内的人“性”和动物“性”的考察。告子和孟子都觉察到“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二者所持的人性论观点却有着较大差异。告子的人性论立足于“性无善无不善”，一方面承认“性”具有双重属性，有善有恶；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人天赋的自然道德倾向。在审视人“性”善恶面时，他不是基于主导与被主导的统摄关系，也不是根据相互制约与依存的转化关系，而是聚焦本我与外界的对应关系。孟子的人性论倡扬“性善”，借助类思维的认知方式，将不同物种间的“性”的差异性作为出发点，阐明“性善”是区分人“性”同其他存在物之“性”的天然界限，肯定人类生命的内在道德价值。实质上，告子和孟子的人性论围绕善与不善、有与无、是与非等成对出现的矛盾展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彰显出道德哲学的核心理念。究其本质，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告子依托无差别的天赋潜能，论述人“性”的含义和来源；而孟子则抽象同类物种的共有属性，着重关注人“性”与其他存在物之“性”的不同点，表明人“性”优于其他存在物之“性”，为具体分析人“性”与动物之“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奠定基础。（二）“性”由“人禽之辨”而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娄离下）孟子表示，有无道德准则是划分人“性”与动物之“性”的标准。在此，孟子用“几希”指代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的微小差异。他认为，唯有“君子”才能赓续以“性善”为核心的“几希”，而“庶民”同“几希”渐行渐远1。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和动物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活动受到大自然运行规律的影响，难以挣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束缚。在无形的自然法则的驱使下，人和动物为满足解饥、御寒、睡眠等基本生理需求，不断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人“性”和动物“性”趋向同一。“庶民”为维系日常生活运转，整日奔波忙碌，无暇落实道德准则，遂“庶民”之“性”便容易退化至动物之“性”层面，这就导致“庶民去之”。反过来，探寻“君子存之”的缘由。“君子”拥有强大的自控能力，可以压制个体自然欲求，自觉强化道德操守，追求精神幸福，即使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居无定所，也能够固守本心，积极调动个人的道德意志，养护人“性”之善。于是“君子存之”的“几希”成为鉴别人禽之“性”的依据。同时，孟子的人性论显露出施行“性善”的三重人生道德境界。第一重道德境界，“庶民”无仁义。普通人倾向于重利轻义，自身的道德观念相对薄弱，在人格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泯灭“性善”禀赋。第二重道德境界，“君子”行仁义。这类人群遵从社会道德准则的要求，筑牢个人道德底线意识，其道德行为兼具“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而内自省”，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奔赴人“性”之善。第三重道德境界，“圣人”由仁义行。正如“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那般，“圣人”存良知、忠孝悌、守诚信、知廉耻，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顺应人“性”之善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29的内心呼唤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最终形成超越自我的高尚道德人格。由此观之，孟子在人性论中提及的现实的人应肩负起施行“性善”的道德责任。（三）人是“性善”之道德主体就“白羽之白”而言，告子主张的“生之谓性”，未曾关照人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和能动性实践活动，片面地把天地万物的“性”混为一谈，并没有对“性”之主体加以区分2。那么，当后人重新审视告子关于人“性”的看法时，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和歧义。孟子从事物的外在属性出发，以白羽、白雪和白玉为例，批判告子持有的“色同则性同”观点，即形色相同的非生命体可以抽取出相同的物“性”成分。此外，围绕犬之“性”、牛之“性”和人“性”，孟子引入“色同则性殊”，即拥有相同形色的不同种类的生命体蕴含的“性”存在着本质差异，进一步驳斥“色同则性同”存在的片面性。无论是“色同则性同”，还是“色同则性殊”，都为探查孟子眼中的“物”性的本质含义扫清障碍，有助于从差异化方面深入挖掘人“性”比物“性”高贵的道德价值。就“人禽之辨”而言，孟子层层递进，逐步收缩“性”的指向群体，点明人“性”异于动物“性”，强调“几希”的重要性，并揭示出“庶民”与“君子”之间蕴藏的转化关系。孟子的人性论基于动态发展视角，指明人“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有那些尚存“几希”者，方能称为“君子”，而放弃“几希”者，其与生俱来的人“性”就会退化成不辨是非善恶的动物“性”，渐渐沦为道德层面的“庶民”。倘若进一步追溯人“性”何以高贵于动物之“性”，或许是因为孟子看到人“性”特有的道德属性。人不仅可以运用先天的“性善”禀赋认知万事万物，还能够在“性善”的指引下改造客观的物质世界3。动物的先天性行为由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缺乏“性善”能力，导致其活动模式较为固定、刻板和机械，反衬出人施行“性善”的优越性。简言之，孟子认同人是“性善”的唯一持有者和践行者，肯定“性善”理念上升为道德范式的现实意义，赞扬人的“性善”倾向对于培育个人道德完善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庶民”无仁义到“君子”行仁义，再到“圣人”由仁义行，孟子的人性论持续深化“性善”的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人的主体地位，促使人的“性善”理念更加明晰，为解析“性善”的生成逻辑指明方向。二、以“心”释“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指出，人若主动抛弃“心”的道德引导功能，就会形存实亡，失去人之为人的根基。他承认“心”作为物质器官，占据着其它官能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这为探究至“性”“四德”与“四心”“四心”与“性善”提供了依据。（一）至“性”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性”于“心”外舒展。孟子表示，“君子”之“性”源自根植于“心”的“四德”，即仁义礼智。在“四德”之“心”的长期浸润下，“君子”之“性”凝结成同社会道德相契合的精神气质，遍布个人的神情、脊背和体态，并延伸至四肢的日常行为活动。具体而言，孟子笃信“君子”之“性”优于“庶民”之“性”，原因就在于“君子”能够有意识地约束自我，及时遏制自然欲望和非自然欲望，遵守形成普遍共识的社会公德，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践行善“心”。与之相反，“庶民”谋求保全己身，不愿意调动“性善”禀赋来维护仁义道德，匡扶社会正义。如此，“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教化效用得以彰显，既为诠释人“性”的内涵和外延打下坚实基础，也推动厘清“庶民”“君子”和“圣人”三者之间的“性善”等级从属关系。“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圣人”之“性”于“心”内充盈。孟子借助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0“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说明物质器官对于美味、美声、美色的本能趋向，从侧面展现人体官能与知觉运动的统一性。孟子认为，“心”也遵循着相同的运行规律，自发寻求道德满足感，不断朝向存在“理”和“义”的地方迈进4。这里提到的“理”和“义”，指的是“性善”的外现形式。“圣人”并不刻意追求“理”和“义”，而是行随心动，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展露“理”和“义”的道德精神内蕴，促使“性善”得以自然流露，或许这便是“圣人”之“性”优于“君子”之性的缘故。孟子通过“心”比较“庶民”“君子”和“圣人”之“性”孰优孰劣，呈现出“心”与“性”之间的密切联系，有益于探查“四心”与“性善”之间的衍生关系。（二）“四心”即“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将“心”划分为四类，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主张“四心”如同“性善”一般，是人身上先天具备的潜藏禀赋，“人皆有之”，直接表明“四心”与“性善”同根同源5。在此基础上，孟子将“我固有之也”的“四德”与“四心”一一对应，间接暗示“四德”与“性善”密不可分。“四德”不是社会大环境干预个体行为的强制要求，而是“四心”响应精神文明建设号召的产物，可以将其视为“四心”在社会道德层面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四心”充当着连接“四德”与“性善”的道德实践媒介。孟子点明“四德”即“四心”，“四心”即“性善”。由于“四心”与外部的“四德”和内部的“性善”同质同构，连续转化，相互依存，所以“四心”成为稳固“四德”和“性善”的动力源泉。“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贤者”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时刻牢记“四心”，恪守“性善”之路。当遭逢“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境时，人们会参考自身已有的价值标准进行道德判断，往往带来两种倾向：一是从质的层面来讲，人和动物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生理本能，危机降临之际，普通人选择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罔顾他人的利益诉求；二是从量的层面来讲，“贤者”用“四心”温润道德修养，解开动物“性”趋利避害的枷锁，突破生死制约个体存在形式的藩篱，承担起道德模范的带动引领职能。毫无疑问，孟子更加倾向于“贤者”的价值选择。聚焦孟子的人性论，可以发现普通人在面临道德两难问题时，总会陷入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斗争，难以抵抗现实生活的考验。在孟子看来，“贤者”与普通人拥有共性特质，即皆有维持“性善”的“四心”。“贤者”即使沦落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困顿境地，也竭力将“四心”融入倡扬“性善”的道德实践活动，奉行“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要求，严于律己，努力摆脱个人自然欲求的纷扰。此外，“四心”作为“性善”之本原，在激发人“性善”禀赋的同时，也为寻求“贤者能勿丧耳”的现实路径夯基筑台。三、何以言“性”孟子提及的“性”，尤其是人“性”，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还覆盖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交往活动。“天”“势”和“气”推动人的“性善”自然禀赋从意识层面走向实际生活，促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活动蔚然成风，成为领悟孟子人性论要义的方法论。（一）顺“天”抒“性”“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孟子告子上）针对“杞柳”与“桮棬”的关系，告子认为，“杞柳”凭借先天固有的物“性”，难以自觉调整其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所以无法直接转化为他物。他明确指出，若将“杞柳”制作成“桮棬”，需要介入外界力量，重塑“杞柳”的当前存在形式。孟子在分析维护“杞柳”之“性”和泯灭“杞柳”之“性”带来的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1社会影响以后，选择顺应“杞柳”之“性”的自然生长规律，肯定物“性”的预先决定效用。告子基于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提出戕害本“性”才是实现同一事物从旧形式蜕变至新形式的唯一途径。孟子在承认外界力量可以破坏物“性”的基础上，更为关注保护物的自然本“性”的必要性6。二者对于物“性”的不同见解，为施展人“性”隐含的仁义精神打开思路。针对“性善”与仁义道德的关系，告子将“杞柳”和“桮棬”譬喻为人“性”和仁义，并借用“杞柳”加工成“桮棬”的原理指代人“性”追逐仁义的道德实践活动。告子眼中的人“性”，非善即恶，兼具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品质。他相信，伴随着构成条件的转移，善恶之间的主导地位会发生相应变化，倘若想要保持人“性”善面的稳定性，就只能依靠社会伦理道德的弱约束力和法律法规的强约束力。随后，孟子围绕“杞柳”之“性”的可塑性，进一步引申关于顺成与转逆人“性”的探讨，指明违背人的“性善”取向，不仅会造成道德交往实践活动中仁义的缺位与错位，还会严重扰乱伦理秩序，引发社会不良风气7。孟子高度赞扬自发的、固有的、独特的人“性”，倡导要顺应人的“性善”自然禀赋。表面看来，告子和孟子把“杞柳”和“桮棬”之喻当作逻辑起点，争论是否应当维护物“性”固有的自然属性。其实当谈及人“性”的善恶博弈时，前者坚持逆转人“性”，强调后“天”道德的操控力，而后者则建议顺成人“性”，重视先“天”道德的预先规定性。因此，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摒弃外界对人“性”的过分矫揉造作，抒发天赋的“性善”潜质，乃是孟子的人性论孜孜以求之道。（二）解“势”明“性”“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势”驱使人“性”向恶面过渡。孟子论证的“性”并非永久固定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具有动态意义的概念，无论是人“性”、动物“性”，还是物“性”，全部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孟子以湍水之喻为例，阐述水的流动趋势跟随高低起伏的地“势”发生改变，从而驳斥告子所谓的静态水“性”8。当“势”延伸至人“性”问题的谈论时，特指有别于自然环境的社会大环境。根据水“性”观察人“性”，可以知晓“势”能够激发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引诱人“性”向恶面转化。孟子认可“势”对于培育和构建人“性”的道德观念同样至关重要。“势”推动人“性”向善面发展。孟子把“势”看作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成为压抑人散发“性善”禀赋的障碍，另一方面拓宽人施行“性善”活动的覆盖范围。随着时代的更替迁移，人的“不善”行为之所以变得愈来愈多，或许是因为缺乏全民开展“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势”，以至于消解“性善”禀赋的恶“势”蔓延开来。由此看来，个人的道德意志不但无时无刻不接受着周遭小环境的锤炼，而且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引导。聚焦“势”的道德调节功能，孟子提倡将个体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上升为集体遵循的道德准则，加快形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风清弊绝的社会道德风尚。基于孟子主要的人性论观点，追溯解“势”明“性”的当代实践路径。从人与自然的道德交往活动来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爱护人的自然“性”，深化和谐共生思想，守卫人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从人与人的道德交往活动来看，汇集“四德”与“四心”，树立道德新风，弘扬社会正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与社会的道德交往活动来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方位融入“性善”理念，勾勒经济繁荣、政治平稳、文化和谐的美好社会图景。（三）存“气”知“性”“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以“浩然之气”养护本“心”。首先，孟子对“浩然之气”的理解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浩然之气”具有遍布范围广大且坚韧刚强的属性，若用人心中的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2仁义道德来养护，便可以充盈于天地万物；第二，“浩然之气”同仁义道德相匹配；第三，“浩然之气”由仁义道德集聚产生。其次，孟子察觉到缺失正直与仁义道德，以及主体行为活动偏离“心”的道德要求，是致使“浩然之气”日渐萎缩消逝的两个关键因素。再次，孟子同意“心”即“性”也，阐明正直与仁义道德同样是人“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气”在人“性”善恶面的转化中反复周旋，成为维持“四心”的推手。因此，孟子的人性论注重的“气”不是由偶然的正义之举造就，而“是集义所生者”，他相信通过后天累积的仁义道德行为，能够滋养人的本“心”，继续传递“性善”美德9。以“浩然之气”匡扶本“性”。孟子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归纳年轻人丧失“性善”禀赋而展现出来的主要性格特征，探索“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的根本原因。“富岁”时，由于道德建设滞后，部分年轻人在物质上得到极大满足，但在精神上相对匮乏，不愿意分享资源援手助人，便滋生懒惰懈怠之“心”。“凶岁”时，自然灾害频仍，多数年轻人为维持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忙于抢夺有限的物质生产资料，肆意践踏社会道德法则，使得恶意竞争愈演愈烈，衍生出残忍暴虐之“心”。孟子指出，“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而是“浩然之气”不足导致人迷失本“心”。因为“心”与“性”相通，所以借助“浩然之气”也能够重新唤醒人的“性善”禀赋。换言之，营造充满“浩然之气”的良好社会环境，有利于汲取“四心”精华，扫除遮蔽人“性”的屏障。培育“浩然之气”需要内外兼修，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内，坚定符合“性善”原则的道德动机，自觉遵从“四心”指引，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对外，敢于承担应尽的道德义务，接受“仁义礼智”带来的精神文化熏陶，主动将“性善”的道德实践活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结 语聚焦道德哲学视域，以“性善”为导向，可将孟子人性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借助“性”的分类，逐步收缩施行“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指向群体，强调人作为主体的道德责任，有助于赓续“性善”传统，规范社会公德。第二个层次，通过“心”的官能欲求阐发“性”的道德追求，将“四心”与“性善”紧密结合，推动树立以“性善”为核心的道德底线意识，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第三个层次，依托“天”“势”和“气”，完善施行“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现实路径，有利于培育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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