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以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为例.pdf

第 3期总第 18期三晋基层治理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anjin2023年6月Jun.2023No.3Sum 18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以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为例朱晴晴，周燕芝（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桂林541000）摘要 数字化背景下，多样化的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实践仍然难以彻底消除“办事慢、办事繁、来回跑”等现象，深层原因是时空的限制尚未被打破。空间生产理论的引入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研究、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在界定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权力、权利和技术要素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模型，进而可以合理解释并总结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一是通过技术嵌入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二是通过政民互动推动服务空间再生产，三是通过组织重塑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分配比空间本身更加重要，应通过充分考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目标重构政社关系，从而推进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治理的改革创新。关键词 空间生产；空间治理；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可视化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42（2023）03-0054-07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各地政府纷纷推出驱动数字社会建设的创新举措，“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接诉即办”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政务服务的优化提升作为新时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核心之一，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多样化的改革创新实践在数字政府的背景下仍然难以彻底消除“办事慢、办事繁、来回跑”等现象，深层原因是时空的限制尚未被打破。学界目前关于政务服务的研究呈现热门趋势，但是整体偏向重结构、轻过程的特点，对政务机构运作及其改革成效等显性问题的关注较多，对地方单位治理实践过程的剖析较少，并未形成体系化的成果。此外，大部分研究都是从时间维度出发，关注政务服务在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创新实践模式的优缺点，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和对策建议，但其空间治理过程和实践逻辑很少受到关注，有关空间属性的理论体系仍然处于黑箱状态。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取得的经验为例，探究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基本属性，并分析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的作用机制，最后解释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尝试为地方政务优化提升服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经验。一、问题的提出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地方收稿日期 2022-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MZ031）。作者简介 朱晴睛（1983-），女，山东青岛人，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周燕芝（1999-），女，广东陆丰人，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基层治理。54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该理论主要是为了回答“空间为什么能以及如何进行生产”的根本问题，强调空间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社会性，二者共同构成空间的属性，这意味着空间不再仅仅作为物质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由人、机构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构成1。孙全胜指出，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空间生产2，这充分说明了空间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建设和再造而创造出新的空间样态，新的社会关系也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现有研究既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探讨城市空间生产的正义问题2，也有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微观视角研究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时空结构分异问题4，但是缺乏数字化背景下政府空间治理实践中技术要素的逻辑解构。从空间生产角度出发的城市治理研究还存在着从国家宏观层面进行论述的特点，比如沈昊婧等分析存量更新利用中的空间治理，并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对城市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概念模型5；吴金群等将空间生产作为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中介工具，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6。相似的研究均指出，空间治理是为了解决空间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和资源分配问题，但都专注于分析物理空间的变化和利益主体的关系逻辑，缺乏对数字空间的深描。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数字空间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实践中的必要性，更加关注政府和公民等利益主体所主导的权力和权利要素在政务服务空间的生产与分配中的逻辑，但对科技公司主体的重视不足。因此，对地方政务空间生产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实践逻辑构建十分必要。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对空间生产理论开展了实践探索，推出了“政务服务可视化”的创新服务。“政务服务可视化”指的是用户通过平台向大厅工作人员就办理业务的疑问进行实时视频咨询，工作人员远程指导和演示申请表单的填写模板和申请材料的规范列表，该空间创新实践通过线下实体窗口和线上视频窗口两种不同类型平台优化了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效能，在以物理空间为主的线下实体窗口中，政务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办事服务；在以数字空间为主的线上视频窗口中，政务服务中心创新了审批方式并优化了取号流程，成功突破了地理局限、提高了服务质量。这对现有的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有助于回答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如何在数字化驱动的过程中更好地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政务服务的“物理数字”孪生空间进行再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是如何变化等问题。二、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基本属性放管服背景下政务服务改革的实践逻辑具有多元化特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空间属性和空间再生产机制，因此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探究政务服务改革必须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仅关注改革手段造成的效果难以有力地解释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分配这一重大实践问题，也无法分析创新疲态的深层原因。政务服务具备的公共属性和现实属性迫切需要建立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空间理论，进而为政府的治理实践进行有效和切实可行的指导。（一）核心要素：权力、权利和技术权力要素主导的空间生产逻辑体现了政府强烈的权力意志，政府强势主导着公共空间的开发、设计、管理和维护，为公共空间制定发展策略和实现路径7。政府为了提升政务服务，不仅会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选址、体量和人员进行掌控，而且会规定线上政务的程序和步骤。此外，跨部门和跨层级的资源集聚也需要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才能实现。权利要素主导的空间生产逻辑旨在让城市公共空间关注人本主义，强调空间治理要优先发挥公共属性，真正服务于最广泛的大众利益和城市居民8。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用户对政务服务的诉求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再仅满足于基础服务的保障，对服务的方便性、可及性和可达性等也有了更多的要求，企业和群众会通过不同渠道向政府表达诉求，以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技术要素主导的空间生产逻辑帮助推进地方政府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价值创造的全方位系统性变革，通过技术嵌入在纵向上重新塑造跨层级和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系机制，在横向上重新构建政民关系9。同时，科技创新为公民获取政务服务信55息提供了更多渠道，使其能够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最大化地监督政府并实施自己的权利，而政府也会在科技助力下加速规范制度的创新，最大程度地实现双赢局面。需要强调的是，关键要素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可能时刻处于“动态平衡”，在进行空间治理时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要素进行再生产和再分配，这是因为不同社会背景下每种要素的重要性不同，具有阶段性差异。如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推出政务服务可视化后，其空间生产过程不仅体现了以政府为主体的权力要素在物理空间中的主导力量，而且也体现了以科技公司为主体的技术要素和以群众为主体的权利要素在数字空间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每种要素都具有双重逻辑，运用不当容易产生异化效果最终出现空间的非正义现象。对于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空间而言，空间非正义现象主要体现在个体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以权力为主导的传统物理空间过分强调“群众”和代表性，在确保群体公平的同时容易忽视个体的诉求。另外，在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政府作为强势的利益主体不仅具有特定的权力，还决定了公共服务空间的使用权、管制权、规划权和制度安排，民众作为服务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的安排，如果长期依靠政府的自觉性不免会造成空间异化。由民众主导的权利逻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主体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闭门规划和黑箱决策10。因此，如何在优化服务的过程中合理配置空间的核心要素以真正实现空间正义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二）基本单位：场所确定空间的基本单位是分析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实践的基础。一方面，在物理空间中，线下窗口强调面对面提供服务，人们倾向于前往离自己地理位置最近的政务大厅办理，即在供给的服务相等的情况下，政务大厅所处的地点及其与办事人的距离是物理空间中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数字空间中，地点和距离的重要性会出现大幅度降低的情况，这是因为随着“跨省通办、跨市通办、全市域通办”的推进，办事人可以选择一定范围内不同的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业务办理，甚至可以选择具有创新实践先例的平台，如启用“秒批秒办、容缺办理、免证办”等优化流程的网站。这说明，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场所正式代替物理意义上的地点成为了数字空间的基本单位，也变成了数字空间中的互动场域11。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而言，政务网站、app、小程序和公众号等平台和政务大厅、服务窗口等现实地点便构成了政府与群众互动的场所。比如，可视化平台的场所便是宝安政务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该平台与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互动交流。（三）价值导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空间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悖论，这是由于利益主体在进行资源争夺和博弈时容易忽视正义的价值诉求，因此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促进对城市空间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和矫正。政务服务空间受到核心要素的驱动后容易因为其双重效应而产生服务不均衡等非正义现象，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政务服务空间的非正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权力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容易受到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具有行政决策和实施的封闭性，导致服务供给端悬浮于需求端；二是权利参与下的空间生产强调多层次和多元化的需求，要求行政体制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渴望自下而上进行内容传达，网络技术为群众主体所带来的力量容易失控，因此仍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培育；三是技术嵌入下的数字空间会导致信息分配不平等、信息接收不对称等问题，对公共部门而言容易造成数据壁垒、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等现象，对数字弱势群体而言其使用权和参与权容易被削弱。服务型政府强调“公民本位”，认为政府是为公民提供服务而存在的。只有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确价值导向引领下，才能保证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空间治理的实践“不偏航”，将政务服务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生产机制：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合作生产不同维度的空间具备不同的属性，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要素主导逻辑，因此构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框架需要先对政务服56务空间进行界定和划分并明确其空间生产机制。既有研究将政务服务看作是公共服务或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子集，倾向于从更加宽泛的治理场域上将公共服务空间划分为物理、社会和数字的三维空间，缺乏单独对政务服务空间的精细化阐述。而政务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视角需更具针对性。在数字化的背景下，从物理和数字两个层面探讨政务服务的空间治理更加合适，这是因为数字空间是物理空间在数字化背景下衍生而来，二者呈现出的“孪生”关系是政务服务空间治理的实践基础。需要强调的是，物理空间中的资源成本和数字空间中的数字技术在深层逻辑上都与社会空间本质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均包含了传统社会空间中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即社会空间反映了群众对公平、平等和公正的行政需求和目标诉求，强调人的情感体验、交往价值和集体选择12。对处于同一治理场域的空间进行划分和界定的意义在于：一是空间的不同维度或层次说明政务服务的空间范围发生了延伸拓展，二是治理组织的结构和形态会因此发生变化，三是不同维度的空间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冲突和整合。因此，本文从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孪生性出发，分析探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空间生产机制。首先，物理空间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基本环境条件，是政务服务的主体关系与组织架构、制度安排与行为选择所存在的实体场域。作为“物质语境”的政务服务空间的价值导向指的是：政务服务的供给必须符合某种“空间布局”和“地理位置层面”的空间几何要求，才能使政府行政服务满足某种需求程度、承载能力、可达性和可及性13。在物理空间中，通常情况下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为了实现政务服务的区域均衡、乡村与城市均衡和城市内部均衡的目的，会借助 GIS 等高新科技工具将已拥有的政务服务数据充分地运用起来14。而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这一重要场域中，物理空间所指代的场所是地方政务大厅，或是大厅内部的服务窗口，群众会在政务大厅中的窗口进行问题咨询、材料提交和业务办理等事项。因此，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物理空间不仅包含了以政务大厅的实际地址和空间布局为主的物质世界，也包含以基层服务人员与办事群众之间互动为代表的社会互动关系。物理空间决定了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物质资源的生产和配置。其次，回溯历史，数字空间的拓展延伸与第四次科技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数字产业拓宽了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场域，将物理空间中的生产要素和物理资源进行数字化驱动，从而粉碎了时空限制。数字空间的生产要素依旧是权力、技术和权利，与物理空间有所不同的是，在数字化驱动下，技术要素的嵌入致使权力和权利要素发生了冲突和整合。何艳玲等指出，网络空间是与物理空间相孪生的新治理场域，并且作为新型空间拓展了国家空间治理的维度11。段宇波等指出，数字空间出现带来的结果是治理结构与权利分配方式发生改变，物理世界的治理规则和制度运行形式也会因此而改变12。虽然以上学者对新型空间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是均认为数字空间具有实质的空间意义和治理意义，是物理空间的虚拟延伸。三、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现有关于政务服务改革的学术探讨十分关注科技力量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化变革进行扩展延伸，最后总结了未来数字空间领域的发展前景。本质上，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构建数字政府背景下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但是却缺乏从整体的视角下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孪生治理的实践逻辑问题进行回答，即难以回应“数字化时代下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是如何共同治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这一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基于“技术嵌入政民互动组织重塑”的分析思路，以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的基本属性为基础，从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分析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一）技术嵌入：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赋”，民众需要政府承担多大责任，就赋予其多大权力，才可能产生权责对等的服务型政府。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共识和共同底线15。空间的生产和分配比空间本身更为重要，只有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确价值导向引领下才能保证同一物理空间下的公民具有使用均等服务和资源的权利，以及满足57同处数字空间的不同市场主体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治理的实践过程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公民为主体的权利要素在以科技公司为主体的技术要素嵌入下与以政府为主体的权力要素进行利益博弈的实践逻辑。具体而言，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性要素，其嵌入治理的本质是这种技术的物质性转变为组织结构的构成要素，以技术的物质性条件从而影响组织的结构、运行或者制度变革16。深圳宝安政务服务可视化的“5G VOLTE及网络通道技术”便是通过嵌入平台的方式，优化了业务办理流程、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水平，立足于民众的现实需要，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协同治理，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和方便群众办理业务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以公众为主导的权利要素随着获取信息、参与治理的能力的提升在数字空间中与以政府为主导的权力要素发生了格局的变化。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群众不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服务，通过搜罗相关信息以及对反馈服务内容等方式，提倡个性化权利的满足，对政府部门、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政府部门为满足群众需求也会提升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案例中用户通过可视化平台便可进行实名核验、场地信息上传等业务，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保障了服务体验；而政务服务中心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链条也有助于提高群众对其评价、认可和信任程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化技术嵌入的大背景下，政府不应将关注点全部放在数字空间治理中，而忽略物理空间治理实践的提升。这是因为，不同的空间都有不同的生产机制和分配逻辑，虽然核心目标一致，但是和群众互动的多样化渠道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有些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或者儿童有业务需求时不论是致电或是线上问询都难以完全解开他们的疑惑，因此线下政务服务中心有工作人员当面引导会极高提升办事满意度。目前也有地区开展了“反向办”业务，即从被动的人找服务变为主动的服务找人，如高龄老人津贴不再需要本人自助申请领取，而是大数据会自动识别然后主动推送服务为老人直接办理，这种新型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数字鸿沟，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也是未来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治理的终极形式，在技术嵌入下建设更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二）政民互动：推动服务空间再生产空间在政社互动时具有中介作用，不仅是面向群众时作为供给公共服务与产品的工具，而且有助于政府巩固权威、建构秩序10。目前的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改革目标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旨在提升群众办理业务的满意度，因此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孪生治理本质是为了加强群众和政府的互动性，需要群众先合理表达自身诉求，然后政府以高效率、高质量的方式帮助群众处理事务。首先，在物理空间中，个人和企业需要到政务服务中心，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进行咨询并办理业务，有些复杂的业务需要来回奔波或者异地处理，但是群众能够在有疑问的时候迅速得到回应和反馈，即在路上花的时间成本更长但是互动满意度和有效性会更高。一般而言，群众在有政务需求时，会倾向于预约或直接前往离家里最近的办事大厅，但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会受到地理空间的制约。比如，因为深圳市每个区都有特色服务，所以当市民想要办理某项特殊业务时只能选择跨区办理或者受到户籍限制而无法办理。因此，民众在向政府提出自己的需求之后，地方部门会据此积极推进创新的试点和推广，帮助群众在家附近就能办理相关业务。其次，在数字空间中，数字技术的赋能使得组织内部信息传递、沟通、监管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组织架构更趋近于扁平化和网络化，因此用户在一个综合窗口中便可完成申请办理、递交材料、办理业务和办结的完整流程操作。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以及信息搜索能力的提升，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诉求的简单满足，对于办结时间、便利办事和及时反馈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情境也会因此而更加复杂化，传统组织结构采用的协调方式难以支撑，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政民互动更加流畅，为民众发声提供了更多窗口和渠道，不仅是大众化的诉求能够得到统一的、标准化的处理，而且个体个性化的需求也能受到重视并合理58解决。虽然技术的嵌入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数字空间治理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仍需明确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即数字空间源于物理空间，也会因此受制于物理空间，技术要素不仅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实际研发能力、领导干部能力和物质发展条件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会受到公众价值观、社会环境和数字素养等价值层面的影响。因此，在改进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效能的时候不能只关注技术层面，不同层次的空间有各自的受众群体，也有各自的特点和属性，只有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看作是一个整体性治理的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政民互动推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的再生产和再分配的逻辑，这里可以以好差评制度为例来说明，用户在办结之后可以对办理过程中的事项进行打分，部门相关人员收到后会进行核实、反馈和改进，以避免下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此外，如果收到的投诉过多，相关部门也能够及时进行针对性探讨并对办事流程进行优化调整。地方政务服务中心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在政民互动的推动以及科技要素的嵌入下，政府主体会更加重视群众主体的诉求表达，优化空间布局和完善空间治理手段，进而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三）组织重塑：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空间治理过程实质上是核心要素的冲突和整合，即核心要素会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下或不同的主体引导下发生变化，导致某一空间的业务流程、职能结构或条线关系等关键行为发生偏移或变化，最终全新的生产机制和政务服务流程被构建出来，以应对新背景下的新要求。多元主体参与进行空间治理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和关系调整，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起控制主导和兜底保障作用且负有主体责任，但是除政府以外的主体在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上能够弥补政府的不足。在物理空间中，政府会凭借制度、政策和权力等占据强势地位，并为群众的诉求圈定范围，从而掌握主导力量。而在数字空间中，信息的自由获得性加强了原先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的力量，互联网提供了技术和渠道，群众能够通过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舆论表达和利益诉求“倒逼”政府回应。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物理空间已经无法满足信息爆炸增长后各要素频繁交互的需求，对数字服务空间的边界进行延伸拓展并将其与物理空间有机结合才是为居民提供可及和优质政务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空间治理过程中，权力要素和权利要素的利益博弈以及技术因素的强势嵌入会对组织的行政边界、主体格局和管理体制造成影响，具体体现在服务部门之间横向联系加强、政府业务流程优化和政府职能结构扁平化。在物理空间的治理实践中，政府部门会在不同县区、街道有选择性地建立地方政务服务中心，选址会考虑大部分人的居住场所，也会在中心内放置自助办理机和分配服务人员为群众进行疑难答惑，还会将单一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进行一体化政务服务流程，群众只需要在一个窗口便能解决所有事情。此外，办证需要的证明材料还可以采取邮递的方式，从而节省用户来回跑的时间。最后，政务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也会根据具体用户的具体诉求进行转接和后续反馈。整体来看，一方面，物理空间的服务流程在技术驱动和政民互动的背景下进行了优化，背后体现了政务服务中心组织机构的重塑。另一方面，数字空间的治理实践也呈现了相同的核心逻辑，数字技术便捷的沟通功能优化了科层制组织的协调能力，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运用使得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复杂协同更加顺畅，政民互动使得组织协同更有针对性和方向性，也能避免政府在进行优化改革时陷入科技怪圈，仅仅注重于提升效率，却忘记了创新改革的初心是要提供真正惠及群众的优质服务。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在进行流程优化以更好对孪生空间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各公共部门必须在明确自身的责权利关系前提下，合理分配资源并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合作、协调和互动，从而真正实现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空间的优化整合。在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和治理边界实现拓宽的前提下，政府职能就会从传统治理模式中提供基本社会秩序变成向个人和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变革也由此成为可能。59四、结论与展望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将空间视作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正是空间治理的重要场域，通过资金、科技或人力成本等资源的投入向群众和企业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务服务空间目前在学界中的研究热度较大，却缺乏整体的研究脉络，对空间属性和空间生产作用机制缺少清晰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引入深圳宝安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的例子，将复杂的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概念用线下实体窗口和线上视频窗口做投射，并在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案例，最终确定空间属性的分析框架：政务服务空间的基本单位是场所，价值导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生产机制是权力要素主导的物理空间与技术要素嵌入的数字空间合作生产。此外，由于目前的学术成果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中存在一定的空白，整体呈现碎片化或是侧重数字治理方面，因此本文旨在从完整的视角去解释地方政务服务中心孪生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最终得出结论：一是通过技术嵌入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二是通过政民互动推动服务空间再生产，三是通过组织重塑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将政务服务的空间治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群众等多元主体，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价值导向，通过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对公共资源进行高效的配置，在物理和数字的孪生空间中追求参与主体的空间资源与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协调，以构建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空间秩序为目标的治理体系和过程。高质量政务服务，不但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一环，也是集聚发展资源和要素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从空间治理的视角出发，发现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分配比空间本身更加重要。因此，政务服务作为凸显城市治理质量的重要维度，其进阶和深化应充分考虑到人民的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目标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参 考 文 献1 王锐.理解空间政治学：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04）：104-113+128.2 孙全胜.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镇化的现实意义J.城市发展研究，2017（02）：33-39.3 张淑.寻求城市空间正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01）：87-96.4 许中波.日常生活批判视角下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理以武昌内城马房菜市场动迁为例 J.城市问题，2019（04）：4-11+56.5 沈昊婧，荆椿贺.功能转型背景下城市存量空间更新中的空间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05）：128-138.6 吴金群，巢飞.空间生产视角下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元互动逻辑 J.人文地理，2022（03）：110-117.7 陈水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J.学术月刊，2018（05）：101-110.8 陈水生，石龙.失落与再造：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14（02）：70-73.9 刘祺.技术赋能、结构重塑与制度创新：基层数字政府改革的逻辑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06）：64-73.10 苏曦凌.公共服务的空间叙事：可及性、可及化与可及度 J.社会科学，2022（09）：112-120.11 何艳玲，张雨睿.孪生空间，平行治理：网络空间塑造中国城市治理新议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05）：60-74.12 段宇波，石玲荣.公共治理的空间变迁、驱动整合与制度重塑 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04）：60-71+125-126.13 张贤明，田玉麒.设施布局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路径 J.行政论坛，2016（06）：35-41.14 曹现强，顾伟先.公共服务空间研究的维度审视：反思、框架及策略 J.理论探讨，2017（05）：5-12.15 夏志强，李天兵.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论争 J.行政论坛，2021（03）：41-50.16 邵娜，张宇.政府治理中的“大数据”嵌入：理念、结构与能力 J.电子政务，2018（11）：93-100.责任编辑郭丽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