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_黄正林.pdf

中共党史研究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黄正林 摘 要: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央总方针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成功地把传统农民反官府的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与军事斗争上。渭华起义中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在组织农会和动员农民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短短两个月内,该起义在渭华地区建立了 3 个区级和 46 个村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武装暴动中不多见的。该起义从组织策划开始就主张对敌斗争采取游击战的策略,并制定了游击战原则,对丰富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史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农民运动;渭华暴动作者简介: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渭华起义于 1928 年 5 月6 月发生在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西北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武装暴动,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关于此次起义,以往学术界讨论较多,其中吕夷考证了该起义的时间、领导、陕东特委、“左”倾盲动等问题,解决了研究该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另外对其历史地位、西北红军的创建及民众动员、历史特点等相关问题都有讨论。如果走出传统革命史的叙事模式,系统梳理文献和思考这次武装暴动,并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党在西北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场景中去思考,还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 1927 年1928 年形成的原始文献和 20 世纪 80 年代地方党史工作者采集的口述资料为基础,对渭华起义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共如何把关中地区传统的农民运动引导到苏维埃革命的道路上以及渭华起义的决策过程和苏维埃运动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一、中共革命与渭华农民运动渭华起义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关中民国时期的渭南和华县各一部分,南靠秦岭山脉,北临西(安)潼(关)公路。潼关至西安的公路(大道)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交通要道,晚清至民国时期过往军队、官员频繁,渭华地区民众支差较多,也面临着纪律不良的军队的抢劫。为了自保,许多农民从小就开始习武,有的成为“刀客”,有的参加了乡村民间秘密团体 哥老会或红枪会。故近代以降,农民反官府斗争频发。发生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西北的回民反清斗争就是以关中渭华地区为起1如吕夷:关于渭华起义的几个问题,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袁振武、梁月兰:论渭华起义的历史地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雷云峰:渭华起义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人文杂志1988 年第6 期。关于研究该问题的历史文献,1928 年 5 月渭华起义前保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如党的指示、通告以及报刊资料,渭华起义发生后基本上没有原始文献,好在 1983 年1985 年渭南、华县的党史工作者“就渭华起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打击土豪劣绅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召开各种大小座谈会 16 次,走访重要当事人、知情人500 多人次,所形成的口述、调查资料成为研究渭华起义弥足珍贵的文献,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这些资料。2023 年第 4 期(第 38 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4 2023(Vol.38)DOI:10.13613/ki.qhdz.003274点。晚清至北洋时期,渭南不断发生农民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1900 年农历八月底在渭南高塘镇、崇凝镇爆发了江湖会首领田贵宾领导的反官府斗争,这个地区是后来渭华起义的核心区。1906年,因兴建西潼铁路向农民征收“铁路亩捐”激起民变,华阴、华州、渭南一带百姓揭竿起事,华阴县令被杀。1923 年 12 月,渭北固市和渭南县东原、西原发生农民“交农”运动,农民和当地军警发生激烈冲突。1924 年 1 月,该县高塘农民再次“交农”。从这些无政治目标的“交农”斗争,折射出近代以降渭华地区官民之间关系紧张,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中共革命的火种就开始在渭华地区传播。1922 年 3 月,在华县咸林中学担任教务长的魏野畴聘请了共产党员王复生、王懋廷到该校任教。7 月,武汉中华大学毕业的渭南人王尚德,受中共武汉党组织和董必武的派遣回到家乡创建党团组织。9 月,王尚德在赤水镇建立了赤水职业学校,以教职立足,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复生、王懋廷和王尚德到陕西前已是中共党员,魏野畴 1923 年入党,他们是最早到渭华两县活动的中共党员。特别是 1923 年至 1925 年,一批在外地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后来到渭华地区被聘请到各校任教,在学生中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如“赤社”“民权运动大同盟”“青年同志会”“青年励志社”“青年文学社”等,把大部分学生吸引到这些组织中来,阅读进步书籍和杂志,如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浅说阶级斗争中国青年向导等。在赤水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一时赤水、华县成为陕西地区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据点”。1924 年 1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关中,三原、泾阳、蒲城等县。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在三原成立了陕西学生总会,并创办了“暑期政治训练班”,由魏野畴、耿炳光、王尚德等共同主持,引导大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他们还建立了华县、高塘、赤水等特别支部,并推荐青年学生报考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为以后中共在渭华地区的革命发展播下了火种和奠定了基础。1926 年 11 月,冯玉祥率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后,旅外的陕籍学生党团员、进步青年大批回陕,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陕籍学员也陆续回来,成为组织和推动农运发展的骨干力量。1927 年 1 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为推动本地农民运动提供了政策支持。2 月,国民党省党部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共产党员黄万平、张含辉、亢维恪、陈家惠为委员,中山学院还设了农运班,以培养农运干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西安、渭北、陕东区农运办事处,其中陕东办事处负责区域为渭南、华县、华阴和潼关。3 月,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制定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方针,认识到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指出“党的发展当与农运相适应,凡农运所在,我们必须使党的发展相继而至”。因此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运上来,把农运工作的重点“尽量集中于渭河两岸地区”。中共党员在渭华地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县党部,并以国民党党部名义指导当地农运,使农运披上了“合法”的2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史新民:辛亥革命在渭南纪事,渭南:渭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11 年印行,第 2122 页。蛤笑:论陕西民变,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3 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陕西华阴县民变,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 237 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交农”渭南农民的大胜利,平民周报第 9 期,1924 年 5 月 10 日。杨明轩:魏野畴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见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传略回忆文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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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注)十二月,渭南一县党团同志约一千人以上,组织颇严密,指挥极统一,与当地各种反革命派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王林任华县县委书记后也积极发展党、团员,“一九二七年底,党员发展到三百七十人,团员六百多人。高塘一带的村庄小学教员大部分是党员”。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培训具有农运知识的杜松寿、李维屏、李秀石等回到华县,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乡村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并成立农民协会,使“华县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各乡、村农协工作也更加出色”。省农协派到各地的特派员、视察指导,督促“干部深入农村,一村一村、一区一区”组建农协,把农协几乎建到每个村庄。据统计,全省 60 余县建有农民协会,会员最多时达到 75.5 万余人,即使大革命失败后农协会员急剧减少,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时仍有会员 37 万人,“仅次于湖南和广东,居全国第三位”。渭南、华县成为陕西农运最高涨的地区之一。1927 年9 月统计,渭南有区农协9 个,村农协135 个,会员5 131 人;华县区农协8 个,村农协3黄正林: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耿炳光:回忆中共陕甘区委,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 年第 1 期。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1927 年 6 月 4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第 204 页。省农民协会昨日开第一次常委会,陕西民国日报1927 年 6 月 11 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史料1927 年 9 月 26 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第 1 期。省委成立时各地党的组织状况表1927 年 7 月 1 日,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大革命时期的渭南地区农民运动,第 87 页。萧鸣关于自我工作经历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 6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乙 1,内部馆存本,1992 年,第 118 页。王林: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年陕西省委的活动(据 1959 年 4 月、1983 年 8 月 13 日、1985 年 2 月 10 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640 页。韩效琪、杨廉洁:回忆华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华县文史资料第 2 辑,内部资料,1987 年 12 月,第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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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华县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委员会,并筹设县农协、高塘区两处常备武装。农协会员的武器有的是自制的,有的是从反动军队中夺取的。受传统农民“交农”运动惯性的影响,又借助国民革命之势,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农运得到了较快发展,形成了一股洪流,如时人所言:“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团、自卫军如潮似涌的暴涨,靡可阻止。”中国共产党介入农民运动后,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控制乡村权力的士绅阶层。“各地党、团员带领学生经常深入到各村、镇宣传、演新戏、说顺口溜、散发传单,宣传农民所受的痛苦和军阀、恶绅敲诈勒索农民的罪行,宣传反帝、反蒋,特别是反对冯玉祥的反动统治,鼓动群众起来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一切摊派,组织农民清算土豪劣绅的账目”。经过大规模的宣传,农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革命情绪为之高涨,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陕西农运中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所有地主、士绅都成革命对象,农民协会明确规定其任务是“打倒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保障农民利益”。在农运发展过程中,中共陕甘区委提出了“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后,农会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以士绅为核心的乡村旧政权与旧势力。省农民协会颁布的惩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授予农民协会“自行逮捕处决”土豪劣绅和没收财产之权。对于农村中一切旧官产如乩坛、同善社、祭祀会、庵、观、寺、院、县田等“一概收归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实际上变成农村唯一的政权机关,各村大小事一律由农协裁决”,旧政权中的区长、里正等也要听命于农协。各地农协展开了对以士绅为核心的旧政治势力的斗争,有的士绅被农民协会算账,有的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有的被处以死刑,民愤极大的劣绅甚至被当场打死。华县农协成立后,明确提出:“现在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决不许二、三恶绅把持县政”,所以公布了县知事叶振本的各种劣行,赶走叶氏,并向省民政厅提交了“委贤明长华”的呈文。1928 年 1 月 25 日晚,赤水农民“杀死三名恶绅,干掉两名商会会长”。在华县,赤水职业学校共产党员、团员与当地农协、地方党组相互配合,也展开以惩办“土豪”“劣绅”为中心的革命斗争。随着农运的发展,以农民协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与以士绅为代表旧势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农协取代了乡村士绅的权力,士绅阶层感到岌岌可危,于是和农协展开了争夺乡村权力的斗争,“宣化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渭南县城西北八里的槐衙村,村外有座“宣化观”,庙宇有上殿、中殿和前殿,庙产属于沋西里东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史料1927 年 9 月 26 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第 1 期。渭南河北第四区农民协会成立之盛况,陕西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3 日。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致驻陕各军将士书,陕西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5 日。王云:回忆渭华起义,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印行,1985 年 11 月,第 306 页。华县农民协会章程1927 年 3 月 12 日,华县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270 页。中国共产党陕甘区委执行委员会“五一劳动节”宣言1927 年 5 月 10 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 年第 1 期。惩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1927 年 6 月 11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第 221 页。没收官产决议案1927 年 6 月 11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第 227 页。姚志哲等口述:赤水一带农民协会的建立及活动,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大革命时期的渭南地区农民运动,第 342 页。全华县民众驱逐叶振本,陕西民国日报1927 年 6 月 3 日。姚志哲等口述:赤水一带农民协会的建立及活动,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大革命时期的渭南地区农民运动,第 343 页。五社所有。1914 年,附近农民利用该观创办了宣化初等小学,招收当地农家子弟读书。1918 年当地士绅景行之等将“乐育高级小学”从县城迁至宣化观“暂借办学”。“一观两校”的局面出现后,双方虽然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但也相安无事近 10 年。1927 年,中共党员刘廷献、共青团员刘克俭等到乐育高小任教,并在学校宣传进步思想,培养进步学生,吸收附近村庄小学教员及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引起地方当局和士绅的不满,刘廷献等人被乐育高小解聘。为了挤走乐育高小,渭南县农会会长李维屏以沋西里东五社名义交涉交回宣化观房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寒假期间,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刘廷献等人将宣化初小改办为高等小学。次年春开学后,“由于宣化小学联系群众,师资力量强,乐育高小的学生纷纷转入宣化高小,使其学生所剩寥寥无几,无法开办”。2 月 28 日,景行之等地方士绅带人到宣化高小殴打教师和学生,并强迫学生搬回乐育高小。中共渭南县委、团委决定以该事件为契机发动学生和士绅斗争。2 月 29 日,在渭南县委、团委的鼓动和支持下,“渭南中学与县立高小同学全体以学联名义去出发,直接去到宣化观,以暴动手段援助宣化学校”“宣化观的周围即被四、五百农民与二、三百学生包围了,震天价呼着打倒劣绅的口号,攻进乐育学校”。士绅们也不甘示弱,手里拿着刀和棍棒,并向群众和学生扔石头、砖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2 名士绅被群众打死,1 人被丢进水井受伤,1 人被打伤。该事件又被称作“二二九”事件。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该事件是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二、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农民暴动决策的形成尽管陕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但远离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尤其“八七”会议前中共陕西省委(下文简称“省委”)的工作长期得不到中央亲炙,如省委在一份报告中说:“过去中央对陕西省委不太密切,文件全收不到,一封信也莫有见过,一点指示也不见,所以工作感受了莫大的困难。”“四一二”政变后,陕西党组织依然依赖于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左”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做好应对局势骤变的准备,因此“当着反动局面已经到来的时候,党又没有适时的有计划的组织退却,故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造成很混乱的状态,党员大批退党或消极,一部分党员被捕或被杀,少数愿意继续革命的党员,也一时失掉方针和自信”。特别是冯玉祥“清党”后,陕甘区委做出决定:“(一)由陕甘区委发出紧急通告,各级党、团部都暂时停止活动,听候中央命令(二)主要领袖都离开西安。(三)派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央请示。(四)机关暂时秘密起来,即由北大街迁到红埠街九号,重要人物白天不出来,晚间活动。”从这个指示看出,省委表现有点惊慌失措的状态。党的基层组织也处于涣散状态,“党的下级干部及党员有许多已经消极动摇,已至脱离革命;一部分较好的党员则散布于农村,或任小学教师,或闲住家庭,或混迹于土匪群中。党内悲观失望的情绪增长起来,党的组织也大为5黄正林: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刘自平(刘廷献):党在宣化地区的活动和斗争,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党的工作的新纪元 宣化斗争,内部资料,1987 年,第 7273 页。李锦锋:宣化事件始末,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党的工作的新纪元 宣化斗争,第 78 页。渭南宣化暴动1928 年 3 月 10 日,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党的工作的新纪元 宣化斗争,第3435 页。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1928 年 3 月 13 日,见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党的工作的新纪元 宣化斗争,第 2223 页。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第一号)政治与党务1927 年 10 月 13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乙 1,第 6970 页。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 年 11 月 17、18 两日高岗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上的演讲),1943 年油印本,第 10 页,0006-01-1942-Y-0005-0003,榆林市档案馆藏。叛徒杜衡的“自白书”摘录,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 年第 1 期,第 79 页。缩小了”。白色恐怖笼罩着陕西,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的情况下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既“无法了解全国情况,也无法知道中央的方针和策略”。为此,7 月下旬,省委派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李子洲到武汉时,正值中央“八七”会议后,8 月 12 日,在听取李子洲关于陕西党的工作和面临问题的汇报后指出,中央要求陕西在党组织方面“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分,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在武装斗争方面“农运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14 日,中央又对陕西党的工作做出指示:“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自然是农民党的组织要根据紧急会议的组织决议案,改组各级党部,有农民基础的地方及淮雒南等县,应提取农民同志加入县委工作。现在党员成分,知识分子太多竟占了百分之八十多,而工农不及百分之二十,以后应当增加工农成分,要立即大批的吸收农民加入党。”这是“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直接对陕西党组织提出的指导性意见,重点是加强农民斗争的组织和领导。李子洲武汉之行不仅打通了省委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还将“八七”会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等文件带回陕西。9 月 26 日,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简称“九二六”会议),讨论了“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表示“完全接受”。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省委“九二六”会议做出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并指出:“我们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爆发起来,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这次会议是省委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节点,结束了因冯玉祥“清党”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使坚决革命的党员获得了自信和方针”。正如省委通告中所言:“自政变后,党的组织经过不少打击,日在混乱的状态中,对一切工作莫有统一的正确的策略,几乎是亡党的现象!早就决定召集扩大会议,因事实上的困难,直延到九月终才能实现。同时有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文件到达,更增加了这次会议的内容。这次大会后,党的策略、党的组织,转入一个新时期。”此后,省委的工作重点转变为发动全省农民总暴动。1927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第十五号通告,指出组织“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及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发动工农民众暴动后,“建立工农贫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就农民暴动问题专门指示省委:“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之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大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切乡村政权交农民协会,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拿到政权。”并提出“对工作不积极,观点不正确6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共产党在陕西1941 年,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2)甲 18,内部馆存本,1994 年,第 195 页。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4、45 页。中央与陕西代表李子洲谈话1927 年 8 月 12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乙 1,第 38 页。中共中央:致陕西函1927 年 8 月 14 日,中央通信第 3 期,1927 年 8 月 30 日。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第 1 期。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1927 年 9 月 26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 2,第 189190 页。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 年 11 月 17、18 两日高岗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上的演讲),1943 年油印本,第 10 页,0006-01-1942-Y-0005-0003,榆林市档案馆藏。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一号)1927 年 10 月 8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 141 页。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1927 年 11 月 1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 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604、608 页。的人,要坚决的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洗出党,提拔在斗争中表现得积极的分子 特别是贫农分子来参加党和群众中的领导工作”。中央针对陕西省委工作的现状和模糊不清的认识,明确指出既不能依赖于冯玉祥,也不能依赖于于右任。“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中央对于右任做出的判断是:“于右任早已离开革命的阵线,早已为土地革命的高潮所惊退,现在甚至在哪里咒骂土地革命,我们对于这种分子,还有何幻想之可能!”“陕西省委不但本身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纠正对于的幻想,指出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去领导工农贫民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中去找”。中央的指示回答了省委及部分党员干部对于冯、于的迷惑和不清晰的认识。省委虽然做出了总暴动的决策,但迟迟未能付诸于行动,受到中央的批评。1928 年 1 月 2 日,中央来信强调指出:“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这个直接行动正是土地革命之开始,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更都要农民自己动手来干,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中央认为陕西已经具备了组织暴动的基础,陕西革命高潮已经到来,“陕西现在已经是军阀统治最脆弱而内部冲突最复杂的地方,虽然我们党主观上的机会主义放弃了对于工农的领导,错过了许多客观的机会,然而工农自发的斗争一点也没有停止过,兵士也一天天革命化。革命局面的自然发展,毫无疑义的前进不已”。中央认为陕西省委没有领导农民立即暴动是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思想作祟,陕西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大部分被知识分子包办,执行了很长期的机会主义政策”陕西党的出路在哪里?中央指出:“彻底的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每个党员参加斗争,从斗争中不断的坚决改造党,使之成为真能领导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如此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结合,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陕西的党必须如此艰苦有计划有步骤的从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的革命基础,然后才能达到革命的前途,而不致于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又从新作出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或小资产阶级拼命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央对省委的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指示,一方面逐渐消弭了省委和部分党员干部对冯、于的幻想,廓清了认识,坚定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使省委开始认识到自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 年初“没有充分接受八七会议的精神”“没有注意到武装暴动的策略,没有注意到工农斗争的煽动,没有注意到反对国民党,没有注意到明白地反冯,没有注意到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连续 6 个“没有”,反映出省委的深刻自省。中央连续几封指示信,迫使省委从 1927 年 11 月 30 日至 1928 年 1 月 5 日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关于农民暴动的问题。11 月 30 日,省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中央 11 月 6 日指示,在讨论发动农民暴动问题时,省委领导成员意见发生分歧,省委书记耿炳光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需要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张慕陶)提出“团中央关于立即组织暴动、成立苏维埃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理论”,主张在陕西立即发动农民暴动。省军委书记李子洲认为张金印主张“立即组织暴动”的条件不成熟,支持了耿炳光的观点,提出“应该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到来之后组织7黄正林: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和改组党组织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 年 11 月 6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 4 册,第 614615 页。中央与陕西代表李子洲谈话1927 年 8 月 12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乙 1,第 3637 页。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和改组党组织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 年 11 月 6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 4 册,第 615 页。陕西工作决议案1928 年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通讯第 30 期,1928 年 7 月 3 日。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审查宣传部工作计划和十月革命宣传大纲的意见1928 年 1 月 4 日,见中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 2,第 270 页。起义”。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终采纳了耿炳光、李子洲等的意见,既不能立即暴动也不要拖延太长时间,而是决定立即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但从事后看,该决定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相关政策。12 月7 日,召开省委第二次全会,决定增加省委委员 2 名。最初讨论时提出新增 1 名知识分子委员,1 名农民委员,但最后决定新增两名委员均为农民,“不增加知识分子。即通知各县委报告农民同志中之堪任省委者,以备提拔”。次年 1 月 4 日,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会,根据中央来信,对省委工作做了对照检查,认为省委“过去少注意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暴动,甚至有在客观上阻止农民暴动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与行动,使陕西的农民有自然暴动而且到消灭的事实”。因此提出执行政治纪律,改组省委常委,取消“前届省委书记耿炳光同志的书记职权,并开除省委”,增加正式、候补委员 3人,其中正式委员王松年,候补委员张振海、郭世英,均为农民。次日,接着召开第四次会议,选举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关于农民暴动的问题上,共青团省委比党的省委更激进,认为“革命是要高涨的”“这个高涨是最近将来的,是又一次高涨”。受中央各种指示和信件的影响,陕西开始执行更为激进农民暴动政策。在撤销持有农民暴动时机不成熟观点的耿炳光省委书记职务和增加农民委员后,新省委于 1 月12 日做出了“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的决定。具体办法是:“(1)阴历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五等日,一般官吏、豪绅、驻军都注意到过年的事上,我们可以乘机杀豪绅官吏,劫夺军队的武装。(2)二、三月正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多半挨饥受饿,我们在此时可鼓动乡村农民抢劫富户、豪绅等囤粮,大杀豪绅,并准备夺取城池要寨。杀官吏,夺取驻军武装,酿成全陕的大骚动。”这次会议做了在全省进行总暴动的决策。2 月,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决议案中指出:“陕西 CP 目前工作之总方向,必须本中央的新政策。过去的实际经验,彻底的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的观念,刻苦耐心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去使工农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自动的夺取政权,没收土地之必要,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历久潜伏的积愤尽量的开发高涨,由局部的暴动直到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革命割据的局面,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正是在农民革命高潮论的思想指导下,新省委成立后,很快做出在全省发动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三、渭华起义的策划与准备省委做出在本省发动局部的农民暴动到全省农民总暴动的决定后,1928 年 1 月,依据地理、政8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继曾:渭华起义的经过(据 1959 年 6 月 16 日谈话整理),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第 9 期。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第 52 页。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及决议1927 年 12 月 7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 174 页。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的通告1928 年 1 月 12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 2,第 271 页。陕西政治、党务报告1928 年 3 月 20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 2,第 315316 页。团陕西省委对党策略讨论的经过与决议1928 年 1 月 8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乙 1,第 83 页。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的通告1928 年 1 月 12 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 2,第 274 页。陕西 CP 最近工作方针 省委第五次全体会决议案1928 年 2 月 13 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 219220 页。治、经济等条件将关中地区划分为五个重要工作区,即省东区以渭南、华县为中心,渭北区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省西区以乾县、礼泉为中心,中区以长安县为中心,东府区以蒲城、固市镇为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方动作,以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这种区域的划分,表明省委领导农民武装斗争进入实施阶段。宣化“二二九”事件后,省委对渭南县委支持农民和学生的态度提出表扬:“渭南县委在此次斗争中的确是站在民众的前边领导民众向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他们在斗争发动之前,能注意到民众的力量,领导学生及农民群众来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在斗争开始之后,能有继续发动群众的努力,使它延长扩大的计划,这都是领导斗争的正确策略。”宣化斗争和渭南县委的表现,省委决定把农民暴动的第一把火烧在渭华地区。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做出研判,认为农民“革命情绪与行动日益积极。近数月来,全省各地民众反抗斗争之屡屡,处处证明陕西工农群众革命潮流之高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分化日益显著,陕西客观上办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宣化斗争成为省委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农民暴动的重要节点性事件。早在决定全陕进行武装暴动时,省委就开始做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依赖的力量是各种农民武装和中共掌控下的军队。如前文所言,随着各地农民协会的建立,成立各种农民自卫军。在形成发动农民总暴动的决策后,省委开始注意地方工作中的军事问题,一是要求渭南、华县、长安、三原 4 县“一律须于短时期中,添设军事部;各直辖区委,如有必要时,亦可设军事部”。军事部主任的资质包括:“A.生性勇敢,脑筋清晰,富有分析、判断及计划能力。B.对党观念正确,了解党的新政策。C.有相当军事学识。”二是要求各市县“积极分派同志,采用各种方法,有计划的打入各种武装团体中去,抓获武装群众,努力发生并发展党组织”。宣化事件后,根据省委决定渭南县委在党员和团员中挑选积极分子二三十人到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技术,接受军事训练。四月底受训结束返回时携带了一批枪支和手榴弹,以此基础组成“陕东赤卫队”,有 100 余人,长短枪五六十支。这是陕东特委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力量,队旗由镰刀、斧头构图,象征着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此外,在渭华地区,中共能够掌握的“当地地方革命武力共有枪百余支,加入农民约二、三千人,共产党员三百余人,共青团员四百余人,这是当时我们陕西的党和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地方”。这是渭华地区农民武装的基本状况。发动渭华暴动时省委能掌握的正规军是许权中旅,其前身是大革命时期中山军事学校建立的学员总队和政治保卫队,约一千人,队长为校长史可轩。冯玉祥“清共”期间两支部队撤出西安,史可轩牺牲后,接受国民二军冯子明改编为暂编第三旅,旅长为共产党员许权中(下称“许旅”),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