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观察与反思.pdf

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观察与反思薛仁杰（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学院，浙江 杭州）摘 要：对国内三座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进行考察。在展览展示内容方面，位于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以展示农民工现象的纵轴与横轴为主，位于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以场景复原与情景再现为主，位于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典型人物刻画与生命叙事为主。在社会作用方面，三座博物馆在作为保存农民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机构、作为为农民工群体进行文化赋权的机构和作为政府进行文化治理的机构的三个方面发挥着相应的社会作用。关键词：藏品征集理念；展览展示内容；社会作用；农民工博物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薛仁杰，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当代，博物馆谋求与社会更加深入的连接，主动介入社会的议题，以彰显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正如爱德华查普尔（）所说，一座好的博物馆不应该是被动的，而是可以增进观众对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经济结构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讨论，它应该是一座“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扮演社会革新的催化剂，正面地影响弱势群体的生活。农民工作为中国一个庞大的、异质性强的且较弱势的群体，历来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自 年以来，在深圳、北京和广州等城市陆续建成了几座由不同主体创办的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每座博物馆生成、植根于各自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在权力知识话语体系下，基于物证的博物馆及其展览的价值中立性、客观性已不再绝对化，其展示的内容与再现的文化与其背后的权力主体有关，需要用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对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与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与反思。本研究选取位于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和位于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提出本文的三个核心问题：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其藏品的征集理念如何？这类博物馆是如何再现中国农民工形象的？这类博物馆又在社会中承担、发挥怎样的作用？一、藏品的征集理念博物馆物件是博物件馆存在的物质基础，馆方通过博物馆物件的展示与诠释，向观众传达物件背后的信息，观众得以“透物见人”。博物馆征集、展示哪些物件，对于农民工形象的展示很是重要。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藏品在时间范围上属于近现代时期，这些藏品更多的带有“实物资料”的性质，与传统意义上“文物”的概念有所区别，而这类博物馆也在持续探索藏品的定义及藏品的征集理念，不同主体所创办的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就其藏品征集理念而言有不同之处。位于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由农民工群体创办，其征集理念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注重“平常之物”的征集，所征集的物件与个体直接的经历和感受相联结，如欠条、劳动合同和工商证明等，从农民工个体出发汇聚农民工的集体记忆，即“通过广泛收集整理与打工群体相关的文化艺术作品及其他各类型物品及资料，建立打工文化历史资料档案库，以打工群体为立场和视角，真实纪录打工群体发展历程，见证打工群体历史变迁”，这为博物馆的个人经历路线埋下了伏笔。第 卷第 期 年 月广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位于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和位于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由官方创办，其征集理念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其中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征集理念是“主要征集方向和重点就是这些先进代表人物或与重大事件有关的实物资料和标本”，而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公布了五类重点关注的征集物品，其中有四类物品强调的是反映农民工的先进典型或突出贡献，两座博物馆通过征集反映农民工先进典型和突出贡献的物件，再现农民工形象，将农民工的历史融入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地区和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这也为博物馆展览的国家史迹路线埋下伏笔。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藏品征集理念的不同反映着作为记忆之场的博物馆处于记忆与历史的张力中，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和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交合的对立关系。二、中国农民工历史与形象的再现 （一一）广广州州农农民民工工博博物物馆馆：农农民民工工现现象象的的纵纵轴轴与与横横轴轴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其公共形象在四十多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学者通过人民日报这一媒介对农民工的表述，分析了农民工形象的变迁：年至 年的“生存者”形象（其中包括“非法流动者”和“盲流”形象这两个阶段），年至 年的“发展者”形象（其中包括职业劳动者和现代产业工人这两个阶段）和 年至今的“融入者”形象。那么博物馆该如何展示这一现象的历时变化呢？由政府创办的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展示农民工公共形象时有一种基本的底色和出发点，即从政府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当下，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的前言就有这样的表述：“农民工博物馆的建成，全方位还原了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奋斗、发展的历史，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农民工的真切关爱，彰显了广大农民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的辉煌业绩和历史功勋。”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展览的“纵轴”版块通过“城乡分割走亦难（年之前）”“春江水暖鸭先知（年）”“百万民工闯广东（年）”“流动就业立章法”（年）和“放下书包打工去（年至今）”五个部分展示了农民工现象尤其是广州农民工现象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笔者实地考察后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展示的内容侧重于对历史文献、重要事件和国家政策的历时性梳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现象的客观化表述，但展览对某些重要事件的回避曾引发公众的质疑，引发公众对于再现农民工形象真实性的讨论，是一种被选择的真实；其二，在宏大的叙事观下，展示的物件有匿名化取向，与个人叙事的联结较少，展品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其三，展览从地域视角出发，强调了广东独特的区位优势对农民工的吸引以及农民工的辛勤付出。“横轴”版块则通过“就业篇：进城找饭碗”“流动篇：乡情扯不断”“维权篇：维权保公平”“技能篇：巧匠显身手”“劳务篇：喜见劳务牌”“返乡篇：创业再争先”“市民篇：融入新生活”和“展望篇：梦想都开花”等十部分展示当代农民工形象的不同侧面。通过话语叙述，展览表达了对农民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成就、得到认可的赞美，另一方面展览突出了农民工对地方和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二二）深深圳圳劳劳务务工工博博物物馆馆：场场景景复复原原与与情情景景再再现现 情景再现是社会史博物馆或工业遗产博物馆的主要展示策略之一，通过再现切实存在的工作环境、具体的技术实践原理和严密的工作流程等，从而建构一种真实的现场感和历史感，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是利用石岩上屋热线圈厂的旧址改造而成，该企业是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厂址本身就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深圳市宝安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内复原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生产线以及劳务工的淋浴房、洗衣房、餐厅和影视厅等，以再现劳务工的工作状况与生存方式。虽然博物馆通过旧厂址复原了当时劳务工的工作与生活场景，但是实际生产活动、劳动关系和日常经验的不在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务工形象的呈现，博物馆应努力将这些联系建立起来。（三三）北北京京打打工工文文化化艺艺术术博博物物馆馆：典典型型人人物物刻刻画画与与生生命命叙叙事事 展览作为一种意念的表述、文化的诠释或立薛仁杰：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观察与反思场的表态，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而叙事手法的运用可以促进展览结构的编排、增进社会大众对于展览传达信息的理解，进而发挥展览的社会功能。而展览宏大叙事观下生命叙事手法的运用则可以更好地拉进展览与观众的距离，引发观众的共鸣，生命叙事指的是“叙事主体借助生命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传递生命信念，促使自我和倾听对象更好地理解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展览的结尾处运用生命叙事的手法向观众展示了十余位农民工（打工者）的生命故事，十余位农民工的形象模型分散伫立在展厅内，农民工形象模型的背面则放置了一本书，里面讲述的是该农民工的打工经历，观众可以自由翻阅。如 年出生的艳霞，她生命故事的主题是“离婚的代价”，故事从“刻骨铭心的亲情”“生活与工作”“见不到女儿”“离婚的女人也就没有了家”和“独立坚强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五个方面诉说；再如 年出生的晓梦，她生命故事的主题是“病因”，故事从“儿时往事”“打工经历”、“妈妈，我会像男孩子一样！”“一页传单发现一片天”“走进公益”和“关于病因的对话”六个方面诉说。生命叙事的手法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中的运用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每个农民工的生命故事都是农民工概念的一个缩影，他们都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部分；二是透过农民工的生命故事，观众可以了解到每个农民工的思想与行动都是由其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而成，通过故事来引发故事，激发观众的同理心。三、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社会作用：社会记忆、文化赋权与文化治理 （一一）作作为为保保存存农农民民工工个个体体记记忆忆与与集集体体记记忆忆的的机机构构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是在以群体为主题的博物馆展览的研究中探讨的一个问题。燕海鸣曾指出，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展品本身所呈现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的叙事所建构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历史进程所表达的记忆。笔者就燕海鸣所提出的观点对农民工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略作探讨。农民工博物馆中的物件因其具有独特的记录价值而被博物馆收藏、展出，例如农民工日记，里面的内容反映了农民工在就业和维权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未来和新生活的期待，每篇农民工日记不仅代表着每个农民工的个体记忆，而且是农民工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从更深远的层次上讲，它还是社会记忆和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而博物馆单纯通过物件来建构农民工的集体记忆是不足够的，还需要通过叙事将物件串联起来，将物件编织到展览意图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中，例如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展览的“横轴”版块通过“就业篇、流动篇、维权篇、技能篇、劳务篇、返乡篇、创业篇、市民篇和展望篇”等十部分展示当代农民工形象的不同侧面，展览所展出的物件融入各部分的叙事框架中，物件也在新的脉络中被赋予新的意义，有关农民工的集体记忆也由叙事塑造出来。最后，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还涉及博物馆自身的历史进程所表达的记忆，位于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由农民工群体建立和运营，他们通过举办展览与社教活动、开放阅览室和剧场、与学者合作出版相关图书等项目来“自下而上”地书写农民工的历史、塑造农民工的集体记忆，农民工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也是农民工记忆的一部分。（二二）作作为为为为农农民民工工群群体体进进行行文文化化赋赋权权的的机机构构 伴随着近些年来博物馆越来越强调其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扮演社会革新的催化剂，“赋权”一词也由社会工作领域逐步进入博物馆领域中。赋权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个体、团体和社群掌管其境况、行使其权力并达成其自身目的的能力，以及个别和集体地，能够借此帮助自己和他人将生命的品质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过程。”位于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由农民工群体创建的，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认为主流媒体所呈现的有关农民工群体的报道是不够全面的，他们希望通过平民视角透过文字和档案记录有“感觉结构”的历史。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通过展览和教育使许多农民工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况和应有的权利，服务于在地农民工的直接诉求，并通过博物馆向社会传达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尊重与支持，这也是博物馆通过展览和教育对农民工实现文化赋权的体现。（三三）作作为为政政府府进进行行文文化化治治理理的的机机构构文化治理就是经由文化来治理，可能以文化本身为对象，但也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目标，而博物馆称得上文化治理最为典型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年第 期的场域之一。博物馆作为政府进行文化治理的一个机构，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是通过展览再现农民工群体的历史与形象，表达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成就的赞美，突出农民工对地方和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建设全社会尊重、厚爱农民工的氛围；另一方面是将农民工博物馆的设立作为一种地域发展的文化策略，以促进地域认同、凝聚农民工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如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就是在“三旧改造”的背景下建设而成的，博物馆的前身所在地是建于 世纪 年代的国营企业旧厂区和建于 世纪 年代中后期的工业区，后经政府的反复调研和科学论证，决定以农民工博物馆为核心，结合周边代表性建筑元素和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情况，打造广州城市印记公园，对该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再如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也是由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旧厂房改造而成，被列为深圳市首批“红色旅游景区”之一，扮演着文化治理的重要作用。四、结语 年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博物馆新定义，定义中出现了新的术语，为博物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就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三座博物馆而言，博物馆应该在“可及性和包容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和“社区参与”等方面“填空白、补短板”，更好地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参参考考文文献献：，（）：苏东海博物馆物论中国博物馆，（）：孙明劳务工博物馆及其藏品征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博物馆，（）：皮埃尔 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董小玉，宛月琴文化生态视野的农民工形象变迁与话语建构：由媒体观察改革，（）：徐玲，赵慧君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东南文化，（）：尹凯从机构到隐喻：批判博物馆学的路径东南文化，（）：，：，（）：张婉真当代博物馆展览的叙事转向台北：台北艺术大学，远流出版公司，：梅萍，吴芍炎后疫情时代生命叙事在生命教育中的价值及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郭文钠记忆与叙述：关于知青题材展览的思考 以“佛山知青大旺记忆展”为例东南文化，（）：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 知识、认同、话语中国博物馆，（）：张婷城市社区型生态美术馆：文化赋权和意义共生上海艺术评论，（）：罗伯特 亚当斯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汪冬冬，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志弘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殷宝宁一座博物馆的诞生？文化治理与古迹保存中的淡水红毛城博物馆学季刊，（）：陆亦瑝博物馆新定义：愿景与挑战艺术当代，（）：（责任编辑：夏侯国论）（下转第 页）薛仁杰：以中国农民工为主题的博物馆的观察与反思 ，（，；，）：，（），；，：；（上接第 页）（，）：，：；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