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势（1998-2022年）_高芳芳.pdf

一、问题提出新媒体技术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流通成本，扩展了公民的选择自由，提高了人们表达与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的碎片化以及传播的情绪化使得传播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假新闻、替代事实、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等丛生。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公共传播的实践形态，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实践的新动向予以了充分重视，但对于新的公共传播实践相应的伦理讨论却十分有限。事实上，作为多元主体在公共空间展开社会交往和意见竞争的过程，当公共传播基于新媒体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展开时，其主体关系、对话伦理、公共理性、价值选择等都面临新变化。那么，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究竟是如何被认知、被阐释、被研究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核心思考所在。公共传播结合了媒介技术进步、全球社会治理和受众日常生活等要素，承载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面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秩序的变化和复杂多元的伦理困境，我们需要涵盖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公共传播伦理，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结合新媒体情境定义、构建和维系公共传播伦理。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来，各国学者已围绕该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这一畛域进行相对全面的盘点。在当前的国际研究中，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存在哪些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热点是如何演进的？学者们通过研究勾勒出怎样的知识图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又有哪些值得反思之处？我国学者如何更好地参与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对话？这是本研究试图聚焦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一方面借助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工具，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新媒体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国际研究的现状和热点；另一方面，通过时间线图谱进行历时性呈现，提炼出国际研究中对新媒体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的核心解读及演进趋势，从而更系统全面地阐述该领域的学术图景。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本研究以收录论文影响力较大、学术性与规范性较强的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为样本来源数据库，采用SSCI和A&HCI引文索引，检索了从1998年到2022年间的英文文献，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2023年1月10日。文献搜集遵循三【内容提要】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工具，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国际上有关新媒体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学术热点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围绕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伦理、公众参与公共传播的伦理规范、媒介技术革新对传统新闻传播伦理的冲击、新媒体传播在社会治理层面引发的道德恐慌、新媒体相关的公共健康传播伦理、技术伦理。研究热点跟随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发展而演进，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实证化倾向和学科交叉特点日益显著。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多遵循旧有的理论框架，重应用层面的考量而轻哲学层面的思辨；研究者倾向于针对具体情境探讨公共传播伦理而弱化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影响；不同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稀疏。未来的研究既需要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公共传播伦理挑战，也需要以更科学多元的方法拓展该领域研究的边界。【关键词】新媒体；公共传播；传播伦理；文献计量分析；CiteSpace047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Communication个标准：一是收集学术圈公认的能够反映研究动态及整体情况的文献；二是突出公共性，聚焦公共传播相关的伦理研究；三是把新媒体作为重要的情境，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研究。因此，高级检索的检索式为：TS=(“social media”OR“new media”OR Internet)AND TS=(ethic*OR moral*)AND TS=(communication OR media)AND TS=public*，文献类型选择文章、会议论文和综述，共收集879篇文献，经过期刊整理、人工去重以及去除相关性不大的文献后共获得样本研究文献673篇。结合文献计量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旨在采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并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直观地展现研究全景和知识图谱。三、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六大热点为了捕捉国际有关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核心领域与热点议题，本文对相关英文文献按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将时间切片设为1年，聚类结构采用 CiteSpace 自带的对数似然算法(Log-likelihoodRate，LLR)，得到基于关键词的聚类图谱（见图1）。图1 基于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图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关联。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为0.794（大于0.7即表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Q值)为0.461（大于0.3即表示聚类结构显著），说明该聚类效果良好。在此基础上，根据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与聚类标识词进行归纳。研究发现，从1998年到2022年，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六大热点展开（见表1）。（一）围绕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伦理从图1可以看出，聚类#0和聚类#1轮廓清晰、互相交叉，表明这两类存在较多聚类间共引用，对应的主题较为相关。对节点较大的“社交媒体”“脸书”等关键词相关的核心文献进行研读后，发现围绕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伦理研究主要呈现以下重点。聚类#0#1#2#3#4#5#6#7#8聚类名称social media（社交媒体）big data（大数据）information（信息）engagement（参与）public solicitation（公众意见征集）blog（博客）new media（新媒体）moral panic（道德恐慌）technology（技术）主要关键词social media（社交媒体）;Facebook（脸书）；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网络网站）;agenda setting（议程设置）；online opinion expression（在线意见表达）；digitalmarketing（数字营销）social media data（社交媒体数据）;research ethics（科 研 伦理）;social media platform（社交媒体平台）;slandering（诽谤）;fake（假）;impact（影响）；consumer（消费者）public health（公共健康）;internet-based intervention（基于互联网的干预）;knowledge（知识）;decision making（决策）;disease（疾 病）;epidemic（流 行 性 疾病）；challenge（挑战）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public engagement（公众参与）;organization（组 织）；Twitter（推特）;community（社区）;audiences（受众）;legitimacy（合法性）;justice（正义）Internet（互 联 网）;online（在线）;digital natives（数字原住民）;collective（集体）;participation（参与）;civic literacy（公民素养）;empowerment（赋权）;apps（应用程序）media monitoring（媒 体 监 控）;data blog（数 据 博 客）;stream（流）;world（世界）;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journalism（新闻业）;media（媒介）；issue-attention（问题关注）；frame analysis（框架分析）;citizen journalism（公民新闻）;crisis（危机）;disaster（灾难）;inequity（不平等）;attack（攻击）;attitude（态度）authoritarianism（威 权 主 义）;state（国家）;citizen（公民）;public perception（公众感知）;offence（冒犯）;condemnation（谴责）；social movement（社 会 运动）；politics（政治）；history（历史）；culture（文化）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 工 智能）;support（支持）；blockchain（区块链）；sustainable businessmodels（可持续商业模式）研究主题围绕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伦理新媒体相关的公共健康传播伦理公众参与公共传播的伦理规范媒介技术革新对传统新闻传播伦理的冲击新媒体传播在社会治理层面引发的道德恐慌技术伦理表1 基于关键词的聚类分析首先是基于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传播带来的伦理失范。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了便利，但个性化推送等机制的存在导致人们仅接受自身情感与认知范围内的“真相”，信息真实性的重要程度被后置。随着社交媒体上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步多元化，假新闻、替代事实、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俯拾皆是，这对信息伦理构成了严重威胁。该主题下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对新闻真实性伦理研究的脉络，但关注焦点从048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Communication传统的新闻伦理延伸到了社交媒体相关的信息伦理，伦理主体也从媒体扩展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更为多元化的信息发布者。其次是基于社交媒体的公共对话伦理。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为人们的言论和意见表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网络霸凌、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等提供了温床。学者们注意到，在基于社交媒体进行公共对话的过程中，一旦缺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的约束，各种思想价值的非理性争议就会蔓延。如何在伦理层面结合社交媒体的特点培育理性讨论、民主协商的氛围，营造健康的公共话语和公众舆论是该主题下众多研究者关心的议题。与传统的公共对话伦理研究相比，该主题下的文献将研究对象的范围从线下拓展到了社交媒体平台，既把社交媒体作为道德和伦理的讨论焦点，也将之视为能够影响公共伦理的工具以及在合法化过程中的作用。部分研究采用建构主义视角探究了社交媒体与公共传播伦理变迁之间的关联，思考了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及技术的政治化与人类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再次是社交媒体环境下海量数据的生产与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隐忧。学者达纳 博伊德和凯特 克劳福德把在线数据收集和分析中的潜在伦理问题提升到对技术变革意义辨析的层面，对这一社会技术现象进行了哲学思辨，启发了人们对公共空间中科技手段意义的系统性思考。还有学者探讨了将社交媒体数据应用于科学研究可能导致的伦理争议。科研发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共对话。虽然科研人员通过公开的方式获得、使用和分析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并不违反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条款，但这么做依然需要考虑用户的看法、考虑使用情境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如何在旧有的公共传播伦理规范和社交媒体公共可用性的新概念之间取得平衡是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最后是基于社交媒体的营销伦理和商业道德规范。随着社交媒体成为商业营销的重要阵地，学者们关注了在此过程中衍生出的虚假营销、数据欺诈与数据造假、数字营销平台垄断、信息安全和数字鸿沟等一系列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能够更便利地获取用户信息、掌握消费偏好，但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数字营销涉及的用户画像也需要考虑不同文化、信仰和习俗可能带来的与商业价值观之间的伦理冲突和矛盾。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对数据资源的垄断也衍生出新的伦理挑战。如何在社交媒体背景下保护用户隐私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议题。（二）新媒体相关的公共健康传播伦理从聚类#2的关键词“公共健康”“流行性疾病”“基于互联网的干预”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该聚类中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新媒体相关的公共健康传播伦理。例如，各信息主体在利用新媒体普及健康信息、进行健康推广时，需要遵守何种道德伦理；如何应对网上误导性健康信息和虚假内容泛滥的情况；在流行性疾病和大型公共健康危机时期，如何借助新媒体在社会中传播公共健康知识、树立科学权威、推行公共政策。来自传播学、公共卫生、医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围绕该主题展开了广泛讨论。研究超越了健康传播、公共健康等范畴，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研究中将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健康传播伦理视为重要的传播健康信息的道德准则和协调各社会主体利益的价值标准，对其专业性和公共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们引入了社会网络理论和网络分析技术，为分析公共卫生干预政策效果和伦理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三）公众参与公共传播的伦理规范如图1所示，聚类#3和聚类#4互相交叉，表明这两个聚类对应的研究主题较为相关。通过研读“互联网”“公共领域”“公众参与”“赋权”等关键词下的核心文献，发现该主题下的研究聚焦于公众如何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公共传播及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失范问题。学者们审视了新媒体技术在为公众参与公共传播和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契机的同时，由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边界的游移和重构、技术应用的异化以及公众数字素养的差别，在公共传播的观念、技术、内容等方面造成了伦理扭曲和道德失范。也有学者关注了新媒体技术在赋予公众网络表达权力的同时，如何放大分歧和矛盾，导致民粹主义、仇恨言论等一系列问题。有学者借用舆论学理论分析了新媒体对公共舆论和民主的影响，将哈贝马斯有关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对相关伦理规范展开了论述。该主题下的研究对公共传播伦理的关注焦点从媒介伦理拓展到了话语伦理、公众传播伦理和责任伦理，并将传播伦理视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把发展公共传播伦理与培养沟通正义、文明理性对话等公民道德联系起来。（四）媒介技术革新对传统新闻传播伦理的冲击从图1可以看出，聚类#5和聚类#6互相交叉，表明这两个聚类对应的研究主题较为相关。基于关键词“新闻业”“公民新闻”“危机”“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的核心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关注了原有的新闻和传播业态及相关伦理规范如何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发生改变。首先，在新闻生产环节，学者们注意到新媒体、公民记者、用户生产内容等出现后，专业性职业对新闻的垄断被打破，传统新闻伦理的核心理念被动摇。生产流程的外部化、参与者的多元化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激发了重构新闻伦理的迫切需求，让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新闻客观性、专业主义及媒介价值；其次，在新闻内容方面，由于流量和盈利压力，新闻生产者对受众需求的无条件迎合导致新闻内容泛娱乐化，新闻伦理失范引发的道德恐慌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全球竞争和信息的国际流动也让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国际新闻传播伦理；再次，在新闻获取049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Communication环节，新媒体环境下公众知情权的伦理困境以及受众如何客观解析新闻内容、理性评论和转发新闻也成为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媒介技术革新还影响到了广告、公关等行业的伦理规范。以公共关系伦理为例，有研究通过引入对话理论来考察和辨析新媒体背景下公关行为中的伦理问题，从而指导日常公共关系实践；有研究结合实例考察了新媒体在公共关系和营销行为中的新应用、新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伦理反思；还有研究则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就如何协调公关从业者与公众、企业与社会在新业态下的关系，使之符合新媒体时代的伦理和道德要求展开了讨论。（五）新媒体传播在社会治理层面引发的道德恐慌从聚类#7的关键词“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运动”“政治”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开始系统关注新媒体传播对传统的社会治理和公共伦理形成的冲击。学者们肯定了国家与政府与时俱进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做法，也注意到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监视和舆论监控。在伊朗选举危机、“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和社会动员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于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公众来说，在依赖国家与政府权威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利用新媒体平台打破信息和决策垄断，为民主讨论、政治参与和公民行动赢得合理的公共空间。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滋养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塑造富有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的道德公民，同时明确技术使用的边界是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所在。来自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参与到了该主题相关的研究中，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实证研究等方式结合具体的社会治理情境探讨了基于新媒体的公共传播伦理。（六）技术伦理从聚类#8的关键词“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该聚类中的研究关注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等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和应对与之相关的公共传播伦理问题，如算法的透明度、公平性、算法与公共理性等。互联网及其资本属性、流量逻辑和算法思维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后真相时代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担忧道德价值共识在新媒体环境下可能会被破坏。公共传播的伦理问题也不再局限于新闻传播场域的传播伦理，更进一步扩展到技术伦理、数据伦理、算法伦理等。在算法研究领域，研究者尝试将伦理讨论与个体认知理论相结合，分析了与个性化推荐相关的五大伦理隐忧，包括自主性、不透明性、隐私、选择性暴露和歧视。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被困在传统的伦理规则中，但这些技术赖以生成与存在的社会结构性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公共传播中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和算法独特的运行逻辑让技术平台能够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生成隐性的支配权和控制权，造成个人权利与算法权力之间的失衡，从而诱发一系列伦理问题。以算法歧视为例，它涉及算法公平性、算法身份污名化和隐私等多重伦理问题，因此需要重视算法责任，建立算法问责制。学者们认为，数字平台公司拥有压倒性的市场能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对平台的监管已迫在眉睫，同时也需要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值得信赖的全球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四、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演进趋势从学术进路的维度来看（见图2），国际上有关新媒体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的文献数量从1998年到2008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9年开始上升，这与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趋增强，与之相关的伦理讨论不断增多，这一趋势直接体现在了发文量上。到2018年，该领域研究发表明显增多，这与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新技术的发展及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应用与普及在公共传播领域引发了新的伦理争议，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全球社会生活和传播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如何确保公共讨论的有序开展及公共传播中信息的真实准确对公共传播伦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此的关注，研究成果持续增加。图2 新媒体背景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发文量的年度趋势图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120100806040200文献数量1103352343513 13 14152028263944567595104101图3 关键词聚类分析时间线图谱#0 social media#1 big data#2 information#3 engagement#4 public solicitation#5 blog#6 new media#7 moral panic#8 technology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揭示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演化脉络，研究采用关键词聚类分析时间线图谱（timeline view）对聚类和关键词信息进行历时性呈现，其中横坐标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纵坐标表示关键词所属聚类，圆圈大小表示关键词累计出现的频次（见图3）。如图所示，“传播（communication）”“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互联网（Internet）”“在050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Communication线（online）”“伦理（ethics）”“影响（impact）”等是关键词聚集的重要节点。若将图2和图3关联起来看，不难发现该领域研究演进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前，总体发文量较低，关键词集中出现在参与（#3 engagement）、公众意见征集（#4 public solicitation）、博客（#5 blog）聚类下，可见英文文献中早期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学者较多地关注了公众基于互联网参与公共传播的伦理问题。此时新媒体技术尚处在发展初期，研究中的公共传播伦理多依托在线社区、博客等平台展开，伦理问题也多作为新媒体发展带来的附属问题进行讨论。这部分研究对新媒体相关的公共传播伦理进行了初探，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8年后，发文量逐年上升。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0 social media）、大数据（#1 big data）、新媒体（#6 new media）等聚类下的关键词迅速增加。围绕社交媒体的传播伦理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在该阶段，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实践敏感性与学术专注度，研究视角逐渐打开，学理分析和理论建构开始跟上实践的步伐。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索，涌现出更多实证分析。同时，社交媒体发展带来的复杂的道德挑战使得公共传播伦理重塑迫在眉睫，研究开始反思社交媒体环境下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成为后续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2018年后，发文量上涨速度加快。多学科交叉的特点逐渐显现，在信息（#2 information）、道德恐慌（#7moral panic）、技术（#8 technology）等聚类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开始接轨公共健康、公共管理、政治、商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应用与普及及全球范围内社会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科技伦理、算法社会、公民意识、平台权力等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技术话语体系与道德话语体系之间的断裂与冲突激发了重构公共传播伦理的迫切需求。当公共传播的载体随着新媒体发展逐渐多元化，公共传播伦理的主体和对象也相应呈现多元化趋势。学界开始思考该如何将政府、媒介与公众纳入到公共传播相关的伦理范畴中，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营造良好的技术与道德环境。总体而言，国际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研究兴趣和成果产出整体上呈递增趋势，研究热点跟随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发展而演进，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实证化倾向和学科交叉特点日益显著。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部分英文文献都系统探讨了某个特定的公共传播伦理问题，如互联网隐私权、在线数据安全等。这些命题紧扣时代发展脉络，针对当时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呈现、提炼和理性的分析、思考，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虽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在国际上各受关注，但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仍有不足。如现有研究大多遵循各学科旧有的理论框架，重应用层面的考量而轻哲学层面的思辨。从研究主题上看，有的研究侧重对经典理论的回顾阐释及对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有的倾向于实践指向的应用研究，有的则在学科交叉的视角下引入前沿的研究议题或研究方法。但大部分文献的理论视角仍局限于各学科已有的成熟理论，如沟通理论、叙述理论、媒介化理论等。虽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日渐多元化、复杂化、具体化，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融理论对话。从研究方法上看，该领域的英文文献既有采用理论阐释、概念解析、系统综述的，也有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元分析等实证方法的。总体而言，研究的实证化倾向和学科交叉特点日益显著，在研究中公共传播伦理逐渐被内化为公共传播实践的一部分，对其研究逐渐进入更广阔的跨学科思考和更深入的理论发展阶段，但在理论层面上仍需挖掘和突破。此外，现有的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研究多倾向于针对具体情境探讨公共传播伦理而弱化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影响，从而导致分析套路化和策略普遍化的问题。在部分讨论跨国在线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对公共传播伦理的讨论仅基于新媒体展开而忽视了结合所在国社会环境进行在地化考察。公共传播伦理相对于其他传播现象和知识体系而言，往往具有明显的文化敏感性。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变化体现的是特定时代和社会发展下文化价值的转型和社会秩序的变化，因此不应仅从新媒体工具性的角度探讨该问题而忽视其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之间的勾连。五、研究网络中心性发文量和中介中心性是衡量国家、地区、研究者与发文学术机构在特定研究领域/网络中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无论是从发文量还是能否形成关键节点（中介中心性0.1）来看，美英等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这一研究领域中占据领先优势，其研究基础和影响力居国际前列（见表2）。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心性虽不高，但随着发文量的上升，已逐渐能够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此外，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者网络中存在429个网络节点，网络密度为0.0028，网络中最大连通分量为7个作者节点，占总数的1%。通常网络节点的数值代表了网络中研究个体的数量。网络密度用于描述网络中节点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这个值介于 0和 1之间，值越高表示网络中的连接越密集。网络中最大连通分量代表一组作者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合作关系，值越高表示合作关系越紧密。由以上数据可知，虽然国际上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学者数量巨大（Node=429），但研究者之间合作紧密程度较低，合作疏松。对该领域发文机构的网络分析则发现，发文机051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Communication构数量巨大（Node=350），但研究机构间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0.0031），紧密合作群体也有待出现（网络中最大连通分量为12机构节点，占总数的3%）。由此可见，国际上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领域中的学者和学术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程度较低、合作关系稀疏，更有效的合作网络和学术共同体还未建立。排名12345678910国家USA（美国）England（英国）Australia（澳大利亚）Canada（加拿大）Germany（德国）China（中国）Spain（西班牙）Netherlands（荷兰）Israel（以色列）Sweden（瑞典）发文量224947765343124211817中心性0.470.250.190.090.090.000.050.030.010.00表2 发文量与中介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国家六、反思与展望综观1998年到2022年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英文文献，发现该领域研究的中心线索是“实践”与“理论”相互依赖的螺旋式发展，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相关研究成果逐年增长。学者们分析了公共传播中由新媒体技术使用引发的现实问题及背后的伦理冲突，聚焦了媒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公共传播伦理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探索了数字媒介平台实践的规范制定和治理策略，进而实现了从伦理实践中提炼研究问题，再通过学术化思考和研究反哺实践的研究路径。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进主要依循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发展。新媒体改变了公共传播的实践和研究范式，也带来了诸多新的伦理研究命题。从互联网到博客，从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公共传播环境的发展针对公共传播伦理的研究不断升级；二是学术视野的拓宽。从新闻到广告营销、公共关系，从社会学到公共健康、公共治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共同推动了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研究；三是伦理主体和对象的发展。从新闻机构到信息传播者，从平台到个人，随着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层次和范围不断扩大，对其研究也日益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界在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时也存在一些缺憾，如范式突破和理论创新有限，多学科交叉下所生产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学科对话和系统整合，学术领域内部的合作和知识话语融合还有待加强等。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一是研究主题的多维度拓展。虽然公共传播伦理研究过往大多集中在传媒伦理范畴下，但随着新媒体技术和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加强，新的研究领域和命题不断涌现，如与数字囚笼、技术难民、数字异化劳动、算法治理等相关的伦理冲突；虚拟网络世界中数据构建的策略和价值观及其与现实世界伦理之间的关系等。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的重构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对技术的反思、主体利益的调整与平衡、伦理知识体系的重建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开辟更多元的研究议题。二是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现有的英文文献中，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伦理和规范研究尚缺乏成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原有的概念也需要重新认知。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新环境下阐释和重构经典理论和概念，这些有益的探索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三是在研究中充分考虑伦理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异质性。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在价值理念、权益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伦理时，除了关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也需要关注公共传播伦理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和本土化和跨文化层面的公共传播伦理困境等。对我国学者来说，未来的研究既需要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公共传播伦理挑战，也需要以更科学多元的方法拓展该领域研究的边界。由研究网络中国家、地区、研究者与发文机构的网络中心性可知，目前美英学者在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我国学者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内研究来说，要更新对既有理论的认知，推动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伦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推进多学科交叉下的研究融合，为相关伦理规范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我国学者要突破西方窠臼，结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与特色，在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复杂关系中努力提出更聚焦的研究问题，从而更好地在中国语境下与时俱进地理解和研究公共传播伦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伦理规范。参考文献：Macnamara,J.(2021).Challe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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