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pdf

饮食书写是理解燕食记的重要维度，小说借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美食传承的故事,展现了葛亮对于当代城市移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揭示出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南京和香港的多重文化体验让葛亮深入思考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他在燕食记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追寻方式：戴明义和荣贻生等老辈移居者坚持“单一”身份认同观，试图以“怀念故乡”与“持守本土”的传统方式来固化自我身份；而新一代“香港人”陈五举秉持的则是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尝试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调试和重构自我身份。显然，葛亮赞同后者，外来移居者不应该只局限于“异乡人”与“香港人 之间的身份辨析，将自我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应在承认“多元”身份的同时促进跨文化交流真正走向多元化。葛亮借助饮食书写完成了对外来移居者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确认过程。【关键词葛亮；燕食记；饮食书写；文化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 1 2 0 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 6 7 3-8 8 6 1(2 0 2 3)0 2-0 1 2 5-0 6在2 1 世纪的华语文坛中，葛亮是一个创作成就斐然的作家。2 0 2 2 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燕食记沿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折射出辛亥革命后粤港风云流变，展现出香港的历史文化与世态人情画卷；小说的下闵以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美食传承的故事，切入香港“混杂性”的文化肌理，给当代移居者提供了一种如何在多元文化交汇中确认自我身份的解决方案。身份认同问题是学界长期探讨的话题之一，它与主体对自身的文化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身份认同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认同”1 6。文化身份认同是主体在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对自身的认知和描述，它更强调文化信仰、信念、精神的身份概念，为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存在感。在过去，文化身份认同往往是单一固定的，人们往往凭借某个特定的“自我”来追寻身份的具体化、有形化和固定化。但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有着后天建构的成分和“多元主义”特征，“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2 1 2 0 8。本文旨在通过对燕食记的细致解读，来探究带有文化“混融特质”的作家如何在文化越界的范畴中探寻自我身份、找到文化归属感的问题一、多重文化体验与作家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葛亮何许人也？这个问题恐怕不易回答，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混杂性文化身份特征的作家。首先，从创作体验上看，葛亮是一个体验式的“民国人”。这里的“民国”不是指具体时空划分下的民国，而是指一种想象式体验。这种民国体验，一是来自艺术想象。由于受到祖辈、父辈的精神力量和文化理想的影响，葛亮致力于民国写作，创作了朱雀北鸢瓦猫燕食记等一系列以民国为题材的小说，他在这些作品中模拟了收稿日期 2 0 2 3-0 1-0 9【作者简介 粟芳（1 9 9 9 一）,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社会思潮的互动机制研究”（XSP22YBC152）。-125-第3 9 卷民国的现场，又融入虚构的人与事，以“想象”空间换取了“再现”的能力。二是来自格物工作。为了增强历史书写的温度，葛亮对民国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格物工作，他曾说，“格物 是引领我进人历史情境的因由”3 “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我做过不少有关历史与城市变迁话题的访谈”4 1 2 3。葛亮对旗袍、吃食、戏曲等民国风物的信手来足以证实了他对民国日常生活的熟悉程度。事实上，不论是写作想象，还是访谈感知与案头整理，都促使他获得了一种“体验式”的民国人身份。其次，从成长经历来看，葛亮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南京人”。南京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城市，如吴敬梓先生所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南京不断地被卷入历史的风云变化之中，看惯了江山易主、朝权更迭，但是它那种“古典的姿态”却从未随着历史的更迭而间断。正是南京的这种古典风味,潜移默化地赋予了葛亮古典的人文气质、催生了他的怀旧心理、增厚了他的历史感，使他的作品中往往渗透出雍容典雅、精致从容、感伤怀旧的意味；同时，南京悠久的历史与文学传统也塑造着葛亮的文化意识与文学审美，包括历史轶闻、趣闻、掌故的运用等等。七声以少年毛果的“一双眼晴”记录着南京的一切变化与沧桑，朱雀呈现出复杂的、想象的历史洪流中的南京，相忘江湖的鱼也是葛亮对故土南京的深情回眸。这种面向故乡和历史、为过去与现在造像的书写姿态，昭示出葛亮对自身“南京人”的身份认同。最后，从当下生活来看，葛亮又是一个体验着多元文化、拥有着多元文化视域的“香港人”。葛亮从千禧年尾赴香港求学后一直定居在香港，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每日接触的是香港的文化语言、人文风物与饮食习俗，早已融人香港的文化肌理之中，浣熊就是葛亮以后“九七”视角关注香港新的边缘群体的结集。他在小说中驾轻就熟地运用港俚语，这是他对地方认同或者说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直接体现。但同时，作为“九七”之后南来的移居者，身处异质文化语境所带来的陌生感、回望故土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新老贺州学院学报身份所呈现出的差异感，不可避免地会让葛亮思考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正如批评家乔治拉伦所言，“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5 1 9 4。在新近出版的燕食记中，最具身份认同困惑的当属戴明义的小儿子戴德。戴德自三岁起就在香港生活，他自以为是个香港孩子，而他的根系却始终在上海，双重边缘性催生了他对自身身份的迷茫与困惑。一方面,虽然家人的存在一直提醒着他的来处,但他与上海文化传统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他在使用上海话交流时总觉得隔了一层；另一方面,比起生长于香港的本地孩子，他仍然是孤独的，他那不纯正的口音使他始终无法获得身份认同。于是他逃学，在学校附近游荡，他不喜欢吃“十八行”的上海本帮菜，而喜欢街边的大排档，他的口味是在朝夕相处的香港都市生活中积累而成的。朱雀中的许廷迈身上也有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的文化焦虑，生长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许廷迈却带着南京血脉，两重文化身份与时间、文化的距离都让他在“寻根”时感受到了对自身身份的疑惑。无论是戴德还是许廷迈，他们身上都融注着葛亮本人初临文化冲突时的困惑,即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在周围的环境中定位自我？大抵而言，正是作为多重文化的体验者，葛亮从朱雀七声到浣熊再到燕食记，才在不同人物角色身上对身份问题融入了不同面向的思考,其中有困惑、有追寻、也有反思。在燕食记中，戴德代表着香港“新生儿”，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戴明义与荣贻生处于“文化两轴论”之中,坚持“单一”身份认同观;陈五举代表的是新一代“香港人”，他们或是无根或是有着多重文化体验，但都能打破身份固化的壁垒，认同自身的“多元”身份。二、怀念故乡与持守本土：身份追寻的传统方式在燕食记中，葛亮以饮食为话语策略，展现了“老辈移居者”对于单一固定身份的追寻：既有通过怀念故乡来获得原生文化的体认，又有凭-126-2023年栗芳：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借持守本土来获得的文化自信，前者以戴明义等老辈移居者为代表，后者以荣贻生等粤点师傅为代表。而实际上，不论是主张饮食上的“怀念故乡”还是“持守本土”，本质上都是老辈移居者深受身份意识所牵拘，想通过某个特定的“自我”来确认文化身份，追寻身份的具体化、有形化和固定化。他们秉持的是一种“固定认同”,认为“自我在一个既定的传统与地理条件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和自我定位，文化身份的属性永恒固定不变”6 1 2 8。戴明义是2 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迁来港的，开上海菜馆是其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戴明义带着上海的印记来到香港，他并不是主动选择移居他乡，而是迫于生存的困境客居于香港，一旦条件具备是要归根返乡的。浓厚的安土重旧意识使他不能毫无负累地融入香港在地文化，反而充斥着远离乐土的漂泊感，以及在不确定的空间里苦苦寻找归属的无奈感。“九七”之后的香港早已形成了一种东西南北杂的“混杂性”文化空间，具有超强的文化溶解力，在这种空间中“如何找到自我 并且定位好自己的文化身份，是香港人在后九七时代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7 1 8 7。因而，戴明义为了在多元文化空间中找准自己的文化定位，为了建立一个“赖以使自已的生活在精神上有意义”8 J30的支点,将自我身份定位到“上海厨子”上，选择以本帮菜手艺传承的方式抵抗香港文化的同化。他将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的“红烧肉”视作上海文化的一种缩影,烧制“本帮菜 则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捍卫。所谓“认同其实是个体在文化上对“归属”的追寻。开上海菜馆与其说是戴明义作为“他者”怀念“故乡”，不如说他是以时间层面的习俗与回忆来抵抗空间上的疆界划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进入了一个感官系统全面紊乱的时期，“物质的大发达和输送能力的提高，让每个地方都变得那么没有地域性了，在饮食上、在风物上,都在渐渐丧失原来的东西”9 1 2 9。空间的溶解力越来越强，“移居的痕迹在悄然隐退，凋落的凋落，同化的同化。许多街道已经成为时间的标本”1 0 J33。在此种情况下,老辈移居者的身份认同感很难从当下所处的空间中获得，更多的是依赖于时间。正是长时间所形成的“舌头的鉴别”牵动着身处异地的他们的怀乡之情。当乡愁落实到某种具体的食物与口味，文化便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表现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情感上的忠贞。例如，小说中有个人物叫邵公，他发迹之后愈加重乡情，痴念本帮菜，他连续吃了几年戴明义做的“红烧肉面”，又资助他开了一家上海菜馆。他喝了一口上海黄豆汤就老泪纵横，原因是昔年旧事萦绕心头，勾起了他对少年生活的记忆。“本帮菜”和“黄豆汤”实则都是一种精神寄托，对老辈移居者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早已在时间和记忆中固化了。但这种“固定认同”往往会使其采取过客式的定居姿态，成为双重边缘性角色。他们离开故乡进入他乡，既不再独属于上海的文化疆域，又无法融人香港的主流文化，于故乡而言他们是地理空间上的“他者”，于香港而言他们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可见，主体的身份并非完全依靠纯粹的原生文化就能进行确认。荣贻生代表的则是另一种身份追寻方式一一持守本土。月饼，作为中秋节的必备食品，早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当它和文化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时，手工制作月饼甚至成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确认与持守。荣师傅是同庆楼的行政总厨，是历经多朝的元老，他有着深刻的文化身份认知，在科技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共同夹击中依旧坚守传统道德和精神信仰。其一，他持守本土传统文化，始终秉持“一行一人生”的匠人精神。“饮食”之手艺于荣师傅而言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亦是他的精神世界的映射,反映了一种近乎“道”的形而上境界。他不仅通宵达旦地研制新品，配料和造型更是追求做到极致，“一捧一捏，仿佛在指尖绽放花朵”1 1 2 5。其二,荣师傅拒斥外来文化，瞧不起西方舶来品和外乡人的本帮菜，在这里“身份 成了差异与排他的标记，“身份 所声称的统一 其实是建构在权力和排斥的游戏当中的”1 2 1 6。这种排斥背后带有一种强烈的尊严感，它属于中国人的风骨，是藏匿在历史深层文化中的一种精神气质。他认为自已身为“粤点师傅”，就理应要与其他菜系壁垒分明，所以他-127-第3 9 卷毅然决然地与离开了同庆楼去上海菜馆人赘的徒弟断绝了关系，而且在面对舶来文化的问题上也丝毫不愿妥协。荣师傅的身上体现着一种执着的情感与文化根性，他的人生就如炒莲蓉，“熬”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再硬皮的湘莲子，火候到了，时候到了，自然熬它一个黏软没脾气”1 1 5。他在持守本土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荣师傅的身份困惑在于难以认同与适应新兴的一面。在前进的历史律动面前，个人的意志微不足道，他无法阻挡时代浪潮的席卷，也无法凭一已之力扭转茶楼关张的命运。一方面，茶楼要与酒楼等行业竞争。酒楼心思活络，往往采用形式各异的花牌引得市民围观；而茶楼常设的讲古、棋坛、歌坛等项目，逐渐被唱歌跳舞看电影等新的娱乐项目所取代，“后来香港有了影戏，谁还坐得住听歌”1 1 6,茶楼自然留不住顾客。另一方面，机制的“西饼”逐渐开始占领香港市场。“西饼”不似手工月饼，它们产量大、花色多、不受季节限制且易于保存，因而为更多的香港人所欢迎；而且商家推出的饼券制度，改变了香港婚嫁用唐饼的习俗，给同庆楼的饼部生意带来了巨大冲击。燕食记开篇即写荣师傅出走，同庆楼将在年底结业，然后再倒叙整个故事。茶楼的倒闭,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消失，更是说明某种人文历史底蕴在丧失。实际上，这种通过持守传统而获得的身份认同感，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下这个现代与传统之间不断产生着剧烈碰撞的时代。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怀念故乡还是持守本土,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注重的是如何构筑身份并使其牢靠稳定。戴明义和荣贻生都处在文化属性两轴论当中，他们认为个体的身份是固定不变的，上海厨子与粤点师傅理应壁垒分明,本帮菜与粤式点心之间不仅有菜式与口味的区别,更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对立。因而,正传的“粤点师傅”陈五举要与上海姑娘戴凤行结婚，就必须在同庆楼与十八行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改弦易辙，废了此前的粤点手艺重建修为,要么放弃婚姻继承师傅的衣钵。陈五举面临的两难选择归贺州学院学报根结底是身份的固化造成的，“单一”身份认同观并不能适应于文化全球化时代。三、对话与交融：身份的调试与重构身份的被限制与自我限制容易导致主体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看待问题,从而忽略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作为“九七”之后南来的移居者，葛亮并没有被某种单一的身份意识所牵拘。在避免身份固化并使其保持开放性这一点上，他与齐格蒙特鲍曼的思想不谋而合。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下所有的界限都不再泾渭分明，人们对固定身份的追寻实则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1 3 1 2 6-1 2 7。个体身份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它就像是“火山熔岩顶部上一再被固化的表层部位，在它有时间冷却和固定下来前就再度被熔化”1 3 1 2 7。葛亮在读书界、文学界、研究界获得了各种身份与标签,既是一个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的年轻作家,也一个为学于东西之中的青年学者，同时还是往来于两岸三地的“老南京人”与“新香港人”。对葛亮而言，身份的转换或者多重身份的叠加，本质上都是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是对“自我成长”的一次次的批判。在新发表的长篇小说燕食记中，葛亮呈现了自已对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最新思考，即外来移居者不应该只局限于“异乡人”与“香港人”之间身份的辨析,将自我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要在对话与交融中承认和建构自身的多元身份。燕食记借饮食上的粤沪合璧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认同观：那就是摆脱以往那种惯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审视对象的方式,在多元文化空间里对话与交融,承认和建构自身的多元身份。“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之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1 2 1 4 小说中的陈五举便是葛亮本人寻求身份认同的代言人。陈五举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曾是“三蓉王”荣贻生最为得意的白案弟-128-2023年栗芳：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子，被荣师傅视为传承自已莲蓉点心绝技的唯一传人，可谓是真正的“少年饼王”；后来因为他与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女少东戴凤行相恋，做了戴明义的上门女婿，转行成“上海厨子”并协助岳父撑持家业。五举兼具了“粤点师傅”与“上海厨子”两重身份，或者说经历了香港本土文化与上海地域文化两种文化体验。从五举的成长来看，他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自我更新的流动之中。五举先是随阿爷到多男茶楼当了“企堂”;其后进了同庆楼，做了两年的“小按师傅”后又跟着荣师傅到“大按”里学做礼饼，成长为名震一时的“少年饼王”；而后半生却以“上海厨子”的身份苦心经营起上海菜馆。五举从不以对立思维来寻求身份认同，正如文本中所说，“把他放在哪里，他便落在了哪里,长在哪里,生了根,发了芽。若是把他拔起来,再落到其他地方。疼是疼一时，慢慢地，也就再生出新根，发了新芽，渐渐长出枝叶了”1 0 1 2 8。陈五举在不同的阵地便转换不同的身份，在人生的起承转合之中，“饮食有如镜像，映照时代路轨，亦透视人性嬉变”1 4 3 5事实上，陈五举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建构起自己多元身份的。第一次是与上海姑娘戴凤行建立婚姻关系。上海姑娘的一片豆腐带来了“鸳鸯月饼”的研制灵感，也牵扯出了一段跨域缘分。自凤行与五举缔结婚姻以后，“十八行”的菜品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五举在上海菜的烹饪技艺中融合了粤派点心技法，创新了“水晶生煎”“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等新式点心。这种沪港融合、兼取其优的为厨心态，同样揭示了五举对多元文化与多元身份的认同。第二次是与马来人露露建立师徒关系。文本有个细节写到露露为“麻甩佬”制作青鱼汤卷，她看锅里的鱼半天不起稠就往里面倒了一些椰奶,形成了奶白的汤色。五举对露露的这种行为感到大为不满：“一菜一系，根基是不能动的。有些能改,有些不能改。像你这样，一个菜就伤筋动骨了。”1 1 4 9 2 可见五举骨子里还是保守的，这与他从小到大教育不无关系，但他后来改变了观念，乃至在“锦餐玉食 决赛上最后一决胜负之时，大胆地在豆腐布丁里引进露露在汤头中掺人椰奶的做法。五举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禁忌，捆缚手脚，甚至口味。露露说得对，不试怎么知道呢”1 1 5 2 0。饮食上的创新实则代表了文化上的纳新，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外扩。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聚集之地，菜式上的融合暗含着文化上的对话与交融。小说中提到了一种名叫“鸳鸯”的饮品，它是由咖啡、红茶与淡奶混合制作而成，“所谓七茶三啡适量奶，便如此时的香港，各种口味是来者不拒”1 0 1 5 0 8。西方与东方交融、古典与后现代混合，调和鼎幕似乎成了时世的象征。但各式各类的中西餐在港九遍地开花，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扩展本地市场，许多餐饮费心思将各地菜系汇合统一,原本水火难容的口味,看似被调和鼎,实则是弄出来许多“四不像”。尽管文化融合的效果参差不齐,但超越了单一的文化属性而采取了兼容的姿态是时代发展之趋势。也正是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个体才能抛开“他城”与“我城”的自我固化与界定，重构自身的多元身份。葛亮自己曾说，他们这代人本身就带有“混血的特质”4 1 5,“并非是一定要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才能够清晰地自处”1 5 。这种身份观也影响到葛亮的文学创作，作为“第三代”南移作家，他与张爱玲的香港写作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张爱玲在传奇序言里写道，这是一本“给上海人写的香港的故事”,实际上其中折射出张爱玲潜意识里香港不如上海的观念，表明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某种优越感。而葛亮写香港却没有附着固有成见，没有以中原心态对香港观念化、印象式的接受，而是让“物质”的香港自说自话，将香港作为文学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对象。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葛亮是由于学习和工作主动选择移居到香港这一更加独特的文化空间中，没有前辈那种只是“客居”，一旦条件具备就要返归故里的期盼，香港就是葛亮们此后立足生根的地方。而且随着大陆与香港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各大都市的现代化气息愈加相似，香港的二十多年的生活，早已把这座城市变成了葛亮的“我城”，“多元”是采访中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词。-129-第3 9 卷结语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化过程中，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杂其他文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将是2 1 世纪中国文学不能回避的文化现场。过去，人们往往会选择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身份认同具有单一性和固定性；但当下，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婚姻、工作或者其他原因进人到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他们必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对话、交融中建构自己的身份，他们同时“既是此又是彼”，身份认同也兼具了多重性贺州学院学报和非单一化。作为新一代移居者,葛亮对身份固化十分警惕，他坦然地接受永恒未定的变化状态，始终处于不断地自我扬弃、自我更新的过程。小说燕食记借饮食上的粤沪合璧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认同观：那就是摆脱以往那种惯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审视对象的方式，在多元文化空间里对话与交融，承认和建构自身的多元身份。只有承认“多元”，人们才能摆脱单一文化身份的束缚，从而使跨文化交流真正走向多元化。这一观点也为当代城市移居者如何自处提供了一些参考意义与价值。2023年参考文献1李友云.饮撰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 D.杭州：浙江大学,2 0 1 4.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0.3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 N.文学报,2 0 1 6-1 1-2 4(0 7).4葛亮.小山河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 0 1 6.5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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