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物时代：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史研究（1928-1949）——广西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系列研究论文之一.pdf

1928年至1949年，在广西开展的少数民族物件征集是中国早期民族志物件采集史上的重要一环，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本地机构的职责需要共同推动了物件的采集。期间，参与采集的机构与人员为数众多，他们视物件为其研究的“标本”或“民物”，在采集的方法上与实地调查结合紧密，将瑶族物件作为采集的重点，并以凸显物件的民族性为侧重。这些“前文物时代”的采集实践开创了民族文物的科学采集范式、展现了广西作为多民族边疆的新貌、确立了“物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物件”的博物馆化进程。【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史【作者】龚世扬，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06。【中图分类号】G262,K8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136-0008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物件，其采集（征集、收藏）通常被视为是博物馆，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志博物馆的核心工作。早在博物馆出现以前，人们就有了收藏和保存物件的意识与行为。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分别为现代博物馆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和物质条件。十九世纪中叶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应运而生。此时的人类学家大多供职于博物馆，因而采集异文化物件便成为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些物件也成为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是田野工作方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建构人类学理论的物证。正因为如此，物、物件或物质文化便成为除考古学之外，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重点关注的对象。“物”的研究，尽管绝大多数成果都以物件本身为着眼点，进而去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行为、思想观点及象征意义等，但也有学者力图去了解“物”的采集（收藏）实践及其背后的故事。如 Susan M.Pearce 对西方收藏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从实践、诗学、政治学三个维度探讨了人们的收藏行为，进而总结出欧洲的收藏传统；1Sharon Macdonald 则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谈到博物馆、个人，乃至大众的收藏习惯，以阐明收藏的某些方式可能会影响物件的价值与意义。2 8197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先清，他以林惠祥先生早期的物件采集活动为例，揭示物、他者文化、采集者和采集过程间的复杂关系。3此外，朱慈恩4、吴萌5、杜臻6、杜辉7等人也对“物”的采集史给予了充分关注。纵观当前的学术史，还鲜有学者对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自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广西便成为国人最早开展田野调查实践的地方之一，以1928年中山大学在桂中大瑶山的考察，以及同年中央研究院在凌云的调查为开端，考察期间都有少数民族*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一般项目“广西少数民族文物采集的历史、现状与对策研究”（20BMZ001）。136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物件的采集。广西也是较早设立博物馆的省份之一，1934年省立博物馆成立，征集少数民族物件随即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任务。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物件采集活动陆续在广西进行。为此，回顾物件的采集过程，探究其背后的故事，总结采集的收获，对丰富和完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学科史及方法论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对今后民族文物的采集（收藏）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实践述略1928年至1949年间，在广西采集少数民族物件，或可分为两端：其一是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田野调查的产物；其二是在地机构，如省立博物馆、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职责需要的结果。（一）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推动了物件的采集民族学及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首推蔡元培的贡献。1926年，蔡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他首次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8 1112，并对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界定。在论述“记录的民族学”时，他指出：“现在的记录与从前的不同，就是事事要从实地考察上得来大约普通的实物，可以购置或交换；通行的传说或歌谣，可由译人解说；外著的风俗，可用照相器摄取。”8 1115显然，获取“实物”应是蔡元培着重列举的民族学工作方法之一。除对民族学的重视外，蔡元培也颇为看重博物馆，他早年游学欧洲期间，考察了不少的博物馆，因而强调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蔡元培的学术取向对当时中央研究院机构的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1928年4月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民族学组，并亲自担任主任兼专任研究员，进而着手民族学田野调查，他同时强调：“标本之采集为民族学组重要工作之一。因标本不但可供组内职员之研究，将来搜集既多，便可成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外界人士参观，而为社会教育之一助也。”9 299是年，中央研究院组建广西科学调查团，赴桂开展农林、地质、动植物及人种学调查。4月成行的调查团侧重自然科学的考察及动植物、地质标本的采集，其收获颇丰，共得动植物标本二千余种、地质标本四大箱10，他们还沿途拍摄苗、瑶、侗、壮诸民族的风俗照片。7月成行的调查团，重点是对广西凌云的瑶族进行考察，由德国汉堡大学颜复礼（Fritz Jaeger）教授带队，他当时受聘中央研究院，同行者为民族学组编辑员商承祖。考察历时28天，他们入瑶山3次，调查了凌云北部6个瑶族聚居村屯，完成 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并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名义出版。11物件的采集是这次调查的一大收获，他们先后采集到了4个瑶族支系的物件33种，合计43件（套）。11 3840相对而言，中山大学在桂中大瑶山的物件采集要比中央研究院在凌云的物件采集更早，始于1928年5月，历时3个月，至1928年8月结束，尽管是以动植物标本采集为主，但由于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斯年、顾颉刚两先生，又殷殷望作民族学上的调查研究。12 19于是，对瑶族歌谣、风俗、语言的调查，以及相关物件的搜集也成为这次瑶山行的工作之一。采集队由生物学系辛树帜教授带队，成员包括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除动植物标本是采集的大宗外，任国荣还撰写了猺山两月观察记，石声汉还记录整理了瑶歌，黄季庄则负责风俗物品的搜集，他前后共采集到3个瑶族支系的物件53种。13事实上，凌云和桂中大瑶山的物件采集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旨趣。桂中瑶山行是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组成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先生，代表科学调查团与广西省政府接洽，更以中央研究院调查之任务见托。1219同时，傅斯年、顾颉刚两先生还具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设广州）的三位筹备员之一。初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筹备处暂借中山大学的文中多次出现“猺”“傜”“徭”等字，出于尊重文献原貌，未作改动，但并无侮辱或歧视之意，特此说明。137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场所办公，两家机构也在人员上高度重叠，甚至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年7月，中山大学派史禄国、容肇祖、杨志成赴滇开展西南民族调查时，杨成志就谈及此行是“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机构的使命”14。可见，桂中瑶山行也有中央研究院的直接推动和间接参与。另外，主张在大瑶山开展风俗调查的机构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该所下设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一切关于民间之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等，皆在调查搜集研究之列”15 25。说明，傅斯年、顾颉刚两位倡导者尤其重视实地调查期间的物件采集。这在他们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也能看出端倪，该所拟设人类学民物学组，并认为“人类学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16 9。所以，两次物件采集活动无疑都是在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价值取向下推进的。在诸多学人的推崇与实践下，采集少数民族物件逐渐成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田野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在各地的田野调查中推行起来，如1929年、1935年林惠祥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考察，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苗族的调查等。1934年，中央研究院凌纯声、教育部邱长康、金陵大学徐益棠等先生，联合国内人类学民族学者，如蔡元培、杨堃、杨成志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该会制定的简章草案，则将“搜集民族文化之实物”17 276列为本会的五个任务之一，并在民族文化调查问询指南中提醒要“搜集其民俗的物品”17 278。徐益棠先生也身体力行，1935年8月，他到南宁参加6个学术团体举办的年会，因担心“傜山中傜民文化又在逐渐变化之中，恐怕以后去的时候，不能看到真像”18，遂决定趁开会结束之际，前往桂中大瑶山考察。历时22天，他除调查瑶族的村落、住房、服饰、信仰、医疗、生死习俗、经济生活外，还重点搜集了瑶族的物件，“所得民物标本百余件”19，并将“搜集、研究边疆民物标本，始终视为最重要之工作”19。当时在广西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学人，还有不少重视物件的采集。如杨成志，1937年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该团此行目的是“搜集广西北部热带温带交界处之植物标本，并研究猺人之风俗习惯”20，他以中山大学教授的身份担任民族组主任。是年暑假，他再带研究生赴桂，继续考察瑶族生活与文化，耗时约两个月。调查过程中，他注重收集瑶族的男女服饰、生活用具、娱乐器物等生活物品21 47。又如黄现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分别以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授身份组织学生到“黔桂边区”考察，以此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状况，调查中他也十分注意物件史料的搜集，1943年曾在义宁（今属龙胜、临桂、灵川）、龙胜、三江收集到三份“瑶族过山榜”22。从以上学人和机构的采集实践可以看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推动了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采集。（二）本地机构的职责需要推动了物件的采集这一时期本地机构也在少数民族物件的采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8月，广西省政府为“发扬文化、提倡学术、增进民智、促进社会诸端”23 103，决定成立博物馆。当时全省其他文化机构，已初具规模，唯有博物馆尚缺。同年11月广西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品物标准24发布，将征集品分为：文化类（与历史有关系者、与文化有关系者）和天产类（特产之工艺制品、特产之天然物品）。不仅注重征集实物（原器、原件），也强调征集照片、拓片、模型和标本等；同时还以省政府名义分咨全国各省市政府代为搜集，如1933年11月河北省教育厅发布训令，令省立各学院、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为奉省政府令抄发广西省立博物馆征集品物标准仰查照征集迳寄由”25。经过近1年的筹备，1934年7月1日，广西省立博物馆正式开馆，首任馆长廖葛民。博物馆以南宁共和路教育厅旧址为馆舍，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历史文化部负责搜集、整理、研究、陈列关于文献制作、历代书契、艺术作品、服御用品、革命纪念品、国耻纪念品、广西全省教育成绩品、救国教育教材及其他各种统计图表等26。省立博物馆成立后，廖葛民馆长认为本馆“内容设备均未能差强人意每念本馆对教育文化所负使命，辙不敢稍忘其充实发展”27 5，于是制定了博物馆三年工作计划纲要，“拟于最近三年分期搜集研究本省之文物天产，馆务馆舍逐步改进扩充”27 5。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纲要将“考查本省之苗猺状况，并搜集与其文化有关之物品，摄制其风俗照片”27 6列为8个考查搜集计划之一，工作区域在桂中地区的修仁（今荔浦）、榴江（今鹿寨）、象县（今象州）、荔浦、蒙山、平南、桂平、武宣等县；民国二十四年度（1935）的工作区域在桂北地区的兴安、全县（今全州）、灌阳、138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龙胜、融县（今融安）、三江、罗城等县；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的工作区域在桂西北和桂西地区的东兰、南丹、凤山、凌云、西林、西隆（今隆林）、镇边（今那坡）、天保（今德保）等县。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历史文化部主任成启宇偕唐瑞斌、陆新堂、梁泗洁、雷国生等五人，在省教育厅唐兆民、张荫庭两科员协助下前往桂中大瑶山，调查瑶族社会文化，并搜集其器物，采集动植物、矿物标本，“最后得猺人物品80余号”26。至1936年，“全馆已有苗猺文化品 164 号，198 件”26。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西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此时局下，博物馆几经搬迁，文物疏散成为主要工作，少数民族物件的采集随即停滞，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此外，还有一所师资教育机构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也对少数民族物件进行了采集。该所成立于1935年1月，第一任所长萧光祚在职不到一年，后由刘介（锡蕃）继任，该所共兴办了7年，1942年更名为省立桂岭师范学校。特种教育属广西当时的新创，广西“除汉族外，有苗、徭、峒、僮、倮倮、凡数十种，其风俗言语习惯，皆具有特殊的性质，广西推行此等民族之教育，势不能将各个种属的名称，冠于其前，因而以特种二字为概况”28。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是一所中等学校，“根据三民主义之教育原则，养成特种部族之师资，俾统一其政治思想，发扬其固有美德，促进其生产技术，以期提高其文化，改善其生活，达到民族统一为宗旨”29。该所较一般中等学校的不同，在于成立了8个学会。其中特种部族研究会，由职教员、在校学生以及已毕业的学生组成，“内分史地、风俗、经济、语言、体质、总务六组，以全省各个特族为研究之对象，而旁及于省外国外有关系之民族研究办法，分口述、笔述、参考、征集四项”30 30。另成立有假期教员考察团，由职教员组成，“每次寒暑假期，则分组前赴各县特种区域实地考察以三十日至四十日为期归而报告各人之所得，参合研究，以决定教材应有及一切改进计划，并贡献于政府，而为其施政之参考”30 31。可见，在刘介领导下，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极力倡导调查研究，以期为教育服务。刘介任所长前，曾对苗、瑶、侗聚居的桂北地区做过深入考察，著有苗荒小纪 岭表纪蛮，因而深知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将“征集”视为研究之方法。拟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寒假起，“以四个学期将全省特族各种服饰、器具、武器、音乐、符书一切文献等，征集完齐”30 51。最后限于经费，没有全部完成。截止到1940年5月，实际征集了两次，第一次：“关于文之方面，仅歌谣及师巫经典二十余种，而其中以属于徭族部分为多；关于献之方面，为服饰、乐器及师巫所用之器具，计二百六十种”3051；第二次：“所得服饰、器乐等项，凡百七十余种”30 51。众所周知，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而采集则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径，加之当时省立博物馆属初创阶段，因此亟需扩充藏品，这无疑是博物馆开展物件采集的主要动机。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成立于桂北瑶民起义（1933年）平息后不久，是新桂系巩固其统治的补救性措施，该所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特种教育”，以便为政府施政提供参考，征集则被视为是了解少数民族的重要方法。可见两家机构对物件的采集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二、早期物件采集实践的特点从物件采集的过程看，1928年至1949年间，参与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的机构与人员为数众多，他们将物件视为开展研究的“标本”或“民物”，并在采集的方法、采集的对象以及采集的侧重上呈现出一些共有的特点来。（一）采集主体：多样化的机构与人员首先，执行采集任务的机构来源多样。从地缘上看，既有本地机构的参与，又有外来机构的介入；从属性上看，既有文化机构，又有研究机构，还有各类学校。除上述机构外，另有资料表明，至少在19311932年以前，岭南大学就藏有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物件31 70。其次，策划采集活动和执行采集任务的人员也为数众多，有籍可查者多达20余人。这充分展现出这一时期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主体的多样性来（见表1），显然与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有紧密关系，即各个机构希望通过获得的实物资料，来进一步认识边疆及其聚居于此的各民族。139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二）物件称谓：视其为标本或民物少数民族的物件，如今学界、业界习惯用“民族文物”来统称之。此概念由1950年8月成立的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在当年10月下发的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的通知里第一次提出，指出少数民族文物包括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各类物件。32 286292在这之前，“标本”“民物”是对少数民族物件的主要称谓。“标本”是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用来专指其采集的对象的。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涵盖当今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生物、地质，以及民族、种族等内容。人类学（民族学）的诞生与博物学的传统有紧密的关系，因而采集的异文化物件通常就被视为自然史标本的同类，以显示其作为“进化”研究的样品。在当时的语境中，“民物”一词是指民族或民众所用之物，包含的内容也极其广泛，如1933年山东大学在征集民物标本的启事中，就将其界定为“日常用品，手工制作，民众艺术，物无巨细，工无精粗，艺无文野，皆在征集之列”33。“民物”常常与“标本”一词连用，可见两者指代的内容大体相当，应是前文物时代学界对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所用之物的一般称呼。（三）采集方法：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从各个机构和具体参与人员的采集方法上看，都与实地调查有较为紧密的结合。当时，无论是各级学校的教授教员，还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到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抱着通过调查来研究各民族的共同目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亲自深入腹地，通过观察、访谈、体验、记录等形式获得第一手研究材料。略微不同的是，以研究为第一要义的学者，将物件采集视为其工作方法的必要补充，同时还采用拍摄等手段；而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则将采集少数民族物件、了解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状况当作同等重要的工作，给予同样的关注。（四）采集对象：以瑶族物件为重点从具体的采集实践看，多以瑶族物件为采集重点。中央研究院颜复礼等人的凌云行，所获物件分属瑶族4个支系；中山大学辛树帜等人、金陵大学徐益棠、省立博物馆成启宇等人在桂中大瑶山的采集，也是瑶族物件；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虽然征集所有“特族”物件，但仍以瑶族为多；中山大学杨成志在桂北的考察，重点收集的仍是瑶族物件。当然，其他民族的物件肯定也有所涉猎，1936年省立博物馆就有苗瑶文化品164号，198件。26笔者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也对新中国成立前入藏的民族文物进行过分析统计，该馆有5000余件民族文物是从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即过去的省立博物馆）拨交过来的，其中标注“旧藏”的民族文物按族属划分，也多是瑶族的，但仍有一些其他民族的物件，包括今天所言的壮、苗、彝、水等民族。（五）采集侧重：凸显物件的民族性中央研究院凌云田野行，所获物件43件（套）11 3840，可细分为服饰23（件）套、银饰6件（套）、狩猎工具7件、生活用品5件、其他物品2件；中山大学在大瑶山的采集，得物件53种，13也可细分为服饰28种、银饰10种、狩猎工具5种，生活用品6种，其他物品4种；徐益堂在大瑶山表1策划和参与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的人员及机构一览表机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策划和参与人员傅斯年、顾颉刚、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徐益棠杨成志黄现璠刘介（锡蕃）蔡元培、颜复礼、商承祖廖葛民、成启宇、唐瑞斌、陆新堂、梁泗洁、雷国生、唐兆民、张荫庭所属机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中央研究院广西省立博物馆140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搜集到的民物标本，至少包括衣服类16种、装饰类15种、贸易运输类2种、嗜好品类6种、狩猎类3种、宗教迷信类15种、医药植物类9种、音乐歌谣类2种；34省立博物馆在抗战时期几经辗转，采集到的少数民族物件虽多有遗失，但目前尚存的物件也可粗分为服饰、银饰、宗教用品、音乐歌谣、生产生活等几大类；根据前文的记述，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征集的物件也可大致分为服饰类、宗教类和音乐歌谣类。从采集者的选择看，服饰、银饰是采集的重点；其次是狩猎工具、宗教类和音乐歌谣类物品。这几类物件恰能体现少数民族的独特身份与文化，以彰显其民族性和较之其他民族的差异性，这表明采集者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学科取向。三、早期物件采集实践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学科史及方法论上看，还是从民族文物的采集（收藏）实践上看，1928年至1949年间的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开创了民族文物的科学采集范式虽然1928年至1949年间视少数民族物件为“标本”“民物”，但它们与今天所说的“民族文物”在概念和内涵上大体一致。采集这些物件，参与者们无一例外都运用了实地调查的工作方法，通过与少数民族接触、交流，以获取其物件。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且困难重重，如颜复礼等人的采集，原定“每样采集最少三四份及至入山时方知实际采集之阻扰殊多，能得一份，已属幸事”1138，并且提到瑶族，“疑吾等采集其物品不用之正途多方解释喻意，猺人仍疑信参半，勉强割爱”11 38。此外，他们还注意搜集物件蕴藏的信息：一是通过拍摄照片，来还原物件的使用场合，颜复礼等人就拍摄了着服饰的瑶族妇女、使用猎枪的瑶族男子等照片，而对瑶族头人的拍摄，也特别留意物件摆放的位置；徐益棠拍摄的服饰照片，既有类似文物摄影的服装照，又有着服装的人物照，而且人物照正面、背面都有拍摄；35二是利用图文记录，来展现物件更多细节，徐益棠针对搜集到的民物，还“编列目录及说明卡”19；中山大学第四次（1931年）赴瑶山进行采集时，还用了绘图方法，36并在图上标注物件的尺寸、质地、细部名称、特征以及完残程度等内容。这一工作方法与理念开创了民族文物搜集的科学范式，并被之后的各级博物馆吸收、借鉴和采用，成为今天民族文物征集的圭臬。（二）展现了广西作为多民族边疆的新貌各个机构还利用采集到的少数民族物件，筹建了相应的陈列室，以展出这些物件。中山大学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设风俗物品陈列室；金陵大学将物件藏诸玻橱，陈列于南京本校旧图书馆外之走廊；19中央研究院最初在成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将广西科学调查团所得之标本，会同凌云采集的物件一并展出；省立博物馆则专设有“苗猺物品陈列室”。这些以广西少数民族物件为专题或内容的展览，向公众开放，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如1934年到省立博物馆的观众达88774人26。同期，部分物件还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展会，如1929年6月6日杭州举办了轰动全国的西湖博览会，其中“博物馆”是展会的十大馆所之一，中山大学在瑶山采集的物件也应邀送会展出，37博览会历时4个月，这些物件大为当时社会人士所赞许。38一位观众在参观完博物馆后，写道：“山猺陈列的看过后，可想见那些半开化民族的风俗习惯”39。这正如顾颉刚所提倡的，材料的搜集：“能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40。诸多展览展会，使时人对广西的认识，从过去的想象或仅靠文字描述，转变为一种真实的呈现，即通过物件的博物馆式叙事，使另一种多民族边疆的形象跃然纸上，并广为流布。（三）确立了“物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采集而来的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除用其进行展览外，它们还承担着另一个重要功能，即作为民族学开展深入研究的实物资料。伴随着物件的采集，后续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民族志文本，如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 广西猺山调查杂记 猺山两月观察记 广西象平间猺民之服饰 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苗猺民族社会概况Among the tribes in kuangsi（广西部族）等都或多或少地参考和利用了这批物件。此外，调查者们还拍摄了大量反映各少数民族生产、生141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活、习俗、文化的照片。采集的物件、书写的文本、拍摄的照片无疑是民族志的三种表现形态，分别对应“物件民族志”“文本民族志”和“影像民族志”，它们共同构成了民族学的学科体系，是理解、阐释各民族社会的主要技术和手段。民国时期，以“物件采集”为内容的工作方法被当时的学者们大为推崇，这一工作形式在今天理应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因为它既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又是民族学的调查成果，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四）完成了“物件”的博物馆化进程通过实地调查，采集而得的少数民族物件最终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实现了“物件”从田野到博物馆的过程。中山大学、金陵大学采集的物件是各自学校博物馆的重要馆藏，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该校所藏的物件又成为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馆藏。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中央研究院“现有各学术机关之研究工作，如地质调查所及地质研究所之地质与古生物社会科学研究所之民族均需一国立博物院为其展览保存”41，因而凌云瑶山采集的物件自然成为中央博物院馆藏的一部分，1950年中央博物院更名为南京博物院，这部分物件又成为南京博物院的藏品。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征集的“特族”物件，后交由省立博物馆陈列，30 51并由博物馆保管，1958年博物馆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3年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始筹建，这部分物件连同省立博物馆采集的苗瑶物品又随之拨交，成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这些通过田野调查采集而来的少数民族物件，从各民族日常生活所用之“物”，转变为开展研究、策划展览、弘扬文化之“物”，其被赋予了“博物馆化”（Musealisation）的新意义。四、结语1928年至1949年间，采集广西少数民族物件在中国早期民族志物件采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8年的采集活动开创了国人对少数民族物件进行科学采集的先河。当时的物件采集行动，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是外地机构赴广西开展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调查研究，其学科旨趣推动了物件的采集；二是本地机构因收藏、研究、咨政的需要，有意识地开展了物件的征集工作。尽管参与物件采集的机构与人员为数众多，但他们多将物件视为其开展研究的“标本”或“民物”，并在采集的方法、采集的对象以及采集的侧重上呈现出一些共有的特点来，包括物件采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采集的重点以瑶族物件为主，侧重选择凸显民族性的物件。上述采集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一是开创了民族文物的科学采集范式，二是确立了“物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三是完成了“物件”的博物馆化进程，四是各个机构还依托“物件”进行博物馆式叙事，以展现广西作为多民族边疆的新貌。1928年至1949年，在广西开展的少数民族物件采集实践，从中既能看到中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学科传统，又能获得不少启示，如民族文物征集要坚持科学的方法、民族学调查要高度重视“物件民族志”，从而为诸多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参考文献：1 Susan M.Pearce.On Collecting：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 tradi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2 Sharon Macdonald.Collecting Parctices.Edited by Sharon Macdonald.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M.Oxford：Blackwell，2006.3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 J.民族学刊，2016（1）.4朱慈恩.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文物工作述论 J.博物馆研究，2012（3）.5吴萌.华大古物博物馆的“边民文物”征集与管理 J.兰台世界，2013（5）.6杜臻.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初探以庞薰琹为中心 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1）.7杜辉，熊佩.从民族志物品收集到东南海洋系文化构建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1929-1958 J.民族学刊，2016（6）.8蔡元培.说民族学 C/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9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第二册 R.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10广西科学调查团之报告 N.新闻报，1928-08-29（19）.11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 R.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贰号），1929.12广西猺山采集队报告 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0（116）.142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13黄季庄.采集猺山风俗物品目录 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猺山调查专号），1928，4（46，47）.14杨成志.民族调查冒险记 J.良友，1929（42）.15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 Z.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30.16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28.17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简章及民族文化调查问格 J.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1（2）.18徐益棠.初入傜山记 J.学思，1942（11）.19徐益棠.金陵大学边疆事业研究之经过 J.边疆研究通讯，1943（2）.20桂北科学考察团消息 N.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7-06-15.21谢秋妮.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 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9.22黄现璠，甘文杰.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下）J.广西民族研究，2007（4）.23筹办省立博物馆 Z.广西省施政纪录 教育.南宁：广西省政府，1935.24广西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品物标准 J.广西教育行政月刊，1933（5）.25令省立各学院、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为奉省政府令抄发广西省立博物馆征集品物标准仰查照征集迳寄由”J.河北教育公报，1933（33）.26广西省立博物馆近况及过去工作 J.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4）.27廖葛民.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年工作进行计划纲要 G/王强.近代博物馆文献丛编：4.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28刘介.广西特种教育的动向 J.建设研究，1939（3）.29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章程 N.广西省政府公报，1937-12-18.30刘介.广西特种教育 M.桂林：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31私立岭南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44卷）Z.广州：私立岭南大学，1932.32曾昭燏.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对于国内各兄弟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 C/南京博物馆.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3青岛国立山东大学.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征集民物标本启事 J.方志月刊，1933（6）.34金陵大学文学院自二十三年度起至现在工作述要 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大档，649/1626；转引自钟荣帆.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35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猺民之服饰 J.金陵学报，1936（2）.36庞新民.广西猺山调查杂记 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1）.37徐旭东.西湖博览会筹备之经过 J.东方杂志，1929（10）.38广州市展览会民俗馆概况 J.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2）.39徐蕙.参观西湖博览会博物馆记 J.儿童世界，1929（15）.40顾颉刚.序 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62.63.64）.41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 R.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5（2）.PRE-CULTURAL RELIC ERA：A STUDY ON THE EARLY COLLECTION HISTORY OF ETHNIC OBJECTS IN GUANGXI（19281949）:Paper I of Serial Studies on the Collection of EthnicCultural Relic in GuangxiGong ShiyangAbstract：From 1928 to 1949，the collection of ethnic objects in Guangxi was an importantpart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ethnographic objects collection in China,and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ethn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the duty-bound needs of local institutions had promoted together the collection of objects.During this period，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staffs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and they regarded the objects as“specimen”or“folk objects”for research,by integrating collection metho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s tightly,treating Yao ethnic objectsas the focus of collection,and highlighting the objectsethnic characteristics.These“pre-culturalrelic era”collection practices have initiated the scientific collection paradigm of ethnic cultural relic，demonstrated the new look of Guangxi as a multi-ethnic frontier，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method of“object ethnography”，and realized the museumization process of objects.Keywords：Guangxi;ethnic minority;objects;collection history责任编辑：罗柳宁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