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公房《箱男》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pdf

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1同济大学许静华摘要：箱男 的创作正值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仅 余年的时间日本便由战败初期的“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城市空间中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掩盖着货币经济形式与个体、国家权力与个体、个体与他者间复杂交错的矛盾。本文通过分析作品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以及“箱男”这一城市中异端者形象的深层寓意，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解读安部公房对高度产业化社会中个体精神危机的洞察以及构建认同差异性自由的共同体的构想。关键词：安部公房“箱男”城市空间异端者共同体构想一、引言 箱男（）是安部公房继 他人的脸（）、燃尽的地图（）之后创作的另一部都市题材小说。先行研究主要从叙事特征、隐喻性及权力关系等方面解读该作品：平冈笃赖、真铜正宏、永野宏志等关注作品独特的“元小说”（）叙事结构及叙事特征，从书写的悖论探究手记作者“箱男”与真实作者叙事行为的关系与意义；渡边广士、田中裕之、徐忍宇、李讴琳、片野智子等着眼于“箱男”的象征性、隐喻性，从看与被看、书写与被书写的角度探究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间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进而分析人际关系疏离、监视社会、国家归属等现代性 1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东方化重构下的存在主义 安部公房与王小波的比较文学论”（）阶段性成果。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问题。诚然，从文本独立性的角度看，先行研究对该作品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基于安部公房对现实社会一贯的介入立场及批判视角，该作品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城市”紧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强化其“规定性”的觉知与洞见，这一点可以说是先行研究没能充分予以关注的。箱男 创作时代正值日本战后 年经济高速成长期。年前后日本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东京奥运会召开，年东京人口超过 万，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迈入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仅仅用 余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现代化技术带动日本跨入新兴产业社会，其标志是电视和杂志等媒体的飞速发展、住宅区的大规模开发兴建、汽车的普及以及劳动合理化带来的余暇时间的增加。经济高速成长和收入倍增同时也使民众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转变，战后初期民众积极投身于改善民生、民权等问题的激情随着物质欲求的满足而日渐钝化，时代的关注焦点从“公”转向“私”，从“革新思想”转向“保守思想”。不同于这一时期活跃于日本文坛的“内向的世代”作家们对个人自我的聚焦，安部公房敏锐地洞察到城市空 间 中 繁 荣 的 表 象 之 下 所 掩 盖 的 各 种 尖 锐 的 矛盾 货币经济形式与个体、国家权力与个体、个体与他者间复杂交错的矛盾。箱男 可视为安部公房对置身于多义性的城市空间中孤立的个体展开消极抗争的隐喻性揭示。然而，安部对城市空间内含的矛盾性的书写意图并不在于现代性批判，而是试图通过观照个体的差异性及多元化欲求，来质疑、拒斥强调凝集性、同一性的“邻人思想”的自明性。本文通过分析作品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以及“箱男”这一城市中异端者形象的深层寓意，结合作品的创作时代背景，解读安部公房对高度产业化社会中个体精神危机的洞察以及构建认同差异性自由的共同体的构想。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二、“箱男”城市空间中的异端者在 箱男 中，作者塑造了一组城市空间中的游荡者 “箱男”的形象，他们将自己套进一个仅留一个窥视窗口的纸箱中，悠闲地穿行于喧嚣杂沓的城市中。“箱男”不同于有自闭症倾向的或宅在家中的人，也有别于因经济困顿而被迫流落街头的乞丐、流浪汉，他们在成为“箱男”之前往往有着体面的职业和固定收入、居所，却甘愿放弃舒适的住所与丰富的物质生活，选择在城市不特定的角落游荡，日常起居都在狭小逼仄的纸箱中度过。那么，是什么促使“箱男”选择成为城市中的异端者？从作品对四个不同遭遇的“箱男”的叙述，不难把握到其内在的动机和难以逾越的心理矛盾。作品以手记体叙事方式展开，其中穿插着两则关于“整治流浪汉”“流浪汉曝尸街头”的新闻报道。从手记作者“箱男”“我”的自述，以及“我”对见闻中“箱男”、“箱男”的纸箱残骸以及“潜在箱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有着旺盛的好奇心、探索欲，同时又“自惭形秽”，想要放肆地窥探四周，又不愿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看”的欲望与拒绝“被看”的敏感在他们身上形成剧烈对抗，进而造就了“箱男”这样一种特异的存在方式。“箱男”们无疑是既成价值观中的“残次品”，在钻入纸箱前，周围基于社会既成价值观的审视、评断“视线”让他们惶惶终日，乃至城市的景观、构成物都像长满了刺。只有透过纸箱的窥视窗或窥视镜，不用担心别人看到自己时，他们才感到安心、平静 “钻进纸箱后四周所有景物上的刺都脱落了”1，“从过路人的表情、穿着上感受到的敌意”“那种怀着恶意挑剔人的神情”都消失了，“水泥路面、围墙、电线杆、路标等构成街景的所有凹凸不平的东西”，也像被削去了“往日令人不 1安部公房：箱男，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 页。本文对文本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以下仅标注出处页码。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快的棱棱角角”，“世间都无条件地表现出了宽容”，“充满了温馨，仿佛每天都是永远过不完的周六傍晚似的”（第 页）。城市空间中的生活令他们忐忑不安，无处不在的“视线”使他们如坐针毡，他们在心中描绘着“一座只为匿名的市民而存在的匿名的都市”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所有的大门都对所有的人敞开着，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人，你也不用加以戒备；不论你是倒立着行走，还是在路边倒地就睡，都不会遭人呵斥；你可以随意叫人停下来，不需要特别的许可；你喜欢唱歌，尽可以放声去唱，唱够了之后，你可以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混进无名者的人流”（第 页）。然而，选择成为“箱男”，不仅要放弃物质欲望，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公民身份的放弃。乞丐、流浪汉尽管因经济原因而成为城市空间中的失败者、“普通人中的边缘人”，却依然享有宪法保障的普遍性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而“箱男”所追求的却是差异性的自由平等，通过拒绝在各种行政管理机构登记个人信息、隐匿身份来拒斥社会强加于自身的价值基准与身份标签，即抵制国家统治权力的管治与规训。然而服从管治、规训的义务与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是近现代国民国家体制下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拒绝受管治、规训势必意味着放弃国家律法保障，成为“政治生命”的对立面 “赤裸生命”，“生命如果没有政治框架的话，就只能是动物生命”1。这样一来，失去法律保障的“箱男”如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事主体一样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人群，人身安全随时可能遭到侵害，“箱男”对此也深谙于心 “只要被杀者是住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地方的人，任何形式的杀人都可以视为安乐死。就像在战场上杀人的人、死刑的执行者不被问罪那样，杀死箱男也不算犯罪。”（第 页）这不由令人联想到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为了“名正言顺”地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先是通过行政立法斩断犹太人权利、公民身份和其身体的连接，使之成为丧失一切庇护的“赤裸生命”。1汪民安：“何谓赤裸生命”，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第期，第 页。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箱男”们沉迷于这种匿名性伪装，哪怕遭到周围充满怀疑、警戒和敌意的对待也无动于衷。尽管“箱男”并不作恶，但世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复杂而微妙，似乎他们“身上有某种让人厌恶的毒素”（第页），这是一种对体制内的异端者既愤慨同时又不无羡慕的矛盾心理；但更多的时候，人们仅仅将他们当作“对整个社会的侮辱”而刻意视而不见。同为居无定所、身份卑微的乞丐、流浪汉，对“箱男”也毫无善意可言，“结帮”乞丐视“箱男”为眼中钉，“箱男”一旦靠近他们的地盘，便会遭到过激对待；最剑拔弩张的要数“全身挂满了徽章、胸章、玩具勋章之类的东西，帽子上还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似的插满了小太阳旗”（第 页）的“胸章”乞丐，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对“箱男”发动最猛烈的袭击，是“箱男”最棘手的敌人。“结帮”乞丐、“胸章”乞丐，可视为作者对某些左派政治团体以及视体制异端者为敌的极端右翼分子的影射与反讽。尽管充分意识到选择成为体制内异端者的风险，“箱男”仍然甘愿放弃物质欲望及身份标签，选择成为“赤裸生命”来对抗隐藏于城市空间中的形塑与管治，这种消极的“自我言说”及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啻为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三、城市 资本与权力双重宰治的空间从“箱男”主动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作为现代国民国家标志的“公民权”，自愿回归“赤裸生命”的消极自我言说中，可以窥见城市空间群体及个体的生存状况和内在矛盾性。其一，货币经济形式推动消费形态及价值观走向均质化，而缤纷的现代生活又不断刺激、煽动着个体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至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开始了一场历时 年的“消费革命”，“三件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及“”（彩电、小汽车、空调）等耐用 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消费品的迅速普及宣告了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欲望趋同，“一亿总中流”的生活均质化目标正是资本推动个体均质化的典型象征。货币经济形式用平均化的商品将人们与世界关联了起来，货币的属性抹平了商品的地域性与差异化，也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深刻的变化：货币的平均化标准（价值的普遍性原则）逐渐取代审美多元化标准，成为对事物乃至对人进行价值判断的单一标准。同时，城市空间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与好奇心，激发个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赋予了个体追求个性化的可能。作品中，成为“箱男”之前的“我”作为摄影师曾经获得一定声誉，可见城市空间赋予了他施展才华的可能性，而“窥视欲”则象征着主体自我向外延展的欲求。在资本增殖催生的货币经济的挟裹下，城市空间中的个体逐渐走向均质化（非个性化），这与在物质刺激下个体“自我”的内在扩张需求形成对峙，“箱男”正是以纸箱作为确保个体自我的内在空间及“窥视”欲望的屏障，来对抗外部空间对“自我”的挤压。其二，城市生活瞬息万变、信息纷繁复杂，令个体置身喧嚣与骚动中，而产业精细分工、社会功能高度分化又使个体不可避免地处于闭塞的“单子化”状态。城市的流光溢彩给人的感官带了源源不断的刺激，其瞬时性、不可预见性却又激起了人的不安。作品中，成为“箱男”之前的“我”深受“新闻中毒症”的困扰，感觉“整个世界就像个沸腾的开水壶，稍微一走神，地球就有可能变成了其他形状”，“我”整天守着电视机、收音机到无法自控的地步，却也明白“不管知道了多少新闻，也不会接触到真相”。“新闻中毒症”无疑是个体试图通过竭力捕捉城市空间迅疾的流变来抵御不可预测的变化的体现。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及精细分工造成个体齿轮化、福特主义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极致体现：高度集权化、等级制的生产管理机制将劳动者形塑为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模式不同于强调沟通协作的传统劳动模式，它要求个体机械而高效地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再者，不同于边界明确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城市空间人口庞大且来源复杂、流动频繁，基于传统 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习俗、邻里关系等的情感纽带不复存在，强烈的社会竞争、阶层分化导致人际关系呈现出表面化、功能主义的特征，更令个体与他人的连接受阻，陷入闭塞的“单子化”状态之中。城市游荡者“箱男”的形象正是城市空间相对的喧嚣中绝对孤独的个体的象征。其三，城市空间中国家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与管治与个体多元化发展自由之间的矛盾。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各种机构的设置中都篆刻着国家权力的印记，各级政府行政机构自不待言，法庭、警察局、监狱、医院、学校、银行、交通设施等，无不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意志及体制的管治。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有义务接受各种体制的“驯化”与管束，接受各种机构的“认证”，如打疫苗、体检、身份证明、户籍登记、房产登记、学籍、毕业证、驾驶证这些种类繁多的“认证”赋予了个体参与社会的资格，同时又构成对个体的价值评判及约束，将个体半固定于特定阶层上。这种国家权力对个体统一化、均质化的管治模式是福柯所指称的“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政治治理理念的结合，其特征在于将国民的“身体”视为驯服和投资对象，以实现整个国民（人口）的安全、健康来提高生命质量，进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即将人作为“生命体”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国民治理方式从本质上与社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人的解放”主张又是相违背的。自由民主理念肯定个体有权自主选择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个性，然而在层层体制性的规训与管治下，个体难以挣脱体制所强加的生活方式。世纪 年代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就尖锐地体现了这一矛盾。“这次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震动了西方社会。”1“箱男”钻进纸箱、主动放弃了所有的身份标签的行为，可视为寻求多元化发展自由的个体对国家权力管治的消极抗争。1沈汉：“世纪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载 史学月刊 年第期，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如上所析，城市空间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宰治力量呈现相反的运动方向，产业化、货币制度呈现超地域性特征，要求打破传统地域性、同一性思维方式；而国家权力则仍然试图将人规训为同一价值体系中的均质化个体，通过层层监管机制确保个体遵循管治，对“溢出”价值体系的个体施以惩罚。“箱男”这一异端性存在映射出了城市作为资本与权力双重宰治的空间之实质及其内在矛盾性。然而，逃避或隐遁并不是“箱男”们的最终目的，他们“想逃避什么，又像是想追踪什么”（第 页），“纸箱不仅是终于寻找到的死胡同，而且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出口”（第 页）。安部公房通过刻画城市中的“失踪者”“异端者”充满悖谬的生存状态，揭示城市繁华绚丽的面纱背后的本质，目的并不在于现代性批判，而是对刻意无视这种“城市语法”、仍然竭力用狭隘的农村共同体“邻人思想”来捆绑这些孤独的个体的新型民族主义言说展开批判。从“箱男”对“匿名的都市”的向往以及对认同自身的他者的渴望中，可以窥见安部公房对以认同他者的差异性为基础的共同体建构的构想。四、“他者组织”安部公房的共同体构想 箱男 是套着纸箱游荡于闹市的异端者“箱男”写下的独白体手记，然而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寻求对话的渴望。“我”写下手记的契机在于决定铤而走险地与想要购买自己身上残破纸箱的女人接触，又恐于遭遇不测，于是预先留下“遗书”或疑似加害者的线索。女人对“我”有着非比寻常的吸引力，“让我恍惚觉得突然间窥视到了另一个时空。我似乎已经不知不觉地被这双腿解除了武装”（第 页），但“我”对其身体的迷恋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而下的性诱惑，“性”作为个体“身体性”的隐喻，代表着自我区别于他者的个体性。“如果把纸箱比作移动的隧道的话，那么裸体的她就是照进隧道出口的一束耀眼的光”（第 页），“我”将和女人的邂逅视为钻出纸箱的机会，如果女人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丑陋的自己，“我”将义无反顾地抛弃纸箱。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箱男”用纸箱包裹、呵护着“自我”的内在空间，抛弃纸箱意味着要再次接受他者的审视价值评判 “走出纸箱，就如同昆虫改变自身形态时那样，必须因此而蜕变为另一种生物才行”（第 页），这令他感到焦虑和恐惧。女人微笑着倾听脱去纸箱的“我”叙述自己的经历，令“我”感受到一种无须防备的解脱感，“觉得自己像一只第一次振翅起飞的小鸟那样（蹒跚着歪歪扭扭地、拼命地）扑腾着稚嫩的翅膀。我终于要用自己的翅膀驾驭空气了”，“沉醉在她那宛如春风般的微笑中，似乎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回那个纸箱里去了”（第 页）。在女人宽容接纳、认同的鼓舞下，“箱男”一度打算彻底放弃纸箱，然而来自外界的“刺”令他惶恐不安，最终选择将所有门户钉死，熄灭所有光源，彻底拒绝外界 “从纸箱里出来的条件，就是把世界关进纸箱里去。现在这世界必须闭上它的眼睛”（第 页）。封闭的房子成了一个扩大的纸箱，脱去纸箱的“我”试图和女人在相互确认、接纳对方差异性的基础上共同对抗外部世界的入侵。然而，女人最终莫名地消失于房子里断裂的空间中，密闭的房间竟“变成了紧邻某个车站的小店后面的胡同”（第 页），俨然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隅。这一魔幻空间的设定，隐喻着有他者存在的空间总是存在自我主张与他者的差异性间的相互倾轧，在本质上同构于城市空间对个体自我的监视和规训。手记支离破碎的片段及虚拟的对话令人怀疑一切也许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渴望对话的独白体体现了“我”对走出纸箱重建人际关系的期待、焦虑与恐惧的矛盾心理。对于“箱男”而言，外部他者对其个体差异性的接纳是他们摆脱纸箱的前提，拥有“差异性的自由”，与匿名的他者共存于无须在意他者的责难、无须迎合既成价值观的开放性空间，便是理想的社会。安部公房将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人际关系称为“邻人”与“他人”，将传统农村共同体强调连带感、同质化而将村落与外部区分、对立起来的价值观归结为“邻人思想”1，“箱男”的形象蕴含着安部对城市空间中共同体的构想和主张，即抵制排斥他者、意图驯化他者的“邻人 1安部公房 隣人超、安部公房全集第 巻、東京：新潮社、年、第 頁。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思想”，直面差异性他者，在尊重、认同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由“他者组织”构成的共同体。箱男 的创作始于 年，其间，在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生运动狂潮的影响下，日本也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暴露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繁荣表象后汹涌的暗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情绪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默认 新日美安全条约 继续生效，招致学生们的普遍不满；然而本次学生运动的抗争焦点是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僵化引起的矛盾，其中尤以 至 年的东京大学学生运动引发的社会反响最大。该学生运动又称“全共斗运动”，以 年月 日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因反对登记医师制度代替现行的实习制度、进入无限期罢课为发端，东大历史上首次 个学部共同进行无限期罢课。校方与“全共斗”的屡次谈判未果，于 年月邀请机动队进入校园，强行解除学生的封锁（“东大安田讲堂事件”），在东大内逮捕 余人。安部公房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对本次事件的关注自不待言，在 年月和 年月的两次演讲以及 年 月与桐朋学园戏剧系学生的讨论中，安部都触及了高涨的学生运动这一话题。然而安部并没有将问题视为某个国家特有的地域性事件或针对某特定机构的抗议行动，而是将学生运动视为“高度精密化的工业社会所孕育的矛盾”转换成“人自身内部郁积的矛盾”的体现1，而学生群体则是社会剧烈变动最敏感的感受者。反战、反现存教育制度乃至反体制的学生运动从本质上看正体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拒斥。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最终在校方和政府的武力干涉下逐渐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戳破了经济繁荣、国力持续提升的表象下民主、和平的幻象。箱男 的创作历时六年，不难想象其主题构思也包含了对触发学生运动的深层社会原因的反思。其中，“箱男”拒斥户籍、身份、分期付款等所有形式的“登记”政策，以及冒牌医生的形象，可视为对东大学生运动的发端“反对登记医师制度”的隐 1安部公房 問題提起人間 登場、安部公房全集第 巻、東京：新潮社、年、第 頁。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喻指涉。现代社会丰饶而复杂的物质文化刺激、煽动着个体的身体欲望，同时精密的社会分工将个体齿轮化，势必激发起个体寻求独特性的欲求。在安部公房看来，学生运动的勃发不仅表达了个体拒斥统一化形塑，争取自主、自决权利的诉求，也体现了现代社会走向超地域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要求共同体治理理念相应地做出本质性的转化。也就是说，具有超地域性、功能性与效率性特征的现代都市共同体有别于强调地域性、共通性、连带感的传统农村共同体，这种差异决定了农村共同体“邻人思想”用符合共同体利益的价值观来组织、统合所有共同体成员，认同并遵循共同价值观的被视为“邻人”，不认同的则被视为“他人”遭到彻底排斥 只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异端者”。由这种“邻人思想”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延伸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走向超地域性、多样性的都市共同体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为了城市空间中不断探寻存在可能性的个体自我，为了城市自身的成长效率，必须基于“犹太人式的反地域化思考”，顺应城市的逻辑（现代化特征）寻找属于城市的“语言”，构建让差异性他者间得以自由对话的新型“他者组织”，而不是从城市中逃开重返村落共同体的“邻人组织”。迫使“箱男”们甘愿成为“赤裸生命”以维护个体自我的现有体制，或者说，在体制的“驯化”下将“箱男”们视为体制“异端者”的“邻人”视线，正是安部公房致力于批判的反现代化浪潮的保守思想。从这层意义上看，“箱男”与其说是被城市空间异化了的“丧失者”，不如说是尝试突破既成价值观规定性的“革命者”。“人们总是尝试挣脱既成的人际关系，探索建立新的关系的可能性。回到旧有的关系未必就是幸福的。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彻底的孤独，是无法到达的新的连带关系的”1，作品中“箱男”寻求他者认同的悲剧性结局，同时体现了安部公房对构建认同差异性他者的共同体之艰辛的自觉。1安部公房 人間価値、安部公房全集 第 巻、東京：新潮社、年、第 頁。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五、结语在 箱男 中，“箱男”们为了躲避体制的规训以及他者审视的视线，同时保有个体对外探索的“窥视”欲求，不惜成为城市空间中自觉的“异端者”以挣脱城市空间对个体的形塑与管治。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安部公房的言说可以察知，安部公房通过塑造“箱男”这一“异端者”的形象，旨在揭示置身于资本和国家权力双重宰治的城市空间中的个体生存状态及矛盾性。安部公房洞悉货币制度与高度产业化带来的均质化与超地域性已经是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必须打破束缚个体多元化发展欲求的传统农村共同体“邻人思想”以及体制均质化的规训、管治理念，进而构建认同他者差异性的新型城市共同体。作者简介：许静华，女，年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东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同济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著有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