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pdf

年 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 期 （）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刘顿（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融合了共同富裕要求和现代化目标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表征着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变的基本定向，贯穿着对新时代人的公共性本质、公共生活方式的审视，特别是对“真实共同体”的观照、思考。对“真实共同体”观照、思考表征着马克思实践公共性意蕴，指涉主体间共在共生、共建共享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共有共在的公共性存在，也是实践交往中主体相互观照的生活状态，体现着“类特征”或“能群”的价值实践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公共性观照下，共同富裕有效化解了西方现代化单一主体性逻辑与抽象整体性逻辑造成的生存危机，实现了对西方资本逻辑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创造了“共有共享”“共生共在”“共建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真实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实践公共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国民消费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研究”（）；陕西生态空间治理重点课题“生命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关怀：共同富裕的生态公共性逻辑研究”（）作者简介：刘顿，男，陕西宝鸡人，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作为人类美好理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全新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中心主题。近年来“共同富裕”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主要围绕共同富裕的内涵本质、生成逻辑、价值意义、特定领域融合呈现、实现路径机制、新时代探索创新等方面展开了多维研究，成果丰富，但仍有待深入。首先，对共同富裕内容本质的概括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领导人相关重要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 论述的解读，相对而言缺乏对共同富裕思想时代性内容及理论渊源的深入研究。其次，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机制的研究偏重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分析，有待细化。因此，要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研究，需要上升至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为视域，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析其蕴含的实践公共性内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强调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携手面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无不鲜明地彰显着实践公共性。而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哲学所坚持的公共价值，着眼的是总体性意义上，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对于全部历史本身以及作为社会历史主体自身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指向一种合理性意义上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期许。马克思实践的公共哲学视野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在内在旨趣上是相互因应、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公共价值的具体呈现和践行，是对主体和共同体的双重观照。一方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然受到合理价值观念的引领，而公共价值是主体自觉能动性实践的产物，社会历史主体在公共价值的创造中印证并体悟共同体与个体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在保证个体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个体归根结底是公共性的存在，个体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彰显个体终极存在意义。由此，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基本定向，贯穿对新时代人的公共性本质、公共生活方式和“真正共同体”的思考。因此，运用马克思实践公共性理论探析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即实践公共性意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辩证融合：共同富裕公共性意蕴的当代出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社会性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整体性观照的哲学问题。共同富裕将富裕作为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全体的富裕，其内蕴着“真实共同体”的公共性观照。这种“真实共同体”蕴含着双重意蕴：作为“真实共同体”存在，是对西方资本逻辑下“虚假共同体”及其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超越；而在更深层意义上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更好实现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诉求的目的性建构。因此，要深入理解共同富裕表征对“真实共同体”的实践公共性观照以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分析其出场逻辑。（一）公共性陷入虚无：西方资本逻辑引致的个体与共同体的断裂“公共性”在漫长的思想史中是一个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议题，古老是指其概念可溯源至古希腊时期的公共性含义，与时俱进是指近代以来公共性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焦点。康德、马克思等人从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视角对公共性的内涵本质进行了解读，并阐明了分析理路，为后续分析提供了理论路径和依据。进入 世纪，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立足共和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等理论立场，对公共性概念的边界范畴进行了厘清与建构。理论必须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成为时代精华，赋予时代意义。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 公共性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考量，人类实践活动造就了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公共问题以及公共方案。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得商品经济成为主要经济形式，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沦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的依赖性关系下的“自然共同体”的公共性被虚幻的公共性所替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从资本主义公共性的发展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构建起“市民社会共同体”，为公共性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 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共同体上生成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衍生出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公共政治体系。在资本逻辑的促动下，作为公共权力集中代表的资产阶级借助国家、法律等手段，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构造成了全体人员的共同利益，将金钱关系掩盖下的资本行为与人类的公共活动等同，并将所谓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描绘为全体人民的公共原则，将一切能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个人行为都粉饰成人类的公共价值和公共追求。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建构的共同体实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资产阶级将私有的、私人的用政治话语和虚假公共性改造成公共利益的私有性。这种抽象的公共性是在物的依赖性关系下的产物，是虚假的，与普遍利益相冲突。黑格尔在定义市民社会的同时也承认市民社会生活与公共性相排斥：“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这就表明就个体与公共性关系而言，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建立的虚假共同体及虚假公共性显现着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二元张力，即个体性优先于公共性的特殊规定。虚假公共性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其普遍性也是以服务少数群体或特殊阶级的私利为基础，这种普遍性也就沦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挟持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进一步造成了公私的二元对立，人的身份也被二元对立分裂为双重身份。这种虚假、抽象的公共性的延续即启蒙现代性极端原子化的个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共同体的公共性被遮蔽，个体生活观念、方式都发生了私人化与全面异化。滕尼斯直指前现代社会个人私生活与共同体社会的对立，认为现代社会公共价值是以个体价值为基础和指向的，“基于诺言和契约的人际关系取代了 群体 及其结构”。现代社会看似表征着“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利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事实上，近代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对市民社会抽象公共性的延续，即个人与共同体断裂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原子式”个人价值观表现在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效用、功利原则为导向，个人主体性被极端放大。人们在异化的实践中制造个体与他者、人类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的二元冲突与对立。这种公共性虚无的矛盾关系展现为“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下这种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资本逻辑的虚假公共性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断裂越来越显现，公共性在个体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沦为了抽象。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目标，适时地提出且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摒弃传统主体性原则，确立一种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观导向。换言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真实共同体”社会关切和价值遵循的中国践行，是马克思“真实共同体”关于“此岸”与“彼岸”的共同观照，既是对“真实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在场”价值导向的践行与实践方案，又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规律的积极探寻；是化解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资本逻辑“虚假共同体”的“彼岸”，更是对其的超越与扬弃，彰显了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二）公共性的实质追寻：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性的百年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实践并取得显著成就，主要得益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逻辑的探索与构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性的探索是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的，“坚持人民至上”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性特质的理论表达。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信力生发于对“人民至上”的公共性探索与公共性理论表达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公共性探索围绕以下三方面开展。第一，基于国家与革命的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性探索。近代鸦片战争造成的国家性质的变化，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探寻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也开启了公共性探寻的承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秉持对公共性的探索，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构筑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保证，这正是公共性理论的革命践行。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公共性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国家与革命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的公共情怀，更是无产阶级世界同盟的公共关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处处彰显着这种公共性精神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在敌后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就是对“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后，对占绝大多数的农村的无产阶级群体利益的把握，展现了中国特色的阶层群体公共性特点。第三，以民主统战为策略的公共性制度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族国家共同体初步建立。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要走向全国执政，就必须寻求执政基础，实行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融合各界利益诉求，追求解放、平等等公共价值信念。在这种公共性的探寻中动员人民参与革命，开启人民公共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注重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共同抵抗外敌，探寻无产阶级公共性从而建构人民公共性，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其公共性的探索转向人民公共性的构建。第一，厘定人民公共性建构的范畴。中国共产党将追求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作为其价值旨归，在这一过程中国共产党拥有双重身份即革命党与执政党。在革命党的身份角色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革命实践中对公共性的探索围绕改变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地位来进行。在实现了这一阶段公共性的探寻后，便开始了对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这就需要将公共性的范畴进一步厘定。即是说，不能再局限于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非无产阶级群体经过改造后也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因此人民的范围必然扩大，人民公共性的建构就成为必然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人民公共性的理论表征“人民民主专政”被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并载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探索社会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主义本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使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进一步表明对人民公共性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第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公共性的制度实践。人民公共性除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将公共性付诸制度践行，即公有制的制度公共性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共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人民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性的探索具有以下特质。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彰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的人民公共性的践行，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公共性策略部署。第二，中国共产党建构全球公共性价值信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面临的公共性危机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提出全球公共价值信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是化解全球公共性危机所需，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追求的承继与创新。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公共性探寻面向世界的呈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普遍性价值。（三）公共性的具象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践行时代发展的逻辑必然推动人类对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的诉求。与此同时，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话语又造成了个体自身、主体间以及共同体的张力，资本逻辑宰制下个体自身物质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后，造成了公共利益的遮蔽与消解。而共同富裕与“真实共同体”是对“公共性时代”的审思。立足马克思“现实的人”分析，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即生存、生活发展的群体性。这就必然要求在人类社会群聚实践中生成公共性价值，将“共生共在”“共创共享”等合作共建的共同性样态作为其公共性价值内容。而共同富裕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对公共性价值在“公共性时代”的实践。共同富裕作为动态实践是将个体与他者、社会以及共同体之间张力的有机的弥合，也是对“真实共同体”的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契合。因此，共同富裕是对时代发展困境的必然回应，是对马克思“实践公共性”“真实共同体”思想的承继与发展，其所彰显的公共性观照只有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获得充分表现和智慧形态。共同富裕公共性意蕴出场的现实逻辑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公共性思想的承继与创新、共同富裕的公共性对西方福利制度的超越以及共同富裕强化共同富裕公共性的体制优势。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人民公共性的具象化呈现，彰显着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承继和创新。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 早在 论语季氏篇 中就有“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述。可见，共同富裕思想早在古代就是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并认为百姓富足是推动社会发展、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古代社会人民起义大都围绕争取富足展开，共同富裕理念虽然集中反映了古代农民的价值诉求，但受到自身局限性制约无法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诞生后的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开启了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寻。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为共同富裕实现奠定了制度前提与物质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将传统共同富裕理论进行承继和创新，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对共同富裕理论赋予时代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公共性的具体呈现，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公共性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共同富裕从其发展形态来看是有效契合主体与共同体的理想形态。个体在实践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能力，但个人能力因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而必须走向合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人与人联合起来在合作中共创、共建、共富才能不断推进人类发展。因而在共同富裕的体制建构上就要彰显这种弥合主体与共同体的体制，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强化了共同富裕公共性的体制优越性与合理性。二、超越资本逻辑：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 年的现代化探索，向世界提出了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表征着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深切观照。这是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表达，彰显着马克思实践公共性意蕴。习近平强调：“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仍然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究其根本，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所导致的不平等性。资本逻辑的虚假公共性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断裂越来越显现，公共性在个体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沦为了抽象。而共同富裕正是对西方资本逻辑的超越，对私有制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更是对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应如何更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慎思与探索，进而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规划为公平正义、绿色和谐、共享共有和共生共赢。显然，新时代中国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建构一种公共性价值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质就是马克思实践公共性，其蕴含着“公共人”的终极关怀、“共同活动”的方法诉求、“生态共富”的实践探索以及“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取向的精神本质。（一）“公共人”的终极关怀共同富裕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能够称之为终极目标必然是用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某一事物。不管是关注人类解放还是观照共同体发展，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在批判抽象人与资本主义劳动者异化的同时，提出了人理想的发展方向即“公共人”的思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人”的立场，可以清晰洞察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资本主义个体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市民社会的成员互为手段即一种工具性的交互性。每个个体都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展开与他者的交互行为。因此，每一个体都将他人当作自己目的实现的工具加以利用，从而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这种纯粹个体工具交互性的弊端，即这种以抽象的权利和物质利益引导的联合体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正如滕尼斯口中的“机械的集合体和人工制品”，在这个共同体中“实际上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而且每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人对立，他只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和自己将获得的利益”。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不仅将他者作为工具，甚至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妨碍甚至破坏他人的利益，从而造成结果的普遍否定，普遍无法相互获得满足。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征是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封闭到文明开放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整个人类社会经历了 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共同体；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发展对物的依赖性加剧，工具理性引致与共同体的断裂；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不再对物依赖，均能自由发展。上述变化实质上是人的主体性转向公共性。“公共人”作为公共性的主体，是“真实共同体”中主体的价值实体，即就是说“真实共同体”的主体是对“公共人”的印证与实现。马克思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实现是“公共人”实现的前提，也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中个人利益才能更好实现。只有公共利益的充分实现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公共人”的公共意识、公共价值也开始培育和生成，现实的人在对公共利益追寻中找寻其“共同性”。“公共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印证的同时，也实现“公共人”的超越。马克思从公共关系和历史关系的视角论证人的本质首先受到自然环境特征影响，但真正影响人本质的是对象化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本质，因此人绝非“原子式”的单一主体，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真实共同体”的主体是对市民社会中狭隘的工具交互性的扬弃与超越。共同体的主体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追求公共利益，通过劳动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在自身利益满足的同时满足他人的需要和利益。劳动交换取代了狭隘的商品交换，这种转变将社会成员自身的劳动作为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共同体的主体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自身并促使社会成员相互满足，最终社会普遍利益逐步得到实现。这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并通过劳动实践建立的互利性交往有着明显的进步性：一方面，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废除了狭隘工具交互的现实基础，也就消除了个体与他者、共同体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消除了不平等的权利原则基础上，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权利原则，将剥削终结。“真实共同体”的主体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公共性主体的印证、公共价值的培育，弥合了共同体主体与公共性主体间的张力，逐渐开始走向一种同向同行。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民的公共性是其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前提。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积极激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公共生活，强调勤劳创新致富。而要激发每个主体的勤劳创新能力就必须保障公共生活、共同体的合理化与制度化，才能有效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渠道，给更多人致富创新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公平局面。这正是马克思实践公共性对“公共人”终极关怀的表征与践行。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二）“共同活动方式”的方法诉求人的本质在实践中生成，公共的实践是形成共同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实践公共性的核心。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提出了“共同实践”的概念。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以及工业发展是时间和空间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共同活动的本身就是生产力”。一方面强调了人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凸显了实践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实践的指导准则。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他把人只看做是 感性对象，而不是 感性活动，因为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不知道 人与人之间 还有什么其他的 人的关系。”可见，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理解感性世界没有从现实的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而马克思则看到了在这种感性活动中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包含着众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基础上强调了“共同活动方式”的本质。首先，“共同活动”是以公共人为基本单元构成。“共同活动”在世界历史中生成为一种真实性存在。个人实践的共同性表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个人实践的共同性历史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这种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由生产方式决定。马克思认为个人存在和世界历史直接相连，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也是建立在个人历史性存在实现的基础上，共同活动基本联系具有双重关系，即共同活动与物质社会生产的关系，共同活动与社会变革、人类解放的关系。共同活动是个人活动的有机结合，前者是自然生产关系，后者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共同活动方式”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生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是在共同活动方式中生成的，是真实的存在。在这样的共同活动中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的交往关系不断扩大，共同活动方式逐渐形成，共同价值开始培育，最终形成了人类共同体的真实性存在。现实的人在共同活动中缔结关系，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开始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追求也促进了共同活动的发展。市民社会将空间分为了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从而利益也被划分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但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断裂的。而马克思强调“公共利益”是具有普遍性的，它是在共同活动中形成的对某种事物、行为以及思想的公共性判断尺度和检验原则，是“人们对一定的空间、领域、活动、产品、服务、理论、思想等广义的对象进行评价和判断时，总要说出对象的属性以及对象与主体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公共性顺其自然地成为了 公共 的形式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就是“公共利益”。马克思指出公共利益在阶级社会是虚假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共同活动方式的价值原则以共同利益为依据和标准，通过共同利益来协调“公共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规范和保障其劳动活动、享受活动、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社会的分工与利益分配都是依据公共利益生成与展开。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对立的公有制，应该是共同生活的制度保障与基础。在公有制的运行下人人都能参与、共享，人人都能为共同利益贡献自身力量。与此同时，公有制决定着分配方式，劳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让劳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 卷第 章“费尔巴哈”中强调：“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动者创造价值能够真正属于劳动者，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适时提出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既兼顾多元主体的发展差异性，又关注到发展的平衡性，注重“公共人”与共同体的协调，坚持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毋庸置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共同富裕既是全社会的目标，也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指引下推进全社会各方面持续发展。（三）“生态共富”的实践探索“生态共富”不仅是一种实践公共性的生态考量，更是一种实践行动导向。一种实践的生态公共性应该秉持生命个体、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融的理念，用普遍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作为观照与考量，实现从“正义性观照”转向“行动性践行”。西方单一主体性发展模式导致生态性观照与考量的缺失、理念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进而引致话语冲突与制度抵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任何主体都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解读，未能形成一致的理念认同。生态环境依然是当代世界关注焦点恰恰是因为不仅仅要突破理念层面的创新，更要在实践公共性的范畴内寻求系统性的规范体制。首先，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共同体新制。这是生态性考量在美好生活实践中的价值诉求。无论是回归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还是习近平生态系统治理观以及生命共同体理念，都表明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活动紧密相连，二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共在的价值契合关系。西方资本逻辑下看似也衍生出对生态环境内在价值及公平正义的生态话语范式，但是它依旧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底色，是一种缺乏现实对象指涉和观照、考量的抽象虚无。而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正面向世界呈现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性考量正是文明新形态的表征之一。这是一种创新的体制，不仅仅是系统的理念，更是一种逻辑自洽且彰显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制度建构与践行；它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底色，建构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发展新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生态自然，是由山、水、林、湖、草、沙组成的有机系统，也是由各种资源组成的有机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共同富裕，要以“生命共同体”为引领，秉持系统的生态治理观，按照“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积极促进生态自然的保护与修复力度；持续“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加快温室气体排放治理，“力争二三年前实现碳达峰、二六年前实现碳中和”，切实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着力彰显人的生存发展与美好生活所应有的生态考量，其中蕴含着感性生命个体、社会性共融的价值自觉、文化追求和美好生活满足等多元内在整合。其次，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与旨归。绿色发展作为其实践公共性、生态性考量的集中体现，其意旨在于实现发展与生态、生态与共同体的和谐。实现这一理念必须厘清其生态公共性的内在原则，并将其融入个体的实践中，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实践中。绿色发展理念首先是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开始摒弃西方的极端发展、黑色发展观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这表明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深层考量。这是实践目的与结果的高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 度契合，能够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合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和诉求，能够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朝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普遍地规定了人类实践中应该如何做，又指引着行为的发展方向。人们在现代化建设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必须注重个体行为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努力促使主体实践目的与结果相一致；这不仅仅是个体的价值指引，也是中国政府制定发展规划与制度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注重发展的结构性与长远性的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实践公共性、生态性考量的意义在于，其直面当代全球发展面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明确强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秉承“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实践中显现出的“生命共同体”“系统生态治理观”“两山理论”等一系列智慧策略，以及中国政府顶层设计的一系列生态惠民制度设计，更是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带来了长远性、全局性的制度依据和保障。这种实践公共性的生态考量探索了化解全球发展生态困境、建设“美美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与实践创新。（四）“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取向个体在实践中自身力量得到印证的同时，也促使个体走向集体，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最终在共同体中充分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种社会形态，探析了不同共同体的公共性生成、发展过程。具体分为：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共同体。主体生产能力较弱，交往方式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族群和家庭范围内，这种公共性是单一的、原始的。第二阶段是虚幻共同体，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下的人成了独立的个体，人为了自身利益逐渐形成了分化与贫富差距，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产生冲突，私人利益取代了共同利益。虚幻共同体本质上是私人利益的代表，进一步激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矛盾也成为“真实共同体”产生的必经之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从适应到阻碍将会迎来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此时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虚幻共同体转向了真实共同体，彰显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在全新的共同体中真实共在的“自由人的真正公共性”都以科学的理论呈现，是现实具体的方式图景，是对以往异化与抽象的虚幻形式的超越。在新的共同体中一切活动的目的都会指向一个“共同点”即全人类永远安然自得。只有这样现实的人才能完全对异化、抽象和孤立进行抛弃，从而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以个体自由的存在及公共性的自由存在协调“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 与 人性的应然价值 之间保持一致性”，促使每个人都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个体活动和公共活动，按照共同价值意志创造人类历史和推进公共事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真实共同体。全新共同体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且这种全新的公共关系将展现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共同体主体与公共性主体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真实共同体”的基础上。从伦理观照的角度考量这种“真实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应该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助与互依，即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这种互助、互依的交互性是在主体间交往实践中帮助他人提高，同时完成自我实现的积极生成性关系。也就是说，在共同体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积极的交互关系，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真实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毕生坚持的是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人类的美好生活的理想”及其实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依据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划分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懈追求目标；而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与特征，必然呈现立足于“真实共同体”基础上的深层公共性观照。以劳动价值论为基本原则，注重作为个体的劳动者的劳动获得，保障劳动者通过劳动印证自身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多致富机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认识到经济发展中共同体内多元主体发展的差异性，提倡先富带动后富的同时也强调公平正义的分配结构；同时也更加注重共同体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分区域抓重点城乡联动的共同富裕的推动进程，既注重物质富裕也重精神富裕。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要从全局来看。要实现 亿人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印证和实现“真实共同体”积极能动的交互性价值规范即互利、互等、互助和互依，这恰好蕴含着“公共人”终极关怀、“共同活动方式”的方法论诉求、“生态共富”的实践探索以及“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其实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