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pdf

178当代中国学术批评与评价“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王向民陈立业摘要：“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关键词：大一统；何为中国；中国政治学；经验实证主义史观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 2 5 7-5 8 3 3（2 0 2 3）0 7-0 1 7 8-1 5作者简介：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立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引言近年来，“何为中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这意味着将现代中国置于古今中西之别的视域下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立场。这原不应是新奇的论述，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有关“中国”的论述笼罩于基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的历史经验而提炼的普遍理论框架下，而忽视了本土的特殊性。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将传统中国塞进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叙事中；在经验研究中将现代中国作为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试验田进行模式套嵌、病理分析和话语搬运。如此研究既导致了历史认知的割裂，又缺乏足够的现实解释效力。因此，“何为中国”讨论的兴起背后实际隐含了对中国历史和经验进行一种独立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解释的诉求。任何新知识体系的诉求都隐含着某种政治实践的兴起。清末中西遭遇以降的政治失败和东方劣势，形成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西方知识的“拿来主义”和知识体系的“全盘西化”（尽管其中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等）。而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事实则为本土化的知识探讨提供了现实驱动力和可能性。由此而来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虽仍存有很大争*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 9 ZDA1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项目（项目编号：2 0 2 1 JQRH011）的阶段性成果。警如葛兆光、姜义华、杨念群、苏力等人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后将详述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 年，第3 一5 页。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政治学研究2 0 1 9 年第2 期。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未刊稿。179“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议，但却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以及无法绕开的命题。中国崛起所要求的知识体系的匹配必然是建构性或建制性的，隐含着一种内在的知识生产方式，即从中国自身的内部脉络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一个本质特点是集权。这表现为两种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外部，表现为公共政策领域的集权，即“举国体制”或“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内部，表现为政治制度的集权，纵向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横向表现为以党为领导中心的党政结构和行政集权的广义政府结构。从更深层次的共同体延续的视角来看，这种集权逻辑不仅是近代中国迫于全面危机压力和现代化诉求的转型结果，更是传统中国“大一统”体制的自然延续，古今之别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和解，现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而非纯然的新造，但也并非传统的复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一统”作为一个曾经被抛弃的概念而得以重启。它不仅是对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一个内在解释，也是通过解释的时空连贯性而衍化成的“中国”国家理论。因此，通过梳理与反思这一概念的重启、论证及其挑战，能够对如何建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理解“何为中国”的方法论提供一定的启示，也能够建立传统概念再诠释的学术边界意识。“大一统”白的内涵或基本知识：来源、本质与演进在支持或者反对的价值判断之前，首先需要确定作为事实经验或命题的“大一统”的来源与解释基础，它涉及传统“大一统”的文本依据、特征推定与历史演进过程。大致而言，学界的讨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文本来源或依据学术界对“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来源及其含义的解释，常常提及三个文本：春秋公羊传、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董仲舒天人三策。“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自华夏文明产生以来就已萌生，至西周则初步形成。从文本记载来看，首次提出“大一统”的文献见于战国时期的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熟谓？谓文王也。喝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论者将这篇视为“大一统”提出的源文本，其核心是尊王。东汉何休的进一步解话一一“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一一这被解读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被扩大为宇宙秩序，而王则处于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枢纽位置。西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论者认为这是将“大一统”概括为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这三个文本奠定了后人阐发“大一统”内涵的基础。研究者进一步阐释了“大一统”的内涵，从字面意思来看，“大”有“广大”“推崇”之义，“统”有“始”“总系”“条纪”之义，因而“大一统”既是一个事实命题，指广大的一统局面，也是一个价值命题，指推崇一统、张大王者政教开端。杨念群从先秦春秋公羊传中援引出“大一统”的三要素：空间上最大限度的疆域、维持统治的“正”与“不正”（天命与王朝循环之承续）、安抚民心得到支持的“德性”。但是，“大一统”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呈现和表达，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实践过程，需要考虑其“具体外化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形态”，因而“大一统”内涵的认识要考虑到观念和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 0 1 6 年，第5 一7、2 9 6 一2 9 7 页。1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1 一3 页。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 9 9 3 年，第2 8 4 页。何休解话，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 年，第1 2 一1 3 页。4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内涵、本质和演进，学海2 0 2 2 年第5 期。5汉书董仲舒传。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一一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2 2 年，第4 6 页。7姚中秋：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学海2 0 2 2 年第5 期。8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第3 页。10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一一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第4 7 0 页。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一一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第3 1 页。180“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行动的双重意涵。在这个双重意涵上，“大一统”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二）“大一统”的类型：道统、政统、学统“大一统”涵摄观念与行动双重维度，在学者叙述中衍化为三个语境下的三种类型：作为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道统、作为具体王朝尤其是盛世王朝的政统正统、作为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学统。1作为道统，“大一统”指“天下大一统”，通常与“天下”或“圣王”观念相联系。天下大一统既包括从公侯到庶民、从日月星辰到山川草木，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源和开端“元”，形成“和谐相关的有机秩序”的宇宙政治图式，又指向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从华夏到四夷的呈同心圆状扩展的现实政治秩序。二者凝结的枢纽是“圣王”：圣者以德性与天沟通而统天地万物，王者则以政治统人间众生。故“圣王”是圣之王者、王之圣者或即王即圣。通过将承接真理与统纪众生的各个不连续的“圣王”编排成连续性的系谱构成道统，突出天下大一统的“圣王”中心。作为政统，“大一统”指具体王朝大一统或“夷夏大一统”，通常与“正统论”或“治统说”相联系。中华文明的道统是连贯的，而具体王朝更迭的政权是割裂的，因此，每个王朝都会通过构建“正”与“不正”的正统论来表明道统的继承，君主则以“圣王”自居；无论中原政权还是边缘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以中央政权作为正统；而处在“实未一统”的分裂时期的各政权或朝廷，则都以完成空间一统为核心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叙事，实现“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的“夷夏大一统”。治统说在“正统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作为“帝王之统”的治统与道统的匹配：前者为现实基础，后者为内在依据。其核心是巧妙避开“夷夏”文化之辨等统治资格的挑战，诉诸现实治理的成效或方式来实现具体王朝的大一统。如康熙所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作为学统，“大一统”指“文一统”或“文教大一统”，通常与“圣王之学”、文化或教化相联系。“圣王之学”即德性之学，强调对君王的道德教化，君王通过自觉接受“圣王之学”而得以位列“圣王”的谱系；“文一统”突出了“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在“天下”一统的情况下解释政统合法性，在“实未一统”的分裂状态中维系一统的诉求，在夷夏共处的多民族形态中贯穿“夷夏变通”的理念；“文教大一统”突出以教化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通过政治权力与社会性意识形态权力的统一，整合多元权力精英以文“化”人。学统与道统、政统紧密联系，道统存在于学术或学派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传统中；依据学统，可以评判政治领域的政策和行动是否正当。（三）“大一统”白的本质：“定于一9“大一统”的本质是“定于一”。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日“定于一”，故“定于一”即“天下一统”。“定于一”并不否认多，而是“二”与“多”的辩证关系。“二”指世界有一个中心，是一统而不是分裂的，但并不否认世界存在分裂的状态或多元的结构，而是强调最终会有统一的趋向，“多”合于“二”。从本质的取向来看，“定于一”有三种取向：第一，“大一统”的文明取向，“一”的本质是一体性，“大一统”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是统一的，具体到传统中国则是中华文明的一体性；第二，“大一统”的治理取向，即如何实现“定于一”，指向“大一统”的空间本质（或者说常态形态），通过具体措施达到超大规模地域的有效治理，具体到传统中国则是政治集中；第三，“大一统”的正统历史取向，即“何者为一的中心”，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谁能接续正统，即大一统的时间本质。在现实广义上的道统即中国文化生命的体现，这一文化生命是一本性的，一本并不否认多元，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的统绪，这一意义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显示，中国历代在政治上有分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狭义上的道统指德性之学或内圣之学；政统指作为“外王”的政治形态的具体演进；学统可泛指知识或学术。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 0 1 5 年：心体与性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 0 0 3 年。蒋庆：公羊学引论，第2 7 7 一2 8 1 页。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8 年，第1 0 0 一1 0 1 页。3许纪霖：家国天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6 年，第4 4 0 一4 4 1 页。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 0 1 6 年，第4 6 一4 7 页。杨国强：士人政治：科举制度下的权力与文化，学术月刊2 0 2 1 年第1 1 期；彭传华：正统、道统、治统一一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3 年第2 期。库尔勒等编撰，李孝国等注：日讲四书）解义，北京：中国书店2 0 1 8 年，第1 页。181“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政治处于分裂状态时，这一本质取向尤为突出（其核心诉求是追求疆域的统一和完整），具体到传统中国则是维护儒家正统与分裂王朝的统一行动。这三种取向，是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式的界定，因为历史实践中总是复合为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定于一”的“大一统”形态是从内涵角度的界定，而其外延类型则往往取决于时代特征。换言之，正是在时代特征的改换之下，“大一统”的经验历史形态才发生具体的变化，以致于质疑是否有“统一”的大一统，或者说只有在具体时代下的创造性转化，由此体现出“大一统”观念的生命力。（四）“大一统”的演进：四个历史时刻三代至清朝的数千年间，“大一统”形态不断完善和演进。依据“大一统”本质的三种取向及其形成的具体形态，“大一统”形态演进具有四个历史时刻：第一，自华夏族群形成以至三代尤其是西周，构筑了“大一统”形态的文明基础，即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形成；第二，秦汉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局面；第三和第四分别是1 0 一1 3 世纪与清代，这是“大一统”的变态时期，未能实现最大限度疆域统一的汉民族政权（宋）和少数民族政权（清）分别发展出了各自的“正统”“大一统”理论，前者发扬“大一统”的时间内涵，强调“道统”德性和“正统”的双线继承，凸显了“中国”意识，后者复兴“大一统”的空间本义，兼顾汉化的同时容纳少数民族特性，呈现出多元样态，从政治实践方面丰富了大一统形态的历史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大一统”形态在其他时期也有实质性的演进，“历史时刻”强调时间的内在标识与理论意义，而不仅仅是刻度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节点。毋宁说作为“理想类型”的三种取向在任何时期都会复合性出现，而这四个历史时刻的主要取向分别实现了大一统形态“代表性”的演进，而影响尤为显著与深远。“何为中国”视视角下“大一统”石研究的历史演进“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尤其是新史观的输人，它渐成解构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与中国政治话语的重构，“大一统”这一传统政治概念再次焕发生机，成为新的建制性概念。此处将呈现这一研究过程。（一）近代政局与“大一统”的政治“解构”与“重组”于传统中国而言，“大一统”具有正面作用，也为历朝历代所认可。但是清末的政治失败与民主思想的盛行，使“大一统”思想因其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正统论，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与正统论的“尊君”等而在价值上被予以否定，并形成主导2 0 世纪的“专制主义范式”。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之后，作为王朝的清朝帝制被推翻，然而多民族统一国家、单一制、集权制、中央集权等“大一统”的集权要素仍然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与其说近代对“大一统”概念的批判与抛弃是一种解构，不如更准确地说，它使“大一统”的整体性涵义得以具体化，在现代（Modern Time）的规制下，某些要素被抛弃，另一些要素以新政治形态得以延续甚至强化，因此是一个脱嵌与重组的历史过程。（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与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大一统”论述随时代而有三个层面的研究推进：一是作为传统文化范畴而追溯原典的文化叙述或思想阐释，通常是哲学研究（包含经学）或文化研究；二是将“大一统”置于具体场域或经验语境中，从历史史实和史料细节中归纳“大一统”的经验事实与行动逻辑，这更多是史学的进路；三是“中国叙事”背景下对“大一统”的再讨论，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拓展到政治学。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 9 8 9 年，第5 9 一8 9 页；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 9 8 9 年，第5 3 一5 7 页；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 0 一2 6 页。任锋：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9 第5 期。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学术月刊2 0 1 1 年第1、2 期。3182“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1.传统文化范畴与原典语境下的文化叙述。现代学术分科体制尽管在民初大学体制的院系设置中已经得到贯彻，但是，面对传统中国知识的整体性时，仍然衍化出一个笼统的称谓，即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者虽然身在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但是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却并不似后者的专业化那么狭隘，毋宁说他们的研究横跨文史学科，是传统研究形态的延续。改革开放后，文化学界再度关注“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思想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故而，主要由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集中的研究，他们多通过文本阐释的方法对“大一统”思想进行词义辨析和义理阐发，遍于经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其重心是对文本的义理阐释和概念辨析。由于“大一统”作为词汇最早现于春秋公羊传，因而都围绕公羊学、何休以及董仲舒展开，并拓展到孔孟荀等儒家人物。鉴于“大一统”内涵及其演变的丰富性，论者也从思想史或史学史的角度加以辨析。32.场域经验语境下的历史叙述。基于原典“大一统”的研究澄清了“大一统”作为词语概念的原初意义和义理引申，但更多表达了一种理想政治社会的规范价值，忽略了“大一统”的实际历史形态和作为人的实践的行动逻辑。新世纪前后，通过经验描述或文本的历史场域分析，探讨具体历史时空下作为实体存在的“大一统”形态，以及在实际历史过程或政治实践中起作用的“大一统”观念成为研究主流，其学科重心也转移到历史学。首先，历史学将“大一统”观念置于特定的政治实践或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其演变，既关注“大一统”的观念形态，又关注“大一统”的行动或实践经验。“大一统”文本含义流变的根本原因是理解者的处境的变化，因此论者开始关注思想家的处境对其思想的影响，以及政治家尤其是帝王的“大一统”思想。其次，论者关注具体历史时空下作为实体存在的“大一统”形态。这一研究分为三种取向。第一种取向将“大一统”视作演化的实体，以结果为导向寻找“大一统”形态形成的关键起点，因此聚焦于奠定“大一统”形态基础的秦汉。第二种取向着眼于“大一统”演进形态的多样性，呈现“大一统”在各朝代的特征描述，例如作为原型意义的西周的宗法分封与秦汉的中央集权，以及“大一统”形态的某一层面或要素的进一步发展或重组，即宋朝的正统论与清朝的“多元大一统论”。在此基础上，论者根据王朝建立者的来源，总结出了“大一统”的农耕王朝和游牧王朝模式。第三种取向以特定视角下的史实证据来论证“大一统”的事实，这一取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视角关注大一统思想在帝国局部政治实践的影响，包括边疆实践、边疆意识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5 页。2蒋庆：公羊学引论；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 9 9 5 年第2 期；黄朴民：何休公羊）“大一统”的思想析论，孔子研究1 9 9 9 年第2 期；周桂钮：大一统论的现代意义，河北学刊1 9 9 4 年第1 期。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 9 9 6 年。晃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1 年第3 期。白奚：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一一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5社会科学版）2 0 0 3 年第5 期。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北京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3 年第1 期；衣长春：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一一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 0 1 2 年第1 期；李治亭：清帝“大一统”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5 年第6 期。李宪堂：大一统专制权力之象征体系的完成：从秦皇到汉武，文史哲2 0 1 0 年第6 期。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 0 1 3 年第4 期。欧阳坚：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甘肃社会科学2 0 2 2 年第4 期；路高学：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先秦儒家“大一统”的逻辑进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8 年第5 期；熊永：秦国的大一统治理与战时体制转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 0 2 2 年第2 期。10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一一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嫂变，史学理论研究2 0 0 6 年第4 期。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1 1 年第2 期；李大龙：试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 0 2 1 年第2 期。12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6 期；李大龙：试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 0 2 1 年第2 期。?3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0 1 0 年第2 期；李元晖、李大龙：“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一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6 年第1 期。4龚艳：大一统意识与魏书西域传）的书写，宁夏社会科学2 0 2 2 年第3 期；李昊林：重建大一统：隋至唐初地理学风气再研究，唐史论丛第3 3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 0 2 1 年，第4 6 0 一4 7 5 页；刘骏勃：从九州为纲到政区为纲清代“大一统”观念对“六通”疆域书写的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 0 2 1 年第3 期。183三）中“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以及边疆民族问题。第二个视角是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大一统”证据的考古发现，其焦点是肯认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在近年来的考古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特殊性进一步被承认。3国崛起与与“何为中国”讠议程下的多学科概念重启假如说前述文化范畴与历史研究视角下的“大一统”研究仍属各自学科领域的自然生长，研究主体与论域边界还是相对清晰的，那么，近年来“大一统”概念的重启则是“何为中国”议题下的统合，各学科不约而同地触及到“大一统”的研究。从学科介人角度说，文化研究逐渐淡出，历史研究持续发力，民族学、考古学尤其是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汇聚到“大一统”议题之中。其中，史学研究偏重从历史史实与史料细节（或考古发现）中归纳“大一统”的经验事实；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多从“问题导向”或理论角度发掘传统中国的相应事实或者从概念出发演绎其在现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二者的最大区别是原始资料的“浮现”还是“打捞”，后者更多是“古为今用”或“现代指向”。但是在经验作品中，二者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相互为用。这些研究颇有打破学科界限或用“问题引导”的方式，形成一种中国政治知识建构的议程设置。1.“何为中国”议题下的“大一统”史学研究以今人眼光来看，“何为中国”成为学术焦点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北宋士人关注汉族中国文化正统性的“转向内在”，第二次是2 0 世纪上半叶对国家、族群和疆域的统一性的关注，以及贯穿2 0 世纪的三次文化本位论争。近年来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史学界集中发表了一批以“何为中国”为题的著作，“何为中国”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葛兆光于2 0 1 1 年至2 0 1 8 年间集中论述了“何为中国”的内涵。“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研究推进和现实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这既是一个政治话题（论证国家合法性）也是一个历史话题（理解历史合理性）。“何为中国”的探讨源自以西方民族国家叙事解释中国的不贴切，以及对此进行反思和批判而来的全球史亚洲史叙事反而产生对中国“同一性”的质疑，因而需要一种既区别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帝国或民族国家范式，又区别于反对欧洲经验的后殖民理论或后现代史观范式，而从历史、文化、政治三个向度来理解中国的方式。作为历史的中国，是一个在空间上边界移动的中国，故可平心对待疆域的变动；作为文化的中国，是一个边缘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故可延续稳定的“中国”认同；作为政治的中国，表现了具体的朝代或政府，故认同中国不等于认同具体王朝。在“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下，葛兆光以北宋的“正统论”和“中国论”为切口论证了“中国”意识凸显于北宋并延续至今。这实际是将“大一统”的正统取向进一步发扬为因异族挤压而产生的类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葛兆光忽视了同处1 0 一1 3 世纪的辽金王朝，同时否定了“大一统”中的1何星亮：“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社会科学2 0 1 1 年第5 期；张云：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学海2 0 0 8 年第5 期。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 0 0 0 年第1 期；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 0 1 2年第3 期。3李新伟：第一个“怪圈”一一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 0 2 0 年第3 期。4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1 2 年。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思想战线2 0 1 7 年第6 期。6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未刊稿。葛兆光：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第1 页。葛兆光：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解，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 0 2 1 年，第2 7 0 页。9葛兆光：宅兹中国，第3 一9 页。葛兆光：宅兹中国，第3 1 一3 5 页；葛兆光：何为“中国”，第4、6 1 一6 2 页。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6 9 一7 0 页。葛兆光：宅兹中国，第4 1 一6 5 页。金亦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在如何修撰已灭金朝国史的讨论会上，金人修端反对以宋朝为正统，要求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唐后的历史，表明除宋以外的其他王朝，争正统的意识也很强烈。金自以为辽统，有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所以实际上也是对唐统的争夺。见吕正惠：元好问的贡献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 9 9 1 年，第1 4 1 1 5 1 页；江湄：怎样认识1 0 至1 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 0 1 9 年第6 期。184“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天下体系”观念，未能挖掘出“大一统”的丰富性，也未将其当作对中国的整体性理解。李零明确将“大一统”与“何为中国”联系在一起，“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构成了“我们的中国”系列著作的主题。李零提出了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依靠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的西周，依靠法律制度、统一标准以及儒家意识形态的秦汉。秦汉大一统即儒法国家的萌芽：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儒家）之间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儒士阶层成为“政一文一教”结构的中枢。这一儒法国家的中国持续两千年之久，成为“大一统”的基本政治体制模式。2018年起，姜义华以“何谓中国”为主题陆续写了一批文章，最终汇聚成何谓中国一书，其中第四编题目就是“大一统中国”。早在中华文化通志完成前后，姜义华就意识到要对中华文明“做一个统一的整体综合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中华文明延续不断和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是作为中华文明根抵之一的“大一统”，辛亥革命之后，王朝体系不复而大一统国家体系仍留。姜义华敏锐发现，中国的现代转型非但不是依赖于晚清对“大一统”的政治解构，这反而引发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并恰恰是以传统政治大一统国家为基础进行变革与重建；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大一统”被抛弃了，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机制，“大一统”的核心环节和关键要素被承续下来，构成现代中国得以顺利转型和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基本保证”。出于对“周边看中国”研究路径的反思，杨念群明确提出以“大一统”这个概念来重新表达中国历史的总体演进态势，将“作为华夏中心点的“中国”，与容纳非华夏族群的天下，结合起来，纳人一个空间和时间相互交叉的实践框架里，予以重新定位”，来诠释“何谓中国”。他集中研究了早中期的清王朝，清晰解释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满清如何自觉归入并接续中原政权的“天命”，完成“正统化”并得到了民间士子的认可与推动，成为清帝朝廷与民间士人的共同观念与集体行动。杨念群的清史“大一统”研究，落脚点主要集中在论证清代的“正统化”，然而，少数民族人主中原，清代“大一统”实则蕴涵另一现代维度，即多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塑造与形成。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探讨“大一统”与“何为中国”成为近年来的另一热点，主要表现为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考古学的早期文明研究，以及民族学的中华民族发展研究。2.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大一统”重述考古挖掘是支撑“大一统”叙事尤其是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的有力证据。张光直、李学勤、许倬云等考古史家以大量的考古证据构筑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逐步扩充的“连续性”的早期中国“大一统”论述。近年来，新出版（再版）的考古学著作再次重申了位居东亚地域上的族群“向心”特征。苏秉琦以“满天星斗”比喻远古中国的族群生活状态，旨在破除“惟汉”的“大一统”叙事，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民族形成的“摇篮”而是“熔炉”，文明起源并非“中原向四周辐射”而是“各文化区系组合、重组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因此，与其说“满天星斗”的比喻是对“大一统怪1葛兆光：何为“中国”，第1 2 页。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6 年，第1 页。李零：范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第8 页。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6 年。相关著作如中华文明的根（2 0 1 2）、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2 0 1 6）、中华文明的经脉（2 0 1 9）、中华文明5的鼎新（2 0 1 9）等。见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2 1 年，第2 页。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9 年，第1 6 5 一1 9 3 页。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第5 一6、2 7 页；姜义华：何谓中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 0 2 1 年，第2 1 7 一2 6 6 页。8杨念群谈清代“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https:/ 0 2 2-11-06；杨念群：“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南方文物2 0 1 6 年第1 期。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一一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0张光直：商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9 年；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8 年；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7 年。有关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论述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3 年。近来年，再版和新出版了两本苏秉琦的考古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9 年、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2 2 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5 8、8 8 页。185“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圈”的批判，毋宁说它恰恰印证了“二与多”的辩证关系，多个文明起源从裂变走向撞击，并最终走向融合，正反映了“大一统”的向心性特征。苏秉琦晚年的思考，如“中华一统实体”“多源一统”“长城内外是一家”“天下一体”等论述，更准确地说明了“大一统”的形态。近年来，许宏进一步将“满天星斗”与“月朗星稀”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即公元前2 0 0 0 年前后，从陶寺转衰、嵩山整合到新碧兴起，最终形成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萌芽。从民族学角度上，费孝通1 9 8 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后主编有同题著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华夏集团，到华夏初级统一体，再到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以汉族为核心、点线结合，各民族被“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黄兴涛接续费孝通的论述，将民族的自觉理解为民族的重塑与再造，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论述续到近代中国。近年来，处于对建国后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学亦发展出新的一些观点，即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构建民族的文化认同，从文化角度重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性。3.法学宪制构成视角下的“大一统”1990年代以来，法学界已经关注中国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引起学界关注。近年来，苏力以明确的“中国”意识来看待“大一统”及其宪制。他认为，如何去理解“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这一特殊性经由中国崛起而内含的普遍性，在于如何去理解“中国”本身。中国之所以是“大国”而非帝国，关键在“大一统”，即权力横向延展的地理空间大一统与纵向渗透的治理空间大一统（“皇权”下乡）。大国宪制以更大的篇幅探讨了大一统与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苏力指出现代中国实际上是对西周之后农耕中国构成的宪制框架的重构。这一发现有两层含义：第一，“农耕国家的宪制理解”一词的使用淡化王朝更迭的“变”，而关注贯穿各王朝凝练而成的整体中国的“常”，这一“整体中国”在历史的铺展中不停地构成，因此“农耕国家的宪制理解”即“大一统”的宪制叙事；第二，现代中国对这一宪制框架的重构，意味着“大一统宪制”构成了现代中国宪制的底色。法学界研究延续了后一论点，即“大一统宪制”如何构成现代中国宪制的底色。“大一统”首先构成了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即政治一经济、基本权利一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其次体现于国家治理实践和国家结构制度中，“大一统”分别转变为了当代的“大局整合”“一元”“统一”。概言之，将当代中国宪制的连贯性理解追溯中国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及其对中国宪法的底层规定性。4.政治学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大一统”叙事从学科界分角度说，政治学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中国现代政治建构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演绎“大一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在此过程中对已有的哲学研究、史学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作“有意识性地资源运用”，而不是纠结于原始文本或考古资料，是一种“选择性地接着说”的研究。首先是对“大一统”的专制含义进行脱敏。林尚立关注到“大一统”对现代中国政治的规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 5 8 一1 6 4 页。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 0 0 0 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6 年。1989年费孝通将该演讲所征引的论文编辑成册，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名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1 9 9 9 年3增录若干文章出版修订本，此版于2 0 1 8 年重印。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 0 1 9 年，第4 3 一4 4 页。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7 年。营志翔、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开放时代2 0 2 2 年第5 期；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 0 1 7 年第5 期。苏力：大国与大一统，以及帝国，开放时代2 0 2 3 年第1 期。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5 5 9 一5 6 4 页。王旭：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 0 2 2 年第6 期。李龙、刘玄龙：“大一统”理念的法学解读和时代底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3 期；张颖：中国单一制宪制的“大一统”特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2 年第3 期。186“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定性价值，以及对具体制度选择与国家组织形态的积极作用。他细致地区分了传统政治“大一统”（负面意义）与中华民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