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pdf

88文献学研究查慎行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甄 芸（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兰州 730030）摘 要：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记录查慎行文学仕臣生涯中首次随驾康熙皇帝巡幸避暑山庄的见闻与感思。其中，陪猎笔记详细记述康熙皇帝集合翰林文士编纂佩文斋咏物诗选 的完整流程，展示出了清代官修书籍生产过程中从编排方式、分工流程、皇帝参与到文献来源、文本组合的丰富细节，留存认知清代官修书籍文本生产和编辑形态的生动文献。与此同时，笔记对于皇帝与翰林文士阅读情况的记载，呈现出了他们的阅读世界。陪猎笔记细致而集中地存录编书与阅读的材料，具有珍贵的书籍史文献价值。关键词：陪猎笔记；查慎行；佩文斋咏物诗选；书籍史；日记文献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The Bibl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Cha Shenxings Hunting NotesAbstract Hunting Notes is a travel diary written by the Qing Dynasty poet,Cha Shenxing,recording his first experience accompanying Emperor Kangxi on his summer tour and his literary career.Among them,Hunting Notes details the entire process of Emperor Kangxi gathering the Hanlin scholars to compile the The Peiwen Zhai 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Object-Chanting Poem,demonstrating the rich detail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official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including the editing process,division of labor,Emperors participation,and sources of literature,which provide vivid documen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editing of official texts in the Qing Dynasty.At the same time,the diary records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Hanlin scholars,revealing their reading world.Hunting Notes meticulously and intensively records the materials compiled and read,which has precious literature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the book.Key words Hunting Notes;Zha Shenxing;The Peiwen Zhai 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Object-Chanting Poems;book history;diary literature*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书籍史视野下的清代官修文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1074）；2022年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特别培养项目“身份认同与文集编修：清代官修文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202208525024）的阶段性成果。*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查慎行一生著述丰硕，陪猎笔记是其仅有的扈从性质笔记，也是近年整理出版的稀见查慎行文献的一种。陪猎笔记内容纷繁博杂，涉及皇帝巡行路线轨迹、驻跸行宫地点、山川地理形势、珍奇物产资源、政治历史事件与权重人物言行等，对于清代历史研究具有多重文献价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陪猎笔记记载了康熙皇帝集合翰林文士编纂诗歌选集的完整过程，留存认知清代官修典籍文本生产和编辑形态的文献，具有珍贵的书籍史文献价值。目前学界对于陪猎笔记的研究处于文献整理的初级层面，有892023 年第 9 期关这部笔记的文本细读、价值讨论以及学术利用的深度研究仍然付诸阙如。本文是从书籍史文献价值的视角解读陪猎笔记。通过整理、缀合笔记有关皇帝与翰林文士编纂书籍的记载，展现清代官修书籍的编辑形态及其流程，考察皇帝、翰林的阅读生活，进而挖掘和阐释陪猎笔记 珍贵的书籍史文献价值。1 从陪猎笔记看清代官修书籍的生产流程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首先体现在能为考证佩文斋咏物诗选（以下简称 咏物诗选）的编纂成书提供确切文献考证，并且从这部咏物诗集编纂的完整进程可以了解清代官修书籍文本生产的标准流程及其编辑形态。咏物诗选共四百八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集部总集类属是中国诗歌史上卷帙最为庞大的咏物诗集。咏物诗选以吟咏物象划分，遵照“天、地、人、事、物”的秩序，收选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历代咏物诗作一万四千六百首。咏物诗选的成书对清代咏物诗观的转变以及咏物选本的编纂体例均产生深刻影响，被视为咏物文学史上的权威文本。关于这部咏物诗集的成书过程及编纂细节，目前所见康熙年间历史档案、实录、皇帝上谕及各类书目文献中都未存详细记载，各类清代官修书籍研究论著中亦未有深入讨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查慎行奉旨随驾康熙皇帝巡幸避暑山庄，著录陪猎笔记 以记行旅见闻。其中笔记详细记载这部中国最大咏物诗选的编纂细节及其完整过程，提供考证 咏物诗选 编纂成书的一手文献。根据陪猎笔记 所载，咏物诗选 正是编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至九月的这次巡幸避暑山庄途中。笔记开篇交待：癸未五月皇上将幸山庄避暑。初四日于畅春园，奉旨：“查升、陈壮履、励廷仪、汪灏、查慎行、蒋廷锡六人俱着随驾。”臣钱名士自请行，奉旨亦允所请1235。清实录 亦载：四十二年，五月 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随驾2。奉旨随驾的七位翰林文士随后构成编纂咏物诗选的编者群体，康熙皇帝和皇子允礽亦有参与诗选编纂。笔记记载诗选编纂正式开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六月：六月初三日 时行殿初成，上驻跸焉奉旨令臣等将古人咏物诗分类编辑，自明日始1240。查慎行年谱 亦载：“六月，奉旨编辑历代咏物诗。”3缀合陪猎笔记 所载编纂记录，咏物诗选编辑流程及其进度如表1所示。表 1 咏物诗选编纂流程进度表时间流程进度人员六月初三日奉旨编书奉旨分类编辑古人咏物诗康熙皇帝、翰林编修初五日商略凡例商略凡例八条康熙皇帝、翰林编修初六日选诗初编荷花诗翰林编修初七日石榴诗初八日芍药诗初九日竹类诗初十日竹类诗十一日蔷薇诗、荼蘼诗十二日菱芰诗、芭蕉诗二十二日兰诗、牡丹诗、菊花诗、海棠诗二十二日呈览样本各缮样本先呈御览康熙皇帝、翰林编修二十三日定例开编命照此例编辑康熙皇帝三十日依例分编石榴诗翰林编修七月初一日依例分编荼蘼诗翰林编修初三日菱芡诗初四日竹类诗初五日金沙花诗初六日蔬菜诗十二日呈览诗册进呈分类诗册康熙皇帝、翰林编修二十四日依例分编蔬菜诗翰林编修二十五日手录诗选八月初一日依例分编续分蔬果草木类翰林编修初六各事纂辑二十三日禽鸟诗、鹤诗通过整理咏物诗选的编纂过程，从中可以观察清代官修书籍生产的标准程序：“奉旨分类编辑”正是书籍生产受到皇帝意志统摄的明确表现，翰林文士遵照皇帝旨意履行编修书籍职责。这类书籍通查慎行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90常统称为“官修书籍”，狭义可称“御制”“御定”书籍。编纂官修书籍一般经过商定凡例、按例初编、呈览审定、分工类编、选诗抄录、呈览誊本等多个程序。（1）商定凡例。咏物诗选 正式开编之前，翰林文士商略编辑凡例，以此确定诗选的编选标准及其编纂体例。“六月初五日 雨中入直，商略凡例八条。”1240今见斋咏物诗选刊本之前均未附有凡例，笔记亦未详载八条凡例内容，因此 咏物诗选 凡例内容不得而知。但从清代官修书籍通行体例而言，书籍目录之前均会附有凡例，说明书籍编纂的方法与体例。（2）选诗分类。咏物诗选收录咏物诗作数量达到一万四千六百首，七位翰林又是如何分工协作编纂体帙如此庞大的诗选呢？自六月六日开始正式编纂咏物诗选，翰林文士将“花卉”定为首编类目。作为初编尝试，翰林文士分别承担“花卉”类目之下的一个花种编纂。具体分工是：陈壮履编选“兰类”、汪灏编选“牡丹类”、钱名世编选“菊花类”、蒋廷锡编选“海棠类”、查慎行编选“荷花类”1244。此后诗选遵照先确定大类，再分配小种的层分方式进行。至于每一小种物象具体由谁负责编选，则是通过抓阄的形式确定。查慎行记曰：“午后分阄，余又得蔬菜九种。”1248笔记所载 咏物诗选编选类目顺序依次是花卉类、蔬果类、草木类、禽鸟类。（3）皇帝审阅。咏物诗选 从编纂体例到入选诗作都需经过皇帝的审阅。六月二十二日，翰林向康熙皇帝进呈“列朝咏物5类诗选 凡例八条”，1244以及陈壮履、汪灏、钱名世、蒋廷锡、查慎行五人分别辑录花卉诗类“各缮样本先呈御览”。1244获得康熙皇帝赞许的凡例及选诗样本，便成为翰林编纂诗选的标准范本：“进呈分类诗凡例及选诗五类，俱称旨。命照此例编辑”1245。在此之后，各位翰林每完成一类咏物诗的编选，可以直接誊清书稿进入缮写阶段。但是缮写稿本仍然需要定期进呈御览：“七月十二日 旬日来所选分类诗选抄当成册，今日俱进呈。”1251“七月二十一日 誊清六月十六后所作诗未经进者，俟驾回呈览。”1251另外，皇室成员也有不同程度参与诗集编纂过程：“六月二十四日 午刻，东宫亲幸直房索观咏物诗选 稿本。”1245。（4）编录进度。我们从查慎行记录自己分辑诗作的进度来看，每日至少能够完成一个小种诗作的编选工作。例如“荷花类”收诗一百二十五首，六月六日一天编成。“竹类”收诗一百六十二首，由于随驾外出有所耽误，分由六月九日、十日两天编成。六月十一日，编成“蔷薇”“荼蘼”两类，十二日又编成“菱芰”“芭蕉”两类，编选进度较快。每种类别诗作选定之后，需要进行誊录缮写，“东宫行殿中誊清芍药诗一类，计八页”，“录石榴诗一种，计六页”，“录竹诗终卷，共计二十七页”，“录金沙花一类，计二页”，“续分蔬果草木类共二十三类。今日手录毕，共七十五页”1253。可见从诗作编选到誊录缮写的整体进度都较快。陪猎笔记记载咏物诗选编纂的内容截止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二十日，此时查慎行结束随驾巡幸返回北京。陪猎笔记长达一百二十日行旅途中对于编纂诗选的集中记载，不仅展示了一部官修书籍编纂的过程及其细节，从中亦可观察清代官修书籍的生产流程及其编辑形态。翰林通过抓阄的形式确定编选诗类，消解人们对于官修、御制书籍带有想象的“崇高感”与“神圣性”，鲜活地体现出翰林编书生活的日常情节，提供充满趣味的书籍史文献。书籍编选进程中皇帝对待凡例、诗选初稿的态度表达，以及东宫太子审阅稿本等日常细节，都是体察清代皇权渗进书籍生产的微观凭证。查慎行在 陪猎笔记 中以编纂者“第一视角”记录的编书生活，留存了珍贵而细微的书籍史研究文献。2 从陪猎笔记看皇帝与翰林的阅读生活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还体现在通过追溯编纂咏物诗选的文本来源，了解清代继承前朝文献进行文本重组的情况。笔记对于翰林文士编书、校对日常工作的记录，呈现出了皇帝与翰林的阅读世界。编纂书籍必然要有一定的文献基础。清代官修书籍普遍体帙宏大，多是集部书籍，这就更需依赖深厚的文献基础。陪猎笔记记载为了编纂咏物诗选，翰林检阅书籍、皇帝调用内府书籍的情况，从中可窥见清代官修书籍编纂成书的文本来源。笔记所载编纂咏物诗选获取文献途径：一是皇帝巡幸出游随行带有书籍，但是数量不多。查慎行作初六日奉旨编辑历代咏物诗恭纪四首诗其二4描绘的正是巡912023 年第 9 期幸带书随行的现象。俪白骈青句已陈，篇章何处发清新。尽携中秘随行笈，三箧何烦默记人。二是皇帝谕令内府调用，以补编纂书籍缺阙。在诗选编纂过程之中，康熙皇帝两次颁发谕旨调用内府藏书，内府送达书籍共有三次。笔记载内府第一次送达书籍：六月五日 内府发下 万首唐人绝句一部、唐诗类苑一部、诗隽类函一部1240。随后康熙皇帝在其发回内府的谕旨中更加详细开列调用书目：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此地凉爽，朕欲同翰林等编书。着赫世亨照此单找寻，遣尔家人，作速送来。其中并无难找寻之书，又恐借故拖延：古诗纪、唐诗纪、汉魏百三名家、合璧事类、锦绣万花谷、唐诗纪事、宋诗钞、元诗选、明列朝诗选、苏东坡全集、黄山谷全集、倪云林集、赵松雪集、中州集、元遗山集5283。六月十日内府送至避暑山庄书籍五种：东坡集一部（四套）、宋诗钞一部（三套）、元诗选四套、中州集四套、列朝诗选四套1241。康熙皇帝谕旨中开列书单十五种，内府却只送达五种。因此，六月十三日，康熙即令翰林励廷仪回京向武英殿检取书籍。六月十四日，康熙第二次谕令赫世亨：唐文粹、诸子类函，着赫世亨将此两种书，由下次邸报送来5284。根据用书目录，编选咏物诗集主要是以两类书籍作为编纂文献基础：诗集与类书。诗集包括通代总集、断代总集与别集，诗作时间是从上古迄至明代，另有多部类书。对比咏物诗选编定成书后一万四千六百首的收诗数量，用书目录应当仅是编纂文献中的一部分。深度思考与探察编纂用书与咏物诗选 之间的文本关联，便可看到：从诗作看，咏物诗选是从总集、别集之中摘选历代咏物诗作；在体例上，咏物诗选以“物象类分”“天、地、人”的编排顺序，明显受到类书的影响。整体而论，清代官修集部书籍的编纂特点显现为统摄宇宙的总括感和整合历史的跨越性。书籍内容体现为集大成性和总结性，即清代官修集部书籍通常是在前朝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增补递修而来。例如佩文韵府，是以 韵府群玉和五车韵府为底本加以扩编而成；佩文斋广群芳谱是在明代王象晋所撰群芳谱基础之上增编而来。又如古文渊鉴全唐诗 全金诗等，皆是纵贯历朝，搜采咸备。清代继承前朝文献，不仅是文本的继承，更是知识体系、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清代汇集前朝文献并以新的体例编排制作书籍，其行为背后蕴藏着清代统治者重新确定知识秩序、建构学术思想的治理意图。“继”与“统”的政治理路、国家意识便在官修书籍生产进程中得以彰显。陪猎笔记 中对于翰林校对工作的记载呈现出了皇帝与翰林的阅读生活。翰林的阅读行为包括“工作阅读”和“日常阅读”。工作阅读对应着翰林的职责，分为编书阅读和校对阅读。编书阅读是指带有明确编纂目的而进行的阅读。笔记所载翰林文士频繁翻检书籍的阅读行为贯穿诗选编纂过程。六月五日 阅 中州集一过。六月十二日 与亮功、扬孙分阅 列朝诗选。六月十六日 又翻阅 万首唐人绝句。六月十七日 午前选阅 列朝诗 第二套。六月十九日 翻阅 列朝诗一套。六月二十九日 翻阅 列朝诗选。七月初二日 采阅 元诗选 二套。七月初七日 翻阅书籍。七月初八日 翻阅杜诗、朱子诗、唐诗类苑三种。七月初九日 阅 元诗选 两套。七月十五日 翻阅唐诗类苑、诗隽类函二种。七月十九日 辰刻移书籍赴东宫行殿帝，阅列朝诗选 第三套毕。七月二十日采阅列朝诗选第一套、第二套。七月二十二日 列朝诗选 阅毕1240-245。以上是翰林为了编纂书籍而进行的阅读。通过翰林的编书阅读可以清晰地追溯诗选所录诗作的来源以及遴选诗作的标准。翰林文士的另一种阅读则是校对阅读，是指校对查检康熙皇帝下发的手卷真迹，以书法文献为主。翰林文士会向皇帝呈报阅读校对每一书画文献中出现的问题：“讹字”“缺字”“多字”“错写行”等。每日完成阅校工作之后，查慎行会以“阅毕缴进”“校阅毕缴进”等语查慎行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92进行记录。笔记记载翰林文士校阅过的书法文献如表2所示。表 2 康熙皇帝下发翰林校阅书法真迹、手卷目录书者姓名真迹/手卷名称校阅问题宋高宗水仙赋 文君濯锦赋水仙赋：中间讹四字，缺四字文君濯锦赋：卷中缺一字，讹五字赵子昂秋兴赋 桃花源记 石林记辋川绝句 桃花赋 登楼赋琴赋 山水赋游石林记天论秋兴赋：卷中缺四字，讹六字桃花源记：卷中讹二字天论：中间讹七字，缺十字桃花赋 登楼赋：中间讹六字，缺五字琴赋：中间讹约五十余字蔡君谟文木赋文木赋：卷中讹四字赵松雪蓬莱阁赋 天台山赋 道德经道德经：中间错写二行，又脱论七十五字小李将军海天晓日图 海赋海赋：中讹三十九字，多写三字，少写二百二十六字苏东坡养生主 乳泉赋、五言古诗二首乳泉赋：卷中落一字养生主：中间讹三字，缺六字米芾净名斋记 参星赋 上巳上巳：七言绝句卷子，内“沙头水色足风光”句，卷中脱去“水”字除了以上书法文献，另有阅读校正书籍：蒙古地名 三角形推算法论。日常阅读则是指康熙皇帝与翰林文士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行为。虽然陪猎笔记并未详细列出日常阅读书目，然而通过君臣之间对于诗歌、书画的讨论交流，可以略窥读书情况。笔记记载“五月二十八日，翰林阅读康熙皇帝下发的御制将之山庄 五言绝句四首”。诗中因有“末垂”二字，翰林不能理解这一用词的出处及其涵意。康熙皇帝解释“末垂”二字出自 文选，是六月的意思，因此翰林专门检阅文选确定二字是潘岳怀县诗中句也1240。六月十四日康熙想要阅读和查询词谱，特意询问翰林随行书箱中是否带有词谱1242。又七月十四日，康熙皇帝询问赵子昂字画山水赋卷中“霭”字改为 雾 字的依据。查慎行解释：“下文尚有两 雾 字，故从刻本驳正。”1249可见无论是出于编书、校对阅读或者日常阅读，康熙皇帝常与翰林文士有所交流。翰林的编书、校对阅读带有明确的知识重新编排整合的目的性。从笔记所载的书法文献阅读，则可以体察到康熙皇帝对于书法的喜好：下发翰林查检校对次数最多的是符合他所尊崇的“正统”书风的董其昌手卷。康熙皇帝对待书法的态度既包含个人雅趣，更有将书画作为政治教化手段的意图。自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后，咏物诗选后续编纂情况未见其他文献记载。查慎行代康熙皇帝而作的咏物诗选御序落款时间是“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应是诗选编纂缮写完成定稿的最终日期。3 结语陪猎笔记所载康熙皇帝与翰林文士编纂书籍、阅读交流的日常细节，包含丰富而生动的书籍史、阅读史材料，这也正是笔记最为珍贵的文献价值的体现。清代選选、编排与重组前朝文本制作新的选集的方式，不仅包含文学批评目的，在其行为的深处更是蕴含建构文学秩序、树立文学权威的意图，是皇权渗进文学领域的表现，标志清朝皇权控制的深度扩张。陪猎笔记中书籍史文献价值的挖掘，能够体现出日记文献对于中国书籍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拥有自觉的文献书写意识，留存强大的文献记录体系，亦有伴随文献书写体系而产生的悠久书籍编修传统。然而关于书籍被制作、被生产过程中微观记载却往往受到传统文献书写体系的普遍忽略而鲜有留存。正因如此，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丰富感和生动性相比，中国书籍史研究往往囿于文献不足而缺乏其论证的精确性和细腻化。“日记文献学”的确立，使得“隐藏”在日记中的关于书籍制作、生产的细节文献得以显现，从而可以弥补中国书籍史研究微观文献不足的现实。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深度探索很大程度上依赖文献史料的挖掘，因此整理、研究及利用日记文献中存录的书籍史文献，必然成为日后推进中国书籍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注释：查慎行（16501727年），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晚号初白翁。浙江海宁人。作为清代“宗宋”诗派的重要人物，查慎行的诗歌创作强调“宋诗新变”，尤其是他所主张的“唐宋互参”诗学理论，对于清代诗风932023 年第 9 期的转向产生深远影响。根据查慎行年谱记载，查慎行一生共三次随驾巡行，除本文所载的四十二年五月巡幸避暑山庄，还有“四十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六。夏五月，扈驾幸古北口”，“四十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七。五月，复扈驾至古北口”。后两次随行未见著录文字。参见 查慎行年谱，清陈敬璋撰，汪茂和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27页。陪猎笔记的存世及其流播经历了三个版本形态：手稿本、传抄本以及整理本。手稿原藏海盐陶氏爱吾庐，清代藏书家吴骞访求得之，抄录副本，作序收藏。由此，笔记得以抄本的形式留存。手稿原本现存何处，无从确定。吴骞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所收 陪猎笔记 正是据吴抄副本影印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四期文献全文刊出由权儒学整理及标点的 陪猎笔记，这是所见最早的 陪猎笔记标点本。近年出版的查慎行集，有 新辑查慎行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查慎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都有重新进行文字、标点勘误，纳入集中。书籍史文献是指关于书籍的材料、技术、编辑、校对、刊刻、装帧、价格、收藏、阅读和流通等和书籍文化史、社会史相关的一切文献记载。咏物诗选 对于中国咏物文学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是通过文本编选呈现出的“大咏物”诗观，拓宽了中国咏物文学的范围界定，影响了咏物文学的创作实践；二是诗选采用的“类体世”三级体例，确立了中国咏物文学选本的标准体例。参见甄芸：佩文斋咏物诗选 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第75-94页。在清代宫廷档案、皇帝上谕等历史文献中，对于佩文韵府 康熙字典等官修书籍的编纂过程、文字勘误、刊刻印刷、皇帝参与程度等细节都存有详细记载。这些关于书籍生产的细节文献正是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基本材料。赫世亨，时任武英殿总监造，总管书籍编修等事宜。励廷仪回京兼省其父励杜讷之病。参见清查慎行撰，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查慎行集，第二册，第242页。“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朕自幼好书，今年老，虽极匆忙时，必书几行字，一日亦未间断，是故犹未至于荒废。”参见清康熙撰：庭训格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36页。参考文献：1查慎行.查慎行集：第二册M.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2中华书局.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3.3陈敬璋.查慎行年谱M.汪茂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26.4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周劭,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22-82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作者简介：甄芸，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分校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书籍史、出版文化史。收稿日期：2023-01-11本文责编：李芳